1949年10月15日至11月中下旬，由于投机资本兴风作浪，新中国经历了第一次，同时也是最严重的一次物价暴涨风潮。就在这一年，陈云力挽狂澜上海滩，先平息了“银元风波”，又打胜了“棉纱之战”和“粮食之战”，三战皆捷，一举稳定了全国物价。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投机资本家兴风作浪上海滩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我党没收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僚资本，基本掌握了国家经济的命脉。然而，这时的中国经济已然是一个干疮百孔的烂摊子。1949年同1936年相比，重工业生产大约下降30%，农业生产大约下降25%。在国民党腐朽政府崩溃前的几年中，国统区的物价每年以几十倍、几百倍乃至成千上万倍的速度上涨。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更是不到一年几成废纸。由于敌人的分割，各解放区过去分散经营，各有货币，各管收支，各自供给，此时也增加了中央统一调度的难度。在这种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49年5月底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经周恩来推荐，毛泽东同意，任命陈云为该委员会主任。中财委的组建，标志着我党开始领导全国性的财经工作。
陈云受命后，立即赶赴北平搭起中财委的框架。同年7月，陈云受中央委托，前往上海进行调查研究，并召开了有5个大区（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领导干部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陈云到上海后，经过短时间的调查了解，初步摸清了上海的情况，主要是物资短缺，特别是粮食、棉花和煤炭，即“两白一黑”问题。陈云给大家分析说：在我们到上海以前，上海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从中也可窥见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腐败无能。1938年100法币可以买一头牛，到1941年能买一头猪，1943年只能买到一只鸡，1945年只能买到一条鱼，到1947年只能买一盒火柴了。上海人当时谈物价色变，说你刚刚准备买一包烟，口袋里掏出钱来就涨价了，于是马上买包火柴吧，后来连火柴都买不到了，贬值得非常惊人。那时老百姓对法币贬成一堆废纸是深恶痛绝的。所以，谁能够制止住通货膨胀，他们就相信谁。而在当时，党中央对能不能很快地制止住通货膨胀，也不是十分有把握。为此，在7月27日至8月15日召开的财经会议上，陈云确定了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彻底胜利和维持新解放区首先是大城市人民生活的方针，同时就统一财政经济、控制市场物价提出了措施和步骤。他首先测算了货币投放数量和物价上涨指数，需要调进多少物资，物价会上涨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可能稳定住等等，然后决定先从打击投机、稳定物价、抑制恶性通货膨胀人手。他指出，国家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纱布，是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主要手段；掌握粮食以稳住城市，掌握纱布以稳住农村，从而遏制投机资本家乘机兴风作浪。
稳定市场、控制物价工作，重点在大城市，首先是上海，因为它是资本家力量最雄厚的地方，又是投机倒把的老窝子。上海解放初期，一批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商趁经济混乱而兴风作浪。他们操纵重要物资，扰乱市场，掀起了三次物价暴涨风波，第一次是“银元风波”，第二次是“纱布涨价风”，第三次是“粮食抢购风”。对此，陈云在上海滩上连续发起“三大战役”，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给投机资本家甩了三个手榴弹，最后大获全胜。
陈云“三大战役”平定上海滩
“银元风波”。发行人民币，是实现经济统一的一个重要手段。解放军占领上海后，以1比10万的比例，用人民币收兑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但在收兑工作结束后，人民币并没有真正成为市场上的流通货币，取而代之的却是银元。原来，上海的投机资本家利用市民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物的心理，随意抬高银元对人民币的比价，并且纷纷用银元标价商品，拒收人民币，从而形成人民解放军能进城而人民币却“进”不了城的局面。一时间，他们囤积居奇、兴风作浪，造成市场动荡的局面。同时他们还嚣张地说：“共产党是军事100分，政治80分，财经打0分。”扬言要在经济上与我党进行较量。形势严峻。这一问题不解决，经济就不可能稳定，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问题就不能根本解决，新政权也必将受到严重威胁。对此，陈云详细分析后认为，上海流通的主要通货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此种情况是在平津解放及我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南京政府垮台之下造成的。他说：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经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平津）。过江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均是银元市场，给推广我币增加了困难。
在对形势做了认真的分析之后，1949年6月8日，陈云签发中财委致华东局、华中局电，命令采取强硬手段，查封证券大楼，严惩银元贩子；禁止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流通。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以稳定金融市场。这些措施包括：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包括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入民券；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券；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验资，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开放各解放区间的汇兑，以老区比较坚定的货币阵地，支持南方新占领的货币阵地。与此同时，华东财委和上海市政府先通过报纸、广播发表社论和领导人讲话，要求投机分子立即停止犯罪活动。在规劝无效的情况下，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军警力量，于上午10时查封了投机分子操纵银元市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在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相互配合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了，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
“棉纱之战”。银元之战后，资本家将投机从金融领域转向商品流通领域，从6月中旬到7月下旬的一个多月中，上海的投机资本趁国民党残敌对人民政权实行武装封锁、捣乱和一些地区遭受水灾、风灾之机，大肆操纵市场，以米价带头，棉纱跟进，带动物价全面上涨。当时上海米价猛涨4倍，纱价上涨1倍，影响波及整个华东和华北、中南等地，致使7月平均物价比6月上涨1.8倍。陈云7月17日抵达上海后立即采取措施：排除困难，大力组织运输，以调运物资进入上海，使上海的粮、煤库存迅速增加。同时，工商行政部门整顿了市场秩序，制定了新的市场管理办法。到7月下旬以后，物价涨势暂时趋缓。但是，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随着国家开始大量购买物资，从10月15日起，投机资本掀起了又一场物价大波动，致使物价涨潮从上海和天津向全国蔓延开来。一时间，币值大跌，物价飞涨。进入11月份，上海和天津的物价上涨更为猛烈。这次投机分子集中对准纱布，上海的棉纱价格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涨了3.8倍，棉布上涨了3.5倍。棉纱和棉布价格的上涨随即导致了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11月13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电报，分析了这次物价猛涨的原因，同时发布了12道密令，当晚即上报中央，经批准后迅速电发各地。11月25日，根据中财委命令，全国采取统一步骤，在上海、平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纱布。投机分子利令智昏，不惜借高利贷竞相购入。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陈云乘胜追击，紧接着出手三条狠追猛打的措施：第一，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第二，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第三，加紧征税。还规定税金不能迟缴，迟缴一天，就得罚应税金额的30%。至此，参与投机的私营钱庄短短几天便因大批贷款收不回来而遭到毁灭性打击，上海和全国的物价迅速稳定了下来。
“粮食之战”。解放初期的上海当时有550万人，每天需粮400万斤，缺口140万斤，是靠市民自己的储备米补充的。在1949年7月27日至8月15日的财经工作会议上，陈云指出：现在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超过一般商品的一倍或一倍以上，如大米比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猪肉、鸡蛋、胶鞋等的上涨指数平均超过一倍。粮食价格上涨，影响工业生产的成本，也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分析了上海在这种情况下所需粮食的数量，指出：维持上海的大米供应，每天至少需400万斤（550万人每人每月平均21斤半）。现在面粉比大米便宜，吃面的人较过去增加了一倍，市场上每天销出的面粉，估计可抵80万斤大米。另外，近来每天上市的大米约80万斤。还有我们每月配售及卖出的大米有30011万斤，每天100万斤。三者合计，每天约260万斤，尚差140万斤。不足部分，是靠上海市民在国民党占领时储备的“应变米”（指解放前上海市民为应付物价飞涨和突然事变而储备的大米）补充的。当然，市民自己储备的米并不多。将来粮食调剂得好，可以补救“应变米”的不足。上海米价最高时为7月18日，现在低些了。陈云又详细分析实际情况指出：常州至嘉兴一带的早稻较江南一般地区迟40天登场，但常州以西、芜湖以及皖北的早稻已经下来了，价格比上海低。如这些地区的早稻能运来，再隔40天，常州至嘉兴一带的早稻接上，粮食的供应就可以解决了。退一步讲，即使上述地区的粮食运不来，也有办法。现在准备从东北、华中、华东三个地区调来1.2亿斤粮食，9、10两个月各6000万斤。根据两个月来的配售与市场情况，每月6000万斤可以够用。华东地区不要禁止粮食运到上海来。听说皖北、常熟、无锡等地禁运粮食，如果确有这种情况，应该改变。华中对华东也不能封锁。各地一定要开放粮运，让它自由流通，以维持上海的供应。明年计划在常州、嘉兴一带集中6至8亿斤大米，随时应付上海之需。如果明年水灾严重，则以东北的粮食为后盾。12月12日，陈云又在中财委全国城市供应会上讲话，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的工作做了具体部署。会后不久，即开始从四川征集4亿斤大米接济上海，并要求华中、东北短期内运粮至上海，以备应急。在陈云的精心安排下，仅两个月的时间，上海周围即完成了“三道防线”的布置。第一线，千方百计组织上海周边地区如无锡、苏州、镇江等地的粮食抢运到上海储备；第二线，从东北和华东各省购买部分粮食储存在上海的邻近地区以备急用；第三线，从西南地区，如从四川省抢运粮食，沿长江顺流而下，运到上海。这样，就使原本只有1亿斤的粮食储备增为8亿多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同时，平津及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而投机资本以为国家粮食不足，又想搞“小动作”，当然只能是自食恶果。
通过三次较量，上海的资本家认输了：“共产党里面有理财的高手，了不得呀！”这充分显露出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抓财经工作的智慧和胆略。对这三次较量的胜利，毛泽东给出了极高评价，指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的胜利”。而这三次较量的胜利，也为这时候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为在全国统一金融、统一财政、统一物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陈云的“三大战役”，首先极大地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向全世界表明共产党军事上能打100分，经济上也同样能打100分。其次克服了全国经济混乱的局面，稳定了形势，对于新中国经济的恢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三向全世界提供了物价工作管理的成功经验。西方的经济学家说：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中国最有经验，有很成功的经验，我们是要向你们学习的。对此，陈云当推首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