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空军发展史上，曹里怀将军是一个不应被忘记的人物。他1956年6月任空军副司令员，长达26年之久。1969年，他兼任航空工业领导小组组长，1971年9月至1973年5月兼任空军五人小组组长。曹里怀长期负责空军武器装备工作，使空军装备的科学研究、定型生产和国产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他先后负责组织“强5”、“轰5”、“歼6”、“歼8”等型号战斗机的试飞定型等工作，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第一架自己设计制造的超音速飞机强5飞机试飞的讨论和在对空军新机型歼8是否试飞的长期争论中，曹里怀果断“拍板”，结束了争论，为空军装备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革命战争年代战功卓著
曹里怀，原名曹李槐，1909年11月15日出生于湖南省资兴县北乡区下洞村一个贫农家庭里。1928年春参加湘南起义，同年5月在井冈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十二团二营技术书记。1929年1月后，任红四军军部秘书处文书、红四军二纵队连党代表、红三军军部参谋、红三军七师作战科科长、师参谋长、代理师长和少共国际师师长、红五军团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曹里怀作为参谋长协助军团长董振堂、军团政委李卓然指挥红五军团担负后卫，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突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曹里怀调至红四方面军任一局局长。1936年2月，在道孚喇嘛寺因向一方面军未能北上的干部透露了中央屡令南下红军北上抗日消息，曹里怀被张国焘诬为泄露军事机密，险些被杀。幸被朱德解救，改作开除党籍、调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当教员的处理。不久，因广大学员反映他教学有方，曹里怀才得以恢复党籍，并调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任科长。1936年10月随部队到达延安，任抗大第四队、第六队队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曹里怀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参谋处副处长、处长、留守兵团参谋长，协助司令员萧劲光指挥部队固守黄河西岸千里防线，保卫陕甘宁边区。1943年5月，曹里怀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同年8月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1945年4月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1945年8月，曹里怀奉命率干余干部赶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长春卫戍区司令员、长春军分区司令员。在首次攻克长春的战斗中，曹里怀任东北纵队司令员，率部同西南纵队、东南纵队分进合击，浴血奋战，一举攻克长春。1946年6月后，曹里怀任吉林军区司令员、吉黑纵队司令员、独立三师师长、东北野战军六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8年9月后，时任三十八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的曹里怀参加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协助军长李天佑、政委梁必业指挥S个师兵力担负主攻任务。
辽沈战役后，曹里怀随东北野战军入关。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颁发《关于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曹里怀所在的东北野战军一纵改成为军，他由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改为38军副军长兼参谋长。1949年1月初，38军奉命攻打天津，以5个师的兵力，部署在主攻方向上。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我人民解放军全歼天津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俘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解放天津市。
7月中旬，曹里怀组织指挥了宜（昌）当（阳）战役。之后，曹里怀奉命率部配合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9月下旬，曹里怀率部进驻湘西，执行剿匪任务。新中国建立后，曹里怀指挥部队在湘西围歼大庸之敌，解放了大庸、桑植两县城，兼任刚成立的湘西军区司令员。接着，他率部配合二野三兵团开展历时40天的川东追击战，日夜长途奔袭，从湘西一直打到重庆。然后乘船沿长江返回湘西，继续执行剿除匪患和建立地方政权的任务。经过14个月的艰苦奋斗，将湘西22县土匪基本肃清，建立了各级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从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湘西作为其负隅顽抗的“反共游击基地”的梦想。
1951年4月，曹里怀率军参加抗美援朝。6月19日，曹里怀率部抵临津江东岸，在天德山、夜月山等地阻击敌人165天，打败了号称“王牌”的美骑一师等部，为粉碎美军的秋季攻势作出了重大贡献，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勋章。
曹里怀与空军首部条令教材
1952年初，入朝部队轮战休整时，曹里怀患十二指肠溃疡，回国休养。在休养期间，毛泽东接见了他，他向毛主席汇报了朝鲜战场的情况。病愈后，1952年4月，中央军委任命曹里怀为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1955年5月，全国各大军区重新划分，中南军区空军改为广州军区空军，曹里怀任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1956年6月，曹里怀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广州军区空军军事训练部部长。1957年9月，曹里怀不再兼任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于1949年11月正式建立。曹里怀刚调空军工作时，空军尚处在创建时期，百事待举，工作难度很大。他在空军担任领导工作30年，经历着人民空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渐成长壮大的过程。
空军创建初期，用以指导技术训练和技术业务工作的依据，主要是翻译过来的苏联空军的一些条令、条例和教程、大纲。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叶剑英写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上批示：“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同年，军委扩大会议作出决议：“在一两年内编写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遵照这些指示，空军党委把编写条令教材作为一件大事来抓，1959年1月16日发出《关于编写条令条例和修改规章制度的指示》，成立空军党委条令编审委员会，分工由曹里怀主抓这项工作。
1959年5月，编写工作开始启动。11月，为了加强领导力量，空军党委决定由空军党委书记、司令员刘亚楼和副司令员曹里怀、常乾坤3人组成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由刘亚楼任组长。小组成员全年用一半以上时间专门主持编审工作。1960年5月，又确定增加副司令员刘震、谭家述两人为编审小组成员。至此，空军党委5名常委领导同一项工作。编审小组成立后，对编审工作抓得很紧。随着编写条令教材数量的增加，编写入员也不断充实，最多时达1112人，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编写队伍。编写工作至1965年8月告一段落。共编写完成306本，其中包括条令、条例、教令55本；操典、大纲、教范57本；战术教程、教科书、战例24本；技术原理教程、教科书153本；政文教材10本；其他7本。从内容看，有6个使用层次，即国家、军队、空军、兵种、兵器、专业；4个业务系统，即军事、政治、航空工程、后勤；34种专业和业务。
编写工作历时6年零7个月。加上军委、总部颁发的条令教材以及原有适用的教科书、讲义，初步形成了一个性质区分清楚、内容完整衔接、相互关系明确的空军条令教材体系。这套条令教材颁发后。空军部队、院校、机关都立即组织贯彻执行，极大地推动了空军的正规化建设。 曹里怀与中国第一架强5战机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空军武器装备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装备的科学研究、定型生产和国产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曹里怀长期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突出贡献。
1962年1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由研究、生产、使用部门的16名成员组成，曹里怀担任主任委员。航定委通过由研制生产单位和使用部门组成的专业技术鉴定小组，负责具体实鉴定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航空产品定型工作受到了严重破坏。1973年1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重新成立航空产品定型委员会，并确定了新的成员，主任委员仍由曹里怀担任。
曹里怀主持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遵照“使用、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方针，先后对21种飞机、11种发动机和各型降落伞、螺旋桨、雷达、电子、火控等设备组织了试验、试用和鉴定，进行了设计和生产定型。使歼6、歼7、强5、轰5、轰6等15种飞机和红旗f号、2号、2甲地空导弹转入成批生产并装备部队。
强击机，是当时世界所有空中强国所拥有的最值得骄傲的威慑武器之一。1958年3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一机部四局（原航空工业局）召开的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空军迫切需要一种比较先进的强击机。面对空军的需求和建议，四局在制造歼击机的基础上，产生了自己研制强击机的愿望，并由此踏上了自行设计的道路。
在强5的制造过程中，曹里怀给予了大力支持。南昌飞机制造厂生产的强5飞机主要性能是擅长超低空飞行，投弹轰炸命中率高，其飞行速度又使步兵的高射武器难以对付。因此，强5的试制难点也在于超低空飞行。为了攻克这一难关，总设计师陆孝彭动了很多心思。一次，曹里怀和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孙志远来到飞机制造厂检查工作。陆孝彭沉重地说：“首长，试验失败了，我感到很痛心。”曹里怀勉励他说：“现在不是痛心的时候，而是需要信心和恒心！失败了，能吸取教训就好！”“听说你们搞强击机，空军指战员都很高兴。我们大力支持你，免费拨给工厂两架飞机成件，继续做试验！”1965年初，在陆孝彭主持下，三架飞机试造完工，得到了满意的结果。在陆续完成了一系列地面试验，强5飞机02号在工厂的跑道上进行了首次滑行。
下一个项目是进行飞机的飞行试验：经过与空军研究决定，将强5飞机的首次试飞任务改在南昌西南100多千米处的樟树空军某基地进行。中国第一架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超音速飞机一一强5飞机就要进行试飞了。1965年5月1日，强5飞机02号运抵樟树基地，开始准备令人期盼已久的首次飞行。根据试飞工作需要，空军派出了商宗尧和拓凤鸣两名飞行员，并任命某高级飞行训练学校的参谋长邸字善担任首飞指挥员。试飞进入现场准备阶段之后，小雨持续不断，各项准备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按照计划，强5飞机在首飞前要进行预起飞。预起飞指的是飞机在跑道上高速滑行过程中，机轮在短时间内离开地面，然后立即着陆，目的是考察飞机的留空状态。然而当时樟树空军基地的跑道长度难以满足强5飞机预起飞的要求，利用米格-15比斯型飞机进行预起飞试验并不理想。因此，在是否必须进行预起飞的问题上，各方意见不一，前后讨论了一个月也难以做出决定。这时，曹里怀和三机部副部长刘鼎亲临樟树基地。在了解了研制人员有关计算、试验的结果之后，又听取了飞行员在高速滑行状态下的意见，接着观看了米格-15飞机的预起飞试验。在反复考虑和权衡下，曹里怀最后拍板决定：取消预起飞，直接上天。
1965年6月4日，细雨霏霏，机场跑道非常湿滑。一颗绿色信号弹穿过蒙蒙细雨，带着燃烧的烟雾。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圆弧后向下坠落。承担首飞任务的试飞员拓凤鸣在绵绵小雨中起动了发动机，强5飞机在轰鸣声中滑行到起飞线前。随着邸宝善在指挥塔里下达“同意起飞”命令，强5飞机开始徐徐滑动，开始加速。当高速滑行到跑道中段时，强5飞机拔地而起。接着，强5飞机迅速拉起爬升，转眼间升入云空。强5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圈后，开始降低高度，最后平稳地停在了起飞线旁。走下飞机的试飞员与设计师紧紧拥抱，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现场的所有人都欣喜若狂，振臂欢呼强5飞机首飞成功！
在首飞之后的三个月，来自空军的试飞员对这种新型战机的各种性能指标进行了反复的试飞，之后，他们得出了结论，这种飞机性能太差，根本无法装备部队。但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曹里怀却对飞机有着非常大的兴趣，坚持不放弃强5。1965年底，曹里怀主持航空产品定型委员会召开会议，得出结论：强5型飞机的设计是成功的，性能基本上是好的，同意强5飞机初步定型，并立即投入小批试生产。1966年春，陆孝彭、拓凤鸣等奉命随强5飞机进京做汇报表演，接受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检阅。邓小平总书记也曾亲临试验基地视察。1968年至1969年，根据空军在使用中发现的问题，强5飞机进行了多方面的改进。
1968年，强5转到空军强击机某师试飞低空性能和空地打靶，取得优良成绩。该师写报告给空军司令部要求装备强5飞机，空军同意进入成批生产。此后，各种型号的强5飞机装备空军、海军近700架，成为人民空军的主力机种。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西线战场，越军凭借崇山峻岭，构筑了三道坚固的防线，每道防线暗堡林立，壕堑重重，火力凶猛，可谓固若金汤。步兵发动数次进攻，根本攻不上去。军委领导及时把全军的强5飞机调到云南，隐蔽在山谷里。一天早晨，几百架强5机突然起飞，遮天蔽日万弹齐发。面对闪电般超低空飞行的强5，敌军阵地上的高射武器束手无策，三道坚固的防线顿时被突破。我军步兵乘势发动攻击，捷报频传。事后，参战部队指战员说到强5，总是翘起大拇指夸赞：“强5机，了不起！”改革开放以来，强5机作为出口产品已外销不少亚非友好国家，为国创汇。 强5飞机的研制与发展，先后创造了我国航空史上的多个“第一”：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超音速喷气式飞机；我国第一种出口创汇的机种，远销亚非国家；我国第一种以实物参加巴黎航展的飞机，并被誉为“亚洲明星”。时至今日，强5系列飞机仍然装备于我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在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历程中书写了重要篇章，曾经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这一最高荣誉。强5飞机从迫切需要到濒临夭折，从艰苦试制到首飞成功，从优化设计到首批生产，从改进改型到批量出口，走过了一条艰辛坎坷的发展之路；并由此形成了“自强自立，求实创新，百折不挠，团结奋进，献身航空，勇攀高峰”的强5精神。在回顾强5飞机的发展历程时，我们不应忘记曹里怀这位功勋将军。
曹里怀与中国第一架高空高速歼8歼击机
1958年，我国开始了“东风”107歼击机和“东风”113高速歼击机的自行设计。这两种飞机后来都遭到了中途夭折的命运。经过几年的认真准备和反复酝酿，航空工业拉开了研制新型高空高速歼击机的序幕。1964年5月，航空研究院在新机改进改型方案会议上提出，要在米格-21的基础上，设计一种性能更好的歼击机。同年10月，新型歼击机开始方案论证。在论证会上，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提出了飞机装单台发动机和双台发动机两种方案。前者是全新研制的大推力发动机的方案，后者是采用成熟发动机（涡喷7甲）进行改型试制的方案。在航空研究院院长唐延杰主持下，会议确定采用双台发动机方案。这个正确的选择，稳妥、可靠，有一定的技术基础，是歼8飞机能够研制成功的前提。1965年4月20曰，国防工办、国防科委邀请曹里怀、钱学森、张劲夫、刘道生等人，征求对歼8飞机设计方案的意见。5月17日，总参谋长罗瑞卿批准了新歼击机的战术技术指标和研制任务，并将飞机命名为歼8。歼8的主要研制工作由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和沈阳飞机厂承担。从此，歼8开始长达15年的风风雨雨研制历程。
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月风暴”和武斗、夺权风的冲击下，工厂的生产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生产线上生产几乎停顿。广大科技人员、工人甚至冒着人身危险上班。即使在武斗最激烈的七、八月份，歼8研制工作也没有停顿。1968年7月，首批两架歼8飞机完成总装。当时还没有总师负责制，结果大家在弹射救生、平尾效率等23个问题上长期争执，歼8迟迟不能试飞。
为了处理存在的问题，曹里怀于1969年6月29日亲自到沈阳，听取厂、所有关歼8研制情况汇报，分别找设计、维护和试飞等人员开座谈会，听取大家意见，研究解决办法
7月4日，曹里怀召开最后一次试飞研究会议。曹里怀问试飞办公室：“你们办公室对‘歼八’是怎么看的？”办公室负责人汇报了“四月会议”以来所做的主要验证结果，最后十分肯定地向曹里怀表示：“根据目前情况，‘歼8’上天是有把握的！”其他人员也谈了些意见和不同看法。曹里怀听后未作声，在室内走来走去地在思考着。会议室内鸦雀无声，静得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过了一会，曹里怀表态说：“这次常副司令让我来现场看看，连一个机关的人都没有带，看了、听了‘歼8’的研制情况，和在北京听到的完全不一样。我也给‘歼8’泼过冷水，但现在我相信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明天上天，出了问题我负责！”话后，曹里怀还指示办公室人员回去后，马上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喜电稿。
7月5日一早，曹里怀来到112厂，会见了试飞员尹玉焕、指挥员苏国华，并询问了准备情况。试飞前准备一切就绪。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政委曾绍山、副司令员萧全夫、沈空司令员王毓淮、副司令员邹炎以及辽宁省、沈阳市领导等到场观看。9点半，飞机进行高速抬前轮滑跑结果正常，曹里怀随即下达上天命令。只见歼8平稳地离开跑道，金色的阳光映照在灰白色的机身上，闪闪发光飞机爬升至3000米，在机场上空盘旋，试飞员报告：“飞行正常”。指挥员下令着陆，飞机在跑道上滑跑了不长的一段后就上了滑行道，安全着陆。这时，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歼8’首飞成功了！‘歼8’首飞成功了！”人们在欢呼、跳跃、握手、拥抱、流泪……试飞证明，“歼8”有良好的起飞着陆性能，着陆滑跑距离比“歼7”还短。原来一些人说“歼8”飞不起来，就是飞起来也下不来，为此还移了铁路、加长了跑道，准备使用拦阻网。
曹里怀异常兴奋，命令试飞办公室：“快向北京发电报，快向毛主席报喜！”电文写到：“……我自行设计、试制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飞机于1969年7月5日上午在沈阳首次上天试飞。歼8飞机研制过程中，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干部，遵循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三结合’的伟大教导，在亲人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群策群力，大力协同，克服重重困难，解决了一系列新问题，保证了这次试飞的成功……。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谨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报喜！”试飞结束后，曹里怀和沈阳军区陈锡联司令员等领导一起接见了试飞员和机组人员。他代表空军党委、空军部队全体指战员，祝贺歼8首飞成功，并向参加歼8研制工作的工人、设计人员和干部致敬。
航空界的专家后来在谈到歼8时，总是不忘曹里怀在主持歼8飞机试飞的关键时刻的果断决策。他们感叹：如果不是空军副司令曹里怀拍板，歼8试飞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然而在那样的年代里，歼8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一样多舛而曲折。直到1979年12月31日，经过长达14年时间累计试飞1025个起落，663个飞行小时，完成定型试飞大纲规定科目和其它试验项目，主要飞行性能指标达到原设计要求；航空产品定型委员会才同意歼8飞机设计定型。1980年3月2日，徐向前、王震、耿飚、杨得志等在南苑观看歼8飞行表演。徐向前元帅勉励大家：“祝贺你们研制成功！”之后，张爱萍等召开会议，曹里怀在会议上做了关于歼8飞机设计定型审查情况的报告。1980年3月3日，国家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正式予以批准，歼8飞机正式设计定型。1985年，歼8型和歼8I（全天候）型飞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曹里怀为空军的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30年，任空军副司令员26年。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指定他为空军五人小组组长，临时主持空军工作。1982年11月，他响应党的号召，退出空军领导班子，居于二线，按大军区正职待遇。退居二线后，曹里怀仍然关心着部队的工作和国家的改革建设，努力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余热。他几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1986年5月，他已77岁高龄，应邀到战斗过的湘西吉首、永顺、大庸、花垣等县市参加当地苗族节。他对这些仍未摆脱贫困的地区进行了深入调查，写了一篇《应给贫困地区创造更多的优惠条件》的调查报告，刊登在中顾委《通讯》第185期上，向党中央反映了情况，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还担任着空军青年工作顾问、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委、红一方面军军史编委。
曹里怀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先后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勋章、二级朝鲜国旗勋章。他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8年5月19日，曹里怀因病逝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