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伯承元帅右眼致残，传说很多。南昌起义后，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与贺龙秘密取道香港，辗转到了上海。当时，社会上就有刘伯承的眼睛是被自己儿子打瞎的传闻。其实，这是国民党特务制造的谣言。
详细得知刘伯承右眼负伤究于何时，到底被谁所伤，还是我在参加《刘伯承传》编写组之后。那还是军委办公厅组建《刘伯承传》编写组时，刘帅的夫人汪荣华让刘帅的老参谋长李达上将（时任军委顾问）推荐入选，李达上将推荐了我。于是，我有幸成为编写组成员之一，分工收集刘帅青少年时代的资料和撰写工作，其中当然包括刘帅右眼负伤之事。此后，我便经常到刘帅家，向汪荣华同志请示、汇报收集资料的情况。
1981年军委办公厅将编写组转交军事学院，我被留下协助李达顾问撰写刘邓大军（第二野战军）的回忆录。由于仍然要写刘帅，李达顾问也曾带我去看望过刘帅和汪荣华同志，核实一些历史情况。原第二野战军的老同志杨国宇、陈斐琴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约，编辑《刘伯承回忆录》一书，也约我写了《青少年时代勤奋学习二三事》_文。该书于1981年出版后，出版社给我寄来一本样书。我研读时，发现书中的一篇文章写道：刘伯承“在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他的脑顶打入，从眼窝飞出，致残右眼”。除这篇文章外，此前关于刘帅头顶和右眼负伤的原因，许多刘帅的老部下写的回忆文稿也说是一颗子弹所致。
因我曾经当过一段儿射击教员，对弹道学略有了解，所以对这种说法有些怀疑，便画了几张不同弹道的负伤场景草图，反复琢磨，觉得“一颗子弹”的说法似乎不够准确。
刘帅头顶和右眼负伤的时间是1916年3月20日。历史背景是，袁世凯于1915年12月悍然称帝，孙中山派遣中华革命觉人到各省组织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蔡锷于12月25日在云南首义，组成护国军，北进四川。刘伯承1914年在上海参加中华革命党，于1915年12月潜回四川，与党人组建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在长江沿线打游击，以策应北上的云南护国军。1916年3月20日，刘伯承率部攻打丰都城时，被敌军从城门上射来的子弹打中了右眼，头顶也负了伤。
由于刘伯承是在第一线指挥攻城，所以可能发生几种情况：第一，假设是敌军 从城门上直接射出的子弹，弹道接近直线，会出现三种情况：一、如刘伯承是卧姿，头朝城门，则弹着点是头顶，但只能是穿过大脑、颈部进入胸腔，或穿过大脑从下颌部穿出，而不可能从右眼穿出；二、如为立姿，面朝城门，子弹就只能从右眼打人，而不可能从头顶穿出；三、如弹着点在头顶，则只能是擦头皮而过，子弹不可能掉转方向从右眼穿出。在前两种情况下都会伤及大脑。第二，假设是从城门上打出的飞弹，其弹道是弧度较大、下垂的抛物线，飞弹从头顶打人后，是以竖向或从颈后穿出，或穿入胸腔，而不可能从右眼穿出；即使刘伯承背朝城门，飞弹从头顶打入后也不可能从右眼穿出。第三，如果刘伯承是侧身指挥，直射的子弹是可以从右太阳穴射入的，但只能横穿头部，从左太阳穴或左耳部穿出，而不可能从右眼穿出。第四，如刘伯承是面朝侧后方，则子弹是可能从右太阳穴打入，从右眼穿出，也不会伤及大脑。但头顶的伤就只能是另外一颗子弹所致。
总之，刘伯承头顶伤的位置是在中央，如以此点连接右眼，画一条弹道的话，无论如何子弹都会伤及大脑。而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也可以证明子弹并未伤及大脑。 记得在我收集的资料中，曾说到刘伯承率部攻打丰都城时，他是在部队前方匍匐前进的，当看见侧后一名战士匍匐的姿势过高时，他大声呼喊，让其注意隐蔽。见这名战士没有听到，刘伯承就站了起来，再次向其高喊。因之，我推断，就在刘帅侧向身后的过程中，城门之敌趁机朝他扫射，一颗子弹从头皮擦过，另一颗子弹从太阳穴打入，从右眼穿出。
如果我的推断是正确的，那么，刘伯承头顶的伤痕应是从前至后的条状，头盖骨也不可能留下子弹穿孔；而右太阳穴则是应该有穿孔的。反之，如果子弹是从头顶打入的，伤痕就应该是点状。
于是，我向陈斐琴同志谈了上述想法，他也觉得应该是两颗子弹。之后，我又报告了李达顾问，他指示说：因刘帅现在不能说话了，必须摸一摸刘帅的头部，才能最后确定。遵此，我和陈老来到刘帅驻地，向汪荣华同志作了汇报。她觉得很有道理，并高兴地说，刘老的头顶刚刚长出些黑黑的毛发，有_天早晨还曾呼喊她的名字。说罢，便陪我们来到刘帅的卧室，向值班医生讲明了情况。经与医生仔细摸按，发现刘帅的头顶很硬，没有穿孔的痕迹，伤痕也是条状的；而右太阳穴则很软，手指可以按得较深，显然是弹孔的穿痕。这样，就证实了刘帅头顶伤和眼伤当是被敌人的两颗子弹所同时击中的。
此后，杨国宇和陈斐琴在以后所编辑的丛书中，凡有关刘帅头顶和右眼负伤的文章，都采用了“两颗子弹”一说。
在军事学院《刘伯承传》编写组撰写的《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1月版）中也采用了两颗子弹说：“就在率部众攻打城门时，刘伯承头部连中两弹，一弹擦伤颅顶，另一弹从右边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他昏倒在血泊之中。”
《刘伯承传》的后记中写了这样一句话：“谢武申也参加过编写工作，对本书的撰写作出了贡献。”些许绵薄，承蒙不忘，我铭感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