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国将领中，曾思玉堪称是最长寿的中将之一。2010年3月17日，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曾老在大连黑石礁红星村家中简朴地度过了100岁生日。站在妻子洪林的遗像前，老人用颤抖的双手向已故的爱妻敬上一杯情意浓浓的茅台酒。如烟往事伴着棉棉醇香，飘浮在老将军的眼前……
肖华做媒“派克”结缘
1940年的一天，鲁西军区政委肖华一脸神密地问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思玉：“老曾，你都30岁了还没有目标吗？”他见曾思玉一头雾水，便进一步挑明道：“身边不就有合适的吗，你对鲁西‘一枝花’印象如何？”
肖华说的“一枝花”，指的是中共鲁西区委妇女委员会副书记兼鲁西妇救会副会长洪林。她年方十九，识文断字，风华正茂，成为许多人瞩目的目标，可洪林却正颜厉色地向追求者们公开宣布：“谁也甭想打我的歪主意，本人是独身主义者！”曾思玉听说肖华要给他介绍洪林，连连摆手道：“不成，不成，她是一枝好看不好摘的带刺玫瑰，搞不成连同志关系都不好处了。”肖华见曾思玉如此紧张，不禁朗声大笑起来：“老曾啊，你瞧我的，这事准给你办成！”
秋天，杨勇司令员和肖华政委赴山东分局汇报工作，与出席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的100多名鲁西地方干部同路。他们都骑着战马，肖华与洪林并骑而行。一路上，肖华多次谈起曾思玉，开始还转弯抹角，后来，干脆直接问洪林对老曾的印象如何？
洪林越听越不对劲，终于明白了，肖1政委在保媒呢！她冷下脸来：“肖政委，您知道我是不嫁人的，不要再和我说这种事！”肖华打了一阵哈哈，话题又回到曾思玉身上：“这个同志是长征干部，有文化，会做政治工作，性格纯朴敦厚……”
洪林和曾思玉有过接触，“他好象是江西人，口音怪怪的，说话我听不懂。”洪林搜索各种推辞的理由，“肖政委，你总不能让我和一个语言不通的人生活在一起吧！”“语言不通是因为接触少嘛。“肖华说，“江西人和山东人谁没有口音呢？接触常了，就听习惯了嘛！”肖华和洪林一路同行了半个多月，洪林架不住肖华反复做工作，心终于活了，她答应“可以考虑考虑。”“好，我等着你的回音。”肖华兴高采烈地走了，回去就向曾思玉报喜。
可是，等了两个多月，没见洪林回音。
一天，鲁西军区和鲁西区委召开军地干部联席会议，肖华有意安排曾思玉挨着洪林坐。洪林使用的是一支自制的简易钢笔，写着写着就没水了。肖华给曾思玉丢个眼色，曾思玉恰到好处地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支派克钢笔，递给洪林，“这是我打仗缴获的，你拿着用吧！”洪林不好不接，可接下后，心里又有些后悔。
曾思玉满心欢喜，散会了，他正想和洪林再说几句热乎话，不料，洪林把笔还到他手上，不亢不卑地说了声“谢谢”，转身走了。曾思玉怔在那里，肖华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道：“老曾，不要灰心啊。”他灵机一动，“哎，你不是会刻字吗？何不把她的名字刻在笔上，看她要不要！”“赠洪林同志”五个宋体字，被曾思玉工工整整地刻在派克笔上。可是，笔怎么个送法，又成了难题，万一人家不肯收下，岂不难堪？还是肖华有办法：“请段君毅同志代转。”段君毅是鲁西区委副书记兼行署主任，是洪林的老领导，洪林像尊重父亲一样地尊重他。段君毅出面做工作，洪林只好把笔收下了，但对曾思玉这个人，洪林说：“还得考虑考虑。”
又过了两个多月，段君毅催了：“洪林啊，你和曾思玉同志的事，我看考虑得可以了吧！”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洪林对曾思玉已经产生了许多好感，这一回，她比较顺从，脸上露出羞涩的笑容，喃喃地说：“老领导，我听你的。”“好啊，”段君毅高兴得一拍大腿，”我看事不宜迟，喜事儿今晚就办！”这一天是1940年12月31日。晚上，在鲁西南行署救亡室里，由证婚人段君毅掏钱，买了两斤花生米，为曾思玉和洪林举行了一个非常简朴的婚礼。遗憾的是，大媒人肖华因为正在南边作战，没能出席这个他一直盼望的婚礼。
翌日，1941年元旦。天刚放亮，曾思玉就告别新娘，率部南下作战去了。当晚，鲁西行署举行元旦会餐，段君毅才当众宣布，洪林已与曾思玉结婚！他提议：“大家以水代酒，为新娘新郎新婚贺喜，干杯！”
战火中的分娩
曾思玉夫妇共有7个子女，其中4个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大女儿是在反“扫荡”的转移途中出生的。那是1942年春天，日军向鲁西地区进行疯狂的大“扫荡”。一天中午，大约一千多鬼子，两干多伪军突然扑向八路军343旅所在地陈庄，敌人来势汹汹，企图一举全歼八路军主力。曾思玉带领一个团在村头阻击敌人，掩护机关和后勤人员转移。此时，洪林即将临产，已住进卫生所。护士焦急地去找卫生科长：“洪林不能走，如转移她随时有可能死在路上！”科长一听火了：“走可能死，不走更得死，如果你不愿意叫她当俘虏，就赶快随部队转移！”
情况万分紧急，找不到一副担架，护士梁九振只好搀着洪林跟着部队走。部队是急行军，一口气走了40多里，傍晚时分才脱离了险境。此时，洪林已是大汗淋淋，气喘咻咻，血水顺着裤管流下来，一进村子，就昏死过去，不多时，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
洪林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于解放战争初期。1946年11月，国民党傅作义部攻打张家口，洪林随一纵家属队南撤。出发前的两个小时，她的三女儿降生了。杨得志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特派了一辆骡车，拉上她们母女二人，并派警卫员小黄护送。
转移的第二天，遇上一股土匪武装，家属队被打散了。洪林和小黄，冒着刺骨的寒风，涉过大沙河，钻进山沟里躲藏。由于寒冷和劳累，小黄患了重感冒，无药医治而死亡。洪林万分悲痛，她找到一个村子，卖掉了骡车，换了一口棺材。在天寒地冻的野外，她背着刚落生的孩子，一个人挖坑刨土，把小黄安葬了，还在他的坟前立了一块碑。战争环境，磨练了洪林不怕任何困难，百折不挠的刚强性格。
曾思玉在前方指挥作战，妻子洪林在撤退途中丢失，急坏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他派人四处寻找，终于在岳阳一带，找到了颠沛流离的母女二人，把她们接到军区住地浮萍县。
19年后，曾思玉的三女儿到北京见到了聂伯伯，聂帅笑呵呵地说：“丫头，咱们曾经见过面呐！”
“见过面，什么时候？”她怎么也想不起来。
聂帅哈哈大笑，“在你还没满月的时候啊！”
她把团政委关了禁闭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一天晚上，曾思玉问妻子：“和美国人这一仗你去不去打？”洪林干脆地回答：“我是军人，当然要去，不去就是怕死鬼！”洪林4岁父亲去世，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逐渐养成了刚毅顽强的性格。同曾思玉结婚后，一直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曾思玉既喜欢又敬佩洪林这种性格，可是他还是劝告说：“咱俩去一个就行了，你是4个孩子的妈妈了，还是留下照顾孩子吧，再说，家属队的工作也离不开你啊。”
洪林斩钉截铁地说：“孩子小的交给姥姥带，大的送学校和幼儿园！”当时，洪林任19兵团家属队政委，她不愿管家属队那些婆婆妈妈的事，还想像从前那样去领兵打仗。
1951年1月，时任军长的曾思玉携洪林，夫妻双双入朝作战。曾思玉参加了第五次战役，洪林则在军部留守处担任政委。3月，洪林组织一个担架团随部队出发，一千多名担架队员都是民工，只有团长、政委是军人。他们一进入新义州封锁区，就遭到100多架敌机的狂轰滥炸。担架团被打散了，政委只身一人逃了回来。洪林火了，下令把他关禁闭。
这个政委是个老资格，根本没把洪林放在眼里。他怒气冲冲地拍着胸脯，跳着高的骂道：“老子也是个团级干部，挨过的枪子比你生的孩子还多，你一个娘们敢关老子的禁闭？”
洪林拍案而起，拔出枪来拍在桌子上：“你就是师级干部也不行！像你这样，在旧军队早就砍头了！共产党的军队是讲纪律的，现在，没把你送上军事法庭，已经对你够客气的了！”
洪林几句话，就把这位团政委给震住了，他老老实实地作了检讨，乖乖地到禁闭室反省去了。后来，这件事儿在朝鲜战场上传开了，甚至还传到了一些高层领导人的耳朵里，人们由此知道曾军长的夫人是个“穆桂英”式的巾帼女杰！
毛主席对曾思玉说：“她当穆桂英，你当杨宗保”
1967年7月30日凌晨，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家床头的电话响起了急促的铃声。“曾思玉同志吗？”话筒里传来周总理的声音，“我已经派飞机去沈阳接你了，你马上到北京，接受去武汉的紧急任务。”
曾思玉穿上军装匆匆往外走，连早饭都顾不得吃。洪林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曾思玉回答：“现在武汉的形势很混乱．总理叫我进京，估计是和稳定局势有关。”
不久，洪林从收音机里听到曾思玉就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消息。一年后，洪林随家迁往武汉，她在当时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担任组织组副组长职务。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毛主席每年都要到武汉来几次，每次都喜欢住东湖宾馆。他说，东湖比西湖好，这里有长江，夏天可以游泳。曾思玉的家住在水果湖武汉军区院内，每次毛主席到武汉，曾思玉都不在家住，或住在作战值班室，或住在临近东湖宾馆的招待所里，以便主席随叫随到。
曾思玉和毛主席接触多了，谈话比其他人更随便自然。一次，毛主席对曾思玉说：“我来东湖主要是休息，看看书，不想打扰你们。你们白天工作，晚上回家，陪家里人而不是陪我。不然，她们会有意见的。”主席点燃一支烟，诙谐地对曾思玉说：“我很早就听说你家中有个‘穆桂英’啊！”
曾思玉一怔，想不到妻子的事儿竟然在毛主席脑子里都挂了号！他乐呵呵地说：“主席真会开玩笑，我那位只不过是个普通妇女干部。”
“妇女能顶半边天啊。”毛主席笑容满面地打着手势，“她当穆桂英，你当扬宗保，打起仗来，夫妻同上阵，我们是最善于打人民战争的呀！”
曾老告诉笔者，毛主席曾经表示过，有空儿要见见洪林。但后来局势紧张，主席忙于国家大事，一直没有机会。直到主席逝世，洪林也没有和主席见上一面，这真是一个终生遗憾！
相濡以沫的模范夫妇
一对夫妻，同舟共渡60多年风风雨雨，俩人之间没红过一回脸，没吵过一次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曾老对此只淡淡地说了一句：“相互尊敬理解嘛。”一语道出了一个既朴实又深刻的道理。
洪林生前曾与笔者谈过，在战争年代，她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从不向丈夫诉苦，更不拖丈夫的后腿。每逢曾思玉从前方回来，她都给丈夫讲鼓励的话，她从小受当兵出身的外祖父影响，听过许多古书和兵法典故，她帮曾思玉出谋划策，常常能说到点子上，因此，曾思玉对妻子格外敬重。
他们也有过矛盾和误会。1949年，19兵团进驻西安，曾思玉把母亲接进城里住。一天，老太太突然对曾思玉说要回江西老家去，还说若不是你两个弟弟叫国民党枪毙了，我无依无靠的，才不会到你这来住呢。说着说着便委屈地哭了起来。 原来，19兵团进城后第一次发月薪，曾思玉发了5元，洪林发了2元。洪林把2元钱交了党费，把5元钱给了老太太，自己分文未留。可是，老太太上街买糖，把钱一次全花光了。小贩子们听说这位老太太的儿子是个军长，便把她团团围住，要她买他们的东西。老太太爱面子，认为媳妇不给她钱花，让她丢人现眼。当洪林把这件事和老太太解释清楚后，老太太破涕为笑，说她有个好媳妇。从此婆媳和睦相处，关系非常融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思玉夫妇俩的工资，合起来只有300多元钱，他们要赡养两位老人、7个子女和一个侄子，每个月还要向江西老家寄一份钱，日子过得相当紧巴。管理局的同志计划每月给他家一定的补助，曾思玉严辞拒绝：“军区一级干部要补助，老百姓家怎么办？”洪林工作和操持家务两不误，称得上是里里外外一把手，8个孩子的衣服和书包，从小都由她一手缝制，而她每个月还要给老人留下足够的零花钱。
幸福和谐的“六字生活经”
1983年，曾思玉携夫人洪林在大连黑石礁红星村过起了离休生活，成为“村”里最受人尊重的村民。他推掉济南军区顾问的名誉头衔，豁达地向中央军委表示：“辞官不做，告老还乡，做一户普通市民。”
当笔者问他晚年生活，曾老伸出手指，不紧不慢地讲起他的“六字生活经”——劳动、写作、书画。 劳动，是最佳的身体锻炼。曾老虽然高官高寿，家中配有公务人员，但夫妇二人始终保持爱劳动的本色，常年坚持自已能洗的衣服自己洗。曾老每日早晨6点起床，先做1小时的自我按摩，晚上就寝前，再做半小时自我按摩。夫妇俩三餐清淡，常吃自种的苦瓜和芋头；穿着朴素，内衣补了又补。两位老人在庭院内栽种了许多瓜果蔬菜，浇水、施肥、锄草，每日勤于耕作。他们说，劳动既锻炼身体，又能节约生活开支。他们常把省下的钱捐给希望工程，有一次，他们为一所新建小学捐款2.8万元。
写作，是曾老离休后的主业。曾老少时读过几年孔孟之书，战争岁月一直未中断写日记，解放初期，《人民日报》曾经介绍过他的《将军日记》；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除了“文革”期间被造反派烧毁一部分外，几十年来，一直由夫人洪林一手保管，已经积攒了六大箱子。洪林曾经任过山东省档案馆副馆长，凭着丰富的经验，她把各种资料编纂整理，提供给丈夫。曾老则每日笔耕不辍，20多年来，已写了100多万字的回忆文章，出版了《八年抗战》、《烽火岁月》等多部著作，还主持重修了某集团军(他曾任军长)40多万字的军史。写作益于健脑，这位百岁老将军头脑一直十分清晰，至今，他仍坚持每天新闻必听，联播必看，报纸必读。除了写书，他还经常写信，为国家和军队建设进言献策。他向军委领导提出的在现代化条件下打赢局部战争的设想和建议，向大连市政府提出的用“长藤结瓜”和“水囊式”蓄水法解决大连缺水问题的建议等，都得到了采纳和回应。 书画，有益于提升修养与和谐。曾思玉夫妇不抽烟、不喝酒、亦不爱打牌搓麻、游山玩水，夫妇俩唯一的共同嗜好就是书画。曾老善长书法篆刻，老伴善长绘画刺绣，二人相濡以沫，相得益彰。采访时，笔者看见他家的客厅里高悬着一幅1米多宽、2米多长的木刻字匾——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字迹刚劲，刀锋老到。木刻的对面，挂着一幅牡丹图，上面绣着两大朵鲜艳怒放的红牡丹。若不是老人亲口告诉笔者，很难让人相信，这两幅巧夺天工的艺术品，竟然出自这对耄耋夫妇联袂之手。有一次曾老过生日，洪林携7个子女共作一首七言诗为曾思玉贺寿。后来，洪林去世，曾老亲手将这首诗一刀刀雕刻成木匾，挂在书房墙上，以怀念与自己生死相伴60多载的恩爱伴侣。曾老离休后曾患过直肠癌，大肠被切除20多公分。这位心胸豁达、看淡生死的老将军手术第5天就下了床，化疗期间能吃能睡，照常写作绘画，每日陶冶于诗情画意之中。说来也奇怪，术后检查，老将军身体各项指标一切正常，有的比年轻人还好。笔者采访时，恰逢一群少先队员到“红星村”搞队活动，和孩子们在一起，曾老笑得开心慈祥，一切都那么祥和、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