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他一生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立场坚定，顾全大局，曾五次受到毛泽东的盛赞。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毛泽东与习仲勋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35年。见面之前，毛泽东对习仲勋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当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他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有一个署名：“主席习仲勋”，这是毛泽东对习仲勋的第一印象。
1935年9月，思想极“左”的中央代表来到陕北，立即搞起了“肃反”运动，把刘志丹、习仲勋等定为“反革命”，关押了起来。毛泽东到达陕北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接着，毛泽东派出工作组前往调查。经过中央工作组的调查表明，极“左”分子所强加在习仲勋等人头上的“罪名”完全不成立，是一种陷害。随后，毛泽东果断地给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平了反。
毛泽东率领的中央机关来到瓦窑堡，在那里，毛泽东见到了习仲勋。一见面，毛泽东十分惊讶地说：“原来你这么年轻。”的确，这一年习仲勋刚刚满23岁。二人经过长谈，毛泽东对习仲勋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头脑清醒、办事干练的作风印象深刻。
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6月，随红军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8月，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习仲勋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等职，他所组织领导的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
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14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了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正确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同时表彰了王震、习仲勋等22位在群众中有威望的模范干部和生产英雄。毛泽东亲笔为习仲勋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予以表彰。
“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到东北开展工作。在选配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一年，习仲勋33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的确如毛泽东所说，习仲勋是在长期血与火的斗争中，从“群众中走出来”，一步步成长为党的领袖的。
1926年5月，习伸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初，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任中共营委书记。1932年3月，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1933年3月后，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务。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同志为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他受毛泽东同志指示，组织策动了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起义，接应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中原突围返回延安，参与指挥了西华池战斗。
1947年2月，胡宗南部队即将进攻延安，2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教导旅、警备一旅、警备三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3月16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再下命令：自3月17日起，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当时，彭德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具有统率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和才能，在全军中威信很高；而习仲勋则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与边区党组织、政府、边区人民关系十分密切，由他协同彭德怀指挥部队作战，更有利于发挥党政军民的总体力量。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考虑是十分周到的。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依靠陕甘宁边区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正确运用毛泽东制定的“蘑菇”战术，与十倍于己之敌展开殊死斗争，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的进攻锐气，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作为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习仲勋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同志，或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或组织后方支前，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各解放区兴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在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出现了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动。习仲勋于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一个多月内，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三次函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毛泽东于1月9日回电习仲勋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947年冬，在陕北绥德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晋绥边区土改会议上刮起一股极“左”歪风。在所谓坚持“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的口号下，发生少数人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的极端混乱现象。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在电文中指出：“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他又说：“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把一切破坏得精光。”习仲勋还在电文中对老区阶级状况，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了科学分析。毛泽东看了习伸勋的分析，于1月29日作出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不久，中央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颁发各个解放区。
1952年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方面的，内容丰富，论述精辟。毛泽东看了十分满意，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仲勋“年轻有为”，于是便以此语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西北地区有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由于地处偏远，语言不通，致使长期以来经济文化落后。对此，习仲勋提出的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投诚，是我党解放初期在西北地区成功地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典型。
1949年底，项谦纠集-OO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在平息叛乱的斗争中，习仲勋认为应当把国民党残匪和对我党有怀疑态度的藏族上层人士加以区别，尽量做好政治争取工作，分化瓦解叛乱集团。由此拉开了争取项谦投诚的工作的序幕。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五十余人，身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
习仲勋亲自领导这场斗争，他高瞻远瞩，多次指示：正确解决项谦叛乱，不仅对解救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于我党在青海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于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他说，必须十分慎重，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的政策。针对有些人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1950年8月，项谦投诚，来到西宁，向人民政府深表悔晤，但是回到昂拉却又背信食言。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在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坚决要求政府出兵进剿昂拉。习仲勋当即复电劝阻，他指出：争取和平解决项谦叛乱问题，于我政治上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许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干户。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政治争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顾虑的是对广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功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使其流窜将带来更多麻烦，即使打好了，仍会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如果我们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
1952年5月3日，叛乱结束。项谦等人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顼谦诚恳表示，只有他向政府投诚，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经过反复细致的争取工作后，同年7月，项谦终于从南乎加该森林投诚。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向习仲勋献上洁白的哈达，表示感恩之情。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建国之初，为加强国家建设，刘少奇向毛泽东建议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进京，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毛泽东和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经过反复考察和衡量，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的习仲勋被毛泽东钦点进京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上任前，习仲勋真心实意地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资历和水平，恐难担当起全国文教宣传的领导工作。毛泽东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毛泽东委婉地拒绝了习仲勋的请辞。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他们看见毛泽东坐在湖岸藤椅上憩息便将船划拢岸边，向他问好。毛泽东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3年，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文学艺术界引起了热烈反应，受到艺术家们的交口称赞。在讲话中，习仲勋指出：一些作家进城几年不出作品，作家本人有责任，但是党的领导者也有责任。党的领导应为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对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上的错误，就不能完全否定；即使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要耐心帮助，反复修改，而不是乱找岔子，夸大缺点，使作家无所适从。他说，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批评得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血淋头，结果彝得不欢而散。他反对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的批评。他提出，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不能像工厂加工订货那样，限期交货，要给作家充分的创作时间。他说，要善于引导作家前进，要鼓励作家的旺盛士气，要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习仲勋的讲话是对当时存在于文艺工作领导中的官僚主义的批评。
习仲勋对作家、艺术家的甘苦深知入微，与他们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在担任西北局书记时，他曾亲自领导了由，30年代初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编导、以誉满解放区的劳动英雄吴满有为原型的电影故事片《劳动英雄》的拍摄工作。建国后，习仲勋主政西北局。他对著名京剧艺术家尚小云、著名豫剧艺术家常香玉、陈素贞和著名秦腔演员王天民等人，备加关怀。尤其是对常香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率领剧团巡回义演捐献一架飞机的爱国行动，给予热情支持和积极鼓励。诗人柯仲平在创作反映陕甘革命运动的史诗时，作家柳青在创作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时，杜鹏程在创作《保卫延安》时，以及剧作家马健翎在处理工作与创作之间矛盾感到苦恼时，都得到习仲勋的支持、帮助与鼓励。
毛泽东及党中央对习仲勋的工作相当满意。1958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休息时，他专门约习仲勋来到游泳池，进行了长时间的、推心置腹的谈话，鼓励他更好地工作。1959年4月中旬，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仲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从1935年毛泽东与习仲勋初识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对习仲勋赞许有加，这在众多的建国元勋中还是不多见的。而习仲勋也确末辜负毛泽东的嘉许与厚望，在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