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到胜利回国，入朝几年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先后组织了三届较大规模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活动。第一届是1951年3月底，以中共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廖承志为团长，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和著名戏剧家田汉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及所属文工团一行575人。第二届是1952年10月21日，由刘景范总团长率领的慰问团；第三届是1953年10月5日，由贺龙任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任副团长，由各大行政区组成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分团和各省组成的慰问分团，共同组成的慰问团。
慰问团赴朝慰问，不仅带去了祖国人民对子弟兵的问候和大批慰问品，更直接地向志愿军指战员和朝鲜人民军表达了尊敬和热爱之情。赴朝慰问团中有许多当时国内著名的文艺工作者，他们不辞辛苦，不惧艰险，在敌机的经常袭扰下，越过高山，冲过炮火封锁区，在前线为指战员们演出了许多精彩的节目。把祖国的温暖送到战士的心坎上。有的还把一腔热血倾洒在了那片土地上。
冲向火线的慰问团
1951年，根据朝鲜战地情况，中国政府决定多动员曲艺界的著名演员组成一个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赴朝参加慰问演出，跟随慰问团一起活动。各地一些曲艺演员们接到动员后，纷纷踊跃报名。连阔如、侯宝林、曹宝禄、常宝堃、高元钧、魏喜奎、良小楼、关学曾等数十位曲艺界的著名演员都成为了大队的队员，阵容空前。
就在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刚刚到达安东不久，美国飞机就疯狂地轰炸了安东。曲艺服务大队驻地附近的民房被美机炸毁，群众也有伤亡。在慰问演出中，侯宝林把这次轰炸编进了相声中。他在大家面前突然抖了一个包袱，用廖承志的“广东国语”向大家问道：“在美机轰炸时，有丢帽子的没有？丢帽子的请举手！”大家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无一人举手。正在你瞧我、我看你之时，侯宝林摘下自己头上的帽子自问自答地说：你们看，这是我的帽子，美机轰炸时一直戴在头上。咱们在北京、沈阳听说，美机厉害得可以飞下来抓走人头顶上的帽子，这算哪回事？侯宝林还没说完，已引得全体哄堂大笑了。
在抗美援朝前线，侯宝林和他的搭档郭启儒除表演了一些经典相声段子外，还精心编演了《杜鲁门画像》、《狗腿子》等新相声段子。两人默契合作，相得益彰，赢得了战士们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发自内心的欢笑。在慰问演出期间，侯宝林亲眼目睹了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犯下的滔天罪行和志愿军为保家卫国付出的重大牺牲，聆听了“最可爱的人”的英雄事迹，亲身经历了战火的考验。回国后，他即随慰问团西北分团赴西北五省演出，宣传志愿军的英雄业绩。
常宝讲堃听说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要组织曲艺大队，就立即跑到天津市文化局去报名。本来慰问团并没有天津市的名额，常宝堃就对局长说：“我虽然不是拿枪的战士，但是我可以用相声去慰问我们最可爱的人啊！”组织上批准了常宝堃的赴朝申请。不久，常宝堃担任了慰问团曲艺大队的副队长，带领同志们赴朝慰问。来到朝鲜前线后，常宝堃也穿上了军装，和大家一起深入前沿阵地为战士们演出。由于战事紧张，演出只能等到黄昏时才能进行。有时遇到敌机轰炸，部队首长就让慰问团的演员们钻防空洞，而战士们却原地不动。常宝堃不解地问首长，为什么战士们不躲避？首长回答说战士们已经习惯了。听到这话，常宝堃也不钻防空洞了。有一次敌机轰炸结束后，他的搭档赵佩茹找到了他，发现他正守着一堆乐器道具呢。常宝垫说，要是没有了这些，还拿什么演出？
在曲艺大队的最后一场慰问演出中，战士们兴高采烈地期待着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常宝堃和赵佩茹说了一段《新酒令》，引得满堂笑声。在回驻地的路上，常宝堃对赵佩茹说：“给战士们演出，我心里快乐。我多么想为我们这些最可爱的人多演几场啊！”可是谁又想到，这场演出竟是常宝堃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演出。1951年4月23日，赴朝慰问团完成慰问任务，在返回祖国的途中，住宿在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里。上午，常宝堃在山坡上又给赵佩茹念了新创作的《揣骨相》，两人对了对词儿，准备一回到天津就演。中午，4架美国飞机突然从南方飞来。大队中有人往出跑躲避轰炸。常宝堃见状急忙站起来喊：“不要出去，别暴露目标！”喊声未落，敌机就“哗哗”地扫射起来，接着，炸弹也落了下来。房子里立刻就充满了浓烟和焦臭，屋顶上的茅草也“噼噼啪啪”地烧起来……当被震晕的赵佩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时候，浓烟已经消散，他看见屋顶上着火的茅草一团团地掉下来。他不顾自己胳膊上的伤痛，一边爬着一边喊：“宝堃！宝堃！你在哪儿？”他喊着，爬着，终于找到了常宝堃。只见常宝堃的后脑上中了机枪子弹，已经停止了呼吸，同时牺牲的还有另一位演员弦师程树棠。噩耗传来，举国震惊。5月12日，常宝堃和程树棠两位烈士的灵柩被护送回天津。5月15日，在马场道第一公墓殡仪瞎，人们为两位烈士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活动，前来祭悼的群众有3万多人。5月18日，天津市各界1.5万人，为两位烈士送殡，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绵延了整个街道。天津市人民政府授予常宝堃“人民艺术家”、“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
艺人殉国，国家厚葬。这对经常和常宝堃同台演出、时年40岁的骆玉笙震动很大。在得知常宝垫殉国的消息后，她决定去朝鲜前线参加慰问演出。1953年4月，骆玉笙等一批知名的表演艺术家和接替哥哥常宝垫生前曲艺队队长职务的常宝华前往朝鲜前线。
在朝鲜战场耳闻目睹到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事迹后，骆玉笙深受触动。她从心底萌发了一种感动，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新中国的含义。从此骆玉笙开始创作和表演反映新中国面貌的新节目，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运动中去。她一改过去喜爱演唱悲情曲调的表演风格，而是变得明朗流畅，《主峰红旗》、《邱少云》等成为她创作上的新高峰，也在京韵大鼓众多流派中树立起了一杆鲜明的大旗。最重要的是，已经从思想上脱胎换骨的骆玉笙真正从一个1日式的江湖艺人变成了人民的艺术家。
1953年，继常宝堃烈士之后，马三立也踊跃报名奔赴朝鲜前线慰问演出，这是解放初期令他最难忘而又最有意义的一段经历。
马三立闻听常宝堃和琴师程树棠献身朝鲜战场上的事迹后，他立即提出要求到朝鲜前线作慰问演出。当时报名参加赴朝慰问团的曲艺界人士很多，经领导批准，马三立纳入慰问团第六分团演出队，队长是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刘鹏，马三立担任副队长，全队共有演员32人。
到达朝鲜之初，隆隆的炮火声让马三立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但是他没有畏惧，没有退缩，相反，他和慰问团的同志将积极乐观的态度带到了每一位战士的心中，在枪林弹雨、战火纷飞，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朝鲜前线，马三立一行为志愿军将士演出了150多场。从朝鲜前线演出归来，马三立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曲艺团演出。不久，广播曲艺团改组为天津市曲艺团，马三立荣任副团长。
风雨中的表演
1951年夏，在西安召开的抗美援朝的群众动员大会上，作为西安私立香玉剧社社长的常香玉，发表了讲话。她说：“我是个演员，我要以我的演出参加抗美援朝的战斗！”“敌人轰炸我们，我们难道就不能把歌声变成炸弹去轰炸敌人？”她的倡议得到大家一致赞成。为圆满实现目标，常香玉向剧社的所有人员宣布，在义演期间她和担任剧社编剧的丈夫陈宪章都不拿工资。不仅如此，她还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卖掉了佩戴多年的首饰、家中的卡车及所有值钱的东西，捐献国家。中共中央西北局负责人对常香玉的爱国举动表示热烈支持，给予高度的赞扬。回到剧社后，常香玉对同仁们说：“领导说我们这是爱国主义行动，爱国主义行动也得有爱国主义剧目。”心领神会的陈宪章遂耗时4天，与人合作写出了新编剧本《花木兰》。在导演排练新剧过程中，陈宪章又根据舞台实践不断修改剧本。戏排好了，首先在西安进行“实验演出”。在获得观众一致认可之后，香玉剧社于8月5日在西北文艺界的热烈欢送下启程进行全国巡演了。演出队伍的足迹遍及开封、郑州、武汉、长沙、广州等大中城市，历时逾半年、行程上万里，共演出180多场。所到之处，各族群众深为常香玉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纷纷踊跃捐款捐物。最后统计，捐献金额高达15.27亿元，超额完成了购买一架战斗机的筹款任务。国家用这笔巨款购买的“香玉剧社号”战斗机很快就翱翔在朝鲜上空，有力地痛击了美国侵略者。1952年2月，当常香玉率领剧社凯旋归来时，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举行了庆祝大会，并隆重授予她金光闪闪的荣誉奖状。《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爱国艺人常香玉》的长篇通讯，详细报道了常香玉的爱国壮举。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专门接见了常香玉，并高兴地对她说：“香玉同志，你很了不起！你为抗美援朝做了件大好事，全国人民感谢你！”
义演捐机之后，浴血奋战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将士们依然让常香玉牵挂不已，于是她请求到抗美援朝第一线去慰问演出。1953年初夏，常香玉带着祖国人民对志愿军的深情厚谊殷殷期盼，率领豫剧队跨过鸭绿江大桥，开始了又一次爱国壮举。
豫剧队的慰问演出常常与敌机的轰炸相伴，因而常香玉及其演职员们时刻面临着生命的危险。有一次，豫剧队正在一个战地医院演出，敌机突然飞来，投下了多枚炸弹，使整个医院瞬间被炸为平地。尽管有防空坑道可以躲避，但年仅17岁的女演员赵玉环还是在这次空袭中不幸遇难。还有一次，一颗炸弹竟落在了常香玉和大家居住的坑道顶上，差点将坑道炸穿。巨大的炸弹冲力险些将睡在戏箱子上的演员震落到地上，坑道口也被炸塌的碎石给封住了。面对困难和危险，常香玉毫不畏惧，她总是挺身而出，鼓励大家说：“志愿军同志们在这里流血流汗，我们要给他们鼓劲加油，就是要和美国鬼子对着干，天天演，天天唱！”
在朝鲜慰问的五个多月里，常香玉带领豫剧队下坑道、上前沿，辗转在各个部队之间。她甚至独自到只有一个志愿军战士的哨所慰问演唱了18次。当时，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她们经常在夜间演出。有一天抵达第六十三军驻地时，常香玉因患重感冒而发起高烧。军长傅崇碧和政委龙道权闻讯后，特地来看望，并带来医生为她做了详细诊断。常香玉认为如此小病，扛一扛就过去了。首长们却十分关切地对她说：“感冒是歌唱家的大敌，它容易使咽喉发炎，引起声带嘶哑。要是出现这种情况，你演不成戏，我们也看不成戏，那该多急人啊！”当常香玉被医生告知病情严重、需要休息调养时，她急切地说：“今天晚上我就演出，不能让首长和战士们空等！”首长们温和地规劝她说：“今天晚上是绝对不能演的，明天晚上能不能演，还要看你身体恢复的情况。”说着，龙政委从怀里掏出一个白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原来是两个鸡蛋。政委指着鸡蛋说：“在前方，搞到两个鸡蛋很不容易。这两个鸡蛋是朝鲜老乡送来的，大家都不愿意吃，说要送给爱国艺人常香玉。来，把它冲成蛋花，加点白糖，清嗓子败火。”看着满眼血丝、疲惫不堪的部队首长，常香玉感动地说：“还是你们吃吧。”“给你吃，这是我们全体指战员的心愿。”眼含热泪的常香玉接过鸡蛋，感慨万千。
常香玉的豫剧队在朝鲜战场的180多场演出，极大地鼓舞了奋战在抗美援朝前线的志愿军将士。在一次演出结束后，有位将军动情地对常香玉说：“祖国人民把我们称作‘最可爱的人’，我们志愿军把你称作‘最亲的人’，你的演唱就是对我们的最好关心、最大支持。我们一定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希望，坚决打败美国侵略者。”
谭富英是大家熟知的四大著名京剧老生之一，是谭派艺术的代表人物，直到今天，许多的谭派剧目仍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和传唱。二百年来，谭门七代精英代代传承，发展和创新着谭派艺术。1953年夏，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第三年。中国政府组建了由贺龙元帅任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东部战线慰问前方将士。10月底，就在慰问团决定分批跨过鸭绿江赴朝的时刻，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谭门第二代传人——谭富英的父亲谭小培老前辈不幸病故。此时，谭富英的悲痛心情可想而知。家事、国事交织在一起，全团上下都在关注谭老先生的去留问题，同台合作的老艺术家裘盛戎、言慧珠等名家更是心急如焚。其实，早在接到赴朝演出任务出发前，谭小培已染病在床，谭富英又是个出了名的大孝子，这一走就怕成为永别。谭富英知道噩耗后，急忙赶回了家，悲痛万分地匆匆为父亲办理了后事之后，立即赶回了团里。1953年11月上旬，慰问团在志愿军20兵团司令部首场演出《打渔杀家》。谭富英一亮相“父女打渔在河下，家贫哪怕入笑话”，马上引起台下五千多名官兵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深受人们喜爱的京剧大师梅兰芳也是赴朝慰问团一位引入注目的成员。他在战士们提供的住处，第一眼就看见了床边贴着他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合影，还有他在抗日战争时照的留着胡须坚决不给日本人演戏的照片。四面还有他表演的《醉酒》、《奇双会》等彩色剧照。战士们的深情，打动了梅兰芳。他所在的第二队还有周信芳、程砚秋、马连良等全国著名的京剧演员，他们结束一处演出，就立刻上车到另一处去。在寒冷的朝鲜战场，他们经常在寒风中表演。有一次，演出是在安东浪头四道沟志愿军空军司政机关大楼前的广场上进行的。梅兰芳从侧幕的空隙往外看，广场上人山人海，一直挤到了舞台前沿。主持人告诉他，今晚统计到场的人数约有1.2万人，附近的部队和居民闻讯赶来，加到一起有两万人以上。大家席地而坐，秩序井然。空军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首长也坐在舞台下面，静静地等着梅兰芳、马连良大师出场。这天晚会的最后是梅兰芳和马连良合演的《打渔杀家》。可天不作美，阴云密布，刮起大风，天气骤然变冷了。年已60的梅兰芳大师要在这样的露天里为部队演出，对他的身体尤其对他的嗓子很不利。梅兰芳登台四十多年来从没在露天演出过，他的歌喉经不起寒风的侵袭，可这次为了慰问“最可爱的人”，梅兰芳全然不顾这些了。
即将开幕之时，又下起了濛濛细雨，而且越下越大。对于在场的上万观众来说，恐怕很多人一辈子只有这样一次机会看梅兰芳演出，所以，尽管被雨淋着，全场竟没有一个挪动地方的。这时，梅兰芳、马连良两位大师早已和参演的演员们化好装了，穿着单薄的戏装，坐在用芦席搭的后台棚子里候场呢。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等首长们坐不住了。他们怀着同样的心情热切地盼望看到梅兰芳、马连良先生的精彩演出，但这个时候，他们觉得保护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的亲人们的健康，尤其是保护两位艺术大师的身体健康才最重要，他们是祖国的财富和骄傲啊！首长们得到气象处的报告：雨将越下越大，于是决定“停止演出”。聂凤智等人走进后台，向两位大师说明天气情况，请他们辍演。梅兰芳却坚持说：“那怎么好呢，我们来慰问大家，同志们老远地赶来，我们怎么能不演呢？别说是下点儿小雨，就是下锥子我们也要演的！”梅兰芳对在《女起解》中扮演苏三的儿子梅葆玖嘱咐到：“你赶快出去，站在幕后，等侯出场。虽然雨下得这么大，但是不能让两万志愿军同志坐在雨里等你一个人！”梅葆玖正要往外走，两位志愿军干部拦住了他，今天雨太大了，不演了。也向部队说明了，但全场的战士硬是守在雨中不肯走，他们要求见梅先生一面，对他们讲几句话。梅兰芳说：“只讲几句话，太对不住志愿军同志们了，况且他们有从二三百里路赶来的。”
聂凤智看着穿着单薄戏装在寒风中候场的60岁高龄的梅兰芳，心里非常感动，他风趣地开玩笑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们到了我们的部队，就得听我们的了，这是命令！”梅先生无可奈何地笑了，可是觉得很对不起在场的一两万指战员，便提出要求说：“为了不负大家的盛情，我们给大家清唱几段吧！”首长们难却梅先生一片赤诚的心意，便答应了，但要求他们一定脱去戏装，穿上足够御寒的衣服，以免着凉。就这样，梅先生和马连良先生立即换装，上台和大家见面。大家一见两位大师连袂出场，立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两位大师冒着寒风冷雨唱了《打渔杀家》中的几段对唱，表达了他们代表祖国人民前来慰问的一片心意。
当梅兰芳听说负责接待的同志们没有时间看戏时，竟约了周信芳、马连良、山东快书说唱家高元钧一起去给这几位同志表演。他们听到两位炊事员在拉胡琴，梅兰芳竟让他们为自己伴奏，连随同他们一块慰问的著名作家老舍也给战士们演唱了一段《钓金龟》。到前线慰问的，还有相声演员马三立、曲艺演员骆玉笙、越剧演员王文娟以及作家巴金……
1952年底，中南地区组织艺术团赴朝慰问，年仅15岁的夏菊花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不久，名单下来了，夏菊花心急火燎地去看，却发现里面没有自己的名字。工作人员说她不满18岁，暂时不考虑。焦急的夏菊花四处打听有没有可以通融的办法，团长给她的答复是“除非有自己独特的功夫”。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夏菊花，她暗暗下定决心：要练就独门功夫，实现自己的心愿。她从街上买了一些碗，开始练习软功和顶碗技艺。
1953年秋，已经小有名气的夏菊花终于盼来了通知，9月随武汉歌舞剧团到朝鲜开城慰问演出。这下她兴奋极了，心血和汗水终于使她如愿以偿了。那时的开城已是一片废墟，演员们分散住在当地老百姓家里。演出条件非常艰苦，山坡上、树林里、坑道口，到处都是舞台。当时天气已经很冷，夏菊花每次都是穿着短衣短裤表演，十分投入。在两个多月的巡演中，夏菊花一场也没有拉下，总是抓住这难得的机会精神焕发地去演出，多累多苦都能克服。一次野外演出，风刮得很大。演出前半段很顺利，到衔花顶碗高潮时，一阵大风突然袭来，吹跑了她臂上的套圈。其他演员赶紧追着帮她捡回来重新表演。演出结束后，台下掌声经久不息，团长脱下大衣把她紧紧裹住，那一刻，她深深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当忆起那段最难忘的岁月时夏菊花感慨地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赴朝演出的一幕幕仍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夏菊花还深情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作出巨大牺牲的志愿军战士，不会忘记那段战友情。赴朝慰问演出是我艺术人生的新起点，它激励我学习英雄精神，努力追求艺术创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抗美援朝期间，慰问团的艺术家们的到来，让浴血奋战在朝鲜前线的广大志愿军将士心情激动，斗志高涨。虽然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所限，艺术家们能去的地方不多，但是他们带去的祖国人民对志愿军战士们的关怀和祝愿，以及激励指战员们多打胜仗、早日把美国侵略者赶回去的期望，都在表演中传达给了指战员。慰问团还带去大量国内的慰问品，送到每位战士的手中，让将士们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得到了极大的激励和鼓舞，更加坚定了战胜敌人的意志和坚持到底的勇气。同时，慰问团回国后，通过各种方式把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传达给国内的同胞，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最可爱的人”在前线生活和战斗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