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苏联空军曾先后派出十几个航空兵师来到中国，执行防空任务，并带领和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在苏联空军的大力支援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两年零八个月的战争中，按照党中央确定的“从实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的方针，采取了“以老带新”、“先打弱敌，再打强敌”等积极而稳妥的方法，由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由打小仗到打大仗，不失时机地组织大批新建部队轮番担负作战任务，实现了在战争中发展壮大的预期目的，取得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战绩。
艰苦酝酿，仓促上阵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7月初，以美国军队为首的“联合国军”介入朝鲜内战。7月2日，周恩来在召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时，就询问苏联空军能否确保对沈阳地区中国军队的空中掩护，目的是让斯大林明白，中国愿意出兵帮助朝鲜，但苏联出动空军是中国出兵的条件之一。7月5日，斯大林回电说：“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8月11日，由别洛夫任师长的苏联空军第151歼击航空师已完成在沈阳、鞍山、辽阳的集结任务。9月15日，“联合国军”在麦克阿瑟指挥下在仁川登陆，并悍然向北大举进兵，越过“三八线”。毛泽东给斯大林发去数十份电报，商量出兵朝鲜问题。9月，中苏双方初步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作战，那么苏联空军将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与美军相比，中国军队最大的弱点在于武器装备落后和没有空军支援，他在10月2日电报中提到：“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1951年2月才有300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故要求苏联在中国军队出动时给予空军支援。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援助朝鲜抗击美国军队的决定后，毛泽东十分关心苏联空军是否出动的问题。10月6日，毛泽东召见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谈话中特别关注空军问题，指出中国出兵必须要有空军部队，其任务在于：掩护派到朝鲜的中国地面部队；参加前线的作战行动；掩护中国重大的工业中心。毛泽东最后说，为了汇报中国的有关情况和全部想法，他决定派周恩来和林彪8日动身前往苏联。10月10日，周恩来和林彪同斯大林在黑海谈判时，斯大林虽然表示同意为中国入朝部队提供武器援助，同时派遣16个团的战斗机部队进驻中国东北和华东地区，以保护中国领土，但斯大林又收回了提供空中掩护的承诺，他对周恩来说：“苏联空军大约还需要至少两个月的时间进行更充分的准备，因此在中国部队进入朝鲜时，我们的空军肯定不能为你们提供空中掩护，以后什么时候能参战，现在还很难作出决定。”同时，斯大林也在做两手准备，自10月14日起，苏联空军相继组建了第144、17、328、20歼击航空师，准备前往中国。但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他一直拖延给空军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就是要等到中国军队真正开始战斗。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电报后，13日毅然决定中国军队依然按原计划先行赴朝作战，同时他向斯大林提出：我们希望空军能够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这件事震动了斯大林，从而使他改变了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认识。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下进入朝鲜，25日，打响了第一次战役并取得胜利。在志愿军胜利的鼓舞下，斯大林改变了观望、等待的立场，11月1日，已进驻中国东北地区的苏联空军投入了朝鲜空战，最初参战的是苏联空军的一个旅，共有作战飞机150架至200架。
到1950年8月24日，朝鲜空军损失歼击机和强击机109架，仅剩36架歼击机，失去了作战能力。10月，美国空军出动了14个联队共1100架作战飞机参加朝鲜战争，其飞行员大部分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当时中国空军还在组建之中，1950年6月，空军第4旅成立，共装备各型飞机155架。10月底，空4师和空3师相继组建，共有作战飞机不足200架，飞行员在喷气式飞机上的飞行时间只有几十小时。而此时，美国空军的轰炸给入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白天几乎不能进行作战行动，敌机对后勤线的威胁更为严重。
苏联空军的参战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起到了一定的掩护作用。1950年11月1日，苏联空军参加了在朝鲜战场上的第一次空战。当天，苏联空军米格-15歼击机从沈阳和鞍山机场起飞8架次，在安东、新义州地区投入战斗，击落2架美军F-82飞机，加上高射炮击落的2架，共击落4架美军飞机，苏空军没有任伺损失。从1950年11月1日到12日，苏空军共击落美机21架。首战告捷后，1950年11月1日，苏空军第28师进驻辽阳机场，15日，斯大林通知中方，苏联准备向别洛夫师增派120架米格-15歼击机，并成立军一级指挥机构。20日，苏空军第50师进驻鞍山机场。11月底，苏联空军把驻守在沈阳地区的第151、第324两个歼击机师组建为第64航空军，由别洛夫少将（后由阿盖耶维奇·洛博夫中将继任）任军长，以苏联远东军区空军司令克拉索夫斯基上将为首的苏联空军作战组，负责指挥在朝鲜战场的所有苏联空军部队，其基地也从沈阳和鞍山机场转场到中朝边境上的安东机场，主要任务是保护鸭绿江上的桥梁、发电站，以及在中朝边境以南75公里之内的北朝鲜领土上的交通线和飞机场。
斯大林曾担心苏联空军参战事实的暴露，会激化美苏之间的矛盾。当年，斯大林为了避免与美国发生公开的冲突，严格隐蔽苏联空军参战的消息。苏联空军飞机消除了一切自身标志，伪装成中国或朝鲜飞机，苏空军飞行员一律穿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作战中在空中进行无线电通话时不使用俄语。飞行员们的档案都被抽走，他们的个人文件都作了修改，以便隐瞒他们参加过朝鲜战争的事实。每个飞行员无一例外都要写下保证书，宣誓他们将决不会泄露他们曾到过朝鲜战场。为避免苏联飞行员被俘，还严格禁止苏空军飞机在联合国军控制区和靠近前线地区上空飞行，以及在黄海上空作战。大部分牺牲的苏空军飞行员的尸体移到苏联设在旅顺的基地掩埋。与此同时，美国与苏联有同样的顾虑。实际上，美国空军很早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空中对手是苏联人，美国飞行员不仅在空中看到了苏联人的面孔，而且在无线电通话中听到了俄语。这—情况被上报后，美国当局认为对此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整体实力与美国相差甚远，不仅飞机和飞行员以及后勤人员的数量大大少于美国，而且在地面导航、通信联络等技术装备方面十分落后。
分工合作，异军突起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交战双方空军兵力对比如此悬殊，但这并没有动摇中国组成志愿军空军赴朝作战的决心。空军参战之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曾希望达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也就是在充分的准备之后，突然大规模投入作战，取得较大战果。后来毛泽东主席说：“一鸣则已，不必惊人”，这反映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空军谨慎使用的方针。因此，以刘亚楼司令员为首的空军领导，决定采取“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方针，在正式参战之前，以飞行大队为单位进驻前沿机场，在苏联空军的掩护下，进行实战练习，然后再转入参加实战。1950年12月3日，刘亚楼将上述决定书面报告了毛泽东。12月4日，毛泽东批示：“刘亚楼同志，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时任空军参谋长的王秉璋回忆说：苏方对中国空军的作战方针不理解，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为此还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甩恩来发生争执。扎哈罗夫说：“你们太谨慎了，打仗哪能没有牺牲，大不了损失一些飞机和飞行员，就是天上飞的麻雀也有不慎掉下来的嘛！”周总理说：“不是我们不愿意作出更大的民族栖牲，如果是陆军牺牲50万，甚至100万我们都可以承受，但是空军不行！空军是刚刚出土的嫩芽，把它掐掉了就没法成长了。我们的原则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发展，目的是越战越强；如果越战越弱，最终元气大伤，甚至动摇了赖以发展的根本，那是我们不能接受的。”由于志愿军空军还没有建立空战指挥机构，飞行员没有战斗经验，指挥员没有空战指挥经验，因此，只能向苏联空军学习。苏联空军的任务之一是帮助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不仅为其训练飞行员，而且还要协助志愿军空军作战。当时曾有让苏联空军统一指挥的想法，但毛泽东不同意，坚持独立自主方针。
1950年12月4日，为慎重初战，首战必胜，刘亚楼指示空4师说：“如果驻安东的友军（指苏联空军）已进驻安东，则我10团28大队在准备工作完成后，可立即进驻安东进行实战锻炼，并由方子翼到安东直接领导”，“这次参战的目的是取得战斗经验”，“战斗出动以2架、最多4架飞机为出动单位，在敌情不严重的情况下，随友军参加空战，每个飞行员少则参加2次，多则参加4次空战即可。”14日，刘亚楼又指示方子翼，“第一，为了慎重稳妥，在初期阶段，只给你派遣一个双机或一个4机出动的指挥权限，前4机末落地，不得出动后4机，何时能指挥8机作战，要听我的命令。第二，指挥决心要根据情况决定，胆大心细，既不优柔寡断，又不盲目蛮干，天气和敌情不宜时则不出动。第三，要与苏联友军搞好关系，以期得到他们尽心尽力的带领或掩护。第四，不要怕麻烦，每日战斗结束后，第一件事就是向我发电报报告当日的战况，我的复电定于次日5时到达。第五，空4师到安东后马上与苏联友军协商一个实战锻炼计划，送我批准。”12月21日，方子翼师长率空4师10团28大队10架米格-15飞机进驻安东（丹东）浪头机场进行实战练习。方子翼与苏空军巴什盖维奇师长协商拟定了28大队实战锻炼计划：在无敌情的条件下，进行战区航行，熟悉地形，练习战斗动作，然后在敌情不严重的条件下，由苏空军直接掩护进行空战锻炼。计划送到沈阳，刘亚楼批复：“同意。”为了便于指挥和向苏联空军学习，方子翼建议将两师的指挥所设在浪头机场北端西侧山坡上的一个旧木板棚子里。巴什盖维奇虽然同意了，但双方的实际接触还是有限，而且由于语言障碍，空战时双方实施协同困难重重。合作之初，苏空军并不大相信年轻的中国空军，因此在带领时并不太尽心。从12月28日开始，28大队转入实战锻炼的战斗值班。方子翼将10名飞行员分成两个4机，一个双机备份，与苏联空军部队编成战斗序列。
12月28日中午，在安州地区发现有敌机活动，苏空军巴什盖维奇师长决定起飞8架飞机迎击。按照双方协同计划，方子翼急令李汉4机随苏空军出动。志愿军空军起飞后，与苏空军飞机在空中混合编成大队纵队，保持目视联系。当接近美机时，苏空军飞行员投入战斗，而志愿军空军飞行员由于经验不足，没有发现目标而返航。此后，第28大队每天都有战斗出动，每次都跟苏空军冲向敌机，但最终都同第一次一样，因苏空军不尽心带领和无线电联络不畅等原因，一旦要打的时候，苏联空军就把志愿军空军飞行员甩到一边，自己去打了，然后巴什盖维奇师长就让方子翼下令返航。
志愿军空军飞行员纷纷向方子翼师长要求脱离苏空军掩护自己干，方子翼把情况向刘亚楼作了汇报。刘亚楼接到方子翼的报告后，马上找到苏联远东空军司令克拉索夫斯基上将商谈。当初，斯大林的代表扎哈罗夫大将极力主张中国空军集中力量和美国空军硬碰硬，现在克拉索夫斯基上将却坚决否决了中国空军想参战的想法。他说：“刘将军，你们要与美军作战不是不可以，但那应该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绝不应该是现在。你们与美军相比，实力太悬殊了。空战是一种抗争性和竞技性很强的角逐，而你们迄今为止尚未在空中打过一仗。这好比一个新兵与将军之间的较量，是不公平的、冒险的，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叫‘以卵击石’嘛，蛮干是要吃亏的。”刘亚楼争辩说：“我们从打土豪分田地时起，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什么时候是在公平的情况下跟人家打过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我们空军成长的唯一正确道路，这不是蛮干。”
1951年1月2日，刘亚楼复电要方子翼再向巴师长谈一次，请他尽心带领。并说，如果问题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只有自己干了。但一定要在敌少我多的有利条件下，才能单独作战，还是力争让每个飞行员受空战锻炼2次至3次。1月5日，空4师大队长李汉率一个中队随苏空军4架飞机出战。苏联空军编队加速向美机方向冲去，李汉也率中队迅速向敌机发起攻击。巴什盖维奇见状马上要方子翼下令志愿军飞行员退出战斗，以免误伤。方子翼并未阻止，美机见势不妙逃之天天。这次空战，虽然志愿军空军和苏联空军双方都未接敌，但志愿军空军这次总算跟敌人照上了面，得到了锻炼，增加了信心。苏空军嘴里没说什么，但对志愿军空军的勇气还是很钦佩的。为了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交通线，经与苏联政府商定，自1月10日起，由苏空军第64航空军出动2个师，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线，以保证后勤供应。1月21日上午，雷达发现美军约20架F-84战斗轰炸机，正沿平壤、新安州一线轰炸铁路交通线，方子翼当即命令李汉率8架飞机起飞，跟随苏空军8架飞机迎敌。在这次空战中，李汉首战告捷，击伤敌F-84飞机1架，初步揭开了空战之谜。空军首长高度评价了这次战斗，指出这次战斗证明，年轻的志愿军空军是能够作战的，是有战斗力的。初战的胜利鼓舞着志愿军空军乘胜前进，1月29日，第28大队又取得了击落击伤美机各1架，自己无损失的胜利。这次胜利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空军全体指战员的斗志。
经过这两次空战，苏联飞行员对志愿军飞行员开始刮目相看了。中苏空军携手并肩，苏联空军不仅负责训练中国飞行员，而且带着他们进行空战。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在苏联空军手把手地带领和协助下，初步掌握空战技术与战术，在以后的空战中越战越勇。继28大队后，志愿军空军第4师第29、30大队也先后于1951年1月和2月进驻安东机场进行实战练习，到3月2日，共击落美机1架，击伤2架。1951年3月，在安东组建了以刘震为司令员的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后来又组成了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仍由刘震任司令员。中、苏空军的机场都在中国境内，苏联空军是由他们自己指挥，活动范围在鸭绿江附近，中、朝空军则要靠南些。3月，斯大林决定增调一个歼击机师到安东。随着中朝边境地区庙沟、大堡和大孤山三个新机场的建成，大批苏联空军后续部队加入到掩护中朝联军后方的战斗，使苏空军第64航空军作战值班的歼击机数量从2至3个团增加到4至5个团。4月，苏空军2个高射炮团推进到鸭绿江以南朝鲜境内的铁路沿线，掩护铁路运输，苏空军部队穿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服装，对外称中国少数民族志愿人员。总的说，到1951年春，苏联空军在朝鲜上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由于受飞行距离限制，没能阻止住美空军对朝鲜中部和东部地区机场和交通线的轰炸。同时，在苏联空军帮助下，中国空军也迅速发展壮大，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5月，共组建了17个航空兵师，包括有12个歼击机师，2个强击机师，2个轰炸机师和1个运输机师。其中4个歼击机师和两个轰炸机师的部分团队已被编入志愿军空军序列，并准备投入战斗。
以弱胜强，战绩辉煌
1951年7月，美方被迫同朝、中方面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方并无诚意，一面进行谈判，一面发动新的攻势。8月18日，美军发动“夏季攻势”，美空军开始实施以切断朝鲜北方交通线为目标的所谓“绞杀战”计划。此时，苏联空军第64航空军有第151、303、324-R三个航空兵师、第82、92-R两个高炮师、一个航空供应师、两个独立探照灯团参战，拥有米格飞机190架。从9月1日起，苏联空军积极行动反击美国空军，在9月19日空战中击落美机6架，10月23日击落3架，10月30日击落16架。志愿军空军也采取“轮番进入，由少到多，以老带新，老新结合，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办法，在苏联空军帮助下，以师为单位陆续参战。9月25日，空4师12团出动16架飞机协同苏联空军1 10架飞机到安州地区作战，保护清川江上的金川里大桥。空战中，飞行员刘涌新击落1架敌机，二大队大队长华龙毅一分钟内击落2架敌机。从9月12日至10月19日，空4师参加敌我双方200多架飞机的大机群空战达7次之多，取得了击落美机20架，击伤10架的战绩，涌现出李永泰等战斗英雄。同时，还协同苏联空军把战线推到了清川江以南，掩护了志愿军后方的运输线，取得了大规模空战的宝贵经验。
空4师调回二线休整后，从1951年10月21日起，空3师到一线参战。11月18日，空3师9团出动22架飞机与苏联空军88架飞机一道，与美空军184架飞机展开大规模空战，空3师取得了击落美机6架的战绩。11月23日，空3师7团由副团长孟进率领20架飞机与苏联空军76架飞机共同出击，按照分工，苏空军负责打F-86飞机，志愿军空军负责打F-84、F-80战斗轰炸机。这次空战，空3师共击落击伤敌机8架，其中大队长刘玉堤创一次空战击落美机4架的记录，我方仅有一架被击伤，创造了8:1的战绩。12月2日，空3师第一次全师起飞作战，共出动米格-15飞机42架，配合苏联空军四个团的兵力，反击活动于泰川、博川、顺川上空的美空军大机群，空战中击落美机3架，击伤1架。12月5日，空3师出动42架飞机配合苏联空军5个团出击敌人，飞行员罗沧海创造了开炮距离340米、240米、145米，连续击落3架F-84飞机的近、准、狠的射击范例。到1952年1月14日为止，空3师共击落美机55架，击伤8架，其中空3师大队长赵宝桐、刘玉堤击落击伤敌机8架，大队长王海击落击伤敌机5架，涌现出赵宝桐、刘玉堤、王海、范万章、罗沧海等战斗英雄。经过激烈空战，志愿军空军赢得了反“纹杀战”的胜利，取得了辉煌战绩，实际上达到了“一鸣惊人”的效果，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的空军强国之一。”
1951年11月间，朝鲜停战谈判出现了可能达成协议的迹象，志愿军空军首长决定，由已经参战的空3、4师带领新部队作战。空14、2、6、15、12、17、18师等9个师18个团相继参战，在苏联空军支援下，到1952年5月底取得了击落美机123架、击伤43架的战绩。特别是1952年2月10日，大队长张积慧击落曾经参加空战266次、飞行3000小时的美国“空中英雄”、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美远东空军司令威兰发表特别声明承认，戴维斯被击毙“是对远东空军一大打击”。
1952年4至5月间，美方仍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坚持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极力拖延停战谈判，并企图再次发动进攻。5月中旬，中央军委要求志愿军空军歼击机部队进行第二番作战，6月，空军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布置“加打一番”作战任务。7月9日，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开会商讨作战计划，刘震、聂凤智、曹里怀、王琏等空联司首长以及苏联远东空军司令克拉索夫斯基、苏空军第64航空军军长洛博夫出席了会议，双方共同拟定了作战方案，决定参战部队为苏空军3个师共9个团，其中7个团位于一线，其主要作战对象为F-86战斗机，并担负夜间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的作战；朝鲜1个师共2个团，其中1个大队位于一线，主要担负空中游击；中国空军7个师共14个团，其中8个团位于一线，其主要作战对象为敌战斗轰炸机、轰炸机，并在实战中锻练新飞行员，主要任务是掩护中国境内及鸭绿江附近桥梁、机场、发电站等重要战略目标和平壤、元山线以北的交通线。7月28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计划。与此同时，1952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以保卫目标为主”的作战方针，志愿军空军与苏联空军共同研究制定了保卫拉古哨发电站、鸭绿江桥、一线空军基地、沈阳、鞍山、小丰满发电站等重要目标以及平壤、元山以北交通要道的作战任务。此后，志愿军空军的行动从以实战锻炼、培养提高部队战斗力为主，转变为以协同苏联空军保卫重要目标为主的独立作战阶段。从1952年6月至1953年7月，志愿军空军在“加打一番”一年零两个月间，取得了击落美军飞机206架、击伤52架的辉煌战绩。空战中，苏联空军有时还为中朝空军提供援助，如在危急情况下，拦截追击志愿军空军和朝鲜飞行员的F-86飞机。甚至当中朝联合空军在前线机场的飞机总数超过了第64航空军的飞机时，苏联空军飞行员仍然需要继续完成比较复杂的任务。如在1952年至1953年冬天，复杂的气象条件使得飞行技术尚不熟练的中朝联合空军部队无法投入战斗，因此而加重了第64航空军的作战任务。1953年，苏联空军飞行的月平均数量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33%。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至此，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得以停止。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遵循毛泽东确定的“轮番实战锻炼”的方针，沿着“在战斗中成长”的道路，自1950年12月至1953年7月，在历时两年零八个月的抗美援朝作战中，共有歼击航空兵10个师21个团，轰炸航空兵2个师的3个大队，784名飞行员，59733名地面人员，得到了实战锻炼。在参战期间，志愿军空军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不畏强敌，不怕困难，英勇奋战，共击落侵朝美国空军、海军和参与侵朝战争的其他国家空军飞机330架，击伤95架。在空战中，击毙了美国“空中英雄”乔治·阿·戴维斯，击落了美国空军“双料王牌驾驶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并创造了用活塞式飞机击落喷气式飞机的范例。在战斗中，涌现出一级战斗英雄6名，二级战斗英雄12名，特等功臣16人，一等功臣68人。志愿军空军也付出了被击落231架、击伤151架、牺牲飞行员1 16名的代价。志愿军空军在战斗中“边打边稳边建”，实现了在战争中发展壮大的预期目的。从1950年10底组建第1个航空兵师（空4师）起，到战争结束时，已经发展为拥有25万人、27个师、3000多架飞机的强大人民空军。
在抗美援朝作战期间，苏联空军先后有12个师投入空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为72000人，1952年最多时达到25000至26000人。苏联空军共击落1097架敌机，高射炮兵共击落212架敌机。有22名击落敌机10架以上的飞行员获得“苏联英雄”称号．苏空军休金大尉和奥西金少校各击落过敌机15架；第303歼击航空兵师副大队长苏佳金大尉，从1951年6月17日至1952年2月2日，击落敌机22架，一大批飞行员、指挥员、地勤人员、高射炮兵和其他参战官兵获得了苏联、中国和朝鲜等国政府颁发的奖章、勋章。根据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统计数字，在朝鲜，苏联空军共损失了飞机335架和飞行员120名，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军人的总损失为299人。
曾任中国空军司令员的王海上将在《我的战斗生涯》一书中回忆说：“在谈到抗美援朝空战战绩时，不能不提到苏联空军的功绩”，“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苏联空军曾先后派出十几个航空兵师来到中国，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组建航空兵部队，执行防空任务，并带领和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著名的苏联空军英雄阔日杜布，就曾率师出征。战争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还相当年轻、弱小，空战主要是苏联空军打的。后来的大机群作战，特别是与F-86大机群作战，仍由苏联空军唱主角，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协同其完成作战任务。因志愿军空军尚未经过夜航训练，还不具备夜间作战的条件，夜间作战的任务也由苏联空军承担。没有苏联空军的大力支援，中国人民空军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志愿军空军也很难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