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高语罕相识于早稻田大学，其后两人在“五四”运动中并肩战斗，接着陈独秀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出任一至五任中央总书记，高语罕作为第一批党员与其亲密合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携手奋斗。后来，陈独秀因托派问题被开除出党，堪称陈独秀代言人的高语罕亦因参与陈的托派组织而被开除出党，历史再一次见证了这对“难兄难弟”的“同甘共苦”。然而，二人在经历了干般磨难之后，陈独秀晚年却受人挑唆与高语罕断绝多年的交往，直至离世，两人都未能解开恩怨之结。
结缘磨难惺惺相惜
1906年9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到安徽芜湖皖江中学任教。彼时，腐朽无能的清政府为了扑灭全国各地的反清烈火，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群众。安徽因其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一时间成为清政府强化统治的重点。安徽各地曾经一度高涨的革命形势逐渐被压了下来。
陈独秀不甘于革命形势的低落，他以皖江中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一面利用芜湖图书社来联络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活动；一面与体育教员柏文蔚效仿上海暗杀团形式，在关帝庙前“歃血为盟”，成立暗杀组织。他希望用暗杀这一手段，来除掉残暴的满清官吏，推动安徽乃至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就在陈独秀即将实施方案时，走露了风声。随后，陈独秀被两江总督端方下令缉拿。在安徽地方当局的严密搜捕下，陈独秀在安徽无法藏身，被迫于1907年春第四次东渡日本。到达日本后，陈独秀进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同时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陈独秀结识了高语罕，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数十年的倾心交往。
高语罕原名高超，号一羽，笔名赤羽、素心，1888年出生于安徽寿县正阳关盐店巷。其父为私塾塾师，精通汉学，在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高语罕具备了较深的文字功底。陈独秀等人发起在中国近代史上意义重大的新文化运动，高语罕随即积极响应，于《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众多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的猛士。
与陈独秀的相识、相交，令高语罕十分珍视。陈独秀乐观大气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以及对政治问题精辟入里的分析，都让高语罕深为叹服。而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对封建三纲五常旧礼教异常痛恨的高语罕，也给同为“选学妖孽”、誓与封建礼教相决裂的民主革命斗士陈独秀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民主共和的向往，与对封建制度的反叛，使得两人迅速走在了一起。两人常聚在一起切磋文学，交谈时事，发表对时局的看法。
1907年4月2日，沙皇俄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悍然批准《中东铁路管理局组织大纲》，其中规定中东铁路局有管理沿线地区民政、地亩、交涉、医务、学务、出版等权限。沙俄随即建立了一套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之外的组织机构，中东铁路沿线地区俨然成为沙俄在华的“国中之国”。消息传到日本，以陈独秀、高语罕为代表的爱国学生十分气愤，他们举行集会，抗议沙皇俄国不断侵犯我国东北边境的罪恶行径。日本政府对此采取了高压政策，高语罕还被其驱逐回国。
与陈独秀依依惜别回到祖国后，高语罕先是赴安庆参加著名革命党人柏文蔚领导的秘密反清活动，次年11月19又参与了熊成基、范传甲等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稍后还辅助皖籍激进革命诗人韩衍创办了《通俗报》。《通俗报》创刊后大力宣传革命，主持正义，抨击丑恶，揭露英帝买办与清吏勾结出卖铜官山矿权，大声疾呼社会各界支持铜陵民众驱逐英帝工程师麦奎的斗争，对辛亥革命前后安徽的政治、思想、军事、组织、文化、宣传多方面起了巨大的鼓舞和推进作用，堪称陈独秀创办的《安徽俗话报》的姊妹报。
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各省随即纷纷响应。10月31日，安庆革命党人吴旸谷等率标炮营向省城进攻，经过奋勇作战，安徽于次年1月2日正式成立军政府，先由孙毓筠任都督，后由柏文蔚接任。柏文蔚任都督后，随即委任陈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组织革命党人编为安徽青年军，高语罕被任命为青年军秘书长。
陈高两人自早稻田大学分别后便许久未见，此刻能一起共事，皆欣喜异常。正是这段并肩战斗的风雨历程让陈独秀与高语罕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其以后携手编辑《新青年》、领导“五四”运动打下了基础。 从日本回国后，陈独秀开始积极筹办其“能令全国思想都全改观”的杂志——《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极具影响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创刊号问世。《青年杂志》创刊后，为了进一步提高杂志的知名度，陈独秀开始联系名家征求优秀稿件，其中包括高语罕。
接到陈独秀的稿约后，高语罕奋笔疾书，先后发表《青年与国家之前途》、《青年之敌》等多篇文章，渐成《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在陈独秀眼中，高语罕俨然已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将，两人情谊由此更上一层楼。在这期间，高语罕还在陈独秀支持下编辑出版了通俗易懂的教材《白话书信》。《白话书信》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高语罕遂成为安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语罕极受鼓舞，他于1923年春由李大钊介绍加入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的50名党员之一。稍后，高语罕与章伯钧等共赴德国留学，两年后学成回国，被派往平民女校任教。“五卅”运动爆发后，高语罕转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兼任上海大学教授，后又被陈独秀派到芜湖，指导国共合作后的安徽国民党省部门事务，并建立中共芜湖特别支部。不久，高语罕又受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聘请，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教授《政治学概论》。
患难与共 生死追随
“中山舰事件”后，高语罕转赴上海，1927年3月又追随陈独秀赴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社社长，并任在武汉成立的安徽党务干部学校校长。不久，蒋介石便在安庆制造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公然于3月23日捣毁了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安庆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协筹委会等机关，殴伤省党部职员及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数十人。
高语罕对此极为愤怒，他随即在陈独秀支持下以《反对与打倒》为题在3月27日的《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社论，揭露蒋介石制造南昌、九江、安庆惨案罪行，号召人们反对个人专政、以党治军、摧毁农工运动的蒋介石。4月初，高语罕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后在其指导下，揭露蒋介石在安庆反革命行径的《三·二三事变宣传提纲》刊行于世，
这年7月，汪精卫背信弃义地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高语罕冒着生命危险，参与发动南昌起义的联络准备工作。8月1日，就在高语罕39岁生日的这一天，他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秘书。高语罕当时还受命起草了《中央委员宣言》，于起义当天在南昌市的《民国日报》上发表，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等背叛总理遗教，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反革命行径。随后，起义军南下广东受挫，高语罕被前委派去香港开展联络工作，并书面向中共中央汇报南昌起义情况。
不久，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高语罕亦在党的指示下辗转前往上海，参加中共春野书店支部活动，参与指导太阳社文艺工作。也因此工作机缘，高语罕与陈独秀过从更为紧密。此时的陈独秀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在上海处于隐蔽状态，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皆由高语罕代为处理。
1932年10月15日，由于叛徒出卖，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被移送南京监禁。被囚后，陈独秀将最为挂怀的妻子潘兰珍的生活托付给了高语罕。11月30日，他曾致函高语罕：“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他不起，务请先生再去探望一次。……如幸而尚存，望携存先生处……函告潘女士亲自前往领取”。当高语罕告诉陈独秀潘兰珍己去南通，待托付养女之后要来监狱探视时，陈独秀又于12月13日致高语罕的信中动情地让他转告潘兰珍：“鄙人生活近况，且语以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在致高语罕的信中，陈独秀还托告潘兰珍捡出羊皮袍及驼绒被这两件衣服的当票，以备赎取。后来，闻知潘兰珍即将来监狱看他，陈独秀又写信叮嘱高语罕，要他“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
江津拒诱机智解围
1937年9月，高语罕随陈独秀前赴武汉，后又到重庆。由于陈独秀在重庆的演讲或文章中常常口无遮拦，使得一些朋友为他的安危担忧，尤其是高语罕。不久，陈独秀投奔友人，前往江津，高语罕亦追随而至。
陈独秀一家刚到江津不久，胡宗南、戴笠便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前来“拜访”。此前，胡、戴二人曾猜测：此次拜访陈独秀，其忠实追随者、政治代言人高语罕可能也在他身边，这人有点麻烦，此行一不小心就会被他嗅出点什么来，最后怕是弄巧成拙。于是，经过一番商议，胡、戴二人商量好了应对高语罕的策略：会见前通报用真名，会见时胡多说话，戴少说。
果然，高语罕就在陈独秀的家中。高语罕将二人请进客厅后，又从里屋请出了陈独秀。因为担心陈独秀的安全，他与陈夫人王丽立寸步不离陈独秀身边。几人寒暄完毕，胡宗南说道：“值兹二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两党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定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先生意下如何？”
陈独秀想了一下，说：“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全国人民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有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言及世界局势，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说到这里，陈独秀顿了顿，喝了口水，继续说道：“本人是孤陋寡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位对今天我的谈话，绝不能见诸报刊，此乃惟一的要求。”听到陈独秀的话，胡宗南一怔，戴笠脸上表情亦变得复杂。看到戴笠的脸色变化，高语罕怕其一时恼怒会对陈独秀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忙站起来打圆场说：“不会的不会的，我的这两位学生是最尊重他人意愿的。”随后，陈独秀起身送客，高语罕领着戴笠与胡宗南走了出去。一直看着戴笠与胡宗南走得没有踪影，高语罕才放心地返回。此事过后，陈独秀从白沙镇迁至位于江津西南鹤山坪上的石墙院，一直到逝世。
在江津的这段日子里，陈独秀与高语罕两人生活都十分清苦。好在陈独秀由于有其北大学生资助以及一些朋友的援助，生活还算过得去。但高语罕的生活就不太乐观了。为了维持生计，他化名为重庆《新民报》写文章，以换取微薄的稿费。陈独秀时刻惦记着处在困境中的高语罕，在1940年9月25日他给好友台静农的书信中写到：“敌人不入川，则到处可居，倘入川则大难矣，弟尤大难。如果真有此一日，不知邓六先生有可靠之亲友在乡间能容我避居否（总须离场稍远）?语罕所居万家山不知情形如何？”足以见两人感情之深。
受人挑唆挚友反目
1942年3月底，高语罕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好友陈独秀受人挑唆，竟与其绝交。原来，这年的3月29日，国民党江津县党部在县城东门外广场召开纪念黄花岗烈士牺牲31周年暨纪念孙中山逝世16周年群众大会。会议结束时，主持大会的罗宗文县长号召大家要继承总理遗志，发扬烈士革命精神，抗日到底，打败法西斯。最后他礼节性地问主席台上其他人员还有什么话讲。这本是一种客套，会议议程也根本没有安排其他人员讲话。但此时台下真的有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先生在女儿的搀扶下，走上台激动地讲起来。他声色俱厉地将话锋直指陈独秀，说陈发表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中散布悲观情绪。
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中，陈独秀曾这样写道：“在这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和德国可能会胜利，中国抗战有可能失败，中国必然沦为殖民地；若美国胜利，中国也只能恢复为半殖民地。”此刻正值抗战关键之时，陈独秀此文确有不妥之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就曾指责该文“内容乖谬，违反抗战国策”，并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其续篇《再论世界大势》也遭封杀。这位发言的老先生叫“凌铁庵”，是辛亥革命的元老。由于德高望重，他常被邀请参加当局组织的一些社会活动。凌铁庵与陈独秀是老乡，平时也有交往，他十分关注抗战进程，主张抗战到底，因此对陈独秀发表文章散布消极悲观情绪的作法十分不满，遂在大会上公然提出反对。
凌铁庵对陈独秀进行了批驳和盘诘，一时间全场震动，大家议论纷纷，全都责难和攻击陈独秀，次日江津报纸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陈独秀很快就知道了此事，由于他许多学生、朋友和当年的同志、追随者都在江津，当局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对其进行批判，这让他感到颜面扫地，无地自容。陈独秀恼怒地认为在会上打出第一炮的凌铁庵就是当局专门请来骂他“仲甫是反革命”的，而高语罕便是这事件幕后策划者。于是，他立即与高语罕断绝关系，高语罕也被迫离开陈独秀。
据高语罕事后的解释，事情是这样的：陈独秀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在重庆《大公报》发表后，招致各方非议，由此其续编《再论世界大势》也被当局扣压不发。3月29日，国民党江津县党部召开大会，邀请了外省的一位老国民党员演讲，此人在讲话中对陈独秀的那篇文章大作攻击。会后，有两位友人向陈独秀谈起此事，称这是高语罕幕后策划的。陈独秀听罢非常气愤，并嘱友人和潘兰珍今后不再理睬高语罕。果然，稍后当高语罕约其他友人一起去探望陈独秀时，陈独秀只与别人交谈，对高置之不理。高语罕离开时，陈独秀身体非常糟糕，高语罕因此也没有向他作过多解释。两个月后，即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于江津石墙院溘然长逝，高语罕闻知噩耗立即赶回奔丧，并负责料理后事。在挽联中，高语罕写到：“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需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对老友的深情厚谊，尽在其中。29日，他又撰写《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一文，刊登于1942年6月4日《大公报》，以怀念老友陈独秀。此后，高语罕不断撰文评述陈独秀的一生，给后世学者研究陈独秀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当时做此事的，唯有高语罕一人。
陈独秀遗嘱中最重要的内容是遗稿的整理，但他把三十多年来的患难之交高语罕排除其外，令高语罕十分伤心。据早期共产主义者、历史大家郑学稼日记记载，高语罕曾给其长信，讲述内情，信中伤感无奈之情溢于言表：“高语罕自有其所以自立为人之道，绝非他人所能毁谤，所能磨灭，然独秀因此抱着一种怀疑一有一个三十多年的老友卖了他的心情入地，彼一定不瞑目，弟之痛心实在此。”对于其间的误会，高语罕心知肚明：是何之瑜等人向陈独秀谈及陈文被批判之事，并向陈说恐是高匿名写文章攻击他，谓高还策动皖人在党部大会上引《大公报》只发表一半文章骂陈为反革命，陈轻信了何，遂翻脸。高语罕为人生性善良，他不愿将事情闹大，便任由此事态发展，遂致两个好友反目成仇，成为历史的遗憾。
1943年，高语罕由江津迁至重庆，寄居在《新民报》社长兼主编陈铭德家中，三年后随《新民报》编辑人员乘船回到南京，住在城南一低矮民宅中。1948年，高语罕患病卧床，无钱医治，他原想回安徽老家养病，但思及陈独秀，想到自己是陈独秀的追随者，遂放弃此念头，于贫病交加中谢世，终年60岁。
历史竟出奇地相似：陈独秀逝世时，曾有一篇文章反映民众对陈独秀之死的普遍观感，谓“假如陈独秀死在10年前或20年前，噩耗传来，无疑将引起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大冲动，可是这个时候，他的死不过像一片小小的瓦片投到大海里。”而几年之后，高语罕亦于贫病交加中孤独谢世，两人堪称难兄难弟。
陈独秀一生重感情，尤其珍视亲朋友情，在其垂暮之年，面对汪孟邹等好友的关切和帮助，他甚至一度发出“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的慨叹。然仅因受人挑唆，陈独秀与相交了数十年的高语罕断交，这件事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