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的军阀混战中，蒋介石的兵力并不占优势。但他成功运用电报破译这一当时的先进科技，随时掌握战场上的准确信息，进而有针对性地使用离间、策反、收买和进攻等不同手段，在短短几年中，接连击败强大的对手，建立和巩固了国民党南京政权。
近代中国电报技术的起步
中国的电报技术起步较晚。1874年9月，李鸿章沿南北大运河兴建了天津、上海之间的第一条国内陆地有线电报线，以盛宣怀为“中国电报总局总办”，并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这条线路于1881年竣工，共用白银17.8万余两。此后，有线电报逐渐在全国各地推广。从1915年起，北洋政府开始试办无线电报，陆续从德国购买设备，在重要地区建立无线电台，取名无线电报局，以区别当地原有的有线电报局。从1918年起，北洋政府为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又以英国贷款在库伦（即今外蒙的乌兰巴托）、北疆的乌鲁木齐和南疆的喀什建立3座大型电台。但库伦台刚建成，就因库伦事变而落入俄国人之手。这样，北洋政府先后建立了15个无线电报局：内陆局有北京、天津、张家口、济南、武昌、洛阳、乌鲁木齐、喀什等8处；海岸局有烟台、青岛、大沽、吴淞、崇明、广州、福州等7处。但当时使用的是无线电长渡通讯，以5千瓦的电台为例，要事先建造独用的发电设备和专用的楼房，竖立几百英尺高的天线，得占用一大片土地。而且其建造周期长，设备笨重，投资巨大，但传递距离却有限，通讯质量也很差。如北京的长波电台最远只能与洛阳、青岛、烟台等地联络，与上海就无法通讯。南方各地要与北京联络，不得不通过烟台、青岛等地转送。但从上世纪20年代起，无线电短波通讯技术传人中国，它也立刻就被蒋介石充分应用。
调查科无线电短波通讯的建立
最先得益于无线电短波技术的，是当时中统的前身、陈立夫主管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而带来这项现先进技术的是一个叫李范一的人。
李范一是晚清末代秀才，后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专攻无线电技术。1924年他回国参加北伐战争，希图以自己带来的先进技术为革命出力。可当时国内几乎无人认识无线电短波通讯的重要性，认为政府有无线电长波通讯就足够了，所以无人理睬他。于是，李范一就去找在美国留学时相识的陈立夫。陈立夫听完他的介绍，立刻意识到了这项技术的重要性，就把李范一推荐给了蒋介石。蒋介石二话没说，任命李范一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交通处处长，主管军事通讯与军事交通。当北伐军占领南京和上海后，李范一应陈立夫之请，为调查科建立了京沪之间的无线电短波通讯。当时南京的大功率短波电台直接设在国民党三元巷总部，有独立的编制、人事、经费和活动；而上海大功率的短波电台就设在南市老西门的蓬莱路，因为那里是华界。由于建立时间短，更由于保密，当时几乎无人知道调查科已经在京沪之间建立了快捷方便的通讯渠道，直至其在龙潭战役中突建奇功。
崭露头角的无线电短波通讯
龙潭战役是孙传芳与南京政府之间进行的著名战役，也是奠基南京政府的一场战役。
1927年7月下旬，退到山东腹地的北洋军阀孙传芳，乘国民党宁汉纷争之机举行反攻。
南京政府急忙组织反击。但当时何应钦在南京，白崇禧在上海，分处两地的部队无法及时联络，难以集中优势兵力，配合组织起有效的进攻。白崇禧在其回忆录中说：“通南京之有线电话已被破坏，无线电器材因笨重拙劣无比，我们随身又未携带，如果打电话到上海，要用无线电转南京。”白崇禧所言之无线电当然是指当时笨重的无线电长波通讯。7月28日夜，孙传芳部全线突进，南京政府军队逐渐不支。
陈立夫见势不妙，主动向何应钦透露了调查科的秘密，建议他立刻利用调查科的无线电短波通讯与上海联络，协调京沪两地的军事行动。何应钦大喜，一试果然快捷有效。于是两地信息迅速沟通，开始有针对性地调兵遣将配合行动，逐渐扭转了战局，结果反败为胜。
这是一场恶战、血战。白崇禧后来回忆说，“龙潭之役在北伐大业中是最重要一仗”，“是北伐大业成败极大之关键”。南京政府军此役伤亡严重，仅黄埔5期学生阵亡就达500多人。由于孙传芳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在渡江之后就把船只全部撤回长江北岸。其本意是要部队置之死地而后生，结果6万余部队，战死和淹死约4万余，被俘2万余，主力几乎消耗殆尽。白崇禧说：“当时敌我双方正是尸体遍野，骸骨盈野。我们发动士敏土厂工人及红十字会收尸，结果收不胜收。据说半年之内，火车经过龙潭，尸臭仍然逼入。”战况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从此，显赫一时的五省联帅孙传芳一蹶不振，变成了光杆司令。南京政府在东南一带，再无真正的对手。
对这场战役，陈立夫在其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说：“事后，何应钦将军报告蒋总司令说，京沪军队的夹击孙传芳计划，全靠我们的无线电台之联络。”蒋介石也马上意识到了无线电短波通讯的重要性，要求军政部立刻用无线电通讯装备军队和政府部门。
无线电短波通讯在战争中的巨大效用，也促使各地军阀的通讯设备升级换代。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乃至边远地区川、黔、滇和新疆等地的军阀也纷纷购置设备，广揽人才。短波无线电风靡一时，专业人才也奇货可居。
无线电短波通讯迅速普及
由于需求剧增，生产相关设备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调查科当时看中的是上海中华无线电厂。该厂的创建人叫陶胜百，1915年至1925年间同时兼职北洋政府的交通部和海军部，专门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在当时电信业赫赫有名。1926年，陶胜百在上海建立中华无线电研究社；1927年创建中华无线电厂，主要生产船舶长短波收发报机，兼及生产陆地短波机、军用短波机、移动发电机、有线广播机（即扩音机）、有声电影录音机和各种元件。这些产品最早在上海南京路的宏康电料行出售，价格大大低于进口的同类机器，但质量又好，一时名闻遐迩。
当时为了保密，调查科在上海交通大学内建立了一个非常简陋的电机修造厂作掩护，专门大批采购中华无线电厂的零件，自行组装15瓦、50瓦和100瓦的军用短波机以集中快速地装备中统在各地的部门。此外，调查科还在交通大学内开设了无线电短波通讯的技术人员和报务人员的培训班，以满足自身需要。
与此同时，军政部也大量组装15瓦的小功率和少量的大功率军用短波机以装备部队，并特别成立了通讯兵团，其中包括无线电大队、中队、分队和电话排，分别配属于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师旅部，随部队一起行动。只是，蒋介石万万没料到，日后他在军队的一些通讯部门会连人带设备一并为红军所获，又转过来成为战场上对付蒋介石的利器，成为毛泽东的“杀手锏”。这自然是后话。
由于当时调查科在通讯技术上领先一步，因此在对付地方军阀，尤其是共产党地下组织时，每每都能快上一拍，以致陈立夫60多年后回忆依然感到很得意：“我们的通讯系统比起军阀和共产党的要好得多而且快得多，这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机密消息和文件可以很快地送到中央党部，而且可以很快地据此以指示所属的各机构如何对付共党。”
无线电通讯密码的制作
有了无线电短波通讯固然方便快捷，但泄密的危险性也加大了。于是，调查科开始考虑密码的安全问题。当时国内所用的电报都用明码，明码本是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统一印行出版的，共计约一万字。调查科当然不能用明码通讯，于是开始改动明码的数字，作为自编密码。但他们很快发现仅仅改动数字很不保险，极容易被人破译。于是调查组决定重修商务印书馆的密码系统。他们删去冷僻字，重新对文、字排序，并把常用字加粗以便于寻找。这样，调查科就自创了密码，与商务印书馆的密码本断绝了关系。
为了更好地保守机密，陈立夫规定把密码本全部存放在机要科，但陈立夫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着一些密码本。因此，旁人难以掌握密码本的变动。
陈立夫还规定了密码本使用的默契法。就是让联络对象拿了密码本后，只有他自己知道哪一天该用哪本密码。
这些方法确实保证了密码的安全。在著名的顾顺章案里，如果星期六那天，当时中统负责人徐恩曾不是由于外出寻欢，而把应该由自己随身带的周六密码本交给钱壮飞，钱就不可能翻译出那份与上海中共中央机关性命攸关的绝密电报。
在密码的制作上，调查科确实要比国民党军方，特别是地方军阀部队高出一筹。因为在以后激烈的较量中，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军阀的无线电通讯密码往往屡遭红军破译。相比之下，中统无线电密码遭破译的资料却鲜有所闻。
无线电通讯密码的破译
调查科自己制作了密码后，接着开始破译对手的密电码。他们的破译工作是从邮局人手的。军队每占领一座城市，调查科就迅速派人接管当地的电报局，收集所有的电报稿。以后，这个电报局与别处联络的电报底稿就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调查科。这样，全国各地的电报底稿基本上被调查科所掌握。这样一来，下一步工作就比较容易了，调查科只要对照着找出一些关键词，就能顺利破译电文的全部内容了。
这个绝招在军阀混战中给蒋介石帮了大忙。如1927年底的宁汉之战，当时唐生智部号称有六七个军的番号，兵力15万；南京政府下属有6个军，兵力约10万。结果却是唐生智大败后下野。这次战争对国民政府至关重要，保证了宁汉合流的巩固，也使得国民政府内部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和阎锡山能够在1928年联手击败张作霖。
迄今为止，史家在研究这场大战唐生智为何强不敌弱时，虽然找出了不少理由，却恰恰忽视了一个最关键的原因，那就是调查科破译了唐生智部所有的电报，以致南京政府对唐生智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其实，唐生智的大败有点咎由自取，因为他不了解无线电通讯的秘密，竟然把他们内部相互来往的一些电报公布在报纸上，作为声讨蒋介石的檄文。于是调查科把他公布的电报内容与已经掌握的各地密码规律逐一对照，很快就破译了唐生智的密码，于是唐生智便吃了大亏。
蒋桂战争也同样。人们只看见蒋介石很快就让李宗仁的部队散的散、走的走、降的降，只花了10天左右的时间就瓦解了桂系的主力，不费吹灰之力就使得李宗仁重蹈唐生智的覆辙。但实际上，关键原因就是调查科也全部破译了李宗仁的电报，使得蒋介石能够对症下药，收买、离间多管齐下，稳操了战争的胜券。
就此而言，地方军阀在一窝蜂地建立无线电短波通讯时，却不懂得先进技术往往是一柄双刃剑。结果在尝到联络快捷方便的同时，却也向对手出卖了自己。
自1927年后，蒋介石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电台紧紧跟随。1930年夏中原大战时，蒋介石在陇海线的火车上指挥作战，电台就设在同一节车厢，以最快的速度破译对手的命令，而对手则完全蒙在鼓里。同年冬，蒋介石乘船赴武汉布置对红军的“围剿”，电台就架在船舱。即使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下野，也把电台带往奉化溪口。这时，蒋介石已经离不开神通广大的无线电台了。
调查科中的电报破译小组是由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毛庆祥直接指挥的，这个小组对军事的重大贡献使得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占尽先机。陈立夫因此得意地说：“由于太‘知彼？了，因此蒋先生能够很快速地处理他们的叛变，击溃他们。”一次，蒋介石亲自召集破译小组进行嘉奖，说他们从事的是“知彼”的工作，而知彼知已是军事胜利所系，破译小组的功效顶得过10个师的军队。为此，兴高采烈的蒋介石还特地发给他们1万元奖金。然而，蒋介石却没料到因为电台而产生的危险也正在日益逼近他。因为此时的红军已经开始尝试破译蒋介石的军用密码。到1934年7月，中央红军已经累计破译敌人密码本400多本。这样，中央红军就全部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调动、意图、装备、补给、处境乃至口令与信号。而蒋介石却完全蒙在鼓里，以致在“围剿”中连连败北。这对蒋介石而言，真有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味道。
在军阀混战年代，凭借无线电通讯技术的优势，特别是利用对手们还缺乏对无线电短波通讯的保密意识，屡屡破译对手电报的密码，正是蒋介石能够以不占优势的兵力屡战屡胜的“杀手锏”。就此而言，中国近代战史上首先把无线电侦听、尤其是密电码破译等高科技，成功运用于战场的人是蒋介石。而善于利用这一高科技在战场上知彼知己，取得最大战果的人，却不是蒋介石，而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