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留“美髯”是其在革命斗争中改变和隐蔽自己面貌特征的重要手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中提到，周恩来是敌人抓捕和暗杀的主要目标，特别是认识他的人很多，因此“他通常装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了大胡子，所以党内许多人叫他‘胡公’。”西安事变具备秘密战线的所有特征，周恩来的“美髯”也是一条重要线索，反映了周恩来刚到西安的活动，也折射出当时共产党与张学良的微妙关系。
周恩来刮胡子是在张公馆
在目前诸多关于西安事变的著述中，凡写到周恩来到西安会见张学良时，几乎都提到了周恩来的“美髯”。当年跟随周恩来赴西安的童小鹏在其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风雨四十年》里这样描述：“进了西安城，刘鼎把我们安置在七贤庄一号休息。这里是刘鼎布置的秘密联络机关。周恩来一直是蓄着胡须的，从保安出发时来不及刮脸就匆匆上路了。来到西安，要接触各方面人士，留着长须不便，他下决心把它剃掉。而七贤庄却找不出一把剪子和剃刀，刘鼎忽然想起安装电台的涂作潮家里有，便陪着他坐车到涂家去，才把胡须剃掉。”
然而以上回忆却疏漏了两项重要内容，一是周恩来当时的一项重要活动，二是涂作潮的居住地点。
周恩来从七贤庄出来并不是去刮胡子．而是赶到西京招待所。当时到机场迎接周恩来的是1936年8月26日由陕北到西安担任中共中央驻杨虎城西北军红军代表的张文彬。当年简称“西救”的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徐彬如，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编撰的《党史研究资料》上撰文回忆：周恩来到西安时，“张文彬到飞机场接总理。先到西京办事处同我们地下党负责人四、五入见了面，他留着大胡子。”这一回忆表明，周恩来到西安时，先后到七贤庄一号的红军地下联络处与西京招待所的西安地下党办事处，同那里的负责人会面并了解情况。这种活动程序完全符合地下斗争的规则，两个地下组织之间不能发生横向联系。周恩来在全面了解和掌握西安的局势，尤其是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动态后，才临时提出了刮胡子的要求。对此，刘鼎在《谈西安事变》一文中是这样回忆的：“到了公馆门口，一些人已经进去，总理提出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我事先没有作这方面的准备，当总理提出后，我觉得涂作潮处比较合适。”
外号“木匠”的徐作潮在其回忆中也提到了自己与周恩来见面时关于胡子的情况：“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同志突然摸着自己的胡子，语气非常欢快对我说：‘喂！木匠，你看我的胡子这样长了，你有刮脸刀吗？’我说：‘有。只是不太快了。’他说：‘不要紧。’周恩来同志刮完脸后，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地立刻同刘鼎走了。”
虽然不少著述也都提到了周恩来到涂作潮处刮胡子之事，但都没有提及甚至回避了涂作潮的具体住所。我们来看涂作潮的回忆：“双十二事变的前3天，报务员彭绍坤用人力车帮我把家搬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这就是说，周恩来见到涂作潮时，就在张学良的公馆里。换句话说，周恩来到西安时，张学良没有到机场迎接，甚至进张学良公馆时，张学良也依然没有在大门口迎接。张公馆主要有3座楼房，西楼是张学良的起居处，中楼是张学良接待贵宾的会客室，东楼是张学良随从人员的居住处，当时刘鼎就住在东楼。据刘鼎回忆：“张学良在东楼门口等总理，见面后寒喧一阵就上楼。”
张学良对周恩来刮胡子的反应
当张学良在东楼门口看到刮去了胡子的周恩来，立刻做出了十分意外的反应。当时在场的童小鹏回忆：“张学良看到周恩来没有胡须，比在肤施见面时年轻了，就惊奇地问：‘哟，你的美髯呢？’周恩来答道：‘刚刚剃掉了。’张表示惋惜。”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也对此进行了描述：“张学良惊讶地盯住周恩来，‘美髯公，你的长胡须怎么不见了？’周恩来笑着抹了抹下巴处答道：‘刚刚给剃掉了。’‘那么长的美髯，剃掉真是太可惜了。’张学良摸摸自己的胡子茬继续说道：‘这一向，我都忙得没功夫收拾了。咱们第一次见面，我刮去小胡子，这次见面，你又剪去了大胡子，哈哈……真是有意思。’周恩来也笑着说：‘张将军辛苦了，我剪去长髯，在城里就不惹眼了，可以更方便地协助张将军排难解纷了。’”
从上述资料看，起码可以肯定两点：一是周恩来确实在与张学良会面前剃去了胡子；二是张学良反应惊奇。
童小鹏的回忆推断张学良在肤施会谈中看到过周恩来的大胡子，因此反应较大。但事实上，周恩来在肤施会谈时，根本就没有留胡子。
英国传记作家韩素音在其著述《周恩来与他的世纪》里谈到肤施会谈时说：“在被遗弃的教堂中殿，对着布满尘埃的祭坛，张学良和周恩来面对面地坐着。他们的警卫和随行人员，其中包括李克农和‘查理’，都等在外间。张学良身着笔挺的军服和黑色的毛料斗篷。周恩来身着灰色棉上衣和红军游击队军裤，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剃刮干净，因为根据地虱子很多，当时正在开展灭虱运动。”这本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并被收入红旗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建百科全书》，其权威性应该不小。
韩素音所写的“灭虱运动”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当年长征到陕北的中央红军正饱受传染病的困扰，中共中央特地要求上海的宋庆龄为红军寻找一位高明的医生解决难题。不久，美国皮肤病专家乔治·海德姆（马海德）博士受宋庆龄的委托和推荐，与美国记者斯诺一起来到了当时的红都保安。当然，韩素音所说的“灭虱运动”导致周恩来的光头剃须可能只是表面原因，因为红军领导人的脸部特征在当年应该是极大的秘密，尤其是秘密战线领导人的周恩来，如前所述，更是注重这方面的机密。当周恩来参加肤施会谈，要在张学良及其部下面前公开亮相时，已经将近10年没有公开露面的周恩来就不能不考虑到对面貌的改变，毕竟当年与张学良初次见面，局势又分外险恶，后果难料，不得不防。因此，当年张学良肤施会谈时见到的应该是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的外貌。在《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中，都表明张学良与周恩来仅仅在肤施见了一次面。也就是说，张学良如果在西安事变前确实与周恩来只有一面之缘，就可能无从看到周恩来的“美髯”。目前还有文章指出，肤施会谈后的一个月，也就是1936年的5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再次秘密会谈，商讨张学良要拉出部队与蒋介石“大干一场”的设想。即便如此，张学良也无法看到周恩来的“美髯”，毕竟相隔的时间太短。
周恩来又成“美髯公”
肤施会谈后，周恩来又开始蓄须。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他在1936年6月到达红军根据地安塞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哈哕，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我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来，那个鼎鼎大名的红军指挥员，他曾经是个教会学校的高材生。”这时的周恩来虽然又留起了胡子，但距肤施会谈仅2个月，因此只是“一脸大胡子”，还达不到飘，逸的“美髯”程度。
那么，张学良究竟是何时看到周恩来的“美髯”呢？目前可以看到的一张历史照片也许能够解释不少问题。这张照片就是1937年4月初周恩来乘飞机返回延安，穿着飞行服戴着飞行帽，于延安机场与前来迎接的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人在飞机旁的合影。
这张照片证明周恩来的胡子生长速度很快。他在12月17日剃去了“美髯”，但仅历时3个半月，又已经是“美髯”初现。由此可见，周恩来只要蓄须半年左右，就能成为够格的“美髯公”。
这张照片证明周恩来又一次蓄须的过程，正是他在西安、南京等地往返奔波，与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高官显贵谈判打交道的过程，根本没有感到一脸的“美髯”有何不妥。这就足以证明，周恩来因为“要接触各方面人士，留着长须不便”而决心剃去“美髯”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换句话说，周恩来剃须必定另有原因。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是必须改变面貌，以确保张学良的随从相信周恩来与张学良只是初次见面。当然，张学良的惊奇反应是周恩来事先无法料到的，以致差点暴露张学良与周恩来之间的秘密会见。只不过经验丰富的周恩来立刻以一句含糊其辞的“我们是老朋友了”来作为应对，既掩饰了曾经与张学良的见面，又解释了众人心中的疑问。
1936年10月26日19时，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王以哲每日都有电来往，张学良与我关系更加密切。”尽管目前还看不到毛泽东所说的“张学良与我关系更加密切”的具体史料，但张学良对周恩来剃去“美髯”的反映，也许就是一个比较明显又比较客观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