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以后，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文书处理中开始出现了“存文组宣毛”的代号。其中，“组”是中央组织部，“宣”是中央宣传部（后改为特委），“毛”是共产国际。而列在首位的“文”，则是中央文库，是我党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设立的地下文书档案库，党中央先后派张唯一、陈为人、韩慧英、徐强、吴成方、李念慈和陈来生等负责管理。从1930年秋开始，中央文库几经辗转，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奇迹般地存在了近20年。而为了保护这个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一批又一批英雄前仆后继，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陈为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陈为人原名陈蔚英，曾用名陈洪涛、陈福涛，张惠生、张道立、张道惠、张明、张敏等。他1899年9月26日生于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百家尾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是中共早期党员，早期工人运动组织者，曾任中共满州省委第一任书记，是我党档案事业的奠基人。
1929年8月，陈为人从满洲省委调到上海。此时，他因前后两次被捕入狱，遭受严刑拷打而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党中央安排他—边养病，一边参加工常委的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陈为人的身体逐渐好转。而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笼罩全城，敌特宪兵到处横行，中共组织不断遭到破坏，斗争环境十分险恶。
1932年12月上旬的一个寒夜，行将赴中央苏区的周恩来，突然来到上海静安寺明月坊看望陈为人。“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来就是请你担负一项特殊任务。”周恩来神色凝重地说，“我知道你出狱不久，身体有病，但情况危急啊！你的任务就是建立秘密文库。”“如何开展工作？”陈为人问。“为了保证文库的绝对安全，你由秘书处负责人张唯一领导，负责文库的具体工作，你夫人为交通员，单线与张唯一同志联系。我党的重要文献只剩下这一套了！”周恩来一手紧握陈为人的手，一手轻拍陈为人削瘦的肩膀，“担子重啊，你要多保重！”陈为人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庄严地接受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并表示即使牺牲生命也要保卫文库。
原来，为适应上海地下斗争的生存环境，中央秘书处新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现“三套制”（一式三份），一套存秘书处的文件保管处，也即中央文库的前身；一套由共产国际中央代表团保存，后委托共产国际代管；另一套中央委托顾顺章代存，后顾顺章被捕叛变，为不连累家人，他并未透露文件之事，而是偷偷派人将文件秘密销毁了。
此时，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的这套文件已多达20箱。这些文件是我党极为重要的机密，是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结晶，是革命进程的见证。时值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央文库不得不紧急转移。于是中央决定，在撤离上海迁往江西苏区之前，必须妥善解决好文件的保管问题。时间紧，任务重！周恩来得知陈为人担任书记时的中共满洲省委材料保存较多，且陈为人办《上海报》时编印过周年纪念册，人也沉稳踏实、机智勇敢，于是径直找到老党员陈为人。
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中央文库隐藏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做掩护。陈为人接受任务后，很快选定了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为库址。妻子韩慧英则被安排在附近的一所小学当教员，协助自己工作。陈为人把文库掩藏地点装扮成一个富商家庭的模样，对外以一个湘绣店名义做掩护。在这座单栋楼房里，客厅被布置得简单而气派：靠窗一张八仙桌，上面铺着雪白的台布，银光锃亮的刀叉整齐地摆放在桌上，朱漆托盘里盛满时令水果……所有这些许久不曾动过，只是用来应付环境。
白天，陈为人西装革履，以在上海住闲的大商人面目出现；晚上，则独自上到三楼亭子间，紧闭窗户，拉严窗帘，拧亮电灯，通宵达旦地工作。妻子韩慧英在隔壁厢房里轻哼摇篮曲，哄孩子入睡，同时负责警戒。每天晚上，陈为人都要从墙角取出文件，埋头整理。他把厚纸上的文件抄在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密写在小说、报刊杂志上的文件、信函抄录下来，把文件的空白纸边剪掉……这批文件资料共20箱2万多件，几乎集中了中共六大以前所有的重要材料，包括历次代表大会形成的文件和会议记录：有1928年到1930年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有中央各项决议、决定、纲领、宣言及通电、通告；有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有苏区文件和红军军事文件；有中央出版的党内报刊；有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手稿；还有彭湃、恽代英等革命烈士就义前给党组织的报告和遗嘱、遗墨等。这些文件资料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当时中共的革命活动和历．史风貌，弥足珍贵。
夫妻俩严守工作纪律，陈为人驻守文库，不与任何人联系；韩慧英则与一个叫“张老太爷”（即张唯一）的单线联系，负责文件的运进和调出。为了安全，他们还得时常搬家，哪怕是遇见了一个没有任何工作关系的同志，也要马上转移，以防万一。为了文件的安全，陈为人在工作的房间里安了个大火炉，旁边总放着火柴，经过整理没有用的纸片、复件、书籍等就放进去烧掉，然后悄悄弄到楼下夹弄，揭开阴沟盖，把纸灰倒进去用水冲去，再检查确信不留一丝痕迹才返身上楼。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剪抄、归类、装订成册，他把原来的20箱2万多册中央机密文件压缩成6箱，最后又压缩成4箱。陈为人夫妇早已想好，一旦出了问题而又无法挽救时，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也绝不让文库落入敌手。有一段时间，情况十分危险，陈为人夫妇就将文件当作家当，一起搬运到霞飞路一户白俄人家的楼上住，以躲避敌人的视线。白俄老太太房东有个在巡捕房谋事的儿子，整天骑着摩托车满街乱窜抓共产党，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家里竞有这样的共产党机关，房客竟然是一条“大鱼”。
然而，1935年2月，敌人在一个晚上破坏了中共9个活动据点，位于上海法租界雷米路汀家弄文安坊6号的上海中央局秘书处机关遭到警探和特务的突然袭击，书记黄文杰等30多位同志被捕。秘书处负责人“张老太爷”（张唯一）来不及将二楼窗口扬起一角（表示安全）的窗帘放下就被敌人抓走了。
一天后，韩慧英不见张唯一按时来家送取文件，而一份上级调阅的文件和经费支出预决算表必须送出，因此决定次日按时前往张唯一处看看情况。这天，韩慧英身着小花格大衣，把文件用牛皮纸信封装着放进衣服的里袋，小心翼翼地来到张唯一的住地前。她举目一望，见二楼窗户那暗红色的窗帘仍扬起一角，便放心地上前一步，伸手按约定暗号两重两轻地敲门3次。可敲了一遍又一遍，也不见动静，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但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提醒她，此时万万不可转身离去，于是她继续敲门。门终于开了，里面闪出两个特务，前后夹着将韩慧英拽进屋里，带上二楼厢房“张老太爷”的住室。此时，楼内上下三层已空无一人，纸屑杂物狼藉一地，室内家具东倒西歪，柜子全被打开，放在墙角的几个皮箱也不见了。“机关真的出事了！”预感得到了证实，韩慧英很快平静下来，心想，决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她假称自己是一个乡下妇女，哭诉是来投靠亲戚的，哀求特务放了她。但狡猾的特务岂能放过，随后把她押到了法租界巡捕房。法国警官对这个“乡巴佬女人”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审问，一无所获，只好将她引渡到中国警局关进龙华监狱。
在狱中，慧英夜不能寐，早巳置生死于度外的她此时一心想的就是“中央文库”，还有丈夫和3个孩子的安危。
与此同时，陈为人见天色已晚妻子仍未回来，断定一定是出事了。他无暇考虑营救之事，闪入脑海的第一个念头便是火速搬家，转移中央文库。但在很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房子谈何容易。按上级规定，文库秘藏必须是单栋房子，而当时在上海租用单栋房子必修有铺保。次日，陈为人四处奔波，好不容易才以每月30元的高价租下小沙渡路康脑脱路口（今西康路康定路口）合兴坊15号一栋二层楼房，安全转移了中央文库的所有文件。
文库是安全了，但陈为人与党组织的联系却中断了。时值上海党组织遭遇三次大破坏，敌人极为猖狂，叛徒四处活动。陈为人不能抛头露面，就想其他办法积极和组织联系。他曾利用登报寻人和到弄里张贴“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咒语等方式与组织联系，但毫无结果。不能从组织那里得到指示和经费，陈为人一家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除了担负保卫中央文库的重任，陈为人还要养活照管3个年幼的孩子，全家一天只能吃两餐红薯充饥，一岁的婴儿没奶吃，只能喝白开水，一家人常常是在半饥半饱中度日。有时肺病发作吐血，陈为人只好把萝卜当水果来润肺。但为了不暴露身份，瞒住楼下房东，他仍要装成十分富有的样子。每次在楼下煮好红薯，他都要把一片干鱼盖在上面再往楼上端，到楼上块进屋时，再把那片干鱼藏起来，怕不懂事的孩子看见抢着吃。就这样，那块干鱼片用了一个月之久。后来，连掩护机关也成了问题，陈为人急得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找鲁迅先生帮忙，找何香凝以及冼星海的岳父借钱。但这毕竟是杯水车薪，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为了维持生活，他把二楼的家具几乎变卖一空，连旧瓶破鞋之类也都换成了钱作贴补，但一楼的豪华家具却一点没动，仍像个富商人家。有时偶尔外出，他还得衣冠楚楚显示阔绰。为了掩护机关，组织完整“家庭”，他找到以前在狱中结识的李沫英，让她带孩子住进来临时充当家庭主妇。这样勉强支撑几个月后，陈为人迫不得已写信给当时在河北保定一所小学教书的妻妹韩慧如，告之姐姐“病重”，要她前来“看望”。
1935年夏天，韩慧如来到上海，陈为人将妻子被捕的消息告诉了妻妹。韩慧如听了心头一震，不禁落下泪来，但看着姐夫忧郁的目光，她似乎领晤到了什么。韩慧如扫视了一眼房间，只见床头横躺着1岁多的女婴，床边破旧的童车里坐着3岁的男孩，6岁左右的男孩则躲在角落里用惊奇的目光盯着她，孩子们的衣服都破破烂烂……她心里不禁一酸，眼睛泛潮：“姐夫，我不回去了，在这里照顾孩子，你好有时间忙你的事。”陈为人感激地点点头，随即目光缓缓移向墙角，几只皮箱又让他忧虑起来。皮箱里装的都是党的重要文件，是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的中央文库。望着陈为人紧蹙的眉头和焦虑的目光，韩慧如打开包袱：“这是我的全部积蓄，有300银元，先维持家里开销吧。”300银元！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可以交10个月的房租了。陈为人眼中闪出喜悦的光芒。“吃饭，孩子穿衣，你还要治病，都得花钱呐。”慧如一睑困惑。“那是我第二考虑的事。”陈为人神情严肃地说，“慧如，你知道我和你姐干的工作非常重要。一定要记住，无论对谁都不能提及家中所藏的东西。”韩慧如认真地听着，不住地点头。“还有，我已化名张明，身份是木器老板。今后在家里你是我妻妹，外出时就假扮是我妻子，因为一个长期没有主妇的家庭是会遭人怀疑的。”韩慧如听到这里，双颊泛起羞涩的红晕，她必竞还是一个年刚20的未婚女子。
一天，忽然楼下有人敲门，陈为人机警地将窗帘拉开一条缝往下瞧，只见一个高鼻深目满脸络腮胡子的外国佬，一面举拳擂门，一面跟看弄堂的老金头讲着洋话。陈为人赶忙让韩慧如带着6岁的大儿子下楼应付，自己则匆忙藏匿文库的钥匙。原来，这栋房子以前住过一个妓女，与那个洋人有过交往，后来断交了，洋人思念旧情来找她。看弄堂的老金头费尽周折才让洋人明白那妓女早已搬走了，洋人只好悻悻离去。一场虚惊，让陈为人着实紧张了半天。
很快，冬天到了，韩慧如带来的300银元已所剩无几了，而每月的房租是万万不能拖欠的。煤球只能一个一个数着烧，因此做的饭常常是夹生的，粥也是糊的。开始时，给孩子吃的粥还可以放点猪油，以后放点盐，最后盐也买不起了。于是，陈为人又开始变卖家中的杂物，全家一天只能吃两餐山芋粥。因为怕白天在路上遇到叛徒，或被邻居发现富商吃山芋而起疑心，陈为人经常要等到天黑才出门，到曹家渡市场买担山芋，再雇辆独轮车拉回家。幼小的孩子饥饿难忍，经常夜哭，陈为人怕因此引来敌特，只好把孩子的手指塞进小嘴里止哭。
一次吃午饭，大孩子没吃饱，见锅里还有，就哭着说：“我还要吃，我还要吃！”陈为人就哄孩子说：“别吃了，我们是吃点心。点心，点心，就是只吃一点点，不能吃饱的。”孩子不解地问：“爸，为什么妈妈走了后，我们总是天天吃点心呢？”看着孩子愁眉苦脸的样子，陈为人笑着说：“来，我们跳个舞吧！”说着，就一个人先跳起来，逗得孩子们笑个不停，也不再嚷着要吃粥了。天真的孩子们哪里知道，锅里的那点粥是留着当晚餐的。
再说，由于韩慧英被捕时随口谎称叫王英，并说走错了人家，同时趁敌人不备，机智地将文件丢在地上的乱纸堆里，敌人也未从她身上和口中发现任何证据得到任何口供，于是1935年底被释放了。出狱当天，身着囚服的韩慧英怕特务盯梢，不敢径直去找陈为人，而是先来到李沫英家，以保姆的身份住了一个月，估计不会再生意外，才由李沫英领着，在天黑时分找到家中。一进家门，看着骨瘦如柴的孩子，望着眼睛布满血丝的丈夫，韩慧英心如刀割。但陈为人觉得当务之急是尽快与党组织联系上，过去党内联络方式他都尝试过了，均为成功，于是决定仍由妻子外出联络。不久，韩慧英经李沫英介绍，在培明女中附小教书。于是，她一边教书维持生活，一边暗中寻找党组织。几经周折，她终于通过罗叔章和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联系上了。而此时的徐强，受党的委托也正在四处寻访陈为人呐。
1936年初秋的一天，陈为人头戴黑色礼帽，身穿一件灰色长袍，来到一家饭馆楼上。只见一个高个子男人正安静地坐在一张桌子旁看书，桌上还放着一只梨。陈为人走上前去；“好兴致，先生看的是本什么书？”“是本《三国演义》。”高个子把书放下，神情漠然地问：“贵姓？”“姓陈，先生贵姓？”“姓金，名老金。”陈为人紧接着问：“什么金？”老金用食指在桌上比划了一个“木”字。陈为人随即比划了一个“当”字，老金问：“住哪里？”陈为人比划了一个“广”字，老金立即在“广”字下添上一个“车”字。暗号对上了，陈为人心中暗喜。这位“老金”就是特科的徐强。但因陈为人以前从未见过徐强，所以初次交谈中他十分警惕，并没有立即将住址告诉徐强。他早巳下了决心，即使牺牲，也不能轻易把中央文库交出去。后经几次深入交谈，陈为人终于解除了疑虑，这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徐强带到自己家中。看到陈为人此时肺病已经非常严重，身体十分瘦弱，徐强心中难过，断然决定将中央文库移交特科保管，立即将文件秘密转移。
1936年底的一天，阴雨蒙蒙，寒风呼啸，上海法租界一片萧条，行人稀少。陈为人头戴呢帽，身着长袍，坐在一辆三轮车上，脚边竖着两个鼓囊囊的大皮箱。在他的车后紧跟着另一辆三轮车，车上坐着韩慧如及陈为人的儿子，两人脚边也竖着两个鼓囊囊的大皮箱。为防不测，陈为人没有让妻子同去。两辆三轮车在法租界恺耳路（今金陵东路）一栋石库门房前停下后，陈为人走下车按约定的暗号上前拍门。门开了，一位娴静的女子出现在门口。“周小姐，你的货我给你送来了。”陈为人拱了拱手，“请清点一下。”“哎呀，张先生，这些破烂的东西你替我保管了这么长时间，还劳你亲自送过来，真过意不去呐！”年轻女子故意把声音拾得又高又尖，随后一一接过皮箱拿到屋里，安放好后又走出门来，敞快地将两块银元塞进陈为人的衣袋里。
看着两扇漆黑的大门紧紧地关上了，陈为人一颗悬着的心这才终于落了地。
由于过度劳累，加上生活艰辛，长期缺乏营养，肺病又得不到及时治疗，移交完文库回来，陈为人眼前一阵阵发黑，剧烈地咳嗽起来，一进家门就大口大口地吐血不止，随即栽倒在客厅的地板上。韩慧英见状，心如刀割，急忙扶他到床上休息。但陈为人不肯。他忍着病痛默默地坐在亭子间的书桌前，望着以前排满文件箱而现在空荡荡的墙角，恍若隔世，过去几年里中央文库的安全保管工作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
得知陈为人病情严重，党组织立即将他送到广慈医院治疗。但没住几天，他就提着住院的什物回家了。他向家人解释：“医院里有人像是议论我，我怕出事。”慧如不觉紧张起来。慧英将她拉到一边说：“他说的不是真话。他的脾气我知道，是不想让组织为他治病多花钱，而影响其他同志的生活。”
为了抢救陈为人的生命，组织上把韩慧英找去，对她说：“只要能保住为人，需要多少钱就用多少钱。”于是，姐妹俩以组织的名义，再次将陈为人送进医院。可几天后陈为人又出现在家中。家人和同志都为他的病情担忧，但他却若无其事地说：“我和敌人斗了这么多年，难道还怕和病魔斗争吗？！”看到慧英姊妹俩心情沉重，他笑着安慰说：“你们不要难过，等我病好了，咱们一起去湖南老家玩，那里的风景可好哩！”
两人无奈，只好和看弄堂的老金头商量，将隔壁17号房2楼小亭子间暂作养病之所。党组织还派纪纲和另一位同志与韩慧英保持联系。纪纲是位中医，常给陈为人开方治病。但因病情拖得太久，且当时肺病是不治之症，不久陈（上接48页）为人的肺病再次复发，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征得韩慧英同意，党组织让陈为人对组织和家人留下遗嘱。但陈为人不相信自己会死，坚定地说：“我不死，我还要工作！”在生命垂危之际，他仍是那么坚强、乐观！
1937年3月12日晚，韩慧英见陈为人神情不安，像是身体很不舒服而又在勉强挣扎，便关切地问他哪儿不舒服，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陈为人握紧拳头，对慧英说：“我……不要紧的，我……还要……工作……”断断续续重复了好几次，后来声音越来越小……就这样，陈为人走完了自己战斗的一生，时年38岁。
陈为人病逝后，中央文库的保管任务先是由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的徐强担负，后又几经辗转，数易其手。上海解放后，1949年9月14日，中共地下党员陈来生将全部文库文件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并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将其全部送往北平中共中央秘书处。
至此，长达18年之久的党的“一号机密”保管工作，结束了其地下保密状态，最终完整地回到了党的手中。
中央文库的全部档案现妥善保存于中央档案馆内，并在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集、选集、传记、年谱，以及编写中共党史、军战史中得到广泛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