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的东北，是当时中国最复杂也是最敏感的地区。从国内来看，由于东北背靠苏、蒙、朝等国，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无论谁拥有了东北，都能对华北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战略上处于相当有利的地位。当时东北有3400多万人口和130万平方公里土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均很发达，远远超出全国其他地区，其中钢铁工业和兵工企业更是居全国之冠。这些优势对当时的国共双方来说，都有着无可替代的巨大吸引力。从国际来看，当时有上百万的苏军驻扎在东北，苏联出于其远东安全的考虑，与国民党政府签定了一系列条约以获得在东北的特权，苏联不希望国共冲突给美国以可乘之机；而执行“扶蒋反共”政策的美国则全力支持国民党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拒绝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合法地位。这样，东北一时间就成了三国四方（美、苏、国、共）关注的焦点。在这场严峻的斗争中，中共虽在政治、军事上都处于劣势，但通过对各方矛盾的正确分析，毅然决定进军东北，并很快占得先机。其间，中共在东北的战略方针，根据时局的变化先后进行了几次重大的调整，是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特殊时期的伟大实践。乘隙进军，分散布置，建立基点
争取东北，是中共早在“七大”上就确定的方针；在那次会上，毛泽东几次强调东北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东北是十分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1945年8月11日，也就是朱德总司令向人民武装力量发布向日寇大反攻的第1号命令后的第二天，中共就发出了向东北进军的第2号命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部随即向东北进发，配合苏军解放东北。
但是，由于当时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要把东北交给国民党。中共实际上就没有公开进入东北的合法权利。为此，中共中央分析：东北地方那么大，苏军占领的只是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他们所能交给国民党的只能是这些东西，而东北的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仍然是权力真空，只要我们进入东北并控制了这些地方，造成既成事实，到时候蒋介石不承认也不行了。现在关键的问题是首先要有大量的人马进去，而且还不能以共产党八路军的名义。于是中央决定：以非共产党的名义坚决进去，只能做不能说，进入东北后迅速分散去占领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发动群众，建立长期斗争的基点。这，就是我党在东北最初的分散发展方针，目的在于迅速占点面，以为发展的基’础。
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要求进军东北的部队“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也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和地方部队，大大地放手发展”。9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分局，要他们抽调4个师，由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率领赶快去东北，并明确要求他们进入东北后，“首先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协助红军建立民主秩序。”9月21日，中共中央又致电东北局彭真、陈云，把部队“分散到各县，每乡一排也好，以地方名义迅速扩大”
9月28日，中央军委发出《军委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敌伪美英一致助蒋与我争夺东北，甚为明显，蒋运兵至东北可能较我为速，即是冀热辽及辽东半岛为我先机控制，蒋军仍能深入东北内地……因此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10月9日，中央再次指示东北局：“部队必须迅速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壮大，收编改造伪军伪警”“在目前决不应集中布置。不要怕人家讥笑我们未脱离游击概念。因我无飞机大炮，游击概念决不能脱离，否则将遭灭亡。”中央指出，“只有在目前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期大量军队集中作战。”
遵照中央的指示，先期进入东北的部队，迅速以“麻雀漫天飞”的方式分散到东北各地。其中，山东滨海支队加胶东军区部队一部合编成东北挺进纵队，由万毅率领，于10月中旬到达吉林的盘石、桦甸、梅河口地区；冀热辽军区之曾克林部以主力在南满剿匪，以一部北上进入黑山、阜新、白城子、四平及齐齐哈尔地区；陕甘宁边区部队一部活动与辽中、台安、盘山一带；山东6师及5师的一部（吴克华部）于10月下旬进入营口；胶东军区海军支队开赴牡丹江地区。由于此时国民党军尚未进入东北，因此，我军得以在东北各地迅速地发展壮大，其中，仅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就由1万人发展到10万余人。
集中力量，拒滞蒋军进入东北
10月11日，毛泽东由重庆回到延安，在得知国民党已经开始接收东北和美军已进占北平、天津的消息后，知道原先设想的冀东决战计划实际上已无实现的可能，因为我进军东北的部队这时候大部分都还在路上，根本无法在冀东地区迅速组织起大量部队。这样的话，在美国的帮助下，国民党军完全有可能长驱直入东北。于是，毛泽东结合当时的形势和苏军的态度，决定对东北的战略方针作重大调整，停止过去分散发展的方针，集中主力在南满等地阻止蒋军登陆，以掩护后续部队进入东北和已入东北的部队的战略展开。
10月16日，毛泽东获悉：国民党军在大连、旅顺登陆已遭苏军拒绝。但他认为，蒋介石决不会甘心，国民党军还有可能在营口、安东以及东北其他沿海地带登陆。为此，毛泽东要彭真告诉苏方对国民党军应一律加以拒绝，至少也要拖延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这样，如果东北各港口被封闭，形势对我将非常有利，那么国民党军就只有从华北的秦皇岛上岸了。秦皇岛是天然良港，又在北宁路上，敌人登陆的可能性极大，所以毛泽东提醒彭真：“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在途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同日，中央还指示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蒋军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部消灭之。凡我到东北之曾克林、万毅、肖华等部，须迅速集中，加以整补，全力消灭蒋军。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而“对于北满、东满，暂时只派少数人员及后到的少数部队前去开辟工作。”中央还特别强调：“战胜蒋军登陆，是目前中心一环，其他一切均为此服务。”
10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报，再次强调：“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目前我在东北工作的部署，应该是全力加强辽宁（主要的）、安东二省（国民党的省）的工作，守住东北的大门，争取时间，以便开展全东北的工作。”10月23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报：要求竭尽全力独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也应该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11月1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彭真及东北局其他成员：“林彭应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葫芦岛至锦州、营口至海城之线尽力阻滞登陆之蒋军，以待已到部队之组成及路上行进部队之到达，并于适当时机坚决歼灭蒋军，不使进沈阳。”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东北局和人民自治军总部立即决定，以现有的在南满、西满的部队，组成热河、榆锦线、葫芦岛及锦州、营口、安东及庄河等5条战线，分别由程子华、杨国夫、李运昌、吴克华、肖华指挥，把住各个要口，坚决拒止蒋军进入，东北。
从10月底到11月初，国民党军由美国军舰运输企图在葫芦岛、营口登陆被我军拒止，而旅顺、大连有苏军，也不能登陆。于是，蒋介石命令在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强行打出关去。于是，山海关就成为敌我双方必争的战略要点。我军奉命扼守山海关的山东军区第7师、冀热辽军区19旅、22旅一部，从11月1日起，连续抗击顽军的多次猛烈进攻。
这时，毛泽东也估计到，以山海关弹丸之地，必难久守．故又拟订了一个锦州决战计划：即让山海关方面多顶上几天，待我军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和山东军区一师梁兴初部先敌赶到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带，布置好战场，然后山海关方面再放敌过来，最后集中黄、梁等部将其歼灭。11月15日，毛泽东致电指示林彪、彭真，“应令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持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梁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俟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可集中最大兵力……共约七万人，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个战斗，每次歼灭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3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如能将大量蒋军歼于东北大门之外，东北各港口又都守住，我独占东北是有可能的。
然而，计划跟不上变化。就在毛泽东发出此电的第二天（16日），我军坚守的山海关就在敌人机械化优势兵力的进攻下失守。接着，蒋军快速推进，17日夜陷绥中，22日连占兴城、锦西、葫芦岛三地。而此时梁兴初师才刚刚赶到兴城地区，根本来不及布置阻击阵地，蒋军就已经突了过去。26日，当后面的黄克诚师终于赶到锦州附近地区时，锦州已于当日失守，这样一来，锦州决战就根本不可能了。锦州一失，东北大门洞开，中共在东北的战略方针又一次面临着重大的调整。．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起初，为了部署锦州决战，中共中央命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亲自前去指挥。林彪于11月19日到达锦州前线，并在兴城地区视察了从山海关撤退下来的杨国夫师和刚从山东赶来的梁兴初师，他看到的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于是，他于21日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报告：“连日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参加作战者皆极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师刚到，黄师尚未到达，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不惯吃高粱，缺少费用，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为此，林彪提出一个根本性意见：“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林彪的电报引起了中央的重视，而正在这时（19日），苏军又通知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军，有红军之处不许我军与蒋军作战，我军一律退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口气相当强硬。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感到，我军在最初所取得的优势已经消失，国民党有进入东北的合法权利，而且也有进东北的能力，我军要想独占东北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了，必须迅速转变在东北的战略方针，否则将陷入全面被动。
鉴于急剧变化的形势，中央于11月20日指示东北局：尊重苏方的决定，立即从中长路沿线及各大城市退出，“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作持久的打算。中共中央在11月22日致电重庆中共代表团时，将这一战略方针形象地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苏军）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11月25日，彭真率东北局撤出沈阳，到本溪暂住。
11月26日锦州失陷后，中央的决心更坚。28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部队如不能进行胜利战斗，即应避免作战，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应将一部主力分散去控制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和广大乡村，有重心的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但林彪在北宁路附近，罗、肖在东满均各须组织一支野战军，作为机动突击力量。”
对于撤出大城市后的工作方向问题，中央于12月3日指示东北局：“除开继续发展与整训部队外，应集中力量发动人民减租，解决土地问题，并组织工人群众，只有这一个改革的实现，发动了干百万的工人农民群众，才能使我们在东北站稳脚跟。”12月24日中共中央又致电东北局：“提议你们应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那些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现到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布置，应将大半分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发展，并准备随时撤走。”
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再一次明确指出“现实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并特别强调“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要求民主联军“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的任务，以便稳定后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按照中央的要求，东北局于11月29日作出了关于今后方针任务的指示：“在过去的情况下，我们把主力干部，将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及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及其附近，是正确的，现在由于情况的变化，必须把中心放在南满、北满、西满、东满，及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路西侧的广大地区中，以中小城市及次要铁路为中心，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创造强大的根据地。”12月31日，东北局又向各分局、各党委、各师旅长发出建立根据地的指示：“现在我之主要力量（干部、兵力），应使用于创造长春路两侧及北宁路北侧之根据地，背靠朝鲜、苏联、外蒙、热河创造大块的根据地”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是我党在国内外形势都已经不允许我独占东北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分散发展的方针，但这种分散已不是去抢占点面，而是去“分散安家”，到广大的东北腹地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样，由于中共中央的及时决策，使我军避免了军事上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同时也使苏军不因此感到为难，从而也就避免了外交上的被动。
根据中央及东北局的指示，东北人民自治军主力彻底改变了过去集中作战的部署，将主力部队以师（旅）为单位，开始有重点地分散于西满、北满、东满的广大地区，执行剿匪、发动群众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其中，新四军3师的8旅、10旅和独立旅，分散于西满洮南、通辽、彰武、库仑地区；山东7师分散于北满肇州、肇源、肇东地区；陕甘宁359旅进至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之间广大地区；山东2师、25旅分散于东满磐石、双阳、海龙、敦伦地区；位于南满的山东3师、第2、3纵队仍留置该地区，除继续肃清土匪、发动群众外，积极进行整编训练。新四军3师7旅和山东1师由人民自治军“前总”直接指挥，作为机动部队，住法库、康平地区，相机打击孤立分散之敌。
由于蒋介石拒不承认中共在东北之地位，并命其军队继续向我军发动猛烈进攻，为迟滞敌人的快速推进，中央决定集中一部分力量打“一二个大胜仗”，以挫敌人凶焰。1946年2月中下旬，我军先后在秀水河子、沙岭等地给顽军以不同程度的打击，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并使各部队取得了与美械装备的蒋军作战的经验，鼓舞了士气。
1946年3月初，苏军开始撤退，蒋军利用机会大进，13日占沈阳，21日占辽阳，24日占铁岭，27日占抚顺，一时气势汹汹。为了配合我党在东北问题上的谈判，中央要求东北局必须阻止蒋军的长驱直入，要力争控制北满地区和长春、哈尔滨两市及中长路满洲里至绥汾河段，并要力保本溪、四平等重要城市。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央的指示，从1946年4月至6月7日，先后集中力量发动了本溪、四平保卫战以及鞍海战役，之后又打了桦甸、拉法、新站等战役，迫敌止步，然后两军主力就基本上于松花江一线对峙。这些战役的实施，配合了政治谈判，掩护了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的解放和我军在广大北满地区的战略展开，同时也使部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这样，从东北局撤出沈阳到1946年6月7日东北休战，我军虽然迫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一些战略要点进行了坚守，并打了几次规模较大的战役，但其目的只是为了配合谈判和迟滞敌人，而基本的战略方针仍然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此后，东北实际上停战达4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军通过整训部队、发动群众、剿匪、减租减息及土改运动，已经在广大的北满、西满、东满地区牢牢地站稳了脚跟，部队也由当初的11万余人发展到32万余人。从此，中共安在东北的这个家，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