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秋，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亲自交给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为了明年迎接建党30周年，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寻找当年召开中共“一大”的地方，此事属“社会文化事业管理”范畴，所以要他这位处长挂帅，承担起这项重任。
中共“一大”是在绝密状态下召开的，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调查？向谁调查？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经过缜密调查，沈之瑜从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处得到一个重要线索：扬帆手下有一名副科长，名叫周之友，是中共党员。他原名周幼海，乃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后来沦为大汉奸）之子。
沈之瑜随即找到周之友了解相关情况。周之友热情地向沈之瑜提供了寻找“一大”会址的两条重要线索：其一，中共“一大”召开时，从东京回国参加会议的留日学生周佛海正与其母杨淑慧热恋，周佛海曾带其母去过开会的“李公馆”，也曾叫她往“李公馆”送过信，而杨淑慧现就在上海；其二，周佛海曾写过一本《往矣集》，内中谈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 很快，沈之瑜在上海图书馆查找到了《往矣集》。《往矣集》里一句关键性的话，给沈之瑜指明了寻找“一大”会址的方向和范围，即开会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沈之瑜随即请教了几位上海地名学者和专家，得知“贝勒路”位于原来的法租界。1906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命名该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3年1月9日，汪伪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与日本驻汪伪中央政府“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签署《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从这年8月1日起，上海撤销了租界，由日本人“一统天下”，贝勒路此后改称“黄陂南路”。此时，黄陂南路街道两侧有两干多座房子，范围仍是不小，何况李公馆早已易主。
两天后，杨淑慧遵扬帆之命，主动找到沈之瑜，表示尽力帮助寻找“李公馆”，以求“将功赎罪”。当时，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于是，沈之瑜跟着杨淑慧一起来到“贝勒路”，两人在街上慢慢地踱着，一点点地辨认。然而，毕竟时过境迁，当年的“李公馆”已面目全非，头一天杨淑慧竟未找到。
沈之瑜着急，杨淑慧更着急，因为这关系到她能否“将功赎罪”。这天，杨淑慧独自一人悄悄来到“贝勒路”，细细回忆，仔细寻访。终于，她发现那白墙上刷着个巨大的“酱”字以及嵌着“恒昌福面坊”招牌的房子，很像当年的“李公馆”。但她并不敢肯定，毕竟已隔了近30年，天翻地覆，人世沧桑。然而，当她再次陪沈之瑜走到原贝勒路与另一条马路的交叉路口时，猛然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她向路人打听那条横马路的路名。“这是兴业路。”路人告诉她。
“兴业路？”杨淑慧平生未曾听过这一地名，但她脑中一瞬间闪过似曾相识的印象。
几天后，杨淑慧兴冲冲地来到沈之瑜的办公室。原来，这几天她在原贝勒路与兴业路反复逡巡，觉得此处与她记忆印象相似。再问老住户，终于证实她那似曾相识的印象没有错。
杨淑慧告诉沈之瑜，那条兴业路是与原贝勒路—起在1943年改的名。兴业路原名望志路，是1914年以当时法国公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命名的。1943年侵华日军和汪伪政权废除了“望志路”这一路名，改用广西东南部的兴业县县名来命名，称为“兴业路”。
在黄陂路与兴业路交叉口，亦即当年的贝勒路与望志路的交叉口，杨淑慧指着横写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对沈之瑜说：“这很像当年李汉俊家。”不过，当年的房子是青砖中镶着红砖，而如今却是白粉墙上面画着一个比大桌面还要大的“酱”字，这是她从未见过的。房前的小菜场过去也是没有的。
于是，沈之瑜和杨淑慧一道在这里展开调查。附近的居民说，酱园的董老板是“老土地”，住的时间最长，最熟知这儿的情况。
酱园挂着“万象源”的招牌，老板叫董正昌，经营酱油、酒、醋、盐之类。沈之瑜和杨淑慧前去调查，董老板娓娓道来，这才廓清了30载春秋变换。
早在1924年，董老板因生意需要，租下106、108号等5幢房子。随后，他对这5幢房子进行了大规模改建，把106、108号改成二楼二底，并把106号的天井改成厢房，租给其亲戚开了“恒昌福面坊”，生产挂面，外墙也刷成了白色。董老板特别强调，106、108两幢房子先前由一位李先生租住，他是续租的。李先生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变二为一。
当年的李公馆虽然已经面目全非，但沈之瑜听到这里心头仍然是一阵狂喜。中共“一大”开会的所在是“贝勒路李汉俊家”，李汉俊与这个“李先生”绝对不会是巧合。一个重大的历史之谜终于可以弄清了，基本上可以断定中共“一大”会场就设在这幢楼里。
但中共上海市委很谨慎，没有立即把兴业路上那两幢房子确定为中共“一大”会址。
这时，有人告诉沈之瑜，李汉俊是当年中共上海小组代理书记，负责召开“一大”的发起和筹备工作，后来在武汉被国民党杀害，而他的哥哥，即李公馆真正的主人李书城，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做事。沈之瑜立即向市委反映了这一重大线索。
1951年5月，中共上海市委特派市委宣传部干部杨重光带着那两幢房子的照片去北京，专程拜访已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长的李书城。李书城看了照片后对杨重光说：“那时我家住在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现在路名和门牌虽然改了，但那两幢房子确实是当时我家的住房。”
李书城，字晓园，亦作筱垣，1882年（清光绪八年）出生于湖北潜江县，17岁中秀才，后人湖北经心书院学习，因成绩优异，于1902年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往日本，在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与黄兴、鲁迅同学。同年秋，在东京竹枝园结识孙中山，因倾向革命，遂改习军事。1905年7月参加中国同盟会筹备会，成为同盟会发起人之一。1908年学成归国．在桂林筹办广西陆军干部学堂，次年任该学堂学监，并一度兼任陆军小学堂监督。1910年赴北京，任军咨府科员。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任民军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1912年1月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处军事组组长，后兼陆军部顾问。南北议和后任南京留守处总参谋长，后授陆军中将街，任总统府军事处处长。1917年10月护法战争爆发，任湘西防务督办兼授鄂军总司令。1921年7月，被推为湖北自治军司令。
李书城在上海的寓所，最初在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后来迁至法租界三益路。那时李家人口众多，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两家与母亲合住，再加上警卫、厨师、女佣等，共十几口人。于是李书城看中了望志路上新建的石库门房子。
那是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当时的望志路和贝勒路交叉口建造的一排5幢石库门房子，每幢房子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红褐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当时上海十分流行这种式样的石库门民居。陈老太太建造这排房子，就为出租收取房租。房子在1920年一建成，李书城就租了其中两幢-106、108号，并把隔墙打通，也就‘相当于一幢二楼二底的石库门房子。
“李公馆”有幸成为中共“一大”会址，有4个原因或称4个条件：一、李汉俊时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书记陈独秀此时身在广东），中共“一大”的发起和筹备工作由他和李达负责。二、“李公馆”闹中取静，交通方便，且独门出入。三、“李公馆”内人员简单。当时李书城带着警卫先去湖南，后赴湖北出任湖北自治军司令，李母王氏老太太头年秋冬送3副灵柩（即李父李金山及李书城、李汉俊两人的前妻—一当时李氏兄弟均丧妻）回原籍湖北潜江老家安葬，同去的还有李书城、李汉俊的子女，尚未回沪。偌大的公馆只有女主人——李书城年仅16岁的新娘薛文淑，以及送柩返沪的李汉俊和他才3岁的女儿李声韵，还有大字不识几个的女佣和一位厨师。这几个人除李汉俊外都不会过问中共“一大”的开会事宜，有利于保密。四、李书城与黄兴交厚。黄兴夫人徐宗汉为上海博文女校董事长，借助这层关系，李汉俊租借了博文女校几间校舍（当时正值暑假）作为“一大”代表宿舍，而“李公馆”与博文女校只一箭之遥。
基于上述原因，“李公馆”便被确定中共“一大”开幕会场。原本商定开一次会换一个地方，后来由于找不到更合适的场地，“一大”便一直在“李公馆”进行，甚至闭幕式也定在了那里，直至后来生变。
“李公馆”的主人李书城，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农业部部长，后为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1965年8月26日去世。
就这样，中共“一大”会址得到了确认和证实。不过毕竟事关重大，中央又委托李达前往上海实地勘察。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和老朋友，中共“一大”代表，和李汉俊共同筹备中共“一大”召开，建国初担任湖南大学校长。
李达来到上海兴业路，步入“恒昌福面坊”和“万象源”酱园，他连连点头：“是在这里，汉俊的家是在这里。”
李达的认可，具有权威性。于是，兴业路上那一排石库门房子，最终被肯定为中共“一大”会址。
不久，中共上海市委开始动员“恒昌福面坊”和“万象源”酱园的老板乔迁。
“哟！我们住了这么多年的地方原来还是一块宝地呢！”“恒昌福面坊”和“万象源”酱园两家老板得知内中原委，高高兴兴地答应搬走。
但搬迁要有个过程，搬迁之后还要修缮。就这样，到了195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30周年大庆，作为中共诞生地的兴业路76、78号，还挂着“恒昌福面坊”的招牌。
1951年9月l6日，中共上海市委向大房东陈老太太的继承人租下兴业路76和78号两幢石库门房子——李书城、李汉俊的旧居。
1951年10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通知：把兴业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址、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和博文女校，都辟为革命纪念馆，并为此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由夏衍任主任。
1952年5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购下了兴业路76、78号两幢房子。在管理委员会指导下，中共“一大”会址得到了初步修缮，室内也做了一些布置，兴业路上的小菜场也被迁往淡水路。于是，那排石库门房前不再嗜杂了。
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兼第一政治委员的叶飞，成为了中共“一大”会址的第一个参观者。他耳朵很尖．1952年5月底到上海中共中央华东局开会时，特地于6月3日下午来到兴业路。那时，中共“一大”会址尚在内部整理中，还未对外开放。 叶飞之行，很快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内传开来了。6月30日，柯庆施、魏文伯、曾希圣等几位华东局书记来到兴业路，成为第二批参观者。
翌日——1952年7月1日的上海《解放日报》，首次公开披露了消息，在第二版上登载新闻《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经一年修建已初步完成》。
消息见报当天的上午11时，上海市市长陈毅及潘汉年、方毅、刘长胜、陈丕显等市领导一同赶往兴业路，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
同一天，苏联塔斯社记者也闻讯赶到兴业路。就这样，在上海找到中共“一大”会址的消息，迅速传遍国内外。
不过，当时兴业路76号上的“恒昌福面坊”几个大字仍在墙上。但室内则挂起了马克思和列宁像以及毛泽东所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手迹。 这年冬天，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从北京来到上海。在参观完中共“一大”会址后，他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来馆景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生肃然起敬之感。”
于是，马克思像、列宁像、毛泽东手迹被一一取下——因为当年开会时，墙上没有挂。
同时，“恒昌福面坊”招牌被铲掉了，巨大的“酱”字被铲掉了，外墙上的石灰被铲掉了，“混水墙”变成当年的清水墙，露出了青砖嵌红砖，这才恢复了“李公馆”的“庐山真面目”——这便是中共“一大“会址。
当时，王冶秋还一再叮嘱：“做成模型送北京。”
模型在1953年春做好了。这年6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派沈子丞带着模型前往北京，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王冶秋、胡乔木看了模型之后，转呈毛泽东、董必武审看。
董必武看后说：“是这座房子。”
毛泽东则说：“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8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李兰天、杜民奉命到北京西四羊市大街48号，寻访内务部研究员、59岁的包惠僧。包惠僧也是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历经风雨，1949年11月才从澳门返回北京，被安排在内务部工作。毛泽东想到了这位老朋友，要他写点回忆文章，并到上海实地踏勘。
1954年3月，包惠僧与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一起来到上海，两人详细回忆了当年的情景，使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布置越来越接近于原貌。
应该说，在恢复“李公馆”原貌上面，薛文淑确实出了大力。因为她曾是那幢房子的女主人，而且在“李公馆”生活了几年，她的回忆应当说是准确而可靠的。最初，李达等人回忆，“一大”会场是布置在楼上的，而薛文淑则肯定地说，李家那张长方形的大餐桌从来都是放在楼下的。这就说明，当年中共“一大”代表围着大餐桌开会，那么会场势必是布置在楼下的。但薛文淑毕竟不是中共“一大”代表，不可能进会场参加会议；而李达是“一大”代表他的话自然比薛文淑更权威。于是，开始时便遵从李达的意见，把会议室布置在楼上，供人瞻仰。
1956年春节，年逾古稀的中共“一大”代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重游旧地，对此做了最后的裁决。他说：“当年开会不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
董老说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当时不似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么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
最令人信服的是，董必武在楼下指着一扇窗说：“这儿原先好像是道门。”纪念馆工作人员经过仔细查看，那扇窗当初果然是一道小门，是下边砌了砖改成窗子的。这表明董必武的记忆是准确的。董必武一槌定音，那张长方形大餐桌便从楼上搬到了楼下，中共“一大”的会议室，也就由楼上改回到楼下，完全恢复了历史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