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砖的外墙，乌漆的大门，石库门的楼房。
一座历尽沧桑的建筑，见证着一个崭新历史的开启。
它是一个坐标，是成就不朽伟业的起跑线。它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旧址——“共和国的起点”。
90年前的一个夏夜，13位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胸怀拯救民族的理想，从全国各地汇聚于此，以如椽巨笔，书写了中国历史上最浓重的一页。
我徜徉于此，心中波涛翻卷。眼前，肃穆庄严的中共一大会址；身后，霓光闪烁的新天地酒吧一条街。不知道“新天地”之名是何人的创意，我只觉得中间的“天”字拆开，不正是“一大”两字吗？“一大”开启的，不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新天地”吗？
承负着厚重历史的一大会址啊！你是历史最好的见证人，你见证了从那一刻走到今天的惊世嬗变！
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我伫立在鲜花映衬的党旗下，看那鲜红灿烂。这鲜红的旗帜，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心血染成，是无数牺牲先烈的鲜血铸就。在党旗的指引下，饱受凌辱，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
思绪穿过岁月的隧道，追寻昨日时空中历史的熠熠光芒。
此刻，时间凝固，定格在1921年7月23日这页闪光的日历上。
这一天，早已成为历史的节点。夏日炎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来到了上海，他们是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
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走完自己既定的道路；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与当初的方向背道而驰。但，他们共同谱写的这段历史已经成为了不朽。
此前，为了救亡图存，为了救国兴邦，无数仁人志士艰难探索，用生命和鲜血呐喊、拼搏、抗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一次次希望点燃，一次次梦想破灭。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满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劳苦大众的悲惨境遇，积贫积弱的中国仍在灾难中挣扎，黑暗依旧笼罩着这片曾创造过无数人类文明奇迹的国度。巨烈的外部冲击，使早已腐朽的架构轰然崩塌；支离破碎的神州大地鼓动着新的整合、新的希望。一时间，多少救国方策—一保守疗法的改良派、修修补补的改革派、西为中用的嫁接论、全盘否定的激进论等等纵横激荡。据统计，当时竞相涌起的党派多达300余个，但无一能救中国于水火。纷繁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古老中国的天际间，豁然透出喷薄的黎明曙光。
这是一段血火交织的岁月，这是一场风雨砥砺的记忆。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两人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中国党的代表大会。李达、李汉俊在征得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和同意后，分别致信各地党的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诞生于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当时，共有来自欧洲、美洲和亚洲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组织的代表52人参加，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两位负责人刘绍周和张永奎出席了会议。列宁主持会议并发表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国际成立后，在指导欧洲革命斗争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亚洲各国革命运动的情况。此番，马林、尼科尔斯基就是受共产国际派遣帮助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
1921年7月中下旬，设在上海法租界白尔路389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他们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从全国各地赶来上海参加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聚会。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召开了预备会。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上海代表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所正式举行。各地代表围坐在18平方米客厅的餐桌四周，进行了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置身其间，我扫描般环视着这间不大的屋子：雪白的墙壁，朱红的地板，一张铺着白色台布的长方形会议桌，桌上放着茶杯和火柴盒架，桌周围有12只圆木凳，东、西两侧靠墙各摆着一只茶几和两把椅子，简单而庄重。不用说，这一定是当年情景的复原。一大召开时，身为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的李大钊两位党的创始人因故未出席会议。来自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个亲密战友。他同时对刚刚成立的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则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如同后来中国革命的曲曲折折一样，中共一大的召开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7月30日晚，一大正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不料，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会议被迫中断。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接踵而至，法籍警官亲自带入进入室内询问搜查，因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随即撤走。此次意外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但会议毕竟不能再在原地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对策，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晤提出到其家乡嘉兴南湖开会，得到了大家的赞成。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因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受了一场虚惊，所以都未去嘉兴。当天10点左右，其余的代表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一起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
在阴雨蒙蒙的秀丽南湖，随着画舫缓缓划动，会议继续，革命的征程也在继续。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了由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至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在内忧外患、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一个承载着华夏复兴重任的革命政党诞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情发生了。
历史的痕迹无言地述说着曾经的风雨沧桑，一件件文物讲述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传奇历程。在二楼的历史文物陈列馆，我看到了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矸撰写的《资政新篇》，上海小刀会潘可祥部使用过的小刀，当年上海工人穿过的破旧棉裤，中日甲午海战中邓世昌使用过的水晶印章，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黄兴携佩的武士刀、用过的手枪等，上海租界巡捕房警察使用的警棍和皮鞭，辛亥革命义士邹容写下的《革命书》、“鉴湖女侠”秋瑾亲笔手书的光复军军制稿件和辛亥革命时浙江军政府发布的布告等。但最引起我注意的还是李大钊在建党时期用过的英文打字机，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共产党》、《曙光》，陈望道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第一本面向劳工大众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汪寿华1924年在海参崴拍摄的有他亲笔题词的原始照片等。据讲解员介绍，在这里共陈列展示革命文物、文献和历史照片148件，文物原件117件，其中24件是国家一级文物。
陈望道翻译的中文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可谓弥足珍贵。《共产党宣言》气势磅礴，旗帜鲜明，仅用两万余字即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阐述了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被推崇为共产党人“圣经”的这部经典之作，不断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红色之源。在中国，第一位自觉传播《共产党宣言》的是李大钊。早在1919年，他便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介绍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4月，陈望道在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翻译完成《共产党宣言》。同年8月，该书在上海秘密印出并开始在全国传播，对当时正在酝酿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理论指导。许多革命先驱就是读了这本《共产党宣言》后，最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走上革命道路。毛泽东于1936年与斯诺谈到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时曾说：“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通过学习《共产党宣言》，“使我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邓小平称《共产党宣言》是他的入门老师。
在陈列厅里，最夺人眼目的是一大会议代表的蜡塑群像。当时参加会议的15人被刻画得栩栩如生：毛泽东蜡像面向观众，在正中央，慷慨陈词，意气风发；董必武神情专注，侧耳倾听；李达表情轻松，会心微笑……我驻足先哲们的蜡象前，仿佛感到了他们当年的满怀激情，似乎听到了他们振兴中华的呐喊。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歆慕十月革命使农奴俄国成为了强大的苏俄；同时，也为现实中国的顽疾沉疴而痛心疾首，决心改天换地，“把工人、农民、士兵组织起来，实行社会革命。”
正是这些敢于向旧世界宣战的勇士们，带领民众举起了刀枪，冲破腐朽与黑暗，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光明。从那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的足迹走过南昌、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直至北京城。
90年匆匆逝去，一大会址依旧，但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正阔步前行。
历史和现实在这里交汇交融，岁月的征尘将两处接轨得如此紧密，艳丽和摩登时不时地飘过，现代化的气息弥腾在夜空。空间的零距离对接中，时间却间隔着漫漫征程。峥嵘岁月，多少征烟，多少磨难，多少曲折，多少牺牲，才换来今天这炫目的辉煌与灿烂。然而，不是吗？先辈们当年冒着砍头的危险聚集在这里时，为的就是身后的这片繁华与祥和、幸福与安康。
我坚信，“共和国的起点”目睹了这沧海桑田巨变，当年的先辈们，九泉之下也一定会感知这发生的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