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党的一大之前，在全国多个城市分别创建的。其中，在长沙的中共早期组织是毛泽东在接受中共发起组负责人陈独秀的委托之后，于1920年初冬在长沙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创建的。此后，毛泽东领导这一秘密组织在湖南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毛泽东能够在长沙成功创建中共早期组织，与他早期社会活动密切相关。当时他组建了新民学会，培养和集聚了一批进步青年，并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从而在湖南奠定了较好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五四运动后，毛泽东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在领导政治活动中表现出较强的能力和才干，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陈独秀等人于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展开建党的筹备工作时，就把在长沙建立中共早期组织列入计划。中共发起组当时的设想是：“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组织。”对此，张国焘在《我的回忆》记述：“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
毛泽东在长沙创建中共早期组织的步骤是扎实稳妥、逐步深化的。这个过程主要可分为3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组建新民学会，团结和带领进步青年广泛开展爱国主义的政治活动
毛泽东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期间，受新文化运动思潮影响，思想上发生了剧变，与同学蔡和森、萧子升等开始商量组织一个社会团体，以“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他们在1918年3月开始起草会章，并定名为新民学会。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最初的会员有20余人。这个新型社团的会章重点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含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们当时的思想水平。但是，毛泽东很快就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开始和会员们一道探求中国的出路问题，这就不能回避当时的政治问题了。
为了发动和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等20余人于1918年8月乘火车来到北京。在新民学会的组织下，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的青年达50多人。这批青年在毛泽东的组织协调下，都先后进入各种留法预备班，而毛泽东还继续为他们到处筹措路费。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在1918年10月16日的家信中就说：“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
在完成了这项工作后，毛泽东暂时滞留北京。在老师杨昌济的推荐下，他认识了当时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被安排在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在完成日常工作外，毛泽东有机会阅读各种新的图书、报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思想上有了明显的飞跃。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在各种新的思想迭出和学术交流活动频繁的氛围中，毛泽东的思想更加开阔了。在努力学习的同时，他还积极参加了北大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新闻学研究会、一个是哲学研究会。这两个学会对毛泽东的思想和学术影响都很深远。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结识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些著名学者。他曾组织在京的十几名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交流最新的学术观点和人生观问题。特别是毛泽东还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其很大影响。相对而言，李大钊的言行给予毛泽东更直接的影响。1918年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演说，使他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1919年3月，毛泽东送别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赴法青年，于4月回到长沙，受聘担任长沙修业小学的历史教员。不久，五四运动爆发，长沙的报纸冲破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新闻封锁，于5月9日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的学生运动情况，商量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毛泽东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在长沙各学校推荐了代表。5月下旬，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会址设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由该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任会长。
6月3日，在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下，长沙20所学校同时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这时，全国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湖南学联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并聘请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湘江评论》创刊号于7月14日正式出版，立即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毛泽东就全力投入到这个刊物的创办工作中。杂志在全国范围的影响不断扩大，北京、上海的报刊都转载过它的文章。不少进步青年，如任弼时、郭亮、萧劲光等，就是在《湘江评论》的直接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
长沙学生的爱国运动很快得到各界响应，7月9日湖南各界联合会成立，并发展了各种基层组织，在全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湖南军阀政府十分恐慌，湖南督军张敬尧于8月中旬强迫解散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并查封了《湘江评论》。
为了反抗张敬尧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毛泽东决定利用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的矛盾，组织力量开展“驱张”运动，作为爱国运动的继续和深入。当年12月，湖南学联联络各界代表举行抵制日货的示威大会，但遭到反动当局的武力镇压。被激怒了的湖南人民，与张敬尧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学联公开发表驱张宣言，长沙各中等以上学校一致举行罢课。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展开了。期间，长沙各校派出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常德等地请愿联络。
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赴京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并很快组织起“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进行请愿活动，要求撤惩张敬尧。为了发挥新闻舆论的力量，毛泽东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起草并发出大量驱张稿件、电报、呈文、宣言，分送京、津、沪、汉各大报刊发表。此后，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刊上的驱张通电和新闻里，其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次赴京请愿，毛泽东与李大钊接触很多，两人多次讨论赴俄留学和女子留学事宜。由于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开始注意阅读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这时的毛泽东开始把驱张运动放在改造社会的整体方案中去考虑了，对于湖南今后怎么建设，中国社会应该怎样改造，新民学会应该向何处发展，就成为毛泽东深入思考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由旅沪的一些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的“湖南改造促成会”，于1920年4月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寻求改造和建设湖南之路的群众性政治团体。为此，毛泽东决定到上海，与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5月5日，毛泽东到达上海。这时，已到上海的新民学会会员达12人。毛泽东于5月8日在上海半淞园主持“新民学会”会议，主要是送别赴法会友，同时讨论会务问题。当时，新民学会有萧三等6位会友动身赴法国勤工俭学。
这时陈独秀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人筹组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半淞园会议后，毛泽东专程拜访了陈独秀。这次访谈没有留下详细的资料，但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至此，毛泽东在思想上就由民主主义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进而注意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了。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就把新民学会的工作引向了这个新的方向。毛泽东在思想上的明显转变，与他第二次离开湖南期间，先后和“南陈北李”两位创建中共早期组织的领导者晤谈，有密切关系。
创办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使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指导现实斗争相结合
1920年6月26日，张敬尧的部队被迫全部撤出湖南省境，于是在外地从事驱张活动的湘籍人士先后回到湖南。毛泽东于1920年7月7日经武汉返回长沙。
回到长沙后的毛泽东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不久又被聘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班主任。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毛泽东开始着力于新文化宣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
当时，毛泽东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礼容等新民学会会员创办文化书社。7月31日，湖南《大公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一文，宣称：“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
文化书社面对的工作对象更加广泛，宣传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再是宽泛的“新思潮”，而是以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俄国革命经验为宗旨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这就表明，毛泽东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寄托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榜样上。
文化书社的社址，是租用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的三间房子。文化书社的经理由易礼容担任，而毛泽东以“特别交涉员”的身份，多方筹借资金，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先后和省外六七十个单位发生业务往来。毛泽东还聘请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为“信用介绍”。
文化书社经营的书刊都体现了毛泽东追求“新文化”的希望之光，如《新俄国之研究》、《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译著，以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编辑的刊物《劳动界》等。这些书刊都很畅销，常常供不应求。文化书社在长沙销售的《新青年》达两干册，《劳动界》达5干册。
文化书社先后在湖南设立了7个分社，在长沙、衡阳等地设立了多处销售部。通过文化书社引进和介绍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书刊，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普及和提高湖南民众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基础上，为了加大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力度，毛泽东和方维夏、彭璜、何叔衡等研究决定，筹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作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阵地。8月22日，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召开了研究会筹备会议，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9月15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长沙文化书社正式成立。9月23日，上海《国民日报》刊登消息，报道说：“湖（湘）人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于本月十六日开会，推举正式干事，姜咏洪总干事，毛泽东书记干事，彭璜会计干事，并推彭君驻会接洽一切……”由此可见，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当时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后，经毛泽东推荐，在湖南《大公报》上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批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在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还先后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16名进步青年到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然后赴俄留学。
在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毛泽东还积极领导湖南的现实斗争，并逐步转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现实斗争，使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指导现实斗争相结合。在驱张运动后进入湖南的军阀谭延恺，为了巩固其在湖南的统治，打出“湖南自治”的旗号，实际上是搞“湘人治湘”，企图用湖南籍的官僚政客包办湖南的政治。毛泽东利用这个口号，通过发表相关文章，系统地阐述了“湖南自治”的正确主张，要求把“湖南自治”搞成发自下层的政治运动。其时，毛泽东心中的榜样是俄国。他在《大公报》上撰文指出：“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
在湖南自治的舆论声势形成之后，毛泽东希望推动一种实际的社会运动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但是，湖南军阀政府坚持搞官办的自治方案，军阀政府是不可能把权力交给人民群众的。当年10月，毛泽东等组织各界发起请愿活动，使军阀政府撕下了开明的伪装。这场与虎谋皮似的自治运动，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决定冷静下来，进行一次深刻总结和思考。他于11月下旬离开省城来到江西萍乡，在11月25日这天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等5位新民学会会员分别写信，其中3封的主要内容是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在给向警予的信中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毛泽东从自治运动的失败中得出的结论是：“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说，“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须“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这是毛泽东在思想上进行的一次重要反思。在教训面前，他终于摆脱了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更加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为了总结他和新民学会两年多来思想探索历程，毛泽东这时完成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即把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并在一些信件上写了提要和按语，在当年12月印制出来。
从毛泽东在这个《通信集》中写的按语里，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思想变化。他在易礼容写给他和彭璜的信上加的按语中指出：新民学会要成为“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这表明，毛泽东这时已经明确了新民学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努力使之成为创建中共早期组织的基础。
毛泽东后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就总结了这个阶段的思想变化。他说：“到了一九二O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形成科学的建党理念，在新民学会先进分子中秘密创建中共早期组织
在中国，最早探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时间大约在1 920年春。后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于1920年4月到北京时，与李大钊等就中国的建党问题交换了一些看法。随后，维经斯基一行到达上海，陈独秀又与之就中国建党问题多次进行交流和座谈。这对于中国先进分子建党理念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帮助。
中国先进分子对建党问题的探讨，还有另一条渠道，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中的先进分子在法国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过对欧洲革命运动的考察，认识到改造中国必须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在这条渠道中，最早关于建党问题的讨论是在旅法的蔡和森与在湖南长沙的毛泽东之间的通信中进行的。
同为新民学会会员的蔡和森，是毛泽东最好的朋友，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他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收集到百余种法文版的马列主义著作和关于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利用法汉词典“猛看猛译”。通过对各种主义的研究和阅读，蔡和森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并表示“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原理和方法。”
蔡和森等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于1920年7月5日至10日在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会，一致通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但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问题上，出现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争论。在争论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会议委托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在国内的毛泽东等。
萧子升的信写于8月初，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蔡和森的信写于8月13日，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一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并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当这两封信还在路上的时候，毛泽东正为湖南自治运动而奔走。大约在11月份看到这两封信时，毛泽东已经丢掉了政治改良的幻想。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于12月1日给蔡和森、萧子升及在法的会友写了长达4千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作出了明确的选择。毛泽东表示：“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说明了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实施上做不到。毛泽东还从实际斗争中得出结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而蔡和森在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则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的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蔡和森在信中还探讨了党的组织原则方面的问题，认为党员必须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要“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毛泽东在回信中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蔡和森和毛泽东关于建党问题的通信，内容涉及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等许多有关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反映了他们科学的建党理念。因此．这是早期、共产主义者探讨建党问题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料，是党的一笔宝贵的理论财富。这也是毛泽东、蔡和森在建党思想上做出的贡献。
在毛泽东与蔡和森探讨建党理念的同时，毛泽东在建党的行动上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创建早期中共组织的基础。同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随后，这个发起组就同分布在全国各主要城市的马克思主义者联络，发动成立当地的中共早期组织。11月间，毛泽东接到陈独秀、李达的来信，他们正式委托毛泽东在长沙创建中共小组，还把上海已成立中共早期组织，成立机器工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情况一并告知。
不久，毛泽东又收到了陈独秀等寄来的《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材料。同月，毛泽东曾邀请陈独秀来长沙，活动的内容之一就是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议。因陈独秀接受了孙中山的邀请，去广东政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未能莅临长沙。
在接受了共产党发起组的正式委托后，毛泽东经过慎重考察，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选择了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了长沙共产党小组，负责人是毛泽东。随后，彭平之、陈子博等人也加入了这个小组。这个中共早期组织创建的时间，大约是在1920年11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这个时间被确定为“初冬”。
由于是秘密组织，长沙共产党小组创建的具体时间、地点、名称、组成人员等都没有保存文字资料。此后不久，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回信中也只是笼统地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后来，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党的七大准备会上说过：“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写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时，毛泽东在代表的登记表上，亲自填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这就印证了长沙共产党小组创建的时间和名称。
长沙中共早期组织创建之后，毛泽东为了把新民学会改造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作为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手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学会新年大会。到会的会员有18人，会议由何叔衡主持。会议先由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蒙达尔尼会议的讨论结果，然后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的方法、眼前如何着手工作这3个问题进行广泛讨论。
会议经过讨论和表决，决定“以改造中国及世界”或“改造世界”为共同目标；多数人同意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为达到目的的方法，但有少数人赞成温和方法。对于眼前如何着手工作的问题，大家提出研究、宣传、联络、经费、基本事业（办学校、书社、印刷局等）和建立组织等6项工作。全体同意把“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着手方法”之一。不久，毛泽东把这次新年大会的记录整理出来，印刷装订后作为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的一部分，分寄给国内外会员。
新民学会发展成为革命团体后，尽管有主张温和改良的萧子升等部分成员与多数会员分道扬镳，但学会的74名成员中，先后加入共产党的有31人，其中不少人在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另外，还有30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并同情革命。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这个革命组织完成了历史任务，停止了活动。
毛泽东这时还根据中共发起组的委托，进行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在收到北京、上海寄来的社会王义青年团章程后，毛泽东就在长沙一些中等学校中物色组建团组织的骨干，为组建团组织做好准备。他采取积极慎重、注意质量的建团方针，要求“找真同志”，不追求规模。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1月13日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立时有团员16人，到7月份发展到39人。
在长沙中共早期组织创建之后，毛泽东决定以群众团体、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的名义，领导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此外，他还通过第一师范工人夜校，在工人中间开展工作。据李达回忆：在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交换各地工作经验，“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
就这样，毛泽东通过扎实工作，以新民学会为依托，培养和集聚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有效地组织领导了湖南的重大政治运动，逐步形成了科学的建党理念，最终受陈独秀等委托在长沙成功创建了中共早期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