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的北京，总是天寒地冻。每年1月8日这天早上10点之前，就会有固定的一群人身着深色素服，顶着凛冽寒风，神情凝重的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默默献上鲜花，献上水果。每个人怀着烙在心底永远抹不掉的记忆与思念，绕着纪念碑转一转，在他们的心里有一个共同怀念的身影——开国总理周恩来。他们之所以选择在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面，是因为那上面的碑文是周总理亲笔手书的。这群人与周总理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们就是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秘书、警卫、司机、炊事员、医务人员等等。
在这群人中，有一位老者，他就是曾在总理身边当过5年卫士的韩福裕。笔者有幸拜访了极不愿引入注意的韩老。他不愿多谈，只说很普通，没有什么，却也非常的谦和、平易，他不时的说自己这辈子很幸福，能在伟人身边工作。言及纪念活动，老人终于打开了话匣子。
“从这些小事上，可看出总理是非常尊重他人人格的。”
“一般父母死了20多年也就慢慢淡忘了，但总理感人至深，这是言语表达不出来的。我们作为他的卫士是保护、照顾他的。总理的右胳膊受伤了，屈伸不方便，我们就协助他穿衣服，就要先穿右手，再套左手，最后提上去。他非常整洁，领子上的风系扣要系好。有一回，总理整理装束，我见他胳膊活动不很灵活，就主动躬下腰打算帮他系上鞋带，但是他说什么也不愿意让你帮他系。他就脚蹬到凳子上，自己弯腰，有点困难的自己系。从这件小事上，可看出总理是非常尊重他人人格的。”韩老一边有一些激动的说，一边做着当时总理系鞋带的吃力动作。
“这样的小事，生活中很多。我老伴刚到时，在邓大姐身边工作，开饭时给总理也打上一份。总理吃完后，她就端着托盘往厨房走，总理就马上走前两步，刷的帮她把门打开，等她走过去。”韩老一说起这些事，感慨不已，“像我才去时，不太清楚总理的‘规矩’。有一次和他去后厅，当时是冬天，后厅门挺宽，挂着棉布帘子。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总理步伐矫健，走得很快。快到门口了，我就跑前一步打开帘子，他就说：‘放下，放下，我有手，我自己来。’当时周围没任何人在看，就我们两个，我是他的卫士，就是照顾他的，有点眼劲儿的都会这样，而他就是这样，真的是表里如一，言行如一，对人很平等，对自己很严格。”说完，韩老还不时的感叹：没有一点官架子，但很气派，很有风度，一看总理就是领导人，对人的平易温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人不能不感动。
据韩福裕回忆，刚建国的时候，有一次，他随总理到中南海服务处理发、刮胡子。总理坐到理发椅上后，屋内地方小，他就把总理的外衣搭在右臂上，退到门外。这时毛主席突然想起一件什么事要找总理商量，秘书们用电话一问，说总理去理发室刮胡子去了。那时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又都住在中南海内，主席就带上警卫径直找到理发室。韩福裕一见主席来了，就要向他行礼，但手里拿着总理的衣裳，不好使，只好成立正姿势，向他行注目礼。主席的卫士就告诉主席，这是总理的卫士。主席很随和地问：“你叫什么名字？”韩福裕就赶忙告诉他，叫“韩福裕”。说过之后，考虑到自己的山东口音主席不一定听得清，又进一步补充说：“是韩信的韩，幸福的福，粟裕的裕。”主席一听笑着说：“你这个名字好呀，包含了中国两个大军事家韩信和粟裕，你还比他们都幸福。”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这时，总理听说主席找来了，就打算让理发师停下手中的活，主席连忙制止：“我没有急事，等你刮完了再谈不迟。”
“‘克什米尔号事件’中遇难烈士家属的生活，总理一直关注。”
在八宝山矗立的“参加万隆会议遇难的烈士公墓”石碑，碑名是周总理亲题的。“飞机飞离香港前往印尼5小时便爆炸，中国先行团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其中有一位是中办交通科科长、总理的司机钟步云。”讲到这里，韩福裕拿出一帧珍藏多年的与钟的合影，指给我们看钟烈士的遗像。
钟步云是位江西瑞金出来的老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事发后，总理很悲痛，当他见到钟的妻子高秀英时，握着她的手，痛心的说：“钟大嫂，老钟是替我牺牲的……”高秀英悲痛之余，说：“您能，平安回来，就是全国人民的幸福。”而后，总理知道钟有个哥哥是农民，在老家，很穷，钟在生前每月寄几十块钱回去贴补，总理就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来按那数目不断的寄去。在钟逝世10周年之际，钟的哥哥说家里情况好转了，叫高秀英回家看看。高回来后就告诉总理家里经济状况好了，叫总理不要再寄钱了。总理又问她这回一趟来回花了多少路费，因为当时高从财务处临时借的，总理又直接用自己的钱帮她补上了。
在“克什米尔号事件”20周年时，总理躺在病床上已很虚弱，但又想到了高秀英，就派人去看看她，主要问她有没有什么困难，写封信告诉他。高秀英当时已年迈，身边6个子女都上山下乡插队去了。老人无依无靠，也就告诉总理身边没有一个照顾的人，有回病了躺在床上，要喝口水都没人端，自己下床时就摔在了地上，希望自己插队的小女儿回来，留在身边照顾自己。总理见到信后，亲自批了一张条叫人去办。当时一个办事的局长知道了，就责问高秀英说你知不知道总理病了，你还写信干拢总理的治疗。老太太一下急了，非常激动的说：“老钟生前跟你们在一起工作，死了这么多年，你们问过一句没？只有总理想着，派人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才写了信……”半年多后，总理就与世长辞了。但亲眼目睹这一切的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深深被打动，念念不忘。
“在‘克什米尔号事件’50周年纪念日，我陪高秀英老人一块去八宝山扫墓时，她又深情地向我提起了当年病中总理对她的关怀与件件往事。还不见有关媒体介绍，今天你们来采访，我就讲讲这不为人知的故事。”韩福裕润了口茶水，顿了顿，又向笔者讲开了，“总理一生为人题碑不多，不妨我都讲一讲。”
“工人雕塑家一听碑上的字是总理亲题的，铿铿的很精心地赶制。”
“廉维的墓碑也是周总理题的。如今，在八宝山公墓的一角，这座由总理题写碑名的碑清晰可见。我曾几次拜谒了廉维同志的墓地。她是名伟大的女性，坚定的共产党员，参加过抗日战争，曾被敌人打得右目失明。但坚贞不屈的她，还把自己的子女送上革命前线。”随后，韩福裕找出相关资料向笔者展示了总理同廉维的女儿、著名电影艺术家张瑞芳的一段轶事。总理生前，曾对廉维的女儿张瑞芳说：“你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1960年，廉维因脑溢血去世。总理每天为国事操劳，廉维的子女们自然不愿去打搅他，没有人告诉总理他们的母亲去世的消息。在葬礼后当晚，中南海就来了电话，是总理的，总理在电话里责怪张瑞芳为什么不通知他，不让他去见一面。总理的责备与伤心，让作为子女的家属深深感动。后在全家建议下，张瑞芳写信给总理，请总理亲笔题碎，但不署名。总理就写了好几张题字，一字字挑选、斟酌。
韩老还讲述了另一个有关总理所题墓碑的故事。“烈士孙炳文的夫人、总理的干女儿孙维世的妈妈任锐的墓碑也是总理题的，在“文革”中被砸毁。1975年，孙维世的丈夫金山从八年的牢狱中出来，才知道岳母的墓碑被砸了，就想用国家补发的工资重建。”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找到当时在中南海修建工程处的韩福裕，说金山出来了，想请你们看电影，不知道你们肯不肯。在当时政治气候仍未稳定的情况下，与他们接触的人还可能受到牵连，但是韩福裕不怕，心里说：“组织上都相信他了，把他放出来了，我见见老朋友有什么不可以。”当金山提出了请他帮忙修复任锐同志的墓时，韩福裕一口答应了。他就出面到建筑雕塑艺术工厂找人，但那的头头说要有民政部出具的证明才行。所谓的证明是看墓主是不是坏人，因为要是好人怎么能砸你的墓。他们就又只好去开证明，但当时组织部没有恢复正常工作，而年轻一辈的负责人根本就不知道任锐的情况，最后找到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签字证明才通过。
“到了石料加工厂，五名刻字工人一听碑上的字是总理亲题的，二话不说，冲着总理，冲着烈士，他们连夜加班加点，铿铿的很精心的赶制，将总理写的字一笔一笔重现在那洁白的大理石上。凿刻完后，加工费说什么也不收，孙新世他们心里很感激，但心里过意不去，钱不收，就请他们吃饭，送烟，送糖，但都被拒绝了。后来我就给他们出了个主意，买了五本纪念总理的画册《人民的悼念》送去，他们才收下。”当时的情形，韩福裕记忆犹新。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养水仙，准叫它1月8号开，很神奇的。”
在总理刚去世时的有关吊唁活动，如遗体告别、追悼会等等，韩福裕都参加了。日子、时间，迄今他记得详详细细，清清楚楚。我们问他为何他去吊唁时总带上六盆水仙花，他边回忆边说：“1月14号下午，劳动文化官大殿里的吊唁一结束，邓大姐就捧着骨灰盒坐车到人民大会堂，将骨灰盒放到了台湾厅。总理生前，台湾没解放，他生不能去，是遗憾，那就……”韩老说到这有点哽咽，眼圈也红了，“当时在骨灰盒左右两侧摆了六盆水仙花——给我的印象太深了，35年来我都记得，1月份太冷，也刚好水仙开花。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养水仙，准叫它1月8号开，很神奇的。那洁白的花，翠绿的叶子，鲜黄的蕊，特别圣洁，总理的人品就像那一样……”
现今已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后的第35个年头。这群在总理身边生活过的人大多早已白发苍苍或已过世。死者已矣，但生者继续。“1992年邓颖超故去后，我们这群人将悼念场所换到了总理生活与工作的地方一西花厅。屋外的一草一木、屋内的一桌一椅，总理曾走过的地方、曾坐过的地方，总理曾同我们说过的话、曾望着我们的炯炯有神的眼神，一切的一切伴着总理的身影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难了的总理情结，让韩福裕难抑自己激动的情绪，“我们是长时间与总理直接接触，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的人，直接感受总理的举手投足及对普通人民殷殷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