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9日17时38分，百岁大姐雷洁琼走了，享年106岁。她代表一个时代，她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争取民族独立和振兴、人民解放和幸福、国家富强和民主的见证人。
晚年，雷洁琼尽管年逾百岁，但思维依然清晰，对往事的记忆常常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叹服。对雷洁琼这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历者、参加者和见证者，笔者曾多次拜访，且与她的秘书高志芬多次交流，一次次被她追求进步、追求真理、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
小小“演讲家”远渡重洋为救国
雷洁琼祖籍是著名侨乡广东台山，她1905年9月出生于广州市。父亲雷子昌是前清举人，因受到维新改良主义的影响，思想颇为开明，主张妇女受教育和经济独立。对几个女儿的教育也很开通，他常常鼓励女儿们要学会独立，只有自己能独立才不致被人欺负。在职业选择上，他建议女儿们从事自由职业，如当医生、律师，搞美术等，可以不用求人。
有一回，雷洁琼学骑自行车，被父亲的朋友看见了，便大惊小怪地去告状：“你家的女孩子在大街上骑车，招摇过市，像什么样子？”可是父亲却笑笑说，女孩子也是人，骑车上街有什么好责怪的。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雷洁琼自小就开始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大量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翻译著作。1913年，雷洁琼考入广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小学部。女师是一所开明的学校，学校教师中有在法国勤工俭学、思想进步的回国留学生，这些人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根植在幼小的雷洁琼脑海里。
那时，父亲是律师兼任报社编辑。常向乡亲们宣讲列强贩卖劳工的罪行和海外华工的痛苦遭遇，启发他们不要再受骗。善于思考、性格刚强的雷洁琼是父亲的忠实随从。一天，父亲将一篇写好的宣读文稿交给雷洁琼说，“你愿意到江门的船上去向人们背这篇稿吗？”父亲的话音刚落，雷洁琼就脱口而出：“我愿去。”她把稿背了几遍后，独自来到船上，站在人群中，高声背了起来：“叔叔、伯伯，你们不要到海外去做劳工，不要受欺骗……”真挚的感情、稚嫩的声音，打动了不少劳工的心，他们越听越明白，越听越爱听，发自心底的掌声不时响起，人群把小小的雷洁琼围得水泄不通。后来，雷洁琼还随父亲到广州郊区向贫苦农民宣读反对贩卖劳工的道理，在乡村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时，当时只有14岁的雷洁琼，作为广州女子师范学校学生联合会的宣传部长、学运的积极分子，勇敢地走向街头，游行演讲，向群众宣传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罪行，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救国救民，给北京的爱国学生以有力的声援。数十年后，雷洁琼先生讲起她的这段经历时，仍沉浸在一种昂扬的气氛里：“在我心中，爱国主义是至高无上的，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再也不能受人欺负了，我们一定要强大起来。”
雷洁琼非常向往去北平学习，但父亲却不同意；而对父亲所提及的3种职业选择，雷洁琼又不感兴趣。也许是出于祖父的缘故，雷洁琼提出到海外留学的要求，父亲表示全力支持。但在征求母亲意见时，母亲提出：先送女儿去留学，而不送儿子去，会受到社会舆论批评，要去兄妹俩一块去，单独走不行。于是雷洁琼又做哥哥的工作，哥哥答应陪她一块去留学。
先在广州女师读完1年师范预科后，雷洁琼转入广州圣希理达教会学校学习英语。1924年，19岁的雷洁琼怀着“科学救国”的满腔热忱，远渡重洋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求学。她开始在加州大学选修化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却发现自己既不喜欢化学专业，更不喜欢关在狭小的实验室里搞化学实验。雷洁琼后来回忆说：“我认为这种实验救不了国，离我的救国目标太远。”在身处异国的日子里，让她无法忘怀的仍然是自己正遭受苦难的祖国，她的心一时一刻也不能平静下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正在中华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更使她浑身热血沸腾。她认为中国又贫又弱，社会弊病太多，研究好社会学，一定可以找到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使中国富强起来。于是她毅然选择了斯坦福大学，选修了远东问题的课，后来又去南加州大学攻读社会学。
南加州大学地处风景宜人的加利福尼亚州，可雷洁琼无暇观光，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研究中。由于刻苦钻研，雷洁琼受到给她上课的几位老师的喜爱。尤其是她那篇着重探讨旅居美国的华人后裔受东西文化影响后人格成长特点的硕士毕业论文《美国华侨的第二代》，更是博得南加州大学教授们的赞誉。1931年南加州大学答辩委员会的教授们一致同意授予雷洁琼社会学硕士学位。同时，雷洁琼还获中国留学生最优秀学习成绩“银瓶奖”。
早年与周恩来夫妇的交往
1931年秋季，学成归国的雷洁琼独自来到北平，受聘到燕京大学从事教学与社会学研究。回国两周后，日本侵略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国土沦丧，同胞被杀，雷洁琼再一次面对国家和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她与郑振铎、顾颉刚等教授一起，组织了抗日救国会，积极募捐为前方将士做棉衣、手套，送往东北、古北口、上海等抗日前线。
4年后，爆发了伟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雷洁琼又勇敢地汇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去。她毅然走出燕大，冒着凛冽的寒风，和学生一起并肩游行，反对日本侵略者。当时她是燕京大学惟一参加游行的女教师。
12月16日是伪“冀察政务委员会”粉墨登场的日子，北平各大学又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全市学生大游行（即“一二·一六”运动），反对成立伪“冀察政务委员会”，雷洁琼同样是走在学生游行队伍中惟一的燕大女教师。
次年冬，傅作义率部在绥远打击日本侵略者，收复了洪格尔图及百灵庙等地。消息传来，燕大师生群情振奋，组团赴绥远慰问，雷洁琼任慰问团团长。她向抗日将士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燕大全体师生誓做前方将士的坚强后盾。
1937年7月7日，曰军炮轰卢沟桥，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其时正在广州度暑假的雷洁琼决定不再返回北平，当年年底她应江西省政府聘请来到江西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和妇女运动。她先后担任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负责人、江西伤兵管理处慰劳课课长和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妇女班主任、江西省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她举办妇女干部训练班，培训各地妇女干部，深入到县乡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此外，雷洁琼还主持创办了《江西妇女》周刊、《江西妇女》月刊、《农村妇女》月刊以及《妇女组训丛书》等。从1937年到1941年她为江西妇女运动和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江西妇女和各界人士的尊重和赞扬。
这期间，雷洁琼结识了许多后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如该院的训导长许德珩、副训导长蒋经国等。尤其使她难忘的是1938年5月，她在赴庐山参加妇女谈话会时，听到了邓颖超所作的《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报告。邓颖超的挚诚谦虚、坚强干练给她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成了她毕生的榜样。
而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也是她终身难忘的一个记十z。1939年3月下旬，南昌沦陷前夕，雷洁琼随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驻南昌留守处撤退到吉安。4月中旬，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到浙东抗战前线视察途经吉安稍事停留，雷洁琼和另一位青年在吉安招待所拜会周恩来，针对国内激烈争论的抗日战争会否速战速决问题，希望从他那里得到解答。对于这两位素不相识客人贸然的来访，周恩来热情接待，并以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观点阐述了当时国内的形势，阐述了抗战相持阶段应采取的战略方针，说：“我们只要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由此，雷洁琼开阔了视野、明确了方向，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心。
让雷洁琼想不到的是，百忙中的周恩来在次日又来到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驻吉安办事处回访雷洁琼，并看望了抗敌后援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工作人员，使在艰苦抗敌岁月中的各团体工作人员极为感动。在抗日救亡的斗争实践中，雷洁琼逐渐接受共产党抗日的正确政治主张，逐步靠拢共产党，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先锋战士。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继皖南事变后，又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江西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许多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遭到迫害，雷洁琼在江西的革命言行也已引起反动派的注意。5月，雷洁琼不得不离开江西辗转来到上海沦陷区，被聘为东吴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同时兼任沪江、圣约翰、复旦及华东大学教授，并积极参加上海地下党组织开展的抗日救国活动。
“聚餐会”上与犯罪学泰斗结为
秦晋之好
雷洁琼长期活跃在中国政坛和学术界，但是人们对她的家庭知之甚少。其实，她的丈夫严景耀不仅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学家，而且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为抗日救亡，“孤岛”上海文化界的爱国进步人士成立了一个“星期二聚餐会”的组织，赵朴初、雷洁琼、严景耀、许广平都是这一组织的核心人物。每周二的晚上，他们各自带点钱来到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的九楼聚餐，请一人主讲当前的时事和形势，然后大家漫谈，实际这已成为中共领导的一个外围进步政治组织。后来，雷洁琼和严景耀又参加了在新新公司经理萧宗俊家里举行的“星期六聚餐会”，参加这个小范围聚餐会的都是进步人士，最大的特点是公开邀请共产党员在聚餐会上讲述国内外形势。共同的理想追求使严景耀和雷洁琼走到了一起。在一次聚餐会快结束的时候，雷洁琼向众人宣布，“我和景耀7月5日结婚，到时候我们请大家的客”。有人提议，“新事新办”，不要新婚夫妻请客，而由在座者请新人。“这次宴请就在我家办了。”豪爽的主人萧老板主动揽下了请客的任务。
7月5日这天，萧老板的家里喜气洋洋，郑振铎、许广平、赵朴初、吴耀宗等好友陆续赶来贺喜。婚礼上，赵朴初即席赋诗以示祝贺：“参差两两好安排，嘉礼从今美例开。越粤人才夸璧合，前称周许后严雷。”话音刚落，大家就会意而笑，宴席上响起热烈的掌声——这首诗可谓妙手天成，严景耀和鲁迅都是浙江人，而雷洁琼和许广平是广东同乡，两对夫妇皆属联珠璧合。此景此情，连同简朴隆重的婚礼一同深深印在雷洁琼的脑海里，成为她一生的甜蜜记忆。雷洁琼和严景耀志同道合，携手并肩，同舟共济，相亲相爱地度过了40多个春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处于历史大转折关头，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是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之所在。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1945年12月30日，雷洁琼及丈夫严景耀与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等共26人，在上海爱虞限路（现绍兴路）中国科学社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正式宣告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当时民主运动的形势发展很快，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民进领导人经常聚会商讨斗争策略，针对重大问题及时作出反应，发表宣言、声明或领导人讲话。
次年的6月23日，由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联合上海纺织业等各界47个人民团体参加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共同组织了上海各界人民赴京和平请愿团。请愿团9名正式代表中41岁的雷洁琼是最年轻的一位，另有两名学生代表共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共和美国三方面（军调三人小组）请愿，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当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顽固派指使的暴徒殴打，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雷洁琼等人当场被打成重伤，倒在血泊里，鲜血浸透了她的衣裳。
当晚，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到医院慰问了受伤代表。周恩来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第二天，邓颖超大姐又到医院，她亲自为雷洁琼脱去血衣，换上带来的—套新衣服。那件染透自己鲜血的衣服，雷洁琼一直收藏在身边，遗憾的是在“文革”抄家后这件血衣就没有了下落。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及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立刻向代表团发来了慰问电。在光明与黑暗决战的时刻，血淋淋的教训更加深了雷洁琼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刻认识，更加坚定了她跟随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从此，雷洁琼走上了一条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革命道路。无论环境多么险恶，雷洁琼都是一位为自由、民主、进步奋斗的坚强战士。
党外女杰参与“规划”共和国
1998年10月，中央统战部组织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赴西柏坡参观、学习。雷洁琼在相隔半个世纪后第二次踏上西柏坡这块热土，往事重又浮现在眼前。
“下关惨案”发生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即刻来函邀请雷洁琼北上重返燕园。1946年9月，雷洁琼重新执教于燕京大学，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但身为爱国知识分子，她在教课的同时不能不关心窗外的冷暖、世事的变迁。
1948年冬，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相继结束，雷洁琼所在的燕京大学已成解放区。此时，她收到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由哈尔滨的来信，请雷洁琼与丈夫严景耀代表民主促进会去华北解放区，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会议。不久，雷洁琼夫妇又接到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部队负责人刘道生的通知，邀请他们前往华北解放区访问。
翌年1月，雷洁琼夫妇赴华北解放区访问，并到西柏坡拜会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尤其是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长谈，给她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毛泽东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有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主张“和谈”、“划江而治”是不正确的，摆在中国人民和民主党派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后来毛泽东还谈了全国解放后经济建设、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问题及改善人民生活问题。谈话一直到深夜……
3月上旬，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会议批准了关于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3月25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雷洁琼等人都参加了在西苑机场举行的欢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进城的仪式，那天的欢迎场面是异常热烈的。
6月1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筹备会分为6个小组，分别负责各项筹备工作。雷洁琼是代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参加筹备会的，她被编在第4小组，参与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雷洁琼晚年回忆时说：“当时，董必武任组长，黄炎培任副组长，先以漫谈形式，广泛交换意见，对国家的名称、属性，政府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产生的方法，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织，最高行政机构的名称以及所属机构的建立等等重大问题都逐一展开热烈讨论，并形成了组织法的初步草案。这个草案经过征询专家意见和筹备会常务委员的反复讨论，又多次修改，在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原则通过，准备提交新政协正式召开大会时讨论。”雷洁琼在这个小组讨论过程中学习了不少东西，增加了很多新的政治知识。困扰雷洁琼多年救国治国出路问题，在此得到一个较为明晰的解答。到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并通过宪法后，这个组织法也就完成了历史任务。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雷洁琼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8名正式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盛会。大会设立6个分组委员会，雷浩琼参加了宣言起草委员会。她一直记得，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当时，代表们无比兴奋，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响彻会场。
10月1日，首都30万群众齐集天安门，隆重举行庆祝新中国的开国大典。雷洁琼登上天安门城楼，亲耳聆听毛主席向全世界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庄严宣告，看到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她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热泪。1999年的“十一”，首都50万军民隆重举行国庆50周年盛典。作为新中国诞生的亲历者和中华崛起的见证人，雷洁琼再一次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为祖国日新月异的崭新面貌而感到无比的骄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20多年是雷洁琼最忙碌的时期。1979年，雷洁琼以74岁高龄走马上任为北京市副市长，主要分管民政、民族和宗教工作。在4年的任期中，她不辞严寒酷暑奔走于寺院、教堂、学校和福利企业之间，使许多在“文革”中被关闭的寺院和教堂重新开放。 在六届政协四次会议上，雷洁琼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雷洁琼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在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雷洁琼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八届人大期间，身为副委员长的雷洁琼还参加了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为这两部举世瞩目的大法制定付出了心血。她还多次参加中共领导人召集的重大举措决定前征求意见的会议。长期的实践无不证明，雷洁琼先生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战友和诤友。
虽已暮年挚爱祖国的心依然年轻
在雷洁琼先生九秩华诞时，与她有着深厚情谊的文学泰斗冰心老人委托家人前来祝寿时送来一尊女寿星彩塑，雷洁琼十分喜爱这尊女寿星彩塑。如今，在她的寓所里有数尊彩塑的老寿星，而那尊女寿星彩塑就摆放在她卧室中。
仁者寿，雷洁琼百岁大寿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等一行于2005年9月6日来到这位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真诚老朋友家中。见到坐在轮椅里的雷洁琼，胡锦涛走上前去，俯下身子，同她热情握手，祝贺她百岁华诞，并送上插满鲜花的花篮。雷洁琼会意地点点头，十分高兴地说，感谢总书记，感谢党中央，希望国家更好。
晚年，虽然她已经从国家领导人职务上退了下来，但她仍念念不忘我国改革与开放事业的发展，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仍然积极参加一些会议，接见来自各方的友人。作为民进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雷洁琼非常关心民进的工作，每次收到民进中央的机关刊物《民主》及《会讯》后，秘书高志芬总要挑选一些文章念给她听。民进中央的领导同志每次去看望她时，她不仅认真听取汇报，而且多次嘱咐，民进要发扬优良传统，立会为公，参政为民。
曾有记者追问雷洁琼何以能保持清晰的思维、旺盛的精力至耄耋之年，老人告之：“不抽烟、不喝酒、不锻炼。”幽默的回答逗得大家都大笑起来。她说自己晚年真正的大运动体能锻炼是谈不上了，就是要求自己经常思考点问题，只要脑子不出毛病，其它“零件”的机能也都可以保持得很好。平时看看书、读读报，也当作对脑子的一种锻炼。前些年，在紧张工作之余，她仍然挤出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并且笔耕不辍。如此勤奋地工作和钻研，故使她头脑清晰，思维敏捷，智力不衰，无疑有利于她健康长寿。
老人一生，以工作为乐，与勤俭相伴。雷洁琼的养生之道与别人不一样，她以工作为最大的生活乐趣，每一分每一秒她都十分珍惜。她的幸福观是她人生观的精髓，她把追求社会的发展和为社会、为人民、为国家做奉献当作人生的最大目标，并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和乐趣，所以她始终保持着心理上的健康和年轻。
晚年，听到雷洁琼一口带有广东味儿的普通话，令人们感到惊喜的是，她的嗓音与她20世纪30年代在燕京大学讲课时竟然一模一样，没有多少变化。雷洁琼非常喜欢旅行，喜爱祖国的名山大川，这与她豪放开朗的性格密切相关。京九铁路全线贯通后，雷洁琼视察京九沿线，在上井冈山时，接待人员考虑她年事已高，一定要她坐藤椅上山，可雷洁琼婉言谢绝，与其他领导人一起拾级而上，攀上了100多级台阶，后又步行下山。周围的人们无不对时年已九旬的老人那过人的体力、旺盛的精力感到钦佩。
在雷洁琼身上，总有一种人格魅力闪耀光芒，在北京市民中，关于她的廉洁清正更是传为美谈。有一回，一位老朋友从美国来看她，为请对方品尝北京烤鸭，当时身为副市长的雷洁琼让她家的保姆去排队购买。从不“滥用”权力，并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忧民忧国之心常常溢于言表，就是这样一个本色雷洁琼。
懿行美洁，高山仰止。满头银丝的雷洁琼在走过了一个多世纪漫长的岁月之后，和静而安详地走了，走在2011年的新春之时，她那淡淡的笑意始终驻留在嘴角、眉梢。在天国，老人一定同样欣慰，不仅仅是20世纪里中华民族命运的沧桑巨变，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更是她所展望的幸福社会的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