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淞口是万里长江的出海口。1950年1月24日，华东军政委员会马寅初副主席在上海发表广播讲话，描述上海经济的滑坡状况。其中提到：百货业多缺乏商品，有的筹集到了商品，也卖不出去，机械业濒临崩溃，纺织业凋敝，粮价上涨，其余物价也跟着上涨。长江口岸由于种种原因被封锁，不仅加剧了上海经济的滑坡，而且制约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久，上海市政府也向刚刚被任命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的张爱萍将军通报了关于上海经济滑坡的状况。上海港是长江流域各港口对外贸易的咽喉，在经济上、军事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在这时，上海港仍然被美国、英国和国民党部队残余封锁，再加上日本占领时期及近期国民党军撤离上海时在吴淞口水域布下大量水雷，严重威胁着过往船只的安全，加剧了上海地区的紧张局势。这些严峻的问题，让张爱萍将军感到很焦虑。
决定扫雷开通安全航道
就在水雷成了威胁上海港和吴凇口过往船只的重大危害之时，南京军区粟裕副司令员向张爱萍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华东军区海军要迅速组织力量扫清吴淞口水下的水雷，打通长江航道，扫荡苏浙沿海残敌，打破敌人对长江的封锁。之后要迅速在舟山建立海军基地，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可能扩大的战争。”上海市长、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也指示张爱萍：务必尽快把敌人布置在吴淞口的水雷清除掉，打通制约上海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这个关键环节。
上级首长下达了扫雷任务，张爱萍立即感到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他立即指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迅速制定打通吴淞口航道的实施方案。张爱萍还指示方案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彻底扫除吴淞口的水雷；二是在完成这项任务后，要马不停蹄，迅即攻克吴淞口外的苏南各岛，行使我国领海主权。根据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的作战方案，在张爱萍司令员的亲自部署和直接指导下，1950年4月底，扫雷大队正式成立，由孙公飞任大队长兼政治委员，李兰森任副政治委员，大队下设两个中队，这两个中队全部按建制实现了满编配制。全大队迅速展开了扫雷的陆上保障和水上训练。大队长孙公飞则带领几位机关干部和参谋人员，详细调查了敌人在吴淞口的布雷情况，然后把调查结果向华东军区海军张爱萍司令员作了汇报。他们查明，1950年1月，吴淞口水下的水雷大致分两种：一种是日本统治时期在吴淞口布置的水雷，这些水雷在水下的时间已经比较久远；另一种是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在撤离上海前指挥“永”字号布雷艇布置的水雷。雷区主要分布在吴淞口南航道沙灯标至沉船浮标一带。张爱萍问孙公飞：“根据你们的准备情况，现在能不能马上开始扫雷工作？”回答说：“能！”张爱萍又转身问两位苏联顾问：“现在这样出去行不行，你们的意见呢？”苏联顾问觉得把握不大，但还是做了肯定的答复：“根据现有的条件，也只有这样了。”
就在这时，华东军政委员会马寅初副主席得知海军扫雷大队就要在吴淞口开始扫雷了，他与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几位领导同志对此事又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们认为，扫雷可以进行，但是不应对整个吴淞口实施戒严。理由是，自1950年2月敌人对上海实施大轰炸以来，这里经济不景气，市场萧条，为了便于物资交流，繁荣，市场，在吴淞口周围地区不宜实行全面戒严和军事管制。
一波多折的扫雷行动
6月19日，华东军区海军扫雷大队以“中”字号111舰为指挥舰，以10艘排水量为25吨的登陆艇为扫雷艇，组成扫雷编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吴淞口南航道。这是人民海军成立后的首次扫雷活动，大队全体指战员的心情格外激动。他们个个眉飞色舞，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开始了扫雷作业。他们个个摩拳擦掌，决心早日把敌人布下的各种水雷全部扫除干净。这个大队的多艘扫雷艇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来回不停地清扫，突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颗水雷“轰”的一声爆炸了，激起了一个又粗又高的水柱，大家惊杲了。过了一会，同志们才发现，这次扫雷作业，不仅引爆了一颗水雷，还炸坏了停在附近的一艘名叫“伏虎”号的巴拿马商船。看到这种惨状，扫雷大队长孙公飞立即命令大家停止扫雷作业，转而组织多艘扫雷艇迅速对这艘巴拿马货船展开营救活动。经过紧张的营救，船上19名船员全部被从水中救上来了，但这艘商船却很快沉到了江底。
孙公飞大队长极力控制住自己沉重的心情，指挥扫雷大队在这一水域继续清扫活动。到了6月20日，正在大队进行扫雷作业的时候，突然又一颗水雷爆炸了，把附近一艘叫“香山”号的商船给炸沉了。接连发生了两次大的事故，严酷的事实表明，第一次扫雷行动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大队所有同志的心情都很沉重，扫雷编队刚刚回到码头，张爱萍司令员就带着‘华东军区海军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兼技术部部长曾国晟来到了扫雷大队，张爱萍马上召集扫雷艇大队的干部查找失败的原因。经过大家仔细分析发现，这次失败有三条主要原因：第一，长江口风浪很大，水流湍急，25吨的小登陆艇犹如一片树叶，在水中摇摇晃晃，无法进行正常作业。第二，由我方自己制造的3号扫雷绳索过细，拉不动水雷，总共4条拉雷的钢索就拉断了3条，非但没能把水雷拉上来，反而导致水雷在不该爆炸的时间和地点爆炸了。第三，我们的士兵虽然革命热情很高，但是多是由陆军转行而来的，没有扫雷经验，又缺乏这方面的专业技术和严格的训练，仓促上阵，也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
当张爱萍司令员和扫雷大队的干部正在总结第一次扫雷失败教训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从北京打来电话，询问扫雷的情况。被告知第一次扫雷受挫，总理鼓励大家不要气馁，争取扫雷作业的新胜利。陈毅、粟裕、萧劲光等领导同志也打来电话．鼓励大队的同志们要在认真总结教训的基础上，周密部署，继续彻底清扫吴淞口地区的水雷。张爱萍司令员的心情仍然很沉重，他看着大伙严肃的表情，鼓励道：“这次扫雷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也有不少收获，总结起来有三点：第一，我们的扫雷大队熟悉了长江航道和雷区的情况，摸清了水深、流向，流速和雷区的位置；第二，我们对扫雷的组织指挥和现有的扫雷技术状况进行了一次练兵，从中吸取了教训，这促使我们提高了掌握科学扫雷技术的认识，要求我们迅速进行有针对性的周密的训练。第三，经过分析和研究，我们打消了一些人的思想顾虑，使大家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张爱萍司令员继续说：“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以上三条教训和三条收获，认真做好准备，我们的扫雷工作就一定能够成功。”听到这些话，同志们又有信心了，都憋足了劲，一定要迅速展开有针对性的训练，攻克各种技术难关，完成党交给的这项光荣任务。张爱萍司令员最后说：“我把曾国晟部长留在这里，让他同苏联专家和你们一起，共同解决我们下次扫雷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更为周密的第二次扫雷
就在扫雷大队进行第二次扫雷准备的时候，在吴淞口又发生了三起轮船触雷事件：1950年7月20日，“新宁”号海轮触雷沉没；8月16日．“济南”号触雷后被抢救回来了，然而船体的损坏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21日，“捷喜”号触水雷沉没到了江底。虽然这3艘商船触雷事件与扫雷大队的训练毫无关系，却表明吴淞口的水雷已经成了过往船只正常航行的严重威胁，必须尽快扫除。
就在第二次扫雷行动即将开始的时候，华东军区海军张爱萍司令员又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他对马寅初副主席说：“为了防止再次发生轮船触雷事件，华东军区海军准备暂时封闭吴淞口水域，禁止所有船只通航。”张爱萍司令员还提出了在这一水域实现全面戒严的理由：“自从上次扫雷以来，由于没有对相关的地区实行全面戒严，致使这里又接连发生—了三起轮船触雷事件，现在如果再不实行戒严，可能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张爱萍接着说：“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请马副主席再考虑一下，我回去后也和军区海军的其他领导同志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张爱萍回到华东军区海军机关后，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讨论，大家认为，对扫雷活动涉及的相关水域实行全面戒严如果行不通，可以考虑采取一个折中的方案。就在这个时候，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领导同志也打来电话，建议在扫雷大队实施第二次清扫的时候，可以在吴淞口采取部分戒严的办法，对已经测定的雷区实行军事管制，禁止任何船只通行，其余航道宁肯冒些风险也要让商船通航，这样对促进上海的经济恢复有利。张爱萍立即组织大家对这一建议展开讨论，一致认为这是目前的最佳方案。于是，会议开始论证半戒严状态下的扫雷作业的可能性问题：经过研究，大家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第一，如果我们在上海封港一个月，不但影响财政收入，而且可能造成这里的物价波动，损失可能会更大，第二，鉴于华东地区贸易部在香港采购了一批物资，由于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英国扬言要冻结这批物资，因此必须尽快运回，我们就更应该在吴淞口采取部分戒严的做法。第三，北京也有大批物资急需往上海运，部分戒严有利于外地的货物进上海。第四，如果我们在排雷期间全面封锁航运，渔民的生计也将陷入困境。综合以上分析，张爱萍立即把这个部分戒严封航的计划报告给了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总理表示支持这个在吴淞口实施部分戒严的扫雷计划。
在对吴松口实行部分戒严期间，张爱萍指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认真进行扫雷的准备工作，争取尽快地疏通吴淞口附近水域的通道；二是要加强武装巡逻，严禁各种大型船只进入雷区．还要防止敌特利用水雷进行破坏活动；三是在扫雷期间，要另辟一条新的航道，位置在吴凇口南航道以南，水深为3.5米，在潮涨时可达9米，一般的船只可以出入，这样就可以基本保证各种商船活动的有序进行。
接着，张爱萍又对即将开始的第二次扫雷活动进行了技术指导：吸取了第一次扫雷失败的教训，要求司令部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决定仍由“中”字1 1 1号担任指挥舰，将4艘小型步兵登陆艇“古田”号、“周村”号、“枣庄”号、“张店”号改装成扫雷舰，以代替原来的4艘小型扫雷艇。新执行任务的这4艘经过改装完成的扫雷舰，排水量均为380吨，比原来有了明显的增大，1800匹马力，时速为8—12节。扫雷大队的技术骨干还在每只扫雷舰的尾部装上了锚机，可用于收放扫雷索。说来也巧，正在官兵们紧张地进行第二次扫雷准备的时候，由前苏联援助的10条扫雷索运到了上海，这些扫雷索比我们自己制造的扫雷索要粗得多，官兵们立刻将这些由苏方提供的扫雷索安装完毕。接着，同志们又根据雷区的水文地质情况，检查了第二次扫雷准备工作的各种细节，扫雷大队领导还请苏联顾问和技术骨干对指战员进行了针对性极强的清扫训练。即使如此，考虑到在实施扫雷期间仍然可能出现某些技术问题，华东军区海军与江南造船厂和上海航道测量局的领导同志进行了协调，随即抽调技术人员随扫雷大队到了吴淞口扫雷水域。为了确保我海军在扫雷的过程中不被美、英和国民党残余势力骚扰破坏，张爱萍又报请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批准，我军控制了位于吴淞口水域的余山岛，并由陆军驻守，以配合我海军的扫雷行动。
一切准备就绪后，1950年9月11日，华东军区海军首长张爱萍、林遵、袁也烈和赵启明共同签署了第二次扫雷的命令。9月21日，张爱萍等领导同志把雷区分为甲、乙、丙、丁四个区段，扫雷大队长兼政委孙公飞率领经过充实的新的扫雷大队进入扫雷区。这四艘扫雷舰都使用MT-3型扫雷工具，把扫雷索定深为6.7米，以梯次队形在四个雷区往返清扫。各艘扫雷艇先是用密集队形在四个雷区清扫了两次，然后又用疏散队形再进行清扫。
排除干扰扫雷行动胜利
就在华东军区海军组织新的扫雷大队进行清扫的时候，美国和英国的飞机开始在空中盘旋，国民党海军的舰艇也在吴淞口外海游弋。但是因为我方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敌人的飞机和军舰不敢靠近我方扫雷作业区进行骚扰。9月29日，扫雷大队像往常一样正在清扫着，突然在乙区水面冒出了一个黑咕隆咚的家伙，大家仔细一看．是水雷，沉默了片刻之后，传来了水兵们跳跃、欢呼的声音。10月11日，我海军扫雷大队又在丁区扫到一颗水雷，接着又扫到第3枚、第4枚，直到20多枚水雷浮出水面。这些水雷，多数与过去我海军打捞到的断索漂雷型号相同，是日本制造的“九三”式锚雷，且已经十分陈旧了，从水雷表面带有斑斑锈痕就可以看出来。另外，还有一些国民党海军撤离吴淞口时新近布置的水雷也被打捞上来了。华东军区海军和扫雷大队的领导同志经研究后决定，除了留下一枚水雷用作研究外，其余都由爆破组拖到外海实施了引爆。
扫雷大队的水兵从扫到的第一枚水雷上发现，上面还缠着第一次扫雷时我海军使用过的我们自己生产的3号细扫雷索，显然是第一次扫雷时拉断后缠在水雷上面了。这充分说明，华东军区海军张爱萍司令员和扫雷大队领导同志关于第一次使用的扫雷索太细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的分析是正确的。长江口的水雷扫清了，华东军政委员会马寅初副主席听到扫雷大队在吴淞口扫雷大获全胜的消息，立即打来电话表示热烈祝贺和谢意。至此，在张爱萍司令员的周密部署和直接指导下，我海军扫雷大队成功地在吴淞口清除了所有水雷，过往的各种船只可以安全地航行了，海军官兵为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