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大合唱》是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提起它，让人想到了硝烟弥漫、壮烈激荡的抗日烽火，想到了诗人光未然（张光年1913-2002），想到了人民音乐家冼星海(1905-1945)，想起当年发生在黄河岸边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黄河岸边的灵感酝酿
历史的必然常常是由无数的偶然造成。诗人光未然25岁创作《黄河大合唱》时的情形宛如昨日。
1937年10月，在“七七事变”后3个月，光未然带着1935年在武汉创建的拓荒剧团，在湖北一带演出抗战歌曲和话剧。他们第一次下乡演出的剧目是由光未然创作的《阿银姑娘》，该剧的序曲《五月的鲜花》，随着抗战烽火已成为了当时在全国传唱的抗日救亡歌曲之一。不久，拓荒剧团被编入抗敌演剧队第三队，后经周恩来批准光未然带领着演剧三队的同志们乘火车从武汉出发去山西。火车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时走时停。一路上，车厢里不时响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战歌曲。在郑州火车站，剧团遭到敌机轰炸，三队的同志们立即投入到了抢救伤员的工作之中。
1938年10月30日一早，抗敌演剧队三队趁着晨曦未露启程，准备从那里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那时，东渡的唯一通道是壶口下游的圪滩渡口。那天，三队的同志们一路攀登，临近中午时分，忽听雷声滚地而来。冬日晴空，哪里来的雷声？这时，赶牲口的老乡手指向东方，这响声来自山那边的壶口。他们从顶峰曲折下行了一段路程后，看见在远处的黄河面上笼罩着大团翻滚不停的水雾……这里的黄河被横阻的山峡断成了上下两节，原来较宽的河面突然被挤在仅有几丈宽的峡口里，以雷霆万钧之势，向下直奔狂泻，吼声震天动地。
第二天上午，演剧三队登上了渡船。这时只听得一声吆喝，40来个打着赤膊、肤色综黄发亮的青壮年“扑通”、“扑通”的从岸上跳进水里，把渡船推向河水深处。他们的动作矫健敏捷，有秩序，有纪律，就像一支即将投入战斗的军队。由于水势湍急，渡船始终迎着逆流朝东北方向溯游上行。行进中，只见桨手和舵手们随着划桨的节奏，一呼一应的呼喊着低沉有力的船工号子。这一曲又一曲的船工号子给了演剧队的队员们无限的力量，在最惊险的时刻，队员们已把仅存的恐惧之心抛到了九霄云外。从宜川到黄河东岸，光未然一直和抗敌演剧队员们在一起共同徒步翻山越岭，共同渡过黄河……
11月1日正午前后他们渡过了黄河。这时光未然就和演剧队的负责人兼指挥邬希零讨论起当时流传着的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体裁形式的问题来。交谈之中，光未然忽然问起道什么是“康塔塔”？邬希零回答说他也没有听过“康塔塔”，只是把在书本上看到的有关情况向光未然作了介绍：“康塔塔”是欧洲宗教音乐中篇幅最长的声乐曲之一，它的中译名是大合唱……几十年后邬希零回忆说：诗人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刻提出什么是大合唱问题？答案是肯定的，《黄河大合唱》这时已开始在光未然的心中酝酿。
屹立在民族音乐史上的绝唱
1939年1月，抗敌演剧队三队到了延安。此前，光未然在吕梁山行军时不慎坠马，造成左臂骨折，他是坐在担架上到的延安，一到延安他就被直接送进了延安边区医院。2月26日冼星海到医院看望光未然，老朋友相见，欢愉之情溢于言表。畅谈中，冼星海透露了想与光未然再度合作，渴求谱写大型音乐作品的愿望。
其实旱在1938年下半年，光未然就准备耍写一部通过黄河场景抒写民族苦难、斗争与光明前景的长篇朗诵诗《黄河吟》。此时冼星海提出要合作一部大型诗乐作品，他们当然是一拍即合。不过，当时光未然因骨折无法动笔，于是就由他口授着《黄河大合唱》的歌词，请抗敌演剧队的其他同志记录整理。5天之后，光未然托人从医院带来了刚刚脱稿的《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歌词。3月11日晚，在月光映照下的一个宽敞的窑洞里，他为大家朗诵了《黄河大合唱》的歌词。那天晚上，冼星海坐在窑洞靠门边的位置上，光未然坐在靠窗户的土炕椅子上。诗人面前有一张桌子，桌子上面那几盏菜油灯的火焰照亮了他手中的词稿。他首先大略说明了歌词的创作动机、意图和过程，然后详细介绍了《黄河大合唱》的歌词结构。它由体裁形式相互不同的8首歌组成，依次为：男声合唱、男声独唱、诗朗诵、女生齐唱、男生对唱、女声独唱、轮唱、大合唱。每一首歌前都冠有“说白”，它是歌曲的引子，为歌声的进入开道铺路。在前后两首歌之间起到承前启后的衔接作用。抗敌演剧队的队员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结构的歌曲，大家不禁为之动容。冼星海和抗敌演剧队一样，脸上露出激动、兴奋之情。
光未然的朗诵是新体诗的朗诵，400多行的诗句，25岁的诗人一气呵成。抗敌演剧队的心也随着抑扬顿挫的诗句节奏而跳动。听完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整个窑洞内顿时一片安静。顷刻间，掌声响彻了整个窑洞。冼星海激动地站起来，他一把将词稿抓在手里激动地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
冼星海拿走了《黄河大合唱》的歌词，躲进了他那挖在“鲁艺”山坡上的小窑洞里创作。临走前，他再三叮嘱，要尽快向他详细介绍渡黄河时的实况。第二天，邬希零就去给冼星海介绍有关黄河的情况。那天，邬希零和冼星海交谈了4个多小时，交谈的中心话题是抗敌演剧三队在壶口渡河时的所见所闻。一说到当时的情景，冼星海总是要他反复地叙述和描绘。当他模仿哼唱船工号子时，冼星海更是聚精会神地仔细倾听。可是，那时40来个船夫自然的劳动呼声，没有唱词，没有旋律，光凭着一个人的哼唱怎么能够完美表达呢？于是邬希零边哼边解释，还不时站起来用手比划动作……正当他忙得身体沁出汗水时，冼星海忽然好像有所感悟，赶忙拿起铅笔在纸上飞快地记下了一连串的音符。
在创作过程中，邬希零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去一趟“鲁艺”，主要是为了打听冼星海的创作进展。大约在3月底的第一个晚上，他又来到冼星海的住处，只见冼星海正坐在小矮凳上，借着菜油灯的光亮正在谱写《黄河颂》。这时，冼星海兴奋地站起来说：“你来得正好，八段歌子，我已经写好了七段，我写得很顺利，除韵玲（冼星海的妻子）帮我划格子外，我连写带抄一共用了4天时间。就是这首《黄河颂》太难写了，我写了三个，但都觉得不满意，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我一看到‘颂’字，马上就联想到了西方宗教的弥散曲。不过，我一直是在努力去摆脱西方宗教颂歌的影响，我一定要创造一种既有中国民族风格特点，又能表现出新时代情感的颂歌旋律。”
3月31日，邬希零终于从冼星海手中拿到《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谱。那是用白粉莲纸抄写的，由冼星海夫妇手工装订成册，打开看字迹清晰秀丽，通篇一字不涂，一字不改，每个字都写在规定的位置上。就这样，在一间小土窑里，一盏摇曳着微弱小火苗的菜油灯下，一次诗和乐的完美结合，“分娩”出了一部不朽的经典之作。
排练《黄河大合唱》时，抗敌演剧三队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曾是一些大城市抗日救亡歌咏团的骨干成员，他们很愿意把歌唱作为抗日宣传的武器。但在一个综合性文艺团体里，有的人识谱的水平不高。为了迎接《黄河大合唱》的排练，他们开展了一周的“识谱运动”，并特意请来了冼星海进行指导。从4月1日起，他们投入到了 ’紧张的排练之中。虽然合唱队只有40多人，但却认真地分成了四个声部，排练地点就设在延安西北旅社的一间宽敞的窑洞里。
4月13日晚上，在延安最大的礼堂陕北公学礼堂内，第一次演出了《黄河大合唱》。光未然亲自登台朗诵了《黄河之水天上来》。只见他披着半身多长的黑斗篷．正好盖住了他受伤的左臂，他激情地挥舞着右臂，向黄河倾诉民众的灾难。首演时，乐队只有两三把小提琴，20来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煤油桶制成，打击乐器由脸盆、大把的勺子放在塘磁缸子里来摇晃以此造成效果……这支原始的乐队烘托着40多位热血青年放声高唱。他们的感情是那么投入，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舞台上，忘记了台下还有观众，直到全部唱完，台下发出狂热而持久的掌声，他们才猛醒过来。那天，毛泽东主席和在延安的其他中央首长也亲临现场表示祝贺。
1939年6月，周恩来从前方回到延安，于是演居9三队又一次在陕北公学礼堂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欢迎周恩来。周恩来看了演出后，立即为冼星海挥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由于周恩来从内心喜爱这都作品，他甚至还亲自指挥着一大群热血沸腾的青年，演唱过其中的那首《保卫黄河》。
中华民族精神的高歌
《黄河大合唱》就这样诞生了。歌词插上了音乐的翅膀，传遍了延安，飞向各大城市、各大战区。这部雄浑磅礴的作品和当时许多抗日救亡歌曲一道，成为抗战中的阳光、空气和水。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战士们唱着它，奔赴前线、驰骋敌后；青年们唱着它，燃起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无限向往，毅然投笔从戎。70个春去秋来，《黄河大合唱》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台，以她的中国风格、中国气魄激荡着中华儿女，凝聚着龙的传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黄河大合唱》，他们都会情不自禁地相聚在黄河母亲宽厚的胸怀里。
1940年8、9月间，在重庆由严良堇指挥政治部三厅所属的“孩子剧团”演出了《黄河大合唱》。1940年9月中，在云南昆明举行的募寒衣公演大会上，由西南联大合唱团等单位演出了《黄河大合唱》。光未然在重庆的时候，正赶上“皖南事变”，重庆文化团体联合演出了《黄河大合唱》。当时国民党特务在会场内外重重包围，但演出坚持进行。光未然作为《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公开参加了这次演唱会，在重庆引起了强烈反响。1944年美军事考察团到延安时，“鲁艺”师生为招待他们演出的也是《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的歌声也不止在中国传唱。1941年上半年，太平洋战争的战火燃烧到了缅甸，光未然按照党的安排带领缅甸华侨战工队（文工团）在缅甸各地进行反法西斯的巡回演出，压轴的节目总是《黄河大合唱》。-1942年春节期间，由光未然担任总领队的“缅甸华侨战工队”连续3天演出了《黄河大合唱》。
1949年宋庆龄亲笔题词并赠送乐谱给加拿大多伦多玛希音乐厅。1949年10月24日联合国成立，在庆祝会上，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用英语演唱了《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颂》。从此，《黄河大合唱》在全世界唱响。在莫斯科，在纽约，在旧金山，在柏林，在澳大利亚，在日本，在菲律宾，在新加坡，到处有华人和外国反法西斯的朋友演唱《黄河大合唱》，同时还出现了不同版本的《黄河大合唱》。日本的一个劳动音乐团演出《黄河大合唱》时，日文译词连“鬼子”也忠实地翻译了出来。一位马来西亚的华裔诗人在听《黄河大合唱》时说：“我们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
1982年，香港市民抗议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的侵华历史章节，香港的六个合唱团和林克汉管弦乐团在香港演出了《黄河大合唱》。
联结两岸同胞心声的纽带
从1949年开始，《黄河大合唱》在台湾被禁唱了40年。在1989年《黄河大合唱》问世50周年之际，经台湾音乐界人士据理力争，大陆的著名指挥家严良垫等人热情响应，《黄河大合唱》终于登上了台湾的音乐舞台。
时间向前推移到1985年，为纪念人民音乐家、《黄河大合唱》曲作者冼星海逝世40周年，香港举办了为期14天的“黄河”音乐节。一些台湾的音乐人到香港听了后连声称赞说：“咱们中国人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呀！”回到台湾后，这些音乐人想在台湾演出《黄河大合唱》。但是台湾当局就是禁止演，还说这是共产党的东西。后来，在音乐人们多次努力下，才勉强同意只能演唱“黄河颂”和“黄水谣”这两段，别的都不能唱，并说其他的乐章都是共产党的红色宣传。
到了1988年，在两岸交流还不十分顺畅的情况下，当时台湾爱乐乐团指挥杜黑先生获得一位原籍东北的香港女高音演员协助，只身来到北京向音乐家李德伦索要其总谱。李德伦的女儿带着杜黑去见著名指挥家严良垫。这件事情给严良垫一个惊奇，他从没想过会有一个台湾人出现在他的面前，并且索要《黄河大合唱》的总谱。不久，中央乐团和上海乐团联合演出了《黄河大合唱》。大陆的乐队、合唱团与台北的合唱团共100人参加了演出。严良垫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显得非常激动，他说：“当排练大厅里传出“黄河奔腾向东方”的歌声时，我脑中一阵阵热血在涌动。当时我想，两岸炎黄子孙，隔阂40年不能来往，一曲《黄河大合唱》把两岸人民的心连在了一起。两岸的合唱队员一起排练，互相交流。台湾的演员都是业余的，有医生、会计、工程师，干什么的都有……之后我们彼此常有联系，他们到我们这里来，也请我们到他们那里去。我们中央乐团的乐队、合唱队和小队都去过台湾演出，两岸的文化交流一直进行着。”
如今，严良已经记不清率团在台湾到底演出了多少场《黄河大合唱》，他说，现在两岸间的往来更加方便，交流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如台北市立国乐团的声部首席演员钟佩玲在排演间隙对他讲，“您指挥的《黄河大合唱》的CD，我听了有一百遍；指挥家杜黑去年曾带合唱团成员到北京参与国际华语合唱节，明年初还有机会到澳门去演出《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所体现的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两岸同胞、世界各地的华人高唱《黄河大合唱》，是为了表达促进祖国统一的心声。历史表明，在每个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这首歌就成为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的最有力号角。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黄河大合唱》，永远是中国人民心中长燃的火炬，在文化传承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