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曾多次遇险，但他从来没有被这些危险吓倒，相反更加坚定了他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信念。
领导农运 险遭抓捕
1927年，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陈云本人也遭到国民党的通缉，几次险遭不测，幸好得到商务印书馆工友的大力帮助，才得以脱离虎口。当时有人担心陈云的安危，劝他退党，陈云则说：“铁窗风味，家常便饭；枪毙杀头，告老还乡。”
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秘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贯彻“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动员在上海的共产党员到外县去发动农民，组织秋收暴动。就在这时，陈云被派遣回到青浦领导农民运动。在陈云离开商务印书馆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就派军警“前来抓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早走了一天，所以没有捕到”。
陈云离开上海后，取道浙江嘉善西塘镇，来到了离家乡练塘不远的小蒸。在小蒸，陈云恢复农会，发展党员，创建党支部，建立农民革命军，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斗争，领导小蒸地区的农民武装暴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上海郊区农民运动。反动当局大惊失色，迅速调集大批军队和民团，镇压农民军。
1月15日，陈云同吴志喜等人商量，决定在年关除夕举行枫泾暴动。由于消息泄露，在19日黎明，农民军被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包围。在突围时，吴志喜、陆龙飞不幸被捕。当天下午，陈云在上海筹集武器后回到蒋家浜，得到了消息。鉴于问题严重性，第二天陈云赶回上海，向省委报告了吴志喜等人被捕的消息。省委组织人员设法营救，终因力量不够，时间短促，营救未能成功。1月26日，吴志喜、陆龙飞英勇就义。
吴、陆两人牺牲后，国民党当局秘密在枫泾、小蒸地区搜捕共产党员，还重金悬赏通缉陈云。2月21日，上海《申报》登载了“悬赏通缉共党”陈云、袁世钊、顾桂龙等二十四人的布告。布告中写道：“如有将首要各犯拿获讯实者，每名赏洋三百元”，“次要者每名赏洋二百元”。有趣的是，在“首要各犯”中，有“陈亨，沪杭路伪总指挥”；在“次要各犯”中，又有“陈云，青浦县练塘人”。其实反动者不知道“陈亨”就是陈云的化名。虽然形势十分危险，但陈云仍在秘密开展工作，直到1928年9月下旬，他还在青浦县练塘镇召开党员骨干分子会议。会后，陈云的行踪被敌人发现，面临着被捕的危险．千钧一发之际，在老同学刘国侦的帮助下，陈云乘渔船连夜离开了家乡练塘，前往浙江嘉善。从此，陈云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直到1955年初，陈云在阔别27年之后，才重回故乡热土。
转移途中 险遭合围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同年6月，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后叛变。两个月中，两位中央领导人叛变，给党的秘密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损失。1932年10月，共青团书记袁炳辉被捕后也叛变。国民党特务在破获共青团机关之后，把目光死死地盯在中共临时中央上。如果不转移，中共临时中央迟早会落入特务之手。为此，中共临时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处境的危险。1933年1月13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把整个领导机关迁往中央苏区。
1月17日，博古、陈云均化装成商人，由中央特科三名精干的地下交通员护送，乘船绕道广东前往中央苏区。次日，他们抵达广东汕头。当时，汕头地区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但是汕头的红色交通站隐蔽得非常成功，周恩来、瞿秋白、张闻天等领导人都是通过这里进入中央苏区。在汕头，他们同共产党员陈泮年（闽西交通科科长）取得了联系，并在陈泮年的掩护下，在汕头住了一天。然后，乘坐汕头至潮州的小火车，再换成火轮至大埔。在大埔上岸后，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保卫局执行部执行科科长卓雄（新中国成立后任民政部副部长）等武装交通员会合。在卓雄的护送下，陈云和博古进入国民党封锁区向闽西方向迸发。白天，他们在偏远的山区隐蔽；晚上，在一名交通员的引导下，走荒无人烟的山间小路。尽管这样谨慎，他们还是差一点出了大事。当他们走到福建永定县游击区时，卓雄把他们安排在一个废弃的煤坑里休息，正好碰到了国民党军队上千人搜山，而卓雄手下只有十几个青年武装交通员。怎么办？幸好卓雄急中生智，他带领两名交通员绕到另一个山头上连打几枪，把敌军吸引过去，另外一些人带着陈云和博古趁机突围，这才化险为夷。
穿过福建境内的游击区，辗转到上杭地区，经上杭县的才溪乡进入中央苏区。陈云曾对他的秘书朱佳木说，进入苏区后他问接应的同志，是不是已经到了苏区？接应的同志说，已经到了。于是，他躺到地上，面朝天空大喊了三声“共产党万岁！”因为过去长期在白区工作，一天到晚要隐蔽自己的身份，感觉实在太憋气，这回总算到了自己的地方。
凤凰山上窑洞被埋
1937年底，陈云从新疆回到延安，担任了7年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要的建树。1938年11月20日，这一天延安城的老百姓象往常一样生活着。陈云也象往常一样在窑洞里工作。突然一阵飞机声划过，紧接着响起了防空警报，是敌机来轰炸延安城了。人们纷纷朝山上跑，朝防空洞里跑。就在这时，一颗炸弹落在了陈云窑洞的厕所旁。奇隆地是，炸弹并没有爆炸。敌机疯狂地扫射、轰炸一阵，就飞走了。在轰炸中，中央组织部的大部分窑洞被炸塌了，一些同志牺牲了，大部分都受了伤。陈云居住的窑洞虽然幸免，但是却被上层炸塌的窑洞滑下来的残土封住了门窗，陈云被严严实实地封在了窑洞内。情况危急，大家“担心封的时间长了，洞内氧气不足”。忽然，有人大声叫喊：“陈云同志的窑洞塌了，赶快去救啊！”有七八个人闻声前来抢救。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赶紧把土扒开。扒了一阵，露出了一个小洞，里面黑漆漆的一团。大家齐喊“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听到了回答这才放心。洞口又扒大了一些，大家把陈云同志从窑洞里拽了出来。陈云浑身是土，简直成了“土人”。他一面拍打身上的黄土，一面说谢谢大家，辛苦了。真是够险的，如果那颗航空炸弹爆炸，整面土崖坍塌下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乘坐飞机遭遇迫降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蒋介石一面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面又把精锐部队运往华东、华北、东北等地，抢夺胜利果实。
抗战胜利后，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国民党占领这一地区，将切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与苏联的联系，并将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对华东、华北、西北解放区造成南北夹击之势。相反，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东北，就可以改变自己薄弱的物质基础，形成不受国民党包围的战略基地，摆脱长期被四面包围的局面。可以说，谁抢占了东北，谁就抢得了先机。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毛泽东、周恩来去重庆谈判；在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职务；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9月14日晚，刘少奇在延安主持政治局会议，次日凌晨决定成立东北中央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以彭真为书记，立即去东北。
1945年9月15日晨，彭真同陈云、伍修权、叶季壮、段子俊、莫春和六位同志在延安东郊飞机场登上了苏联军用飞机，飞往沈阳。同机飞赴沈阳的还有苏联大校贝鲁罗索夫、翻译谢德明及曾克林司令员。下午三时，飞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时，出现了险情。据伍修权回忆：这架道格拉斯式的双引擎飞机在飞往沈阳的途中，开始飞得很正常，后来发生了问题。天气不好，飞机还没到沈阳，就在山海关降落下来。飞行员不很沉着，匆忙间从跑道中段降落，由于剩下的跑道较短，飞机冲出跑道，猛插到一块稻田里，尾巴翘起来，机身与地面呈垂直状态才停住。我们六人中，我、段子俊、莫春和都因撞击受了轻伤，叶季壮被撞得较厉害，伤势较重，腿被翻倒的油桶和无线电器材压住了。彭真脑部被碰撞。陈云很幸运，飞机的舱门被撞开时，把他一下子推进了驾驶室，没有受伤。苏联的同志马上将受伤的同志一一扶出来。就在这时冀东解放区行署副主任朱其文带了一个班赶到了，迅速安排大家和机组人员在山海关休息。
9月17日，经朱其文与铁路方面联系，陈云同彭真、伍修权等人坐火车赴沈阳，途中在锦州停留，第二天到沈阳。从此，陈云开始了他三年零八个月不寻常的驰骋东北战场的历程。
前往南满 险些撞车
1946年10月，蒋介石亲自飞赴沈阳，决定在东北实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因此，南满就处于国民党进攻的前线，形势非常严重。中央迫切地需要东北局派一位领导人去南满主持工作。在这样的危急时刻，陈云挺身而出，主动请缨，要求到南满去。东北局决定成立南满分局，由陈云兼任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亦称南满军区）政委。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电报中说：“陈云去南满任书记兼政委，很好，望速去。”
1946年11月3日，陈云、萧劲光从哈尔滨坐火车经佳木斯、牡丹江到图们，再绕道朝鲜去南满，因为这时哈尔滨到南满的铁路已被国民党控制，北满同南满的直接通道已经被切断了。
火车经过牡丹江、宁安继续南下时，在斗沟子车站遇险。车站前方是一个陡坡，车站位于陡坡的下面。火车经过这里正好是夜间，大家都睡觉了，火车就停在车站。随陈云赴南满的秘书王玉清回忆说：“忽然间，警卫员来叫我：‘王秘书，你听外面是什么响声？’我一听，外面响声很厉害，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候，正好有一列运粮食的货车因动力不足从山坡上滑下来，眼看就要撞到我们乘坐的这列火车。在这干钧一发时刻，幸亏扳道员手疾眼快，奋力扳开道岔，使货车翻倒在离客车两米以外的地方，枕木和钢轨都竖了起来，像梯子一样直立在那里。”可以说，正是铁路工人的勇敢举动，避免了两车相撞的惨祸。
在路上耽搁了几天后，陈云、萧劲光等于1946年11月27日夜到达辽东分局与辽东军区所在地——临江。
再“战”上海专车遇袭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但是上海的银元投机商大肆叫嚣：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银元投机猖獗的电报不断送到陈云案头。陈云在北平参与指导了上海市军管会同上海旧经济势力之间的“银元之战”。
“银元之战”胜利后，上海又出现了物价上涨风波。七月初，华中局电告中共中央，提议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三大区的金融贸易会议。陈云赞成华中局的提议，并提出在上海召开会议，请东北、西北也派人参加。华东局请陈云提前几天到上海，为会议作准备。7月19日下午，陈云带领宋劭文、钱之光、曹菊如、章乃器、干家驹和秘书周太和等乘火车离开北平去上海。
7月22日，陈云一行的火车行驶到昆山附近时，遭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袭击。干家驹回忆说：“我们的专车过了真茹，蒋介石的飞机出现了，专车立刻停了下来，我们都跑到火车下伏在轨道上去隐蔽，飞机并没有投弹，开了一阵机关枪把火车头的水箱打坏便飞跑了。那一阵子，蒋介石的飞机几乎天天来扰乱，对火车一般只打火车头，并不投弹。我们的专车被打坏了车头后，上海调拨了火车头来，才得以安抵上海。”
抵达上海后，陈云连续四天边听汇报、调查研究，以找到解决上海问题的钥匙，边准备建国后第一次财经会议的召开。经过不懈的努力，上海的局势得到了平稳。毛泽东对陈云在上海领导经济战线上的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
陈云是幸运的，他一生虽然历经多次危险，但是每次都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正是这种曲折的经历，造就了一位无比坚定的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