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时期的黄埔军校、前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在当时被称为世界四大军事名校。黄埔军校是上世纪初中国国民党缔造者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前苏联帮助下创办的一所新型陆军军官学校，校址设在广州黄埔，军校也因此得名。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的军事人才，在中国军事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黄埔军校也以它独树一帜的办学精神，当年吸引了众多有志青年投笔从戎，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最“高产”将帅的军事院校
初创时期的黄埔军校，是当时中国年轻人心目中敬畏、向往的神秘圣地。黄埔军校从立校之初就聚集了当时全国军界、政界的各路贤达、社会名流，还有前苏联的军事专家，国共两党的众多高级将领也云集其中。作为中国第一所培养军官的军事学校，黄埔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从东征北伐到十年内战，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黄埔军校的师生成为双方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都曾一腔热血，满怀救国理想，一起接受当时最先进思想的教育、一同北伐出征。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将领中，担任正军职以上领导职务的黄埔师生就超过了40人，而建国后担任中央政府部长、副部长以及地方党政要职的则达数百人。我军究竟有多少开国将帅是出自黄埔军校？比较普遍的说法是33人：即元帅5人：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大将3人：陈赓、罗瑞卿、许光达，上将8人：周士第、陈明仁、陈奇涵、张宗逊、杨至诚、宋时轮、陈伯钧、郭天民，中将9人：阎揆要、彭明治、常乾坤、唐天际、曾泽生、倪志亮、郭化若、谭希林、王诤，少将8人：袁也烈、曹广化、李逸民、方之中、洪水、廖运周、张开荆、周文在。
国民党方面，国民党军队的最高指挥机关基本上是由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出身的将领组成的。蒋介石及其所属的各亲信高级将领，向来都把黄埔前六期师生中的国民党军官作为嫡系部队将校的来源和自己所依赖的中坚力量。国民党军队中任兵团司令以上职务的有60余人，其中最著名的有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关麟征、黄杰、桂永清、郑洞国、邱清泉、王耀武、胡琏、廖耀湘等人。蒋介石所宠信的“五虎上将”，除卫立煌是出身于粤军之外，其余4人：陈诚、刘峙、顾祝同、胡宗南皆出身于黄埔军校。号称“五大主力”的嫡系王牌的军长，多由他委派的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将领担任。如第5军的军长先后由张治中、杜聿明、邱清泉和李运成等担任；第18军的军长先后由陈诫、黄维、彭善、方天、胡琏和高魁元担任；第74军的军长先后由俞济时、王耀武、张灵甫担任；新1军的军长先后由郑洞国、潘裕昆等担任；新6军的军长由廖耀湘担任。
最早确定“以俄为师”
1922年夏天的一个深夜，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突然倒戈叛变，派重兵围攻炮击总统府。陈炯明的叛变，让孙中山认识到：依靠一派军阀去打倒另一派军阀是不会成功的。他决心联合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先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1922年最后的几个冬日里，孙中山接触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加快了他“联共”的步伐。
1923年2月，孙中山特别邀请前苏联政府派遣的军事专家和政治工作人员到广州，协助建军工作。并提出了委派代表团赴苏考察政治、军事的初步设想，确定访问团的任务主要是学习办军事学校的经验，谈判军事援助等问题。就在选择代表团人员过程中，名不见经传的蒋介石浮出水面。蒋介石对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但为了博取孙中山的信任，确立自己的地位，他非常想得到这个出访莫斯科的机会。蒋介石毛遂自荐，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写信，向孙中山主动请缨：“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孙中山在与马林、蒋介石、汪精卫等商谈后，决定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代表团由4人组成：蒋介石（负责人）、张太雷（共产党员，俄文翻译）、沈定一（共产党员）、王登云（后为蒋介石的英文秘书）。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孙中山的全权代表。8月16日，蒋介石率代表团乘日本轮船“神田丸”踏上赴苏的旅程，经过9天的颠簸，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
代表团在苏联前后共住了两个月零27天。苏俄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关心令代表团成员深受感动。唯一令蒋介石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列宁当时有病，未能接见代表团。蒋介石感到受了冷落，神经过敏到极点，认为苏联方面完全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据俄方文件记载：“由于神经紧张、过度劳累等原因，蒋介石一再要求送他去疗养院休养两周。”
为了早日在中国缔造自己的军队，蒋介石在考察期间，曾直接向苏方提出“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派人到华南，仿照红军编制中国军队，派去的人愈多愈好”，并一再主动要求苏方派出一些军官，到广东帮助训练中国军队。苏联方面则希望国民党派出学生，到苏联的军事学校学习。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苏联高层领导人最初考虑，把专门培养中国军人的军校全部设在苏境内，后来权衡中国学生来回耗资和交通等问题，才决定由苏方派出军事顾问，在中国境内建立军校。
在特殊时期的这次访问，使蒋介石的政治身价倍增。11月29日，代表团结束访问回国，于12月15日9时抵达上海。代表团回到上海后，蒋介石并没有急于向孙中山汇报出访情况，而是将归国途中革草写就的《游俄报告书》寄往广州，就于当天下午乘船回溪口老家了。对蒋介石的这种行为，孙中山极为不满。一些政府要员对其做法也很有意见，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张人杰等人接连发给蒋介石6封电报，催促他速赴广州。廖仲恺直接写信批评蒋介石，说他一再延期赴粤，事近儿戏。这时，苏联政府应邀派驻中国的常设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和筹办军校。蒋介石闻听此讯，再不敢怠慢，于1924年1月16日迅速返回广州。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他提出的一系列政策被后人概括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也就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宣告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决定建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并通过了这一提案。1月24日，孙中山以军政府大元帅名义正式下令筹建陆军军官学校，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相继宣布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王伯龄、李济深（邓演达代）、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为。筹备委员。中国共产党委派张崧年参加筹备工作。孙中山先后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加伦为军事顾问。
孙中山之所以器重蒋介石，让他主持，筹办军校，周恩来曾讲过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徒弟之一，因而得与孙中山接近。陈其美在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时，第一个宣了誓，按了手印。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永丰舰的事情上蒋介石投了一个机。1922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躲避到永丰舰上避难时，蒋介石因为上海交易所做生意失败，来到永丰舰向孙中山表示，愿与孙中山共存亡。蒋介石骗了孙中山，孙中山一直蒙在鼓里。蒋介石虽然隐忧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将是他的心头大患，但慑于中共在黄埔军校的力量，同时也为了获得中共和前苏联的更大支持，以便使自己在国民党内能迅速崛起，所以上任初始，他一再声称自己对共产主义绝无异议，是极为赞同的，甚至还当众赌咒发誓，愿“为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而死”。
最为秘密严格的招考过程
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传出后，各地有志青年报考十分踊跃。因为各地军阀并不支持甚至反对这样一个新生的军事学校，招考第一期学生时大多采用秘密方式。为了保证学生的政治质量，每一名学生录取时要有两名担保人。当时除在广州可以公开进行招生外，其余各省都在军阀统治下，不能在这些地区公开招生，所以学校委托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各省代表回原籍后代为秘密物色选拔考生来校应考。
由于这时国民党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组织’，因此，非常重视培训革命军事干部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招生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党组织可以保送初试。在黄埔军校招生期间，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和选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
黄埔的入学考试是非常严格的，设立的标准也很高。报考者一般要经过三关考核：第一关是各省区的初试，第二关是大地区范围内的复试，第三关是军校的总考试。基本程序是，全国19个省区分别先进行招生初试，初试合格后再介绍到上海、重庆等地复试，如毛泽东当年即在上海负责复试工作，复试合格后再送到广州参加总考试。军队也是如此，东路军总部及其所辖各部队的军官数十人报考军校，东路军总部为慎重起见，先在本部预考，合格者再送军校复试。从总体上看，报考青年的文化水准都比较高，约有三分之一是中学或专科学校毕业生。报考人数至3月27日已达1200人，超过计划招生人数3倍多。
在报考军校的过程中，也避免不了有鱼目混珠者。有些人把报考军校作为追名逐利的捷径，想通过不正当手段进入军校。为保证学生质量，军校试验委员会于4月7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刊登公开启事，谢绝各方推荐函件，郑重声明坚决按考试成绩，择优录取新生。
3月27日，军校以广东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为考场，举行第一期新生入学考试。第一门考作文，题目是要求考生论述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良策。还有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的考试。参加考试的学生共1200余人，3天考试结束。因考生学识较佳者颇多，所以酌量多取。4月28日发榜，经严格考试，第一期共录取正取生350人（有说360人或372人）、备取生120人（有说117人或100余人）。在第一期录取生中，约有共产党员近60人，占学生总数的八分之一。据当时负责筹建军校和招生工作的张申府回忆说：“军校招生简章在报上登出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学生十分踊跃。第一期学生的试题，是我同几位苏联顾问事先商定的。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种，我主要负责学生的口试，同时还兼管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录取揭榜时，共产党员蒋先云名列第一。”
徐向前投考黄埔军校，是因为他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招生简章》。这个因为在学堂上大讲雪耻救国故事而被迫辞职的小学教师，从此立下宏愿，要到黄埔军校去做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他悄悄约上同乡白龙亭、孔昭林、赵荣忠，从山西来到上海，在环龙路一号进行了初试，被录取后，又从上海直奔广州。出身书香门第的杜聿明和他的同学阎揆要、关麟征、张耀明等，也是从《新青年》杂志上得知黄埔军校招生的。然而，当他们风尘仆仆从陕西赶过来时考期已过，多亏了同乡、同盟会元老于右任的举荐，才获准补考。陈赓、宋希濂报考黄埔军校则是属于现代职场中的“跳槽”行为。他们原先报考的是大元帅府军政部部长程潜主办的“湘军讲武堂”，被录取后于1924年1月到广州入校学习。3月，当黄埔军校招生的布告贴出后，他们改变了初衷，决定退出讲武堂，报考黄埔。陈赓、宋希濂在入学考试后均被顺利录取。他们的这一行动，也带动了原讲武堂的其他学生。由此有了半年后的集体“大跳槽”，原“讲武堂”随即停办，却为黄埔军校加增了150多名优秀学生。
最为激烈的国共党争
黄埔军校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由于蒋介石从黄埔军校建立开始，就一步步对共产党紧逼，后发展成为清党活动，使得共产党的发展被迫转入地下。而双方的矛盾的逐步公开化，在黄埔军校内接连不断地出现了党争事端。
军校内部的斗争，集中反映在“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大组织之间。共产党员在“青军军人联合会”中起着主要领导作用，“孙文主义学会”则是以国民党中反共分子为骨干。1925年5月的一天，军校政治部秘书、共产党员、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李汉藩、陈作为持一张清单，奉命到军校管理处领取办公用品。军校管理处长、孙文主义学会执委会成员林振雄拿起领物清单，带有情绪地说：“你们政治部，又要领这么多彩色纸回去做什么，难道能当票子花？”李汉藩不想多与他纠缠，便说：“我们要印刷传单，过几天开会用。”林振雄又追问：“印什么传单？”李汉藩不客气地说：“这是政治部的工作机密，没有必要告诉你！”“工作机密？还不是统统用作赤化宣传了！”林振雄将领物清单撕得粉碎，扔在地上。李汉藩一拳砸在桌子上，厉声道：“林振雄，有意见到校长跟前去提，别在这里撒野！”“老子今天还要揍你们这些专搞赤化的共产党崽子！”林振雄说着，一拳打在李汉藩的胸脯上。李汉藩回手给林振雄脸上就是一拳。气恼之下，林振雄趁李汉藩不备，突然拔出随身佩带的手枪，对着李汉藩就是一枪。李汉藩身子一侧，躲过了子弹。待林振雄举枪再要射击时，陈作为和办公室里其他人员从后面一把抱住林振雄持枪的右手，第二颗子弹这才没有打出去。
枪声惊动了整个黄埔军校。周逸群、杨其纲、许继慎等十余名共产党员以最快速度冲进管理处办公室，合力把林振雄按倒在地，果断地下了他的枪，愤怒地找来一条长麻绳，将林振雄双手捆住，押往军校禁闭室。到了军校禁闭室，李汉藩令人把禁闭室的门打开说：“先把他关进去，听候校领导来处理。一切责任由我个人承担。”
黄埔军校内，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和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都紧急出动了，双方都拿出了武器。青军会方面派出一部分人去把守军校禁闭室，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们则集合在一处，双方火拼一触即发。当时，蒋介石、廖仲恺、周恩来等校领导恰好都不在校内，总值日宫张治中火速集中军校各部主任、学生队长开会，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正在广州的廖仲恺闻讯后匆匆赶回，以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名义作出了对林振雄、李汉藩二人的处理决定：林振雄身为官长，公然开枪行凶，虽未造成事实，但性质特别严重，给予撤销管理处长职务交军法处查办之处分；李汉藩与林振雄发生斗殴，并在遭受枪击后，恃众擅将林振雄缚入禁闭室关押，亦属藐视法律，给予行政记大过的处分。廖仲恺对林、李二人的处理是非清楚，轻重有别，令全校师生心服口服，事态很快平息下来。但军校中国共两党组织成员之间的斗争，并未停止。
蒋介石表面上对“两会”不偏不倚，貌似公允，实际上对“青军会”怀恨在心。1925年12月，蒋介石在第1军政治部各级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了《调和本校党争办法》，规定校内共产党员的一切活动“均得公开”。会后，蒋介石要周恩来把黄埔军校和第1军中的共产党员名字都告诉他，遭到拒绝。
共产党与蒋介石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国共两党相争的激烈程度日益加剧，党争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蒋介石也加快了在黄埔军校内排除共产党势力的步伐，使党争更加公开化。“孙文主义学会”成员的气焰更加嚣张，他们盗窃共产党人的文件，不断制造殴打和枪击“青军会”会员事件。1926年4月7日，蒋介石以“两会”组织破坏了黄埔的统一，“于集体化、纪律化之旨相妨碍”为借口，下达了“一律自行取消”的校令。1926年4月，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相继宣布解散，但双方的斗争反而继续扩大。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限制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此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许跨党”。6月，蒋介石在军校里公开发表反共讲话，要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要共产党员官兵声明自己的身份。同时，他又组织“黄埔同学会”，自任会长，以原来“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把持会务，秘密调查共产党员的活动，排挤“黄埔同学会”中的共产党员。
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军校两种思想和势力的斗争更加激化，并逐渐扩大到所属各分校和东南各省中去。黄埔军校部分革命师生曾向蒋介石发表公开信，表示要掀起一个“救校长运动”，要求蒋介石收敛其反共行为，可是，蒋介石却进一步与帝国主义勾结，悍然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4月18日，黄埔军校实行“清党”，400多名共产党人被逮捕，著名共产党人熊雄等人惨遭杀害。有关三大政策和马列主义课程科目一律禁止，恽代英、萧楚女等在军校撰写的著作和讲义全部被查封，军校出版的革命刊物被停：刊或改版进行反共宣传。
由于被指控、逮捕的人数越来越多，共产党员师生，包括许多事实上的非党员而只是稍有进步表现，甚至只是偶尔接触过《向导》、《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籍的，一经检举，即被捆绑投至南石头监狱。短短3个月内，黄埔军校的日常教学、训练被迫陷于全面停滞状态，遭受审讯、迫害、摧残的各期师生迅速增至2000多人。后来，南石头监狱里实在关不下了，又将珠江江心一艘破烂的旧军舰改造后作为监狱，即外界所称的“水牢”。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黄埔军校的革命师生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4月23日，黄埔革命师生坚决反击了广州戒严司令钱大钧派部队包围军校、逮捕共产党人的阴谋。之后，一部分革命师生脱险北上，到达韶关与农民教导师会合，继续进行讨蒋反奉斗争。5月6日，黄埔军校100多名革命师生，脱险到达武汉，继续坚持讨蒋斗争。武汉分校的革命师生举行讨蒋大会，发布讨蒋通电，怒斥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国共两党爆发矛盾公开分裂的结果是，最虔诚的共产主义者由此坚决斩断与蒋介石的传统师道尊严，而那些本身无鲜明立场的共产党人或跨党学生则选择了与共产党划清界限。随着两党的公开分裂，黄埔同学被迫分为两大阵营，从此，同学之间彼此对垒为敌，最终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最特别的毕业纪念
黄埔军校学生毕业时，校方除颁发毕业证书、证章外，还特别赠予每位学生一把礼仪装饰佩剑，作为毕业纪念。颁发佩剑时，军校常举行专门的隆重仪式，并作为对全体师生进行军人精神教育的重要课程。在颁剑仪式上，先由校领导讲话，对毕业生提出勉励；继由毕业学生代表领剑，进行慷慨激昂的宣誓。整个会场庄严肃穆，未毕业的在校学生目睹这一场景，也深受感染和影响，期待着本人毕业领剑那一神圣时刻的到来。
按国际惯例，佩剑以校长身份颁发。时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字“中正”，因此剑体上刻写的是“蒋中正赐”字样，故这种剑得名“中正剑”，在军中及民间广为流传，进而成为其正式名称。另外因剑身上刻有“成功成仁”字样，也有人称之为“成仁剑”。又因这种剑多为黄埔军校毕业生拥有，所以又通常称为“黄埔剑”。第一至第十八期的毕业学生，都持有一把这样的佩剑。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有意不再兼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他也想到了这种已经成为精神化身的黄埔生佩剑不应刻上别人的名字，于是自1945年10月第十九期学生开始停止发放此剑。这种毕业纪念佩剑，后成为早期黄埔军校的标志之一。“中正剑”除颁发给黄埔学生外，蒋介石还赠给得力部将及有功人员，所以，这种随身短剑多为黄埔系的军事将领及政要、少数军人因功获得。在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持有“中正剑”成为一种特殊的荣耀象征。后因北伐、反共，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的战役中，部分军人因丢失阵地、重伤等原因而以此剑自杀殉国，此剑遂以“军人魂”之名在军中传开，并产生其附加的精神教育功能。
“军人魂”短剑是国民党军官列装的物件，民国期间曾经风行于军队中，而得以保存到今日的“军人魂”剑已是百不存一，稀如麟角。新中国成立以来，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加之“文化大革命”，对本已稀少的“军人魂”剑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1958年大炼钢铁时，这些短剑大多化作炉中铁水。如今，仅在一些大的博物馆或收藏者手上，时有散见一两柄佩剑。
2004年黄埔军校80周年校庆时，在黄埔军校的故乡——广州，一大批黄埔军校将士所颁佩剑，在经历了数十年风雨与数十年沉寂之后，以“集团军”的面目列阵展出。这批佩剑能够重现世上，得益于两位居住在广州市的李姓夫妇。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他们夫妇耗费了十余年的时间，奔波于陕西西安、湖北武汉、湖南长沙等地收集佩剑，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他们收集到的短剑数量多达180余柄。其中有不少是在广州本地收集到的。
这批“军人魂”短剑，除了形制各不相同之外，难能可贵的是每柄剑上基本都有款识。多数剑拔出鞘后，可见剑身分布着斑斑锈迹，但刀刃依然锋利无比，剑锋威力不减当年，通身散发出古朴凝重的气息。长期以来，“军人魂”佩剑，被赋予了大量的传说与猜想，它使后人能够直观地去审视上个世纪前半叶的那座军校、那段历史、那段辉煌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