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左权(1905-1942)是一位声望卓著的将领。他一生三进名校学习，在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都留下了身影；他长期担任军事要职，历任红12军军长、红15军军长兼政委、中革军委总参谋部（部长叶剑英）第一局局长、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参谋长、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政委聂荣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直到英年早逝在抗日战场。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他既是挥戈前线的战将，又是运筹帷幄的智囊，并在辉煌的军事实践中形成了自己丰富的军事谋略艺术。
动员民众，孤立敌人
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指挥，在运筹军事、思谋定策时，左权始终着眼政治。正是从政治角度考虑军事斗争，他坚持动员民众，彻底孤立敌人，为战争奠定胜基。1936年7月30日，身在西征前线的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为从政治上争取团结回族群众，孤立西北回族军阀马步芳等，和军团政委聂荣臻、朱瑞（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军团政治部副主任）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建议：“一、回民工作应以民族自决为基本原则。因为：（甲）回民是中国比较大、而且最团结的一个少数民族。（乙）不把回民首先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统治之下分离出来，争取最大多数回民到抗日战线上是不可能的。（丙）民族自决，可以吸引更多的回民、甚至部分上层分子，参加反日、反军阀的斗争。”“回民上层分子中，也存在着很大的反对几马的力量，而几马最近在拼命团结回民，对付我们。我们在策略上不应树立更多的敌人，增加发展中的困难，而应该使几马孤立。”电文主旨，主要是动员回族群众拥护革命，孤立西北马姓军阀，为西征胜利奠定基础。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这是毛泽东的至理名言，左权在参与指挥华北抗战时身体力行。1939年4月16日，左权和《新华日报》记者克寒、张克纵谈晋察冀战局，提出御敌之策：“第一，应继续政治动员，以村区等为单位召开民众大会，正确认明目前战争形势和保卫晋察冀的任务与工作，坚定胜利信心，更高度的发扬民众的抗战积极性。”同年11月25日，左权撰文纪念全民抗战爆发两周年，指出八路军之所以能在敌后坚持并不断战胜敌人，原因之一就是“八路军能团结民众，能取得民众的爱戴，拥护和帮助”：“八路军以模范的纪律来影响民众，并发动组织民众；民众和八路军像一家人一样，他们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配合八路军作战。民众为我们担任运输、担架、侦察、警戒、交通、联络等等工作，民众帮助我们破坏道路，民众自动参加作战。这一切，解除了八路军很多困难，几乎没有一次战斗没有民众参加，正由于民众帮助我们，我们才更容易取得胜利。要是没有民众，想在敌人后方生存和发展，是很难想象的事。”
当时，“顽固反共的人们，总是抹杀这一真理，反对发动组织与武装民众，反对开展民众游击战争，似乎亡国是小事，老百姓武装起来了，学会了打仗便是大事，对民众畏之如虎。甚至有些人说：‘不组织民众是个空子，组织起来是个乱子，为了消灭这个乱子，不如丢下一个空子。”对于国民党当局不顾民族大义的作法，左权深恶痛绝。1940年9月1日，他在撰文谈华北抗战中的作战指导问题时，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坚持华北的抗战，不仅是靠我们有多少军队，军队仅仅是战胜敌人的一个力量，主要的还要依靠民众的力量，依靠军队与民众密切结合，军队与民众建立牢固的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把军队的力量与民众的抗战的力量有机地统一与共同地发挥出来。这是最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也是我们争取华北战争的胜利所最依靠的。”1941年12月，他在撰写的《基本战术研究提纲》中，又谆谆教诲广大指战员：“把一切军事活动和民众的抗日运动统一起来，不要只看到我们几个枪杆子，我们要依靠广大民众的力量。”“我们的军事活动不应只看到自己的几支枪，要看到广大民众的力量，我们的战略战术是指导广大群众（尤其工农）的战略战术，是阶级性的大众性的。”“单靠枪杆子打天下的英雄主义，这不是我们的观点。”
为达到孤立日军的目的，左权还指示争取伪军。1941年1月6日，左权与彭德怀联名致电八路军各主要将领：“想尽一切办法进行伪军工作，改变专以打伪的简单办法，争取两面派的伪军与某些伪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是许可的。对反正伪军坚决执行不缴枪不编散，帮助发展抗日的命令。”
坚壁清野．以逸待劳
侵华日军指挥官迷信《孙子兵法》，他们经常把几句话挂在嘴上：“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这几句话，大意就是以战养战，从敌国取得补给。左权对《孙子兵法》非常熟悉，为对付敌人，他挂在嘴上的是：“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为粉碎日军“因粮于敌”的图谋，左权在参与指挥八路军抗日御侮之时，经常强调各地指战员要注意坚壁清野（左权有时用的是“空舍清野”四字），力求饥敌、疲敌，求收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之功。诚如左权所说，“敌人在我们的土地上作战，没有社会基础，它要封锁我们很难达到目的，而我们则有民众帮助，实行空舍清野，执行拆城破路工作，游击队民众武装配合作战，不断困惑敌人，袭扰敌人，疲惫敌人。”
1938年3月1日，面对日军可能大举渡黄河西犯陕北的形势，左权与朱德联名致电毛泽东、滕代远（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参谋长）等，详举“敌侵入陕北之简要应对办法”八条，其中第二条就是“坚壁清野要做得好”。
1938年9月30日，就粉碎日军对晋察冀军区的“扫荡”，左权致电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支招，专门指出：“进行彻底的清野空舍，特别在敌之后方前进道路上埋藏粮食耕具等。”左权的想法和聂荣臻不谋而合，他当即依计行事，结果使H军无功而退。10月25日，在总结晋察冀军区反“扫荡”经验教训时，左权谈到了“空舍清野”的好处：“在此次敌人大规模的围攻时，民众动员的工作，做得非常彻底，特别是空舍清野的工作，更益普遍与彻底，粮食埋藏了，一切可资敌用的工具收藏了，在敌前进的路上，所有民众远离了，这给敌人以极大困难。既找不到给养，又找不到用具，更找不到民众，不能探询我军情况，又无人引路，伪组织无由组织起来，使敌更形孤立，后方联络线被截断后，更不能持久。”
1939年4月16日，左权和《新华日报》记者克寒、张克纵谈晋察冀战局，仍然强调坚壁清野（空舍清野）的重要性：“……第四，是加速完成破路拆城、空舍清野等准备工作；搜寻各种新旧武器，如手榴弹、戈矛大刀等武装民众。”
1942年2月21日，为粉碎日军对太北、太岳区的“扫荡”，左权与彭德怀联名致电各兵团首长，反复强调：“对于空舍清野，保全人力、物力，必须有重新检视，纠正过去对于这些工作的粗枝大叶的现象。”
对于坚壁清野（空舍清野）落实不力，左权经常总结经验教训。1942年3月18日，左权就太行区春季反扫荡经验致电聂荣臻等：“群众的空舍清野工作不彻底，只有空舍而不清野（即隐蔽之东西不秘密、不远、不彻底）．因而遭受很大之损失。”“小偷每村均有，是最障害空舍清野者，应以群众力量及政府公布法令严惩之。”不久，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公布法令严厉打击小偷。
需要指出的是，要收以逸待劳之功，左权不仅仅是强调坚壁清野（空舍清野），他还高明地指出了“游击运动”在分散疲惫敌人、利我以逸待劳上的作用。1938年3月，左权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一）在敌之联络线上，在其联络线近旁，在其一切可能为我活动和能打击、威胁敌人的地域上，广泛开展民众抗日斗争、自卫斗争，发展游击运动。……以游击队机警灵活、出没无常，到处袭击敌人、伏击敌人的动作，实行抗日戒严，铲除汉奸、肃清敌探、封锁消息、实行清野，使敌无从捉摸。以此不断的、广泛的游击活动，迷惑敌人，分散疲惫敌人，创造敌人更多的弱点，造成基于部队有利的机动环境。”在“分散疲惫敌人”过程中，他有着高明的作战指导：“无论大小战斗，都不能当作儿戏。首先应有周详之考虑与计划，以期必胜。不应仓惶应战，不应逐渐使用自己的兵力。在其未投入战斗以前，应隐蔽的集结自己的主要的兵力与兵器于突击的地段，并保持其在突击时机以内，向突击点上作突然的突击。对其次要的方向，则分派必要的兵力或游击队等，向敌佯攻或钳制起来，以保持我之最优势力量，压倒各个敌人。一切轻意投入战斗，或平分兵力与兵器，逐渐使用兵力，都是有害的。”“（十四）……应以一切方法，肃清敌人的间谍与汉奸，经常的封锁消息，特别是防止其技术侦察，使我之一切行动与企图不为敌所发觉。”以迂为直，重点破交
毛泽东认为，“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在军事运动中，“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就是以迂为直。由于日寇技术兵器比八路军优越，所以左权和八路军领导人一致认为，竭力避免与日军拼阵地战、运动战（有利条件下除外），主张“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通过打击日军的交通线来迟滞、消耗日军。
1939年9月，左权著文重申：“一年来敌寇对各个抗日根据地之进攻，在战役的组织上，虽因各抗日根据地之具体条件之不同，而有某些差异，但不脱离交通线，依靠交通线作为进攻之出发地，则是同一的。”同年9月15日，左权致电朱德，提出“对目前华北作战的意见”，其中又提出：“对敌人交通线上，游击战争须更积极的开展起来，……终断敌之横贯交通线，使敌仅陷于南北直线的占领。
左权的想法，得到朱德、彭德怀的支持，八路军随即积极出击敌人“进攻之出发地”交通线。从1938年9月至1939年9月，“单就八路军而言，较大规模的破坏敌寇之铁道已达三百次以上。破坏铁道的里数，达一千二百余公里。破坏公路的次数和里数，更远超出这个数字以上。击毁敌寇火车四十一列，损坏敌寇之车头有七十一个。收回电线有二十六万余斤。砍倒和收回敌寇之电杆有一万余根。
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又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主要目的就是破击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当年8月8日，左权和朱德、彭德怀联名致电八路军各师首长，就百团大战交通破坏战术发出一般指示一“……三、破坏对象：1．桥梁（铁桥、石桥、木桥）。2．隧道。3．车站（水塔、机车厂、材料厂、叉道、通讯装置、火车）。4．铁道（由腹路、凸路、凹路）。”“四、破坏方法分爆破、毁坏、燃烧三种。……1．对桥梁的破坏：(1)铁桥，主要是用黄色药，选择装置易而难修理之点炸毁……(2)石桥主要爆破桥基、桥脚……(3)木桥主要爆破桥脚、桥座……2．隧道，主要是用炸药爆破……3．车站爆破毁坏：……4．铁路主要是集中多数人力毁坏之，如拆轨，挖路基，炸路，燃枕木、电线杆等。”这份一般指示，表明八路军在长期的交通战中，已经摸索出成熟的经验。
当时，日本官方也认识到，“战胜中国之重要条件，是后方不被截断。”对于八路军的交通战，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有文件记载，文字不乏对对手的佩服：“一，‘匪兵’破坏铁路的手段，他主要的把铁路器材及重要构造部破坏或烧却，并袭击车站脱轨的列车等，这样继续不断的袭击列车非常之多……二，破坏手段的变化无常：1．……掘开地基。2．破坏铁道用具的上部构造。……4．脱轨的方法——如我火车要换轨一般。5．袭击车站并爆破给水塔，其方法大胆而巧妙。”
1940年9月5日，左权发表《论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一文，集中阐述了他的“交通战致胜”思想指出：“第一，敌寇在我国的全部军事活动，都依靠铁路、公路等等的交通，只有依靠这些交通命脉，敌寇才能发挥他军事上某些优点。例如重兵器的使用，军队的机动，据点与据点之间联络及协同动作等等，没有这些‘生命线’，敌寇的占领就将陷于孤立，在我抗日区域的包围攻击之下，而无由存在。因此，保持各个据点之间的交通联络，乃是敌寇军事部署上最重要的部分。没有这个交通联络，敌寇就无法保持点的占领，或无法向我抗日根据地内作战。第二，敌寇在我国所进行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侵略，都以交通沿线为‘开辟工作’的主要对象。……过去的事实证明，将来的事实亦将继续证明，交通战上的胜败，可能影响到整个战局的胜败。”
1941年7月1日，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左权与朱德、彭德怀联名致电八路军各主要将领，要求：“如敌配合德国进攻苏联，我军应以一切手段钳制华北敌伪北调，大举破坏华北主要交通线。”同年12月，左权在拟写的《基本战术研究提纲》中，又谆谆教诲广大指战员“把除奸破路提到战略地位上来看，广泛的使敌不能灵活运用兵力和使用现代技术，以避免敌之优点，发挥我之优点。”1942年2月18日，为坚持华北持久抗战，左权与彭德怀联名致电各兵团首长，仍然念念不忘“交通战”：“今后各个区域均必须组织数个精干的小支队，配属工兵，（能组建专门的技术破路队更好），经常破路袭敌之交通要线，对根据地内一般汽车路，则应开展广泛的地雷战，断路倾车，给敌以不断的伤亡与消耗。”
战略藐视，战术重视
面临强敌，如果过于胆怯敌人，就会不敢斗争；如果过于轻视敌人，就会斗争失利。在长期的军事军事中，左权很好地解决了这一两难问题。
抗日战争初期，面对曰军的长驱直入，国际国内都对中国的抵抗能力表示怀疑。这时，左权适时喊出了中华民族敢于藐视强敌的最强音：“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军队量多，足以保障抗战持久。”根据何在？他条分缕析道：中国“工业不甚发展，技术条件远落后于我们的敌人，但有丰富资源可获战争必需品的供给。”“敌人兵力不多，……所占领的地域，仅是交通要道和某些重要城镇，仍是限于点与线的占领。”
但是，作为东亚首屈一指的强国，日军的战略、战役指导能力不容低估，低估了会犯轻敌的错误。因此，左权反复强调重视敌人，研究敌人：“其战斗动作，颇为灵动敏捷，并具突然性质。当发现我军或游击队时，即作突然的急袭，或迅速展开其兵力与兵器，并发扬其火力，向我作猛烈的战斗。战斗中，敌人士兵的战斗动作射击技术，都很优良，火力与运动也有好的配合。”当时，邓小平曾经指出，“敌我双方都有强的指导能力，都有政治上的锐敏性。”“敌人也善于研究我们，接受经验，不断改进其方针政策。所以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要“善于总结经验，研究敌人，提出对策。”对此，左权深有同感，在开展新战士的军事教育时，他一以贯之地强调：“我们不应轻视这一敌人，相反的我们应该精细的虚心的研究敌人的一切战略战术原则及其运用，研究敌人的技术兵种与兵器，窥破其特长与弱点，并根据我们的战略战术原则及技术条件，研究其应付的办法，并以此方法在部队中作深入的教育。”在主持八路军司令部工作期间，左权认真研究了日军“分区扫荡”、“治安肃正”、“蚕食政策”的特点，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应对之策。
左权酷爱研究作战问题，既是份内之责，也是兴趣所在。朱德元帅这样写道，“就是在昼夜不断的战斗与行动中，就是在几天几夜不合眼的疲劳中，他都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怠、疏忽、放任与暴躁。他在不断地解决问题，叮咛部署，起草命令，检查工作，甚至有时疲乏过度，梦中也在打电话和吩咐工作。左权同志这样工作，十余年来从未有过一句怨言，从未要求过一天休息。”刘伯承元帅深情地回忆过，“他很用功学习研究问题，在莫斯科留学时，他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到部队工作之后，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学习。在抗战期间，他很细心的研究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研究敌人的战略、战术，如‘扫荡作战’、‘治安强化’、‘蚕食政策’等等；写作了‘扫荡与反扫荡’的著名论文和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他对于苏联军事科学也继续钻研，一获有苏联书报，即提出一些学习问题与我通信讨论，并译作教材。”对于左权的工作能力，八路军129师参谋长李达上将非常敬佩：“百团大战后，日寇发起了越来越残酷的大扫荡。左权多次嘱托我们多向他提供关于日军扫荡战术和行动规律的材料。他依据各师的作战经验和大量情报资料，孜孜不倦地潜心研究日军的‘治安强化’和‘蚕食政策’，撰写了《扫荡与反扫荡》《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颇有见地和指导意义的军事论著。他还抓紧时间钻研苏联的军事科学，一收集到苏联的书报，必给刘伯承写信，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探讨。他曾和刘伯承合译了《苏联工农红军新的步兵战斗条令》。”
敢于战略上藐视敌人，又注意战术上重视敌人并善于研究敌人，是左权一贯的谋略观，这是他对毛泽东“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思想的贯彻落实与具体化。
歼耗结合，以歼为耗
在作战指导上，毛泽东一贯强调，“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对于这一观点，左权非常认同。1938年4月19日，左权在山西长治县的国共两军将领联席会议上发言，就“坚持华北抗战的战术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目前作战的基本方针，是民众性的游击战配合基干兵团的机动战，以不断的消耗敌人、消灭敌人。那么，我们的努力就应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在实战的经验中，已证明着敌人是可以歼灭的。我军基干兵团的一切战斗，应以歼灭敌人为目的。击溃敌人的一个联队，不如歼灭敌人的一个中队、一个大队；歼灭敌人一个联队，胜于击溃一个师团。干脆的歼灭敌人，是战胜敌人的最好方法。”
在对日作战中，左权一直主张：为争取持久抗战胜利，中国军队必须歼灭战、消耗战结合，战役战术上采歼灭战，战略上采消耗战，通过战役战术上大大小小的歼灭战，达到从战略上消耗、拖垮日军的目的，即“歼耗结合，以歼为耗”。因此，左权主张积极对日军作战，“不管敌人向我们进攻与否，我们总是自主的积极的不断的向敌人进攻，这是我们行动的基本原则。在这样的积极行动中，自然不免要多跑些路，多吃些苦，多操心，多疲劳，有时还不能打到敌人，或者自己还要吃些小的亏，都有可能。”为达成战术上歼灭敌人的目的，左权撰写了《袭击战术》、《埋伏战术》等著作，对当时极富指导意义。‘其中，他于1939年4月发表的《埋伏战术》不乏名言警句，今天读来仍然颇受启迪：
“战斗的发起，应具着最高度的突然性与迅速性，要使已运动着的敌人来不及展开，炮兵不及放列，机关枪尚未开火以前，我之轻重机枪及炮兵火力，已给敌巨大杀伤，手榴弹也投进敌人群中去了，爆炸了，刺刀已杀出敌人的血来。这样的突然性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力求研究的事项。不少的伏击战斗，不能迅速解决战斗，把伏击战斗变成一般的攻防战斗，而最后不能消灭敌人，其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由于我伏击部队在战斗发起时之突然性的不够，或不加讲究。”
“我们战术理论的建设，必须依据我们所处的具体环境，敌我的具体条件，我军历史的传统，我军的军事任务的性质与本质出发规定出来，而不能是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主动的寻求运动的或立足未稳的敌人作战，寻找孤立之敌人作战，并须善于利用地形、天候与时机，要善于创造有利的作战环境，为此应不怕绵战。经常以小股兵力接近敌人，扰乱与侦察敌人，主力应经常保持机动，如必要向防御的敌人或对于驻止敌人的进击时，则必须有周到的准备，严密的组织，并力求与敌伪军工作之配合。”
对左权的军事理论造诣，朱德元帅的评价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