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两军在宁冈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开始了他们长期亲密合作的生涯。但在1929年6月至11月间，毛泽东和朱德的关系经历了一场“悲欢离合”，两人因红四军组织建设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关系—度闹得很僵，最终在中共中央和红四军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分歧得以圆满解决。这场争论日后不仅对朱、毛关系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而且使朱、毛关系有了新的、更加牢固的基础，红军有了更团结的领导核心。
朱毛之争的由来
1929年春，在红四军高级干部中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军、异常激烈的争论，争论主要在毛泽东和朱德之间展开。实际上朱、毛在政治路线上是一致的，那么两人的分歧点在哪里呢？毛泽东在当时已把问题说得很清楚：“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时军部要不要的问题。”耍说明这个问题是怎样产生的，需要回顾一下红四军党的领导机构的沿革情况。
1928年4月，朱、毛会师成立第四军时，毛泽东任军事委员会书记。5月20日，在宁冈茅坪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统一领导第四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党的组织，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6月，成立了由湖南省委直接领导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朱德任常委。11月初，在茨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来信指示，成立了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和毛科文5人担任委员，毛泽东任前委书记，陈毅任秘书长。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朱德任军委书记。这期间，军委在前委领导下做了不少工作。
1929年1月1日，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策划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4日，在江西宁冈县柏露村，由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团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县委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以解井冈山之围。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受敌重兵尾追和袭击，屡次陷入险境，加上环境恶劣，军情紧急，遇事要开会商量，原来存在的前委和军委两个机构就显得有些重叠，不适于战争环境下灵活机动地指挥作战。于是，2月1日红四军前委在罗幅嶂开会，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领导红军。于是，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停止了舌动，当时大家并没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朱德之间的争论最早源于中央的“二月来信”。1929年2月11日，红四军在赣南瑞金大柏地伏击歼灭敌军刘士毅旅大部，扭转了被动局面。4月1日，红四军回师赣南到达瑞金与红五军会合，局势逐渐好转。4月3日，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共中央“二月来信”，来信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提出将红四军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朱、毛“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隐匿大的目标，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对中央来信，朱德主张按中央命令办事，毛泽东持不同意见。于是．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中央“二月来信”。会后，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写信，指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提出“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毛泽东力图说服中央收回成命，但在红四军中却开始产生分歧。一部分主张分兵游击、不愿做根据地艰苦工作的干部借题发挥，认为毛泽东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要求毛泽东只管党务，不要管军事。
这种分歧还因前委与军委关系问题而进一步复杂化。红四军经过半年奋斗，不仅开辟了赣南、闽两两块新的革命根据地，而且队伍日益扩大，原来的前委既要负责军队，又要负责地方工作，工作十分繁忙。在这种情况下，前委开会决定恢复组织临时军委。5月上旬，中共中央派遣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从上海来到宁都，参加红四军工作，前委便让他接替毛泽东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23日，红军攻克龙岩后，他又兼任临时军委书记。当时，大家对恢复临时军委和新任军委书记两项决定都表示拥护，但问题恰就出在新成立的临时军委上。刘安恭上任后，主张照搬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认为前委代替包办了军委的工作。他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并要求恢复正式军委。刘安恭所作出的限制前委权力的决定，实际上是限制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此事引起许多人包括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朱德对刘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态度。朱德表示赞同，认为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开展；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是从根本上危及党对红军的领导。红四军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的对立态度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
1929年5月底，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问题再次发生争论，而争论的焦点就是红四军是否设立军委问题。赞成设立军委的人如刘安恭等对前委领导提出很多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很明显，刘安恭的矛头主要指向毛泽东。不赞成设立军委的人如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认为赣南、闽西苏区尚未发展，地方工作不多，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批评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刘安恭和林彪的言论，显然违背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使红四军党内原来就存在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残余等都有所滋长和暴露。许多人跟随他们公开地对毛泽东、朱德说长道短．评头论足，任意批评。这不仅影响了党内和军内的团结，而且影响了党和军队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的威信。争论结果，未能统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无法贯彻实行，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也难以继续工作。6月1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了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斗争状况，提出“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队伍，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
朱毛之争的激化
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的情况下，6月8日在福建上杭县白砂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会前，林彪派人给毛泽东送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矛头直指朱德。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公开了林彪的信，林彪也毫不隐讳+地表示，自己这封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
会上，刘安恭与林彪再次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情绪激动地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针对刘安恭对毛泽东的指责，林彪回应说：“关于军委的问题，我信上说得十分明确，理由不再重复。有一点需要指出，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羁绊。”两人的发言再一次使争论升级，并将红四军两位创始人逼到不得不表态的境地。朱德为缓和紧张气氛耐心地解释说：“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叫‘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谓的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情况。”
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他将一份书面意见放在会议桌上，简短地说：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毛泽东此举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刘安恭的做法不满，在投票中，前委以36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免去，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会议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以统一思想，解决分歧，加强团结。前委还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
白砂会议虽然取消了军委，但争论还在继续。刘安恭散布了许多挑拨离间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制造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毛泽东再次萌生了离开前委的想法。林彪看出了毛泽东的矛盾心理，当天夜里，他给毛泽东写信说：“你今天提出你个人要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该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来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切同志的错误思想。”毛泽东仔细阅读了林彪的来信，于6月14日给林彪回了一封长信，指出了这场争论的性质，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批驳了所谓“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四军党内有家长制”等说法。信的最后，毛泽东重申了他在白砂会议书面发言中提出的辞去前委书记职务和请求离开前委的理由。他说：“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出：我在四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我个人身体太弱，知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朱德看了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也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自己意见”的要求，写了答林彪谈前委的信，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第一，“党管理一切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为他们的总参谋部，要通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去管理一切，否则党就要脱离群众。第二，他坚决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但过去是“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前委又集权于前委书记一个人。第三，他赞成实行严格的纪律，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
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陈毅作为大会主持人之一，代表上届红四军前委作了工作报告。他针对部分同志对毛泽东领导的怀疑态度，指出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红军离不开毛泽东；同时，也对毛泽东和朱德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他一方面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刘安恭的宗派活动容忍姑息；一方面批评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是不够的，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方式，爱发火，爱教训人。会议对刘安恭、林彪也作了批评。认为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体系到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的”；认为林彪“离开党而谈党的问题”，“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更使之加重”。陈毅的这种调和态度，其目的是为了红四军党内的团结，但其结果却是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被七大所接受。
随后，朱德、毛泽东在会上相继作了发言，主要是解答和说明大家提出的意见。朱德表示：大家对他有什么意见，欢迎不断提出，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加批评。毛泽东表示：大家对他的有些批评意见是很对的，“至于陈毅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最后，会议通过了陈毅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否定了在前委之下再设立军委的意见，认为“此次争论，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的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之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关于朱、毛两人的去留问题，决议提出：“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未派人来以前可继续工作……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大会还改选了红四军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员毛泽东、朱德不动，余由大会选举。由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红四军直属队、各纵队的士兵代表共13人为前委委员。选举前委书记时，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这个决定即呈报中央批准，在未批准前即可负责开始工作。
红四军七大由于几个主要问题未能分清是非，因此思想未能统一。7月8日，受红四军前委委派，毛泽东同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等人离开红四军军部，由龙岩动身前往上杭蛟洋，代表前委出席并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事隔60年之后，当时和毛泽东一起到蛟洋的江华回忆说：“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点灰溜溜的样子。”
朱毛之争的解决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在关注着红四军党内的这场争论。不久，红四军前委接到中央“四月来信”，要红四军派一名得力干部去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情况。7月29日，前委全体成员在蛟洋召开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有人提议由毛泽东和陈毅一同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毛泽东不愿意去，前委就决定陈毅一人前往上海。临走前，陈毅专门到蛟洋真诚地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推说身体不好，不能回去。这样，就由朱德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
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听取陈毅报告。出席的有总书记向忠发及政治局成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陈毅作了关于红四军党内问题的详细报告。会议决定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提出决议，由政治局讨论通过。此后，周恩来、李立三一次次来到陈毅的客房，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着重讨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组织问题。陈毅坚持一贯态度，中央派人去红四军，他当不了前委书记。李立三便对陈毅说：“你看毛泽东如何？”陈毅也曾想仍由毛泽东来当红四军前委书记，但一想到红四军内可能有不少反对意见时，又动摇了。李立三又说：“我考虑，如果仍由原班人马负责，毛泽东、朱德都不调离红四军，只把刘安恭调回中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但不兼政治部，朱德仍为军长。你看四军同志能不能接受？”陈毅担心毛泽东搞不好团结，但周恩来认为毛泽东身负重担，且大敌当前，是不会不注意改进自己工作作风的，现在选择红四军领导人，毛泽东是最好人选。就这样，经过一个月的讨论，陈毅愈发感到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是坚定正确的，他毫无抵触地坚决拥护毛泽东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他对周恩来、李立三说：“这次闹得有点伤感情，主要是我的错误。我没有认清毛泽东的天大的优点，没有指出正确的路线。我回去带头检讨，我相信退一步是可以进三步的。”周恩来随即高兴地提议由陈毅为中央起草《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陈毅也很快根据周恩来的谈话要点起草好了指示信。
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信中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对红四军工作任务作了一系列明确指示，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提出批评，肯定了战争期间实行集权制的必要，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在前次党的争论问题，即表示这个弱点，这是一个损失。”关于朱、毛争论的问题，信中批评了前委在处理朱、毛问题上的缺点，明确指出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威信，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而就在这时，朱德于9月底在上杭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意图解决红四军七大时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议问题。但由于领导不健全，会前准备也不充分，讨论了3天也没有得出结果，这反映出当时党内和军内极端民主化倾向十分严重。红四军党的八大没有开好，令朱德深深感到，欲加强红四军党的建设，必须首先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加强党的领导机关建设。他同广大指战员一样，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也离不开毛泽东。同时，会议期间有许多支部都提议请毛泽东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表示同意和支持，爽朗地说“我同意把老毛请回来，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并提议由三纵队党代表彭枯和参谋处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此时正在永定县合溪养病的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议了。”回信送到前委．前委觉得毛泽东态度有问题，当即给予他“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到会。毛泽东当时正患疟疾，便由地方武装护送坐担架赴会，但赶到时会已开完。大家见他病得不轻，只好让他继续养病。
10月下旬，陈毅带着中央指示信和自己调解朱、毛争端，维护朱、毛团结的一片至诚，回到闽西。22日，陈毅来到梅县松源的红四军前委机关与朱德见面，在询问了毛泽东的近况后表示，要请毛泽东回来主持红四军前委工作。朱德看了陈毅带回中央来信，表示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当天夜里前委召集会议，由陈毅正式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会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到在蛟洋的毛泽东手中，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信中写道：“从中央回来，于22日到军部。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同时，朱德、陈毅等前委同志商定，开始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传达中央“九月来信”，改选红四军前委。
11月26日，毛泽东接到陈毅来信和中共中央“九月来信”，读后百感交集，自言自语地说，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党内争论问题终于作出了正确的裁决。随后，他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陪同下心情舒畅地从上杭蛟洋抵达长汀，同朱德、陈毅会合。毛泽东向朱德、陈毅等前委委员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央的批评，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随后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也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毛泽东也说“八大”时他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最后，毛泽东的手和朱德的手重新握在了一起。11月28日，在长汀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出席，会议气氛融洽而热烈，这是自红四军七大以后半年多来第一次团结民主的会议。会后，毛泽东和朱德各有分工，毛泽东和陈毅主要是调查研究如何改进党对部队的领导，朱德则负责军事整训。12月中旬，红四军移驻上杭古田，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在这里召开纵队、支队和大队党代表联席会议，为红四军九大做进一步准备。
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吉田村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肯定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明确军事和政治的关系，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是红军建设和党的建设纲领性文件。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至此，毛泽东、朱德之间和红四军党内的矛盾和争论，终于得到圆满解决，红四军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团结，进入了—个新的发展时期。
1930年9、10月间，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奉命来红一军团视察工作，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闽西那场争论的经过，并都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对朱、毛之争作了总结：“据我在那里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