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11月到1985年6月，郭峰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在近5年的时问里，郭峰带领省委一班人从发展大局出发，紧紧抓住中心，知难而进，锐意进取，科学决策，为推进辽宁的安定团结、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坚持贯彻调整方针
郭峰担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后迎来的1981年，是贯彻落实1979年9月中共辽宁省委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集中3年时间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确定的调整方针，打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战役的总目标”非常关键的一年。要坚持贯彻调整方针，全省上下必须在思想上有一个统一认识，有一个大提高，要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根据中央精神，郭峰在1月9日的省委工作会议和4月13日辽宁省直局以上干部会议上，讲了如何清理“左”的思想，坚持贯彻调整方针等问题。
郭峰指出，省委经多次讨论，认为辽宁在经济工作中“左”的表现是：一、不从实际出发，盲目追求高速度，犯了急性病。二、把扩大基本建设当作扩大再生产、发展生产力的唯一手段，不懂得挖潜、革新、改造，用改善经营管理的办法提高效益，用技术革新的办法扩大再生产。三、在所有制问题上，重全民、轻集体、鄙弃个体。四、在思想上只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不承认它同时又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五、曰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仍然存在着浓厚的平均主义思想．对一部分地区、一部分社队先富起来，有些人总是格格不入，认为是搞两极分化。六、在选拔干部问题上，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对犯错误干部的使用、处理上，仍有“左”的思想影响。
同时，郭峰指出了长期易于犯“左”的错误的根源所在，并从工作作风上分析了“左”的表现：主要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思想路线不端正，缺乏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认识世界，而是唯上、唯书，不唯实。
郭峰的讲话，曰的是为了端正在工作重点转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思想，更好地贯彻经济调整方针，把解决调整中的问题与清理“左”的思想结合起来，这对于进一步贯彻调整方针，促进经济建设至为重要。
怎样贯彻1981年的调整方针？郭峰认为，贯彻经济调整方针，要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要靠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进行合理的技术改造，降低消耗，提高质量，提高效率，来扩大社会生产。这条路子，速度可能不那么高，但经济效益好，社会财富增加得多，人民得到的实惠也会多。要走这条新路，必须在经济发展方针上来个转变，思想观念也要来个转变。在调整的这几年里，把过去热衷于“大干快上”的劲头，转到向企业经营管理的纵深方面进军。其目标是把现有的1.4万多个企业整顿好、建设好，使现有企业在组织程度、经营管理水平、生产技术水平和经验效果上有一个显著提高，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前使我们能真正站稳脚跟，继续发展的基础。我们这次调整虽然有退、有进，但从总体来说，调整不是后退，而是前进，是发展，是向企业管理深度发展。
总之，郭峰认为，要在宏观经济计划指导下，继续坚持发挥优势，保护竞争，促进联合。要总结经验，把过去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坚持下去并进一步加以完善，绝不走回头路。
1981年的辽宁经济调整，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辽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继续，其特点是清理了在经济建设中“左”的思想以后，有进有退。后来，辽宁省委总结这段工作时称之为“补短”、“压长”和“改制”。“补短”，集中力量补长农业、轻工业、能源和科学文教事业等方面的短腿，在投资、信贷、市场、原料等方面，向短腿方面倾斜。“压长”，即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改制”，即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把经济工作搞活。在实践上，也可以看出坚持调整方针的效果。继1980年，特别是经过1981年的坚持调整方针，到1982年，首先是农轻重比例关系有所改善。1982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21.5%，其中农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3%；轻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2%；重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0．9%．农轻重比例关系有了新变化。农业、轻工业比例上升，重工业比例下降，农轻重比例趋向协调。农业持续发展，1982年全省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5%，快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29年间每年递增4.7%的速度。粮食生产在连续3年严重干旱的情况下，平均年产量达到236.4亿斤，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4年平均年产量高8.4%。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多种经营有很大发展，1982年农业出售的农副产品比1978年增长一倍。轻工业长期落后的局面开始扭转，重工业服务方向有所改变，整个工业在调整中持续增长。1979年至1982年，辽宁轻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4.2%，大大超过了重工业每年平均增长0．9%的速度。许多市场紧缺的商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电视机、化学纤维都有较大发展。这一时期的经济调整，1981年、1982年是很重要的两年，取得显著成效的最直接原因，是在清理了“左”的思想以后，坚持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
力抓农村经济改革
大跃进中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实行“政社合一”、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的管理体制存在许多弊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工作重点转移和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1979年8月，中央发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提出人民公社改革，一是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实行政社分设。到1980年，这两项改革都取得了重火进展。辽宁省先后实行扩大生产队自主权、扩大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开放城乡农贸市场、鼓励长途贩运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农村经济生活开始活跃起来。但有些人受旧体制影响较深，产生许多疑虑和担心：怕难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怕出现剥削；怕造成两极分化，对农村致富问题存有争议。1979年，在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任伸夷领导下，辽宁在全省农村围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怎样富”等问题进行了大讨论。郭峰继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后，在坚持经济调整工作中，仍致力于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经过1979年到1980年的致富大讨论，辽宁农村、农业生产，广大农民群众敢不敢富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是，在新形势面前，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需要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上再前进一步。1981年内，郭峰到各市县的一些公社进行调查，看到了农民致富的一些典型，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10月间，郭峰到辽宁省南部的海城、营口、盖县（今盖州市）的20多个公社调查研究并形成一份调查报告，提出要引导农民向农副业生产的深度进军，要搞好商品流通等建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调整生产关系，使之与生产力相适应的一个重大步骤。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于1979年春，辽宁和全国一样同步进行。当时，在全省各地，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80年以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体形式是包产到户到组；1982年以后推行责任制的丰体形式是“大包干”，也就是包干到户。1982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的通知》。指出：政社分开是一件很复杂、很细致的工作，不可轻率、匆忙改变，必须有领导、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各省可以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分期分批逐步改变。辽宁省在推行、落实责任制，调整生产关系中，从1982年开始，在全省农村进行乡社一级管理体制改革，到1983年来，全省农村近70%的公社实行了政社分设，成立乡（镇）政府。从此冲破了原来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模式，摘掉了人民公社牌子，撤销了生产火队和生产队，成立了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完成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在推进工作中，郭峰在各种会议上对生产责任制问题进行讲解、诠释，主要内容有：(1)关于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性质：是从土改、合作化以来，在农村发生的一场较大的经济体制上的改革，是生产关系上的调整。(2)关于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调动农业劳动者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社会财富，巩固壮大集体经济；另一方面也是要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建立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3)关于完善生产责任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巩固和发展公有制，土地公有，大的生产资料也坚持公有；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不吃大锅饭，也不能喝小锅粥。(4)推行生产责任制，必须走群众路线。(5)要解决干部、群众对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在思想认识上的模糊和疑虑。要进行大量教育和宣传工作，让基层干部和群众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不管采取哪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社会主义原则下都是可以的。等等。
辽宁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工作，到1983年底，全省实行家庭承包农户比例增加到83.9%；到1984年底，全省有506万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占全省农村总户数的93%。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推出的关于农村改革的重大政策，是改变自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以来中国农民命运的大事。辽宁全省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初，进展速度较其他省份稍慢些。郭峰主持全面工作以后，一方面带领省委一班人做到思想更解放一些，态度更积极一些；但同时又要求步骤稳妥，工作做细，郭峰多次强调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尊重群众、发动群众，不用政治帽子压人，不搞强迫命令。在这种既积极又稳妥的工作方式下，经过艰苦努力，辽宁省终于在1984年完成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社一级管理体制改革，完成了这一开拓农民生活富裕之路的历史使命。郭峰在这项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推进企业体制改革
辽宁是中国最早建成也是最大的工业基地，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有相当多的企业机构臃肿、经济效益差，领导班子软弱，企业整顿势在必行。辽宁的企业整顿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82年起到1983年初。辽宁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一开始就选定91户大中型企业作为重点企业，并派出一批省市主要领导到重点大户抓点、挂点、蹲点，加强了对企业整顿工作的领导。整顿内容，一是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整顿和建设领导班子；二是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解决机构臃肿问题；三是实行经济责任制，打破平均主义。
在全省工业企业整顿工作中，郭峰在1982年2月的一次报告里说，1982年我们整顿企业工作，在工业生产上耍有奋斗目标：就是工业总产值增长幅度需保三争四奔五，其中轻工业增长10%以上；重工业增长1%；工业成本降低1%。要完成这个月标，要扎扎实实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充分发挥重工业优势，使重工业、农业、轻工业进一步协调发展；二是重工业要进一步调整服务方向，扩大服务领域，改革产品结构，继续搞好改组、联合；三是逐步落实冶金、煤炭、石油化工、机械等行业的调整规划和技术改造措施；四是加速产品更新换代，上品种，上质量，提高竞争能力，扩大出口商品，开拓国际市场。在辽宁企业第一阶段的整顿中，由于抓住了重点企业，抓住了企业经营中的关键问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82年这一年：原材料涨价，产品降价，但产值、利润、上缴利税都有增长。辽宁重点整顿的91户大中企业工业总产值达到207.9亿元，比整顿前的1981年增长了3,7%；实现利润为48.9亿元，增长4.4%；上缴利税65.4亿元，增长0.4%。
从1983年开始的辽宁整顿企业的第二阶段，主要是对中小企业全面开展整顿。第二阶段除了巩固和发展前一阶段的整顿成果之外，侧重解决的问题是：推广和应用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方法，提高经营水平；把整顿与改革结合起来。经过一年的第二阶段整顿，也取得了成果。第二阶段整顿的138户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83年工业总产值达42.5亿元，比1982年的38,3亿元增长11.0%；实现利润9.7亿元，比上年7.7亿元增长26．0%；上缴利税达11亿元，比上年9.4亿元增长17．0%。实践证明，辽宁的企业整顿方向是正确的，方针、政策是有效的。
科学决策发展战略
辽宁省工业企业的整顿和体制改革工作取得了成效，这是可喜的一步。但是有一个重大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这就是如何使辽宁这个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如何振兴，从而服务全国，进而走向世界。
1984年，郭峰带领省委一班人，从省情出发，提出“奋发图强，振兴辽宁，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战略。郭峰指出，省委常委一致认为辽宁这个老工业基地不应该衰落、停滞不前，一定要奋发图强，振兴辽宁，更好地为全国“四化”建设服务。郭峰说，“振兴辽宁，服务全国”是我们的光荣职责，提出这个口号是有实际内容和现实意义的。这个口号反映了辽宁的特点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提出“振兴辽宁，服务全国”是符合十二大提出的一切地区、部门的工作都要服从于、服务于全党全国的总任务、总目标的精神的。如果我们不这样提出问题，就降低了我们的责任，这个口号能动员辽宁省人民为振兴辽宁而奋斗。对于“走向世界”问题，郭峰说，这个提法是根据中央提出的“港口城市开放，大连尤其要更加开放”的精神和辽宁省几年来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对外贸易发展的情况提出来的。不仅要服务全国，而且还要走向世界。
振兴辽宁的基本内容是什么？郭峰指出：根据辽宁经济地理情况，根据对不同地区提出不同要求进行分类的指导原则，提出建立六大基地：（一）以大连港口城市为中心，丹东和营口、锦州为两翼，建立和建设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二）建立以沈阳为中心，包括鞍山、抚顺、本溪、辽阳等大中城市群，建立专业化协作、相互联合、城乡结合的现代化工业基地，这是辽宁经济的心脏；（三）以辽河平原和大中城市的郊区为重点，建立和发展多种经营的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副产品基地；（四）以东、西山区和南部山区为重点，建立和发展林业、畜牧业、矿业、柞蚕、水果等土特产基地：（五）以两干多公里的海岸带为重点，建立和发展海洋、滩涂资源的开发基地；（六）以各大城市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为依托，分别建立有各种特长的、多学科的科研人才培养基地。
郭峰说，我们辽宁提出六大基地外，还要狠抓六大战略要点：农业、能源交通、科学教育、技术改造、城乡集体经济和第三产业、城市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建设。为了改造老工业基地，振兴辽宁，服务全国，1985年省委又提出“改革、开放、改造、开发”的8个字的战略措施。
自1984年要使辽宁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奋发图强、振兴辽宁战略决策提出后，郭峰带领省委一班人在企业整顿、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结合历史经验教训，从辽宁省情实际出发，为全省人民勾画出一幅改造老工业基地、振兴辽宁的宏伟蓝图，为开创辽宁经济建设新局面奠定了基础；也极大地增强了辽宁人民为建设美好辽宁而奋斗的信心，调动了广大群众生产建设的积极性。
实现领导班子新老交替
1983年至1984年两年间，按照中央的部署，郭峰以主要精力抓了机构改革和调整领导班子工作。
郭峰认为搞好机构改革，调整省、市领导班子，任务很重。首先必须用中央的指示精神统一思想认识，特别是统一领导干部和老同志的思想认识。辽宁省委在调整工作中决心大，抓得紧，抓得实，自始至终相信依靠老同志，充分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坚持走群众路线，民主推荐，反复酝酿，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严格坚持“四化”方针，特别注意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中选拔干部。因而保证了调整工作的质量。
1983年机构改革是一次大的调整，只留下个别老同志，郭峰仍担任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省委换届，老同志全部退出以后，又陆续调出几个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到中央和其他省（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辽宁省党政领导班子之所以顺利完成新老交替合作，除了中央的干部路线和具体的指导，也和郭峰等老同志识大局、顾整体，对选拔年轻干部的认识高，看得远，公道正派，以党的事业为重分不开。他们选人时，出以公心，惟贤惟才是举，不凭个人好恶，不任人唯亲；诚心诚意支持新班子工作。郭峰说：“在党政领导班子建设上，实行新老交替与合作是历史的必然。这不是权宜之计，是党的建设的基本政策思想，是长期方针。所以，选人不能选老实巴脚，但没大能力、守摊的，而要选符合‘四化’要求，能够打开辽宁工作局面的人。”在实行新老交替与合作的过程中，郭峰多次在省委召开的大规模的民主荐贤会上讲话，表达了省委领导求贤若渴的心情，请各方代表人士推荐干部。
中央对辽宁省委、省政府班子的调整很重视。1985年4月2日，郭峰向中央书记处汇报省委、省政府班子调整方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宋任穷等听了汇报。中央领导对辽宁党内外广泛地搞民主推荐省级党政领导班子人选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并当即指示中组部总结辽宁的经验。1988年11月，中央组织部派刘绍荣、谷安林、李莉到辽宁搞调研，写出了《他们出色地履行着历史责任——关于辽宁省一些老干部促进新老干部合作交替的调查报告》。
1985年6月15日，郭峰在省委六届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吟咏了“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发扬传统脚跟稳，继往开来谱新歌”的诗句，以示对新班子的祝贺和希望。
正确开展整党工作
1984年，在中央的指导下，辽宁省开展了整党工作。郭峰在整党工作中，深刻领会中央指示精神，注意研究和掌握政策，抓主要矛盾，收到了较好效果，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在对整党中重点抓好“统一思想”和解决党内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关系上，郭峰认为：这次整党的总的目的和要求，就是“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四化的坚强核心”，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更好地保证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总目标的实现。为了达到“党风的根本好转”与“建成坚强核心”的要求，必须做到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不能把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这四项任务割裂开来，也不能只抓某一两项，而忽视其他方面。他强调：要始终抓住增强党性这一根本问题。
郭峰认真执行整党中的政策。他说：“对‘文革’中犯了一般错误的同志，组织上应该是不追、不查，但本人一定要自觉地总结经验教训。”“要解脱一大部分人”。对在清理“三种人”工作中，有的把军队“支左”人员和“文革”初期一些领导干部支持某一派都说成的“军师”，郭峰认为：“军师”的含义不能随意解释。“军师”应是指“三种人”的“军师”，否则会引起派性，不利于安定团结。他将这一意见正式向中央做了请示。1983年11月6日，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电话通知：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同意郭峰同志关于“军师”的解释。
辽宁地区是“文革”的重灾区，派性影响很深。在领导干部之间、军队和地方之间都有心照不宣的矛盾所遗留的一些疙瘩。郭峰认为，辽宁的整党工作，必须做彻底否定“文革”、消除派性的工作。要党员干部明确“文革”中“三大派”都是错误的；“支左”就是支派，不管支哪一派，都是错误的。
在解决军队和地方之间隔阂问题上，郭峰和省委领导同志把一位省委领导同志曾在“文革”初期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与军区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进行派性斗争的自我检查，送请沈阳军区党委及其直属机关干部审议，并在辽宁省军区党委全会上宣读，反映很好。同时，请沈阳军区负责同志代表军区党委向省直机关干部做否定“文革”经验的报告，报告做了充分的自我批评，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一致认为军区党委的检查深刻诚恳，对进一步消除军队与地方隔阂，增强军政军民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郭峰将这一情况和做法写信向薄一波、杨尚昆做了汇报，得到了他们的首肯。
对省委领导成员之间存在的疙瘩，常委个人进行了对照检查，在“文革”中支派的同志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受到了中央领导肯定。中央领导亲自向有意见的省委老同志做了化解的工作，这位有意见的老同志表示“解决得很好，我完全同意。”
辽宁的整党工作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到辽宁听了整党工作情况汇报后说：“辽宁的整党工作做得不错，就是在全国说来也是不错的。郭峰同志的对照检查，我看过了．也很好。”
1985年6月，郭峰不再担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仍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回顾自担任省市委领导工作7年多的时间，目睹辽宁的可喜变化，他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后来他写了一首《卸任述怀》诗：“沈水初临奋趱行，辽天继主志中兴。五年专意开新路，三年潜心正党风。大业艰难传俊彦，前途遥远望群英。壮心未与身同老，好为春泥更护红。”这首诗恰是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鞠躬尽瘁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