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1月7日，上海党组织创办《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明确亮出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陈独秀的《短言》，也即发刊词，明确表示：“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一切生产工具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坦白清晰地阐明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任务。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这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所给出的最权威、最明确的表述。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救国图强的复兴之路，陈独秀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从《新青年》到《共产党》，在20世纪初，他严词峻语犹如霹雳，引领和带动着进步青年向旧世界宣战，并最终在他的号角声中集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年轻的“皖城志士”
陈独秀一生热心政治活动，年轻时就有“皖城志士”的美誉。1901至1914年，他5次东渡日本，先后参加励志社和青年会，结识了许多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如邹容、张继、秦力山、苏曼殊、潘赞化、蒋百里、刘季平、汤尔和等，在日本的留学生中很有人望。
1902年春，陈独秀由日本回到家乡安庆，与潘赞化等在安庆藏书楼发起爱国演说会，并准备创办《爱国新报》，以“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后人有评：“清朝末叶，安徽的革命活动，发端于安庆藏书楼演说。”次年5月，他在上海为邹容挽留，共办名噪一时的《苏报》。此时，拒俄爱国运动正在全国涌动。5月17日，他再回安庆，又在藏书楼发起爱国演说会。这次演说会影响更为深远，当时的《苏报》这样描述：会场“众情踊跃，气象万千”。会后，学生们“勃发忠义，奔走相告”。
演说会被清廷查封后，陈独秀又避走上海协助章士钊创办《国民日日报》。期间，他与章士钊、苏曼殊等结下终生不渝的友谊。发表在《国民日日报》上由他与苏曼殊合译的《惨社会》（即雨果的《悲惨世界》），最能反映他这一时期的真实思想。书中主人公有这样的话：“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那些狗屁吗？”“世界上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那铸锭（注定）应该是那一人的私产吗？”“我看世界上的人，除了做工的，仗着自己本领生活；其余不能做工的，靠着欺诈别人手段发财的，那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蟊贼呢？”这些话实则就是陈独秀的话，是他公开向孔教和私有制的宣战。
1904年3月，陈独秀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这份“价钱便宜，穷人也可以买得起”的报纸，本着面向最底层民众的宗旨，抱定两个主义：“第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见识。”《安徽俗话报》在当时有“最开风气”的美称，而陈独秀正是这一新风气的引领者。
同年10月，陈独秀又来到上海，参加由蔡元培、章士钊、蔡锷等人组织的暗杀团，每天试验炸药、制造炸弹。他与蔡元培、杨笃生、何海樵、章士钊等常在一起密谈，并参与谋划吴樾袭击清廷出洋考察五大臣事件。
1905年暑期，陈独秀又回到芜湖，除继续《安徽俗话报》的工作外，又发起组织岳王会。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主要是安徽公学的学生和武备学堂的军人，总会设在芜湖，陈独秀任会长。岳王会逐步向新军渗透，许多中下级军官和士兵都是岳王会会员。武昌起义时，最先发难的就是新军中的岳王会会员。
1914年7月，陈独秀最后一次去往日本，应章士钊之邀协办《甲寅杂志》，并在杂志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该文颠覆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国家观，指出国家不能“与社稷同观”，爱国不能与“忠君同义”。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国之建立，“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所谓爱国，“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否则，“爱之也愈殷，其愚也愈深”，“爱国适以误国”。“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
这些愤激的言论自然召来诘问叱责，有所谓“宁复为人，何物狂徒”的怒骂。陈独秀“敢为是论”，恰是从封建的纲常伦理中突围出来，以先进的西方民主政治的观点，阐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直指袁世凯政府的专制与腐败。他以前瞻性的犀利目光，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人们因此而赞赏他、仰慕他，他的知名度也因此越来越大。
一个时代“新青年”的精神导师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提出至今仍旧鼓舞人心的口号：民主( democracy)、科学(science)，也就是当时人们常说的“德先生”、“赛先生”。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宣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从1915到1922年，陈独秀共写了近400篇文章，仅1919年就有150篇之多。这些文章可谓触及大干世界的方方面面，政治、历史、哲学、时事、人口、宗教、文化、体育等等，无所不谈。当时的“新青年”们正是从这些文章中领略了他独树一帜的思想、拔山盖世的气节和清新生动的文风。处于剧变中的社会正需要这样的引领者，他因此被人们赞誉为“思想界明星”、“学界巨子”、“社会精英”。
《新青年》在广大青年中传阅，深受欢迎，成为青年的良师益友。读者顾克刚给《新青年》来信说：“今春一读大志，如当头受一棒喝，恍然悟青年之价值”，“连续购读，如病者之吸收新鲜空气，必将浊气吐出。”
著名的叶挺将军在湖北陆军第二预校读书时，曾致信陈独秀：“足下创行青年杂志……拯斯溺世，感甚感甚”，“吾辈青年坐沉沉黑狱中……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
青年学生杨振声把《新青年》譬为春雷，“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
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在谈到《新青年》时，总是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罗仲言回忆：“我们那时青年人读《新青年》是风行一时的事。”陈独秀的文章“有胆量，有勇气，笔陈纵横，独具风格，大家都喜读他的文章。”
1917年1月，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接任文科学长，随即改革文科进而改革整个北大。在征得蔡元培同意后，他将《新青年》迁到北京，北大同人齐心协办这个杂志，使杂志的读者与日俱增，销量由初办时的1000份增至15000份。时为北大学生的张国焘回忆：《新青年》“每期出版后，在北大销售一空。”
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就这样进入北大，如春风时雨顿使这所高等学府一扫老气横秋、陈『日衰腐之貌，清新活泼、生意盎然起来。陈独秀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舆论阵地，大力鼓吹新文化、新思想，青年学子因此而树独立的思想人格，果敢冲决封建思想的束缚，迅速行动起来，关心国家大事。此时，北大学生结社组团已成时尚，而这一直得到陈独秀的支持和帮助。北大学生最先创立《国民》杂志社，接着又发起《新潮》社。邓中夏等还组织平民教育团，走街串巷，讲演宣传，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
不仅仅是北京，全国的青年爱国知识分子也都被鼓动起来，纷纷效仿北大，成立社团，办报办刊。五四运动前后，全国的进步社团多达三四百个，报刊四百余种。
一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理应收回在山东的主权。可巴黎和会反要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无条件转让日本。与此同时，上海也在召开所谓南北和平会议，但那些割据一方的军阀政客根本没有和平的诚意，“和谈”自然毫无结果。
面对西方列强在巴黎的分脏，陈独秀痛斥：“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国力强弱分取权力吗？”而对国内政治，他公开主张，中国“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激进的政治主张，深受“新青年”们的欢迎和支持，他们奉陈独秀为导师，成为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当年的北大学生罗章龙回忆说：陈独秀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
号召青年“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
终于，五四运动爆发。北洋军阀政府血腥镇压，整个北京笼罩在恐怖之中。好友劝陈独秀南下暂避风头，他却气愤地回答：“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6月8日，他索性在《每周评论》发表《研究室与监狱》，全文不足100字，却成为那一时代鼓舞革命者的警世格言：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他还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对内政外交提出具体的5条要求，以表达他“平民征服政府”的思想。其中号召：“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6月11日晚10时，他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京师警察厅逮捕。
消息最先在《晨报》披露，后《北京日报》、《公言报》、《申报》、《时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以及全国各地的报刊，都相继在显著版面发布消息，陈独秀一时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新派领袖，人们交相传颂，啧啧称奇。
孙中山先生立即在上海召见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恼怒地说：“独秀我没见过……你们做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做着吧！”以孙中山先生的声望和地位，虽是短短一席话，却有难以估量的影响。
失却自由的陈独秀非但没有孤立，反而得到更多人的理解、支持和声援。李达在《民国日报》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称“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蒙胧里提醒觉悟起来”。“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辛白作诗《怀念独秀》，对北洋政府进行声讨，予陈独秀以深深的敬意：“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文章，称“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民主与科学，“陈君平日所揭示的就是这两样”。并高呼：“我视陈君万岁！我视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被捕时，李大钊借用一位读者的话说：“现在好久不见‘只眼’（陈独秀的笔名）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陈独秀出狱后，李大钊欣然作白话诗《欢迎独秀出狱》：“我们现在有了很多化身，同时奋起。好象花草的种子，被春风吹散在遍地。”
1920年2月4日，陈独秀又溯江而上，来到武汉。他在这里进行了多场讲演，提出“三个打破”的政治主张，即“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用”。
这些摇撼制度和体制的言论，对于专制的当权者来说，自然是反动的，当然遭到明令禁止。他于是又返回北京。
在上海“碰到一批搞政治的朋友”
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的陈独秀，在北大很不得一些人的欢心。他们处心积虑地要将他逐出北大，甚至不惜辱没斯文，罗织他的所谓私德问题，刻意向他脸上泼脏水。宽厚的蔡元培再也抵挡不住压力，只得于1919年4月8日夜晚，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以教务总长总理文理两科，使陈独秀得以体面地失去文科学长的职务。
此时，好友胡适恰不在北京，因而没能阻止这一事态。事后，胡适对以“小报所犯，道路所传”的“私德太坏”，而将“学界领袖”挤出北大，一直“惊诧不已”。后来，他不无遗憾甚至有些伤感地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并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
陈独秀在上海的这批“搞政治的朋友”，就是李达、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等，他们大多住得很近，经常一起聚谈。陈望道后来回忆：“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为负责人，会员有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
当时，陈独秀先是住亚东图书馆，后迁至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设在那里。不久，那里便成为筹组中共的重要活动场所。
此时，《新青年》因陈独秀的思想倾向而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宣传民主主义改为宣传社会主义，其中尤以《劳动节专号》为分水岭。中共早期理论家蔡和森曾说：《新青年》原本“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
陈独秀到上海后就注意到宣传和鼓动工人，他和李汉俊、俞秀松等创办《劳动界》和《伙友》，并亲自撰写文章为工人立言、说话，号召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1920年11月，上海机器工会成立，成为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工会。随后，上海其他行业的工会也相继成立。
陈独秀还倡议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让最年青的俞秀松任书记。这一日寸期，迷茫在黑暗中的青年为寻求真理，不少人来到上海，叩响《新青年》的大门，希望陈独秀指条光明之路。这些青年被陈独秀安排在上海党组织开办的外国语学校学习，杨明斋为公开的负责人，教授俄文，李达、李汉俊、袁振英教授日、法、英文，陈独秀也常来讲课。这些青年学成后多被送往苏联学习深造，其中不少人回国后，成为坚定的革命者，如罗亦农、王一飞、肖劲光、刘少奇、任弼时、汪寿华、蒋光慈、陈为人等。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主持人
李大钊遇难后，北大教授高一涵在《民国日报》发表悼念文章说：“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即李大钊）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因此大触政府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这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最初版本。
胡适这样说：“李大钊在1918年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事实确实如此。但以陈独秀的声望和影响，一当形成坚定的信仰，其号召性和凝聚力，又自然要超过李大钊。这就是肖克将军在《陈独秀诗集序》中所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创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等人来到北京，通过北大的两名俄籍教授与李大钊多次交谈，表示要帮助建立共产党。据张申府记忆，李大钊当即写信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这正是李大钊认真而稳重的作风，他清醒地意识到，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独秀已是振臂一呼，从者甚众，俨然成为闻名国中的风云人物，作为发起人和组织者，没有任何人比他更合适了。
与维经斯基见面后，6月间，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第一次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函约各地的社会主义者组织支部。
1920年11月7日，上海党组织创办《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明确亮出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陈独秀的《短言》，也即发刊词，明确表示：“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一切生产工具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坦白清晰地阐明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任务。 这时，北大学生张国焘为躲避北洋政府的追捕，南下上海。临行前，李大钊让张国焘向陈独秀转达这样的意向，那就是目前应加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张国焘到上海后明显地感到，“上海的社会主义思潮似乎比北京还要发达些”。在陈独秀家住了一段时日，张国焘得以近距离地接触这位“思想界明星”，并留下难忘的印象。
大约7月底（1920年），我才与陈先生慎重其事的谈起李大钊先生的意向。他开门见山的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这种主张的各项理由。
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张国焘认为，陈独秀是在1919年底“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他自发自觉的挺身向前”。这就是陈独秀为人处事的风格。当年提倡白话文，倡导文学革命时，胡适主张“平心静气”，“同心研究”，而陈独秀果断专行，“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胡适后来感叹：“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如今，在实际筹组中国共产党时，陈独秀依然故我，还是那样的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果敢坚决。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南陈北李皆因故缺席。但陈独秀仍被“一大”选为领袖，正是考虑和意识到他在中共初创时期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也就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所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