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威震山西太原的工人运动领袖，山西最早加入青年团的工人，中共在山西历史上的第三任省委书记王世益，如今在山西已鲜为人知了。一生中青春9年，身陷囹圄；晚年又是12载蒙冤，生命的三分之一竟无自由可言。他曾拥有轰轰烈烈的传奇经历，但更多的是于无声处的平凡岗位，在共和国的岁月里，他不是高官，这也许是传记家们把他淡忘的原因。然而今天，当翻阅着有关他的一页页案卷和战友们的回忆，他那历尽坎坷、奋斗不息的足迹跃然眼前。
寻求改良社会的良方
王世益，1903年10月生于山西省榆次县谭村。1918年，年方15岁王世益便孤身远离家乡，来到省城太原谋生，在剪子巷文蔚阁一个小印刷厂当学徒，每天劳动达16个小时。王世益来到这里不到一年，就眼睁睁地看着身边3个童工因铅中毒和劳累致死。不久，他也病倒了，被老板赶出门外，王世益又无力抗争，遂到武乡水化山入了五宏道，幻想超脱尘世，普救众生。在水化山，他没有求得对人间不公的解答，也没有找到什么救世良方。
1919年，王世益二次来到太原，在《山西公报》馆当排字工人。排字工人自然要接触大量不同思想的文章。只读过3年私垫的王世益，凭借字典，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思想、新文化。每看完一篇，他都觉得其中的道理值得信服，思想倾向徘徊于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之间。
1922年4月，他认识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节毓棠，经他介绍，王世益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尽管那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是肤浅的，但毕竟是山西第一批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从此，他把一生奉献给他所追求的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年底，王世益进入成人夜校，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和文化知识。成人夜校是在省立一中青年学会举办的平民小学内设立的，负责人是团太原地委平民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傅懋恭（彭真）．参加者以印刷工人和铁路工人为主，在成人夜校学习期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高君宇曾来省立一中召集太原部分团员介绍苏联的革命情况，给王世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1922年春太原印刷工人第一次罢工和1923年10月反对军阀曹锟贿选的斗争中，王世益义无返顾地站在最前列。他奔波于太原各家工厂和报馆，散发传单，宣传革命主张，发展工人团员，筹建行业工会。
1925年春，国共合作形势喜人，国民革命军对隶属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山西构成包围态势。阎锡山为扩军备战，下令在全省范围内强征房税。王世益走门串户，动员工友们团结一致，抗交房税。太原反房税斗争以学生为先锋，以工人、农民为后盾，声势浩大，迅猛发展，迫使阎锡山放弃了这一苛政。
为了改善印刷行业徒工的待遇，缩短工时，增加工资，5月15日，王世益发动太原印刷工人第二次罢工。王世益在《罢工宣言》中，揭露资本家对印刷徒工的残酷压榨。面对印刷行业工人的同盟罢工，各印刷厂资本家一方面高薪另行招募工人，一方面勾结太原警方镇压。警方拘押罢工工人，威胁要工人们复工。王世益在《晋商日报》馆鼓励工友们：不答应条件，绝不复工。《晋商日报》在自己的印刷厂印不成，只好送到晋兴书社，但晋兴书社的印刷工人也拒绝开印，《晋商日报》馆因此倒闭。共青团太原地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此次罢工，工人的精神和团结力在太原可说是破天荒，此次举动之雄烈也可说是破天荒。
在北京地区负责职工运动的陈为人（陈怒涛）极为赞赏王世益的组织能力，介绍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担任中共北京市城南区委书记。1925年秋，年仅22岁的王世益，从此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王世益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很快发展了一批青年工人和学生入党，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任书记颜昌杰就是这时经王世益介绍入党的。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奉系军阀在北京杀害李大钊等19名革命者。正在汉口参加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王世益，闻知李大钊在北京牺牲的消息，不惧危险毅然返回北京。同志们都隐蔽了，王世益没有接上关系。这时，他也遭到通缉。满怀悲忿的王世益只得离开北京，回山西寻找党组织。
领导工人运动
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了，阎锡山和国民党右派逐步合流，加紧“清党”，查封太原总工会，镇压革命志士。血雨腥风中，信仰动摇的人开始脱离革命队伍，坚定的共产党人继续奋斗。
1927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山西省委，颜昌杰任书记。王世益在太原与省委接上了组织关系，担任省委巡视员。王世益马不停蹄地赴榆次、汾阳、祁县、平遥、介休、运城等地，指导党的工作。8月4日，中共中央写信给山西省委，通报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的紧急形势，批评中共山西组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山西的同志明知阎锡山日益反动，却保守起来，以致给他（指阎锡山）有机可乘，这是懦弱者的退让政策；相反进攻即使失败，亦能刺激群众，使他们认识到我们是他们的先锋。信中指出党在山西的工作方针是：发动工农运动，武装工农群众，推翻军阀阎锡山的统治。此时，省委书记颜昌杰因病去北京疗养，北方区委决定由王鸿钧代理省委书记。9月，王世益参加了省委在夏县下留村召开的河东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检讨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部署了河东党的工作。
9月29日，晋奉战争爆发，山西人民负担加重，民怨四起。阎锡山唯恐后院起火，派出大量警探，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山西国共合作的杰出活动家、共产党员王瀛和妻子朱志翰（中共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党支部书记）被捕。
10月7日，一群青年聚集在双塔寺一座塔的半截腰里，这是省委得知王瀛被捕后，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要讲究策略，注意积蓄力量，要从工人群众最关心的经济问题上发动群众，用向政府请愿的合法形式，提高群众觉悟和斗争信心，逐步把群众运动引导到政治斗争的目标上；另一种意见是按中央的要求，乘阎锡山大批军队正在大同等地与奉军作战、太原守备空虚的时机举行暴动。王世益和大多数人都持第一种意见，但王鸿钧、戎子桐固执己见，决定干起来再说。会议最后决定：在国民党右派的山西工人代表联合会庆祝“双十节”集会时，砸烂它的巢穴，进而捣毁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打开监狱，救出王瀛同志。王世益坚决服从集体决定，担任暴动总指挥，负责具体组织。10月9日，王世益召集太原总工会30多名骨干，确定行动方案，联络各基层工会，克期举事。
“双十节”那天，正好是个阴雨天，因为敌人事先得到工人要暴动的消息，借口有雨取消了庆祝活动。王世益请示省委，王鸿钧指示仍按原计划进行。王世益一马当先，先领500多名年轻力壮的工人，手执棍棒，冲进黄色工会。平日，黄色工会有当局撑腰，扶植工贼，欺压工人，强迫工人入会和缴纳会费。早在这一年的3月13日，“工联”头子杨笑天组织恶棍，抄砸了太原总工会，总工会秘书武子程被绑架游街。工人们恨透了黄色工会，压抑已久的仇恨终于爆发了。工人们捣毁了黄色工会的门窗玻璃，打伤了两个右派小头目。王世益带领工人们离开黄色工会正要去打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遭到反动军警的伏‘击，一名工人被当场打死。王世益沉着冷静，掩护工人们迅速撤离。
在井烃前线督战的阎锡山，复电国民党山西“清党”委员会，“抓住共产党要犯，立即执行枪决。”10月11日，王瀛和两名因打“工联”而被捕的工人积极分子惨遭杀害，警方又陆续逮捕了30多名工人和积极分子。为了表示对敌人暴行的反抗，当晚，王世益带领400多名鞋匠工人，手执棍棒、短刀，上街游行示威，在山西第一次喊出“打倒国民党”、“打倒阎锡山”、“拥护共产党”的口号。阎锡山如临大敌，迅速向太原增派警备部队，清查共产党和赤色工会组织，太原总工会和全省许多中共组织遭到破坏，十月暴动失败了。
在中央“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下，中共山西省委对这次暴动并没有汲取教训。11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认为：阎军与奉军作战已基本失败，现在是发动暴动的最好时机，要求中共山西组织积极发动农民，建立农民武装，领导山西暴动。11月15日，王世益参加了省委在国民军第三军教导团驻地井陉召开的秘密会议。戎子桐提出要充分利用王瀛被害的悲愤情绪，迸一步采取暴力手段，为3位烈士报仇。会议决定：戎子桐参加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协同王世益强化工人运动；派崔锄人前往天津向北方局汇报工作。会议最后号召山西各地中共组织要积极领导工农暴动，夺取武装与政权。中共中央巡视员蔡和森在天津听取了崔锄人的汇报，高度评价十月暴动是北方少有的革命行动。“过去所谓‘稳定的山西’，现在完全变成为非常恐慌动摇的山西。”
同当时中国革命的许多幸存者一样，王世益一方面对右倾投降错误极度痛心，另一方面又萌生了冒险复仇的举动。省委决定由王世益组织暗杀队，杀右派首领分子以震慑他们的凶暴，以“红色恐怖”对抗白色恐怖。王世益亲任暗杀队队长，队员都是从各基层工会挑选的优秀党、团员。国民军三军教导团榆次留守处的地下党员李敏棠，提供了两支左轮手枪和3颗手榴弹。’受命于危难之际，王世益心情十分振奋，周身热血都在沸腾。暗杀队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罪大恶极的黄色工会头子杨笑天。杨笑天自知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恐有不测，因此行踪诡密，防范很严。王世益和赵焕星等队员几次设伏，也未得手。由于活动经费奇缺，容不得事情再拖下去，王世益受到王鸿钧和戎子桐的严厉批评。
1928年元旦，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将在太原新华舞台举行新年同乐晚会，庆贺他们的胜利。王世益认为时机到了，向省委提议爆炸主席台，炸死在主席台就座的军政要员。省委片面强调“无动不暴”，寄望于此举能给全省各地的暴动树立榜样，指示王世益加紧付诸行动。经过周密策划，王世益决定由3人参加，赵焕星扔手榴弹，王世益在场内放火，另外一名姓王的队员在场外掩护。暗杀队不惜高价买了两张靠近主席台的票。元旦晚上，新华舞台门前灯火辉煌，军阀头目、右派首领、达官显贵弹冠相庆。王世益身穿长袍，腹部拴着装了汽油的猪尿泡；赵焕星一身精干的打扮，腰间藏着手榴弹，俩人大摇大摆地进了会场。晚会刚刚开始，还未到约定时间，捏在赵焕星手中的手榴弹，因他过于紧张，没有扔出去就爆炸了。赵焕星当即牺牲，旁边一个县长被炸死，会场顿时大乱。惊慌的人群将王世益用于放火的猪尿泡挤破，汽油流了他一身，幸好混乱中没有引起注意。王世益在场外队员的接应下，冲出人群，安全脱险。翌日，大原各报头版纷纷刊登“新华舞台事件”，街头巷尾到处流传着“赤党”的神话。反动当局借机大肆谩骂共产党，中共组织在山西的活动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省委领导活动中心向南转移。
2月11日黄昏，茫茫白雪覆盖着古老的霍州城，凛冽的寒风在荒郊僻野上空呼啸。城东赵家庄的一座破庙里，正在举行中共山西省委扩大会议。省委代理书记王鸿钧主持会议。身材敦实的王世益从地上站了起来，主动承担了一次次冒险行动失败的责任，请求省委给予严厉处分。会议认为，太原工人十月暴动和炸新华舞台的失败，戎子桐要负主要领导责任。根据中央关于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工人成分要占三分之二的指示，选举王世益等4名工人代表、王湾钧等3名知识分子代表组成新的省委，王世益任省委书记。面对同志们这一重托，王世益考虑再三，坚辞不就。他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低，做些具体工作，对于党和个人更为有利，希望会议另选他人。但王鸿钧指责他在革命紧要关头畏缩不前，不敢肩负重担。25岁的王世益血气方刚，毅然担当起领导全省工作的重任。
王世益当选省委书记与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和他自身的实践经历是分不开的。霍州会议一致认为：过去半年中省委的领导力量过于薄弱，没有吸收工人参加省委领导班子；知识分子缺乏斗争经验，没有注意发展工人和农民积极分子入党，工作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对群众的需要和情绪没有做充分的调查；对中央文件没有经过认真学习和传达，对每一次斗争所带来的后果估计不足，事先缺乏准备，只是抓住一个偶然机会就匆忙投入斗争，结果，不仅不能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反而给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霍州会议希望通过改选新省委，使党的工作真正深入到工人和农民中去。
尽管霍州会议对“左”倾盲动错误有所认识，但并没有从指导思想这个根本问题上予以清除。霍州会议传达贯彻了中共中央“十一月会议”关于发动全国革命武装暴动的精神。会议认为山西存在着“广大暴动的先兆”，山西革命形势仍在不断高涨，只要组织领导得力，工人、农民就可以立即行动起来。会议提出在全省实行武装暴动的口号，将全省划分为祁（县）介（休）、太原、离（石）汾（阳）、赵（城）霍（县）、河东、晋城、阳泉等7个暴动区域，在阎锡山预征下一年度钱粮时，发动全省暴动。中共山西组织的工作重点开始由城市转入农村，揭开了武装反抗阎锡山统治的序幕。
霍州会议后，王世益披星戴月，脚踏积雪，秘密返回太原，同新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杨高梧、省委秘书长关广荃，主持省委工作。王世益迅速布置加强暴动宣传、恢复赤色工会和普遍发展农会的工作；派团省委书记周玉麟去晋南各地传达霍州会议精神；派省委委员邓国栋深入祁县农村，开展农民运动；派霍州会议代表、平介特委委员、原阳泉市委宣传部部长赵秉彝深入介休农村，开展农民运动；派省委宣传部部长王鸿钧先到运城布置工作，然后去参加党的“六大”，汪铭作为省委交通员随同前往。
狱中宁死不屈
1928年3月，风云骤起，恶讯频频传来，周玉麟、邓国栋、杨高梧、关广荃、赵秉彝相继被捕，国民党当局还从杨高梧和周玉麟身上搜出了全省各地党团组织接头的名单。王世益紧急通知附近党员隐蔽，切断秘密联络线，藏匿党的文件，把住地转移到棉花巷42号。
3月13日凌晨，连日奔忙的王世益和中共太原市委书记王忌还没起床，国民党山西“清党”委员会的纠察队就破门而入，不容分说，枪口逼在俩人的胸前。山西全省的党组织遭到空前破坏，数以百计的革命志士被捕入狱。
王世益先是被当成嫌疑犯关押在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一个大监房里，然后又转到山西省高等法院。他和王忌早巳编串好应急的口供和化名，巧妙对付了敌人的初审。几天之后，“清党”委员会从陆军审判处请来打黄色工会后被捕的鞋匠党员宋喜寿。宋指认王世益就是打黄色工会的领导人，敌人让王世益交待其他党员和行动，王世益忿然拒绝。“清党”委员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上刑。通红的烙铁烙在王世益的身上，他失去了知觉。打手们用冷水将他浇醒，又强行往他嘴里灌辣椒水，王世益咬紧牙关，依然只字未吐。此后半个多月，打手们每天都要对他严刑拷打两次，打背花、开水烫肚、烟头灼烧、跪碎碗碴、坐老虎凳……多少次死去活来，王世益的双腿已不能行动，眼睛因灌辣椒水造成斜视，但是坚定的信仰丝毫没有削弱，血肉之躯捍卫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钢铁意志。
关广荃经受不住酷刑，暴露了王世益的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身分。“清党”委员们如获至宝，在王世益面前满脸堆笑，封官许愿，妄图以此获取他的一纸自白。王世益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9月，山西特种刑事法庭以“颠覆国民政府的共党重要分子”的“罪名”，判处王世益无期徒刑。敌人只是怀疑王世益与新华舞台事件有关，但没有最后确认，因此王世益没有被判处死刑。
在狱中，为了改善难友们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王世益参加领导了一监3次绝食斗争。这3次绝食斗争的时间分别是1932年春、1932年秋、1934年春，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34年春的一次，参加绝食的政治犯、普通犯有800人之众，绝食时间长达9天。几次绝食斗争震慑了狱方，不同程度地达到了预期目的。
1931年8月，国民党南京政府接管了阎锡山1928年成立的“自新院”，改名“反省院”，规定监狱政治犯服刑时间超过三分之一者，只要写悔过书，可通过反省院获释。敌人企图通过反省院，从精神上软化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改变政治犯的政治信仰。中共监狱支部为此请示中共山西特委，刘天章指示，为争取早日出狱，在不损害党的利益原则下，可以履行一般手续去反省院。中共监狱支部对此讨论决定，履行手续时题目可写“悔过书”，但内容只能写父母年迈、望早日团聚以尽孝道等类似词句。1933年冬，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实行所谓“大赦”，王世益由无期徒刑改为15年徒刑。1933年下半年，省立一监的政治犯陆续转入反省院；次年10月，王世益也被送往反省院。临去反省院前，王世益、侯丰利、高举等商定，在反省院，可视情况成立中共支部，发展党员。
山西反省院位于太原市上马街，院长是蓝衣社在太原的头头武誓彭。反省院实际上是一所法西斯性质的集中营。院方编辑出版《反省》月刊，规定每个政治犯半年内写稿5篇，中心要反对共产主义。院方还利用动摇变节分子挑拨离间，监视政治犯的言行；还不准政治犯暗地交谈，连上厕所都要拿木牌，一人出一人进。政治犯们彼此猜疑，空气十分沉闷。
敌人最毒辣的一招是规定反省期满的政治犯要写“反共宣言”方能出院。中共临时支部领导了几次斗争，抵制这项反动措施，但一些骨干又被重新套上手拷脚镣，延长了反省期。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早日参加外面的火热斗争，党支部研究确定只能写出院宣言，不能有“反共”二字，对国民党绝不歌功颂德，对共产党绝不说坏话等，遵照这个基本原则可以履行出院手续。
反省院每半年为一期，由院方评判是否需要继续反省，许多政治犯住满一、二期就获释了。到1936年10月，王世益已住满4期。多年的摧残，使他身体极度虚弱，党支部决定要他到外面治疗，院方也害怕他病亡在反省院。于是，王世益请其他政治犯代写了出院宣言，并交支部审查通过。在院外战友和亲戚的帮助下，王世益终于被保释，结束了黑暗而漫长的9年牢狱生活。出了反省院，王世益才知道，狡猾卑鄙的敌人把他的出院宣言改成反共宣言，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妄图斩断他的革命生涯。
“文革”中被诬为“叛徒”
王世益被送回家乡，一面养病，一面向村民宣传革命思想。乡亲们都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大人物，对他十分钦佩，大家不停地前来探望他，听他讲许多“新鲜事”。
没等病体痊愈，王世益就告别恋恋不舍的母亲，于1937年春节后的正月初三前往太原，寻找中共组织。王世益找到在山西训导院负责教务的中共秘密党员时逸之和冯彦俊，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太原总队长、中共太原市委书记赵林接上组织关系。王世益向赵林详细汇报了第一监狱和反省院党的秘密活动情况，请求追认在这两个地方发展的党员。赵林希望王世益回到省委（此时全称为中共山西省工委）工作。王世益告诉他，自己在太原熟人太多，不利于搞秘密工作，请求从事公开工作。
大革命时期的老战友薄一波从北平出狱后，正在太原主持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他安排王世益担任牺盟总会组训股股长。
这时的山西先于全国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遵照薄一波和赵林的指示，王世益到反省院和一监，向阎春荣（反省院）、龚子荣（一监）等难友们传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和山西抗日救亡的新形势，希望他们争取早日出狱（院）参加牺盟会的工作。难友们要求无条件释放全体政治犯，王世益向薄一波转达了这一请求。经过多方努力，阎锡山推托碍于南京政府的面子，需经过训导院，履行手续才能释放。反省院的全体政治犯20余人5月23日开始绝食，表示不达目的绝不复食。在太原军政训练班（牺盟总会主办）和新闻界的压力下，绝食进行到第4天时，反省院被迫释放了政治犯。第一监狱的王孝慈等难友反对去训导院，也开展了绝食斗争。薄一波和王世益来到一监同王孝慈等人谈话，第二天一监的政治犯被送往训导院。不久，关在山西陆军监狱里的王若飞等政治犯也被送往训导院。经过训导院，200多名政治犯投入抗日洪流。
繁忙的工作使王世益旧病复发，党组织决定送王世益赴延安疗养治病。1937年9月，王世益来到延安，喜出望外地见到狱中难友、中共陕甘省委书记郭洪涛和陕甘省委组织部部长王达成，大家在一起畅叙别情。在延安，王世益一边养病，一边到中共中央党校十三班（后转十二班）旁听学习。1938年9月，组织上分配王世益到鲁迅艺术学院，先后任训育处干事、教职员觉支部组织干事、院合作社主任、院务处副处长、院党总支部委员。
1942年4月，王世益进入中央党校第一部学习，老战友彭真正在中央党校担任教育长。20年前，王世益在平民小学就听过彭真讲课。在彭真同志的指导帮助下，王世益积极参加了整风运动。在整风中，王世益深刻检查了自已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从事白区工作所犯的“左”倾盲动错误，还坦诚剖析自己在监狱和反省院的思想和表现。党组织对他的历史和现实作出客观评价：“吃苦耐劳，接近群众，对工作不讲价钱，能上能下，做事实际。”
抗战胜利后，王世益先后担任中共兴县地委组织部部长、榆林地委组织部部长。他十分注意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对工作一丝不苟，敢于坚持原则。一次在神（木）府（谷）县检查工作，听到议论：个别干部私存公粮，并打击揭发检举的群众。王世益立即深入调查，在掌握准确事实的基础上，严肃处理了违纪干部，奖励了揭发问题的群众。王世益教育干部要清正廉洁，鼓励群众不要怕打击报复，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群众对王世益一致拍手称赞。
1949年4月，党组织调王世益去西北总工会筹备处工作，王世益又回到工人运动中来。新中国诞生后，王世益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同各国朋友一起欢呼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在共和国的岁月里，他历任西北总工会常委、组织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工委副主任，西北工会干部学校校长。从1959年起，担任陕西省工业交通干部学校党委书纪。无论岗位怎样变化，王世益一如既往，严于律己，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1956年，党组织又一次对王世益进行全面审查，调查了在太原曾审判王世益的郭任之和出卖王世益的关广荃。中共陕西省委再次肯定，王世益在狱（院）中履行的手续是依据支部决定的假反省。
“文化大革命”中，王世益被诬为“叛徒”，停止了组织生活，全家也跟着受牵连下放到渭北高原澄城县。但是王世益依然像30多年前监狱中那样，盼望光明，期待春天。“坐穿旧监复新监，四害为虐胜蒋阎。”这一次，他竟等了12年。1978年2月j日，当平反昭雪的通知传到病榻旁，王世益已处于弥留之际，不省人事。4月15日，在那迟到的春天，王世益竟不能知晓这个喜讯，含冤离开了人世。这位追随中国共产党56年的工人阶级优秀儿子，临终身上还带着当年狱中敌人吊打的鞭痕、烟头的灼伤、铁烙的伤疤……
4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隆重悼念王世益同志。从各地赶来的老战友挽歌一首，歌颂了王世益矢志不渝、悲壮而又平凡的一生：
职工运动建奇勋，五十六年百战身。硕果仅存无几个，岂容蜚语诬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