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日报》是由瞿秋白主编的中共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日报，创刊于五卅惨案之后。《热血日报》在五卅期间很好的宣传了党的政策、策略，揭露了上海旧有的中文报纸舆论宣传上的软弱和外文报纸对于五卅的歪曲，起到了正视听、启民智的作用，使群众在五卅期间了解到整个运动的真实状况，认清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
《热血日报》的创刊
1925年5月30日，在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向游行示威的学生群众开枪扫射，导致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场学生群众的游行示威缘起于同年5月15日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了要求复工和发工资的中共党员顾正红；在5月28日晚，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组织成员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于5月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反对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出台的“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童工法案”等四项提案，援助罢工工人。
五卅惨案之后，31日清晨，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研讨对策。会议决定由“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刘华和瞿秋白等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展开反帝斗争，立即成立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宣言，号召全上海人民起来举行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各被压迫阶级的群众起来，掀起全国性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奋斗”。同时，会议还决定出版《热血日报》并成立“国民通信社”，由瞿秋白负责主编，并从中央宣传部抽调了郑超麟、从上海《民国日报》编辑部抽调了沈泽民、伺昧辛等人组成编辑委员会。1925年6月4日，第一期《热血日报》出版，每期四版，约12000字，但在同年6月27日被反动当局查封，共出版27期。该报开辟了《外人铁蹄下的上海》、《紧要消息》、《本埠要闻》、《国内要闻》、《国外要闻》、《舆论之批评》（后改为《舆论之裁判》）等专栏，并设有《呼声》副刊。
深刻揭露时下舆论的软弱与欺骗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报刊是最为主要的舆论宣传工具，发展较为完善。当时在上海影响较大的中文报纸有《申报》、《民国日报》、《时报》、《时事新报》等，外文报纸也在一定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如英国的《字林西报》、《文汇报》，美国的《大陆报》，日本的《每日新闻》等。但是，对于五卅运动的报道，无论是中文报纸还是外文报纸，几乎都是避重就轻，歪曲事实。《热血日报》在6月22日出版的第十九期中就指出：“上海的报纸没有一家是纯洁的，大都受一面的津贴或收买；我们尤其要知道，外国的一切消息机关没有一家是纯洁的，差不多全体受各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指挥”。
中文报纸对五卅运动的报道都比较保守，有的只是简单的记述了事件，有的甚至歪曲五卅的性质，掩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对于进步社团的抗议宣言，各报竟然拒绝登载。“《申报》、《新闻报》在新闻标题上，采取轻描淡写的手法，把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变成什么‘演讲潮’、‘学生演讲风潮’”，还把五卅惨案说成是偶然事件，要求群众保持冷静，“幻想诉诸公理，求得法律解决”。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还连续发文强调群众要遵守秩序，《时报》甚至还为帝国主义罪行辩解，把五卅惨案说成是英国巡捕因群众不接受劝告才不得已开枪，并且在转载“上海市民大会致英国政党工商业团体学界电”时，删减关键字词，体现了其的“媚外”，正如《时报的媚外》一文中说的，“上海的时报在洋大人威权之下过生，向来是不敢得罪洋大人的”，在五卅期间不仅《时报》不敢“得罪洋大人”，其他的中文报纸也有如此的忌讳。
6月18日《商报》刊文支持总商会向公使团提出的妥协到已经不能代表民意的十三条条件，并说到，“夫目前要义，皆在恢复常态”。《热血日报》发《什么叫“恢复常态”？》一文，对此回应到，“这就是说上海的中国人民依旧要做外人淫威下的奴隶，而南京路前几次牺牲了生命和热血的烈士等于白死”。文章批评《商报》所持的态度是“如此可怜”，但庆幸的是“这仅仅是总商会和商报之类的上海报界的主张，否则，不但五卅以来的烈士们是该死，而上海大小各商店各工厂的罢市罢工也完全是多事”。随后文章分析指出总商会提出这十三条条件“不过是由于大商人们的软弱。他们不明白自己这样投降于敌人，是抛弃了民众的后盾，是中了敌人的奸计”。
面对外交部对五卅事件的抗议，公使团作出答复称：“完全承认巡捕开枪是正当的，学生杀死是应该的”。《时事新报》记者发表社论，对公使团的答复表示“失望”。《热血日报》在其第四期的《公使团与开枪的西捕》一文中批评了《时事新报》记者的怯懦糊涂，“前日的社论，也对公使团的覆文，表示‘失望’，因为该记者‘希望’过……时事新报记者这样希望公使团，是因为他一时事新报记者，认定此次大屠杀，是开枪几个巡捕偶然失检的一回事”。进而指出“巡捕屠杀市民，是秉承公使团的意旨的”，不然其各级上级部门——工部局、领事团、北京公使馆不会对此无动于衷的。
如果报社因“不敢得罪洋大人”而轻·描淡写地报道五卅，那作为媒体人的记者至少应该比一般民众更有正义感，对此次事件持更强硬的态度，而不是如此的冷漠。6月5日南京路发生流血案时，正逢上海记者在开联欢会，记者们对于此次事件仅仅是向外交部和交涉员派了几封电报而已，并没有其他后续动作。《热血日报》在《呼呼记者联欢会》一文中对此评价道：社会只是希望记者们能“凭良心说几句公道话，表扬民气，为社会喉舌”，但是他们不仅没有这么做，还在评论方面阴阳怪气，对于各团体申诉外人的论调，一概删去。文章中还谈到了辛亥时记者在推翻封建清王朝过程中统一民心方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造成共和，不得不归功于负责之记者先生”，但是反观今天的记者，却“慑于淫威之下，畏首畏尾，噤若寒蝉，充其量不达媚外不止”！面对时下如此懦弱的记者，文章感叹道：“夫民气未死，而报馆记者之生气已绝，在一般记者，以为报馆如此则可以不被封，本人不受罪，其自为计则得矣，其如国家之体面何”！
五卅惨案发生后，租界当局为了掩盖其罪恶的本质，利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动宣传工具，不断制造谣言，故意混淆视听，任意颠倒黑白，歪曲惨案真相。
英国的《字林西报》刊文说，五卅惨案的发生是因为“学生要夺捕房的手枪，所以捕房才开了排枪”，并且刊登了一封自称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读者来信，信中说到，“暴动和罢工，是癫狂的表现，无济于事的；我们如果要收回会审公堂，取消治外法权，不平的条约，我们可以用平和的方法去和工部局巡捕房外国领事商量……没有法律和秩序就没有公平和正义”，以此宣传方式要求群众停止“三罢”活动。《热血日报》在6月5日第二期中刊发的《巡捕房何辞以答》一文中刊载了《六月三日新闻报载方菊影医生致交涉员的信函》，对《字林西报》关于五卅起因的诡辩给与了强烈的回击，“即就伤状一端，依淡所闻，以子弹从身后射入者为多”……“设非虚者，则其人弹从背入，已畏威逃避，毫无强抗可知”，从伤者子弹多从背后射入这一情况，就可知《字林西报》的“捕房被迫开枪”一说法是多么的荒谬！
《字林西报》不仅制造谣言称西捕向群众开枪是被迫为之，还发文谎称“上海的中国人完全反对罢工，非常迫切的盼望这种事情尽快停止。不幸现在似乎还没有敢起来反对这些煽动家”，并且举了《字林西报》中一个忠心耿耿的老人，被迫参加罢工的例子。《热血日报》反驳到，“现在罢工的共有十八万人，统是外国大工厂和大机关的工人和职员；这种罢工对于外国人固然不利，对于中国人却没有丝毫影响，何以弄到大家反对呢”？虽然不能说罢工对中国人没有丝毫的影响，但至少可以说相较于那些外国资本家，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极小的，无非是损失点被剥削所剩无几的工资而已，但那些外国资本家则损失的是大把的银元。至于那个忠心耿耿的老工人，且不说案例的真实性如何，只凭他已年逾80，《字林西报》还雇佣为其工作，足见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中国人的本质。
《文汇报》将五卅事件称之为“扰乱公众治安的行为”，并说“不管他们所谓的爱国行动是什么，西洋各国总之不能容忍像上周六（5月30日）所发生的那种扰乱公众治安的行为”。《热血日报》在《斥文汇报记者》一文中，回应到，“这班外国报的记者，他们的态度是和上海租界当局的态度一样的。他们是不讲理由，只讲蛮力。开排枪轰击市民，把机关枪架在大马路，阻碍了全上海的交通，这在他们是叫维持秩序了，而几个文弱学生在僻处向国人演讲，在他们反叫做扰乱治安。定下剥夺自由剥夺上海市民权利的法律叫上海人做他们的奴隶是维持秩序；上海市民反对这种蛮横法律是扰乱治安”。
各帝国主义的喉舌为了掩盖其侵略本质，除了采用歪曲事实的宣传策略外，还刊发文章转移群众的视线并暗示当局，要其出面镇压群众活动。
6月11日《泰晤士报》登载了一篇名为《中国人的真羞耻》的文章，内容大致说到，“你们中国反对外国人没有用，你们有一个腐败的政府，不能办理外交；你们有杀人放火的军阀，不但不能保护你们的生命财产反而时时开战，劫掠奸淫妇女。真是你们的真羞耻，你们能拿反对外国人的力气去反对你们自己国内的政府和军阀，才算你们学生的本领”，意欲将学生的关注热点从帝国主义挑起的五卅事件转向中国腐败无能的政府和烧杀抢掠的军阀。《热血日报》在《我来代替学生答复》一文中对此的回应道：帝国主义才是造成国内混乱的根本原因。中国的军阀和政府能够做到如此全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在背后的支持，他们借钱给军阀做军费，霸占中国的税源，盗买矿产、铁路，骗取抵押权，开设教会学校，进行文化侵略，组织外交团，操纵腐败的政府，“帝国主义的强盗们！不是因为你们替中国的军阀保镖，我们那些不成体统的中国军阀早已被我们推到（倒）了！因为你们替军阀保镖，所以我们一面驱除国内的强盗，一面非先驱除你们这班外国强盗不可”！
《大陆报》也发表文章，意欲引导国人将矛头指向军阀，“中国的人民本来是应该反对中国的军阀的，可是他们的怒气却被人用巧妙的手腕引向了外国人发作；外国人因此受了冤枉的牺牲。”《热血日报》尖锐的揭露了报道背后的真实目的，“然全篇的大意而论，无疑是想迷惑中国人的视线，拼命的搅中国人的痛疮，想中国人移开对外的目标来对内”。同时也指出了《大陆报》更加险恶的意图在于“挑拨那才到上海的奉军首领，使他一翻过脸来压迫上海的爱国国民”。《大陆报》强调说中国现在的反帝国主义风潮是有人从中煽动出来对外国的冤枉与污蔑，以此暗示各地当权者要采取行动压制这种风潮，“否则罪在你身上”。在分析了外国媒体的各种狡辩之后，《热血日报》切实指出“这次上海以及全国的大罢市却直接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巡捕房，商团和海军陆战队惨（残）酷屠杀上海及中国市民的结果”，进而表明态度道：“外国人不能从中国历史中抹去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事变、临城案……等等无数使中国民众痛心切齿的事件，就不必妄想中国民众能安心于奴隶的地位，没有民族求自由解放的运动发生”，而对于军阀，“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结果一定会使民众明白中国的军阀完全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对内和对外，这两种革命运动是合一的”。
《热血日报》的影响
《热血日报》出版到第十期，销数即达三万份，与五卅时期和后来相继创刊的《向导》、《新青年》等共同肩负着党的舆论宣传作用，而由于其日报的性质以及报道内容更针对于五卅事件及以后的民众“三罢”运动，因此其在五卅事件上发挥的作用更有深远意义。
五卅时期的上海，租界区由外国侵略者控制，非租界区由军阀控制，上海的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对国人的侵略和压迫，部分民众有所察觉，也表示了愤慨和反抗的意图，但是大多数民众还处于似懂瞳非懂的混沌之中，不甚了解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要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就要让民众了解事情的真相，而肩负着向民众、向社会揭露事情真相任务的便是各种舆论宣传机构，五卅期间上海原有的各种报纸都没有很好的履行这一职责——中文报纸迫于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力，有明哲保身的想法，对于五卅事件的报道含糊其辞，避重就轻，民众根本无法在此了解五卅的实情；外文报纸作为帝国主义宣传的喉舌，更是大量歪曲事实真相，谎言谣言满天飞，误导百姓。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主办的《热血日报》站了出来，“凭满腔热血，兀立高呼，纳救国运动于正轨，作被压迫民众的喉舌”。在报道中还原了五卅的真实过程，明确指出是西捕不顾我民众与学生的生命安危，开枪向游行群众扫射的事实，并且对外文报纸中宣传的“西捕被迫开枪”一说法给予了有力的回击，还进一步说明民众的罢工、罢市、罢课活动完全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主动行为，并非有人逼迫为之。有更多的民众通过《热血日报》的报道明确了事件的真相，也认识到当时各大报纸的软弱与欺骗，于是便纷纷走上街头，响应由中共领导的“三罢”运动，给帝国主义以严厉的回击，甚至连《字林西报》的工人都主动罢工，致使报纸出刊都成问题。“6月11日，上海举行了群众大会，到会的有二十多万人，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
舆论工具，在舆论宣传过程中，揭示事实真相，以正视听，这是最基本的功能。但是，舆论工具的功能不仅仅在于此，更为重要的是要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得到民众的响应，对于五卅时期的中共报纸而言，因其肩负一定的政治使命，因此启民智的作用更为重要。中国自十九世纪末遭到帝国主义入侵以来，国民一直处于混沌状态，并没有意识帝国主义的入侵正使国家一步步走向危亡。直到五卅，许多上海市民也没有认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热血日报》在《刺心的笑语》一篇社论中就写出了当时民众的麻木，“数万人游行，诚然是热闹，但和平时迎神赛会总不同了。可恨今天看我们游行的同胞，却有和看迎神赛会一样的心理，真叫我们痛心啊”！面对这样的国民，《热血日报》在其《外人铁蹄下的上海》、《呼声》等专栏中都撰文呼吁民众觉醒，而《舆论之批评》专栏通过揭露时下上海报纸在宣传方面的不实，揭露事实真相，在正民众视听的基础上，启其智，让其感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与侵略是凌驾于全民之上的，每一个国民都受难于此，“中国人民被外国人惨杀……千万不要以为幸而不是杀我，与我何关？何须知今天杀我们，明天杀到你们了。不早觉悟，子弹到身，死了还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死的呢”，进而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激励他们投身到保卫祖国的各种运动之中。只有民众的愤起，才有可能打败帝国主义的入侵，国家才会有希望。
《热血日报》在五卅时期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策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瞿秋白对于办报工作就曾这样说过：“这样工作比在大学讲台上讲课要有效的多”。该报历时虽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左右，但是其在中共新闻宣传史上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中共的报刊媒体的宣传工作开辟道路、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