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斋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了。然而在中共早期的历史舞台上上，杨明斋却是一位重要人物。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也是第一位华侨党员。他在“十月革命”前加入俄共布尔什维克，并作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重大贡献。李大钊称赞他是“万里投荒、一身是胆”的勇士，周恩来称赞他是我们党的“忠厚长者”。但这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其生平事迹却鲜为人知，在党史研究上留下了一页空白。
帝俄外交部职员杨明斋，原来是一位“潜伏”的布尔什维克
杨明斋1882年生于山东平度。他3岁丧母，8岁时进本村私塾，15岁读完了四书五经，被人们称为“少年秀才”。但他对此很不以为然，常对同窗好友说：“出生在这样一个君主昏庸、政治腐败、权奸当政的时期，学业再好又有何用？”不久，由于家境衰落，杨明斋被迫辍学，回家务农。1901年初，杨明斋的妻子患病去世。家庭的不幸和社会的动荡，促使杨明斋决心离开偏僻小村，到外面的世界中去探索人生、寻求真理的道路。1901年4月，杨明斋到达沙俄统治下的海参崴。经人介绍，他到一家机械厂当工人。机械厂老板看杨明斋有文化，就让他兼记账员。不久，在杨明斋的倡导下，机械厂成立了工人业余学校，他担任义务教师。这所学校也吸引了很多俄国工人，一些人后来成了杨明斋的挚友。
杨明斋离家闯荡海参崴，并不是为当工人，挣几个钱养家糊口。他之所以来海参崴，是把这里当作看世界、洞察社会的窗口，是为了寻求真理而来的。杨明斋搜集到一些俄国共产党人的报刊杂志，了解俄国社会的现状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为了更深入地认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目的，在俄国朋友的帮助下，杨明斋开始学习俄语，并学会了英语、日语和法语。通过学习和思考，杨明斋终于明白了这样的道理：要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现状，全世界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这是杨明斋思想认识的一个巨大飞跃，对他后来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908年春，杨明斋决定离开海参崴，到西伯利亚去寻找布尔什维克党。临行前，他对工友们说：“我为了寻找真理，即使回不了中国，或是死在那里，又有何可惜！”经过长途跋涉，杨明斋来到了西伯利亚一个矿区。因当时俄共党组织还处于秘密活动状态，他一时无法联系，最后只得在矿上找了一份苦力工作暂且住下，以待时机。由于杨明斋通晓俄文，善于人际交往，在业余时间经常给工友们读报纸，讲革命道理，因而在西伯利亚地区30多万华工中深得敬重。1913年，杨明斋得知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消息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急切地请假回国。但他回到祖国后，发觉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大失所望，停留了不到一个月便决定重返俄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杨明斋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一些活动，并被选为华侨工人代表。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了解他会几国语言和文字，又是一位华侨，便将其安插到帝俄外交部当职员。杨明斋以合法的身份，通过各种渠道，为布尔什维克党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十月革命胜利后，杨明斋成为旅俄华工中一位活跃的人物，他组织华工们参加红军，为保卫苏维埃而战。不久，杨明斋被派往海参崴工作。当时，海参崴还在日本干涉军的占领之下，而杨明斋曾在海参崴做过工，熟悉海参崴的情况。海参崴地处绥芬河口海湾东岸，原本是中国领土。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从此海参崴成了俄国领土。沙俄在海参崴筑寨建港，并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即“控制东方”。由于海参崴曾是中国的领土，居民中有三分之一是华人。杨明斋去到海参崴后，担任了华侨联合会负责人，把海参崴的华侨组织起来，同时为布尔什维克做秘密工作。当时，苏俄西伯利亚地区处于日、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干涉军和白俄高尔察克、谢苗诺夫匪军统治之下。到了1919年下半年，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东进，抓住并枪决了高尔察克，西伯利亚落入了红军手中，海参崴也从日本统治的铁蹄下解放。
就在红军长驱直进西伯利亚前夕，1919年3月，在西伯利亚西缘鄂木河畔的鄂木斯克城，俄共（布）举行了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除了研究东进问题，还决定成立一个秘密机构—一“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其任务是“建立和加强同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这是俄共（布）成立的第一个专门研究、联系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机构。
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杨明斋对中共建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引起杨明斋的极大关注。1919年6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的负责人之一加蓬向俄共（布）中央建议，在西伯利亚区委成立“东方局”（又称“东方民族部”），专门负责和东方各国的革命力量进行联系，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当苏俄红军进入海参崴之后，杨明斋受到了重视。杨明斋身为布尔什维克，又是中国人，通晓中、俄两国语言，是可以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的恰当人才，杨明斋由此参加了设在海参崴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工作。
1920年1月，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负责人库什纳列夫和萨赫扬诺娃联名致电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建议批准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和中国的革命者建立经常的联系，并请求派一个小组到中国了解情况。1920年3月，就在建立远东局不久，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磋商，并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批准，给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发去电报，说明拟派遗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这个代表团的使命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列宁对这个代表团下达三项任务：“一、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二、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三、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杨明斋被选人代表团。
工作组负责人是维经斯基，汉名吴廷康。1920年4月，由维经斯基、杨明斋、马迈也夫、库兹涅佐娃、马马耶娃五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俄国《生活报》记者的名义来到北京。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两个俄籍教授的介绍，他们首先结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经过多次恳切的交谈，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李大钊向他们推荐陈独秀，请他们去上海找陈独秀，并给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
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等来到上海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又由陈独秀的介绍会见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陈望道、邵力子等人。他们举行了多次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开始在陈独秀的家里，后来便在戴季陶的家里。通过座谈，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决定先组织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维经斯基和代表团成员先是住在大东旅社，为了便于联系，便迁往法租界霞飞路716号，又在英租界爱华德路挂出了俄国《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
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5月，由杨明斋具体负责，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杨明斋、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成立了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与此同时，杨明斋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杨明斋参加了《新青年》和《共产党》两个机关刊物的创办工作，并亲自撰稿。此间，杨明斋与维经斯基往来于北京和上海，作进一步的组织宣传工作。杨明斋还专程到济南，会见了王尽美、邓恩铭，推动了山东的共产主义运动。
为了便于共产国际小组公开活动，杨明斋租赁了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石库门房子。1920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通讯社“中俄通讯社”（后改名为华俄通讯社）在渔阳里6号成立，杨明斋任社长。中俄通信社的主要任务是向共产国际和苏俄发送通讯稿，报道中国革命消息，同时向中国人民披露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情况。稿源大部分取自共产国际资料和赤塔、海参崴、莫斯科的报刊，少量转译英国、美国、法国的进步书刊。这些稿件类别繁多，包括政治、经济、文教、战事、工运、妇运等方面，形式多样，有长篇专访、连载、讲演稿、革命领袖介绍等，丰富生动。《民国日报》、《新青年》等成了中俄通讯社发稿的基地，使中国除了有像英国路透社等西方通讯社之外，又出现另一种声音。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华俄社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断断续续一直活动到1925年8月1日，历时达5年之久。
杨明斋不仅是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组织的发起人之一。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杨明斋寓所内成立。陈独秀、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叶天底、袁振英和金家凤等人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俞秀松任书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起了临时团中央的作用，开创了中国团史的第一页。
为了培养干部，1920年9月，在杨明斋寓所又成立了公开的“外国语学社”，杨明斋担任校长兼俄语教师，俞秀松任秘书。杨明斋从党的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中筛选其它课的任课教师：李达曾数次留学日本，懂日语，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高，让他担任日语教师兼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李汉俊懂法文，现在担着《新青年》的编委，还在主编《劳动界》周刊，法语教师非他莫属；李震瀛懂英文，就聘他为英语教师；陈望道任《星期评论》编辑，又兼《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而且还刚刚出版了由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由他和李达替换着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同时讲授英语。
杨明斋一般上午给学生讲课，下午召集住校学生帮助中俄通讯社和工人刊物《劳动界》做收发、撰写、校对及图书管理工作，青年学生在上课之余，积极参加革命实践，下厂调查、撰稿、发行。有些人还参加油印、运送、散发革命传单，尽管到该社学习的学生有先有后，学习的时间也有长有短，但通过学习参加初步的革命实践，他们都树立了革命人生观与价值观。
1921年春，上海党团组织从学生中挑选出二三十人，由杨明斋负责介绍，安排分批赴俄学习，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汪寿华、任弼时、萧劲光、李启汉、王一飞、梁伯台、柯庆施、彭述之、任作民、何今亮、许之祯和曹靖华等。中共首批派赴苏俄留学的绝大多数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之材。杨明斋主持的外国语学社，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外语学校，也是中共最早成立的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先后培养干部五六十人。学社成立后活动近10个月，时间虽不长，规模也不大，却为中共干部教育事业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
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后，十分重视工人运动。杨明斋在俄国有十多年从事华工工作的经验，在上海也积极参加开展工人运动。1920年10月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在杨明斋寓所宣布成立。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等六人以参观者身份参加会议，并被聘为名誉会员。杨明斋在发起会上发表演说指出，要建立不受资本家和工贼操纵利用的工会，要建立真正为工人求生存谋福利的工会。此后，上海印刷、纺织等工会相继成立，随后扩大到全国其它城市。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政治舞台。
1921年春，各地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相继建立，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的条件日趋成熟。杨明斋和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使者，身负伟大的历史使命，专程赴苏俄向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情况，就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举行了多次会谈，并起草了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提交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杨明斋和张太雷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样，杨明斋和张太雷就未能出席中共“一大”，但杨明斋与张太雷是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最早的两位中国共产党人。
殒命异域，半个世纪后平反昭雪
中共“一大”之后，杨明斋主要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和宣传工作。9月，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担任中央局书记，在陈独秀寓所内成立了党中央机关支部，支部成员有陈独秀、杨明斋、李达、邵力子、陈望道、张国焘、沈雁冰和俞秀松等。支部每周开一次学习会，杨明斋和李达担任主讲，再进行讨论，内容有“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帝国主义”等，
1921年10月4日下午，法国巡捕包围并搜查了陈独秀住宅，将陈独秀、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和陈独秀夫人高君曼等五人一起捕去。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全力营救，10月26日将被捕者全部释放。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举行，杨明斋出席了大会，并对制定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起了积极作用。他认为：“只有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才会有成功的革命实践……”1924年，杨明斋出版了自己的专著《评中西文化观》。此书一针见血地批判了复古倒退思潮，解决了党内外思想认识上的一系列问题。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同年10月，苏共中央为纪念孙中山决定成立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杨明斋受中共中央委派在上海招收学员。10月下旬，他和周达两人率领第二批学员百余人从上海出发后经海参崴，于11月底到达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批学员中有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和俞秀松等。杨明斋即留在中山大学负责总务工作，并担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杨明斋由于性情耿直，待人忠厚，工作认真，生活简朴，为人谦虚，受到中国学生的尊重。加之他已40多岁，所以年轻的中国学生都亲切地称他为叔叔、伯伯，伍修权还称赞他“不愧是一位老共产党员”。
在中山大学近2年工作中，杨明斋竭尽全力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学员生活条件，完成学习任务。1927年夏，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召杨明斋回国。杨明斋回国后，先在上海，后在平津地区活动，担任冀东丰润县中学国文教员。1929年，杨明斋在生活极度清苦的条件下完成出版了他撰写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一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此书从正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指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改造中国的道路。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之后，中共江苏省委于11月下旬，又召开了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拥护中央反对托派的方针，拥护开除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此后，对托派更加严厉清洗与打击，一批批地被开除出党，党内几乎没有人敢反对。然而杨明斋不顾中央反对托派的方针，挺身而出，对开除陈独秀这位党的创始人表示异议，认为这是极端主义，不利于党的团结。在遭到中央的严厉斥责后，他愤而不平。1930年1月，杨明斋偷越国境赴苏，准备向共产国际申诉。直到1930年秋，杨明斋一直在哈巴夫斯克扫盲站当中文教员，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并在当地报社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杨明斋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木斯克当勤杂工。
1927年以来，针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上的失误以及中共党内连续三次“左”倾路线，杨明斋提出严肃的批评。他强调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尤其是要注意工作上的方法和农民的组织”，这反映了杨明斋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功底，实属可贵可敬。更令人赞叹的是，杨明斋在流放期间仍没有放弃斗争，一方面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形势，一方面埋头写书，系统阐发他的意见。
其间，正在苏联西伯利亚保卫机关工作的师哲，曾到托木斯克去看望过杨明斋两次。师哲在其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记述了杨明斋在托木斯克的拮据生活和耿直品格。师哲在回忆录中说，1933-1934年间，他从托木斯克保卫机关负责管理流放犯的人员那里得知，在被流放的人员中有一位杨明斋，生活过得很苦，脾气很怪，自称是老中共党人，曾给王明、康生写过信，但没有人理他，整天埋头读书，钻研哲学，政治经济学，并著书立说。师哲借出差机会去看望这位杨明斋，见他住在一幢楼房的底层，吃喝拉撒睡于一室，屋里一片狼藉。杨明斋足不出户，不娱乐，不和别人交往，自己做饭，每日三餐只生—次火，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师哲与杨明斋交谈，劝他与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告知他代表团团长现在是王明。但当年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副校长的杨明斋，根本瞧不起那时还是中山大学学生而今—跃而成为中共显赫人物的王明，认为“王明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师哲笑着劝他说：“我们在莫斯科时，称王明为小鬼，可是他现在是担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还是依靠组织解决问题为宜。”杨明斋愤慨地说：“决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更不愿向他人求助。”
1934年8月，杨明斋在流放期满后到莫斯科，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先后任投递员和校对员。1934年8月16日，刚回到莫斯科的杨明斋曾向对任第三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写信，要求回国工作。没有获得米夫的批准，杨明斋又埋头他的写作了。稍后，杨明斋又提出要求恢复因流放失去的中共党籍，遭到王明等人的拒绝。1936年，苏联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并很快造成严重的扩大化。1937年，杨明斋被认为是“动摇分子”被捕过一次，不久被释放。1938年2月7日，苏联内务部以捏造的“日本间谍、托派恐筛分子”罪名，再次逮捕了杨明斋。杨明斋这次以沉默相抗，于是未经诉讼就被判为死刑，于5月26日惨遭杀害，终年56岁。1989年1月，苏共中央为杨明斋平反昭雪，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