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纪念日是如何确定的
许多不太了解党史的年轻人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党的“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为什么后来把建党纪念日定为“7月1日”呢？
把“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是由毛泽东于1938年5月第一次提出来的。当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Ej战争研究会上作《论持久战》讲演时，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党的生日确定为“7月1日”呢？因为当年出席党的“一大”的13名中共代表中，延安方面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个人，他们二人只记得党的“一大”是在1921年7月份召开的，但却记不清召开的准确日期。于是，毛泽东便把7月的元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日公开提了出来．1940年7月7曰，在延安出版的《群众》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庆祝中共十九周年纪念》的社论也指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纪念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日四周年纪念指示》正式把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定为“7月1日”。此后，7月1日成为了建党的纪念日。
“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由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冢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一这就是结论。”在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下，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1920年起，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酝酿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同年2月，陈独秀（时任《新青年》主编）为躲避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前往上海，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曾陪送至天津，二人相约分别在南北方开展筹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同年4月，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派遣，苏联人维经斯基（中文名字吴廷康）来到北京，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维经斯基和李大钊多次讨论建党的问题。接着，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赴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共商建党大计。共产国际代表的来华，建立了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直接联系，促进了建党工作的进行。
1920年8月，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即后来被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一卜海发起组”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成立，陈独秀任党的书记，成员有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邵力子、沈雁冰，林伯渠、沈泽民、李启汉等。在同年9月1日出版发行的《新青年》上，发表了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文中对“上海发起组”用的名称是“吾党”、“社会党”。同年10月，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劫、张太雷等人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接着从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也陆续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赴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虽然不是全国性的，但它肩负着发起、筹备和组织全国性政党的重任，是建党活动的中心。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孙中山、陈炯明的邀请，并取得李大钊和上海党组织的同意与支持后，赴粤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赴粤后，由李汉俊代理书记。后李汉俊辞职，由李达继任。李达为筹备组织党的“一大”召开，做了大量的工作。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什么成立时叫“上海发起组”？“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据一些参加过党的“一大”的代表和在党的“一大”前“入党”的人回忆，当时各地建立的共产党组织都没有用过“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据有关资料记载，李达在给党的“一大”纪念馆的信中说：“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他还在回忆中说：“截至1921年6月，共有8个中国共产党小组。”刘仁静在回忆中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不是当时的名字，它是后来才叫的。”邵力子在回忆中说：“当时似乎没有明确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罗章龙在回忆中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来人给起的。”还回忆说：“过去，对内对外都没有用过这个名称。”包惠僧在回忆中说：“各地的组织叫支部，并无‘共产主义小组’之称。”沈雁冰曾称当时的上海党组织为“上海的共产党小组”。施存统在回忆中说：“党在上海成立于1920年8月间，一开始就叫共产党。”由此可见，当时并没有“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因为当时各地的“党组织”都是代表一个地方的，有地方性特点，是地方性“共产党”。各地的“党组织”也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所以才在1921年7月召开了党的“一大”，成立了全国性的共产党，统一了领导、统一了组织。那么，“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怎样来的呢？
有关资料证明，这个名称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5年后才提出来的。1936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曾参加过党的“一大”的陈潭秋在《共产国际》第7卷第4、5期合刊上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写道：“当时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有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几个地方。”这是“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最早出现。但陈潭秋发表此文后，“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并没有被广泛流传，如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同志作《论党》的报告，在谈到党的早期组织时，不但没有用“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反而用了一个新提法，即“马克思主义小组”。建国初期，由于党史专家胡乔木在其所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一书中对党的“一大”召开前的各地的“党组织”采用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才使“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被广泛应用，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中国共产党”称谓的由来
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中国共产党”这个词语是在辛亥革命时期。1912年3月31日，南京的《民权报》上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启示》的文章。《启示》说：“本党业已成立，有同情与赞助者请与南京文德桥联系。”同年4月28日，沈阳《盛京时报》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共产党出现》的文章，说：“南京现有名无吾者为求均贫富起见，特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江宁公学，不日即开成立大会。……”但这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与1921年7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丝毫关系。据有关资料记载，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确定经历了一个由社会党、共产党、直至中国共产党的演变过程。据当时北京党组织成员张申府1983年3月的回忆：“党的上海发起组织大约是一九二O年八月上、中旬正式成立的，成立的时候叫的是‘社会党’。一九=O年八月中旬，李大钊和我接到陈独秀的信，信中说，在开始酝酿建党的时候，除有信仰共产主义者外，还有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叫‘社会党’。叫‘共产党’怕他们接受不了。现在他们都退出了，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他拿不准，要同李大钊和我商量。李大钊告诉我。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叫‘社会党’的也正在改称‘共产党’，并叫我回信给陈独秀，不要叫‘社会党’，就叫‘共产党’。信大约是八月下旬从北京发出的。后来和陈独秀又谈到党的名称，他说：“你们的信收到了，就按守常（李大钊）和你研究的名称，叫‘共产党’。”
从张申府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使用“共产党”的名称，当在1920年9月1日以后。1920年11月7日，上海的“共产党小组”为了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政治主张宣传，创办了我党的第一份正式刊物。这份刊物就是以党的名称“共产党”定名的，它就是著名的《共产党》月刊。该刊发表的短言一开篇就说：“我们共产党”。这就说明约在1920年9月上旬至11月7日前，党的组织名称叫“共产党”。最早使用“中国共产党”一词的是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蔡和森。他在1920年9月16日从法国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提出：我们应该“明目张胆地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但蔡和森信中所写仅仅是一个提议，并不是给国内已经建立起来的党组织确定名称，加上这封信传到国内已经是年底，因而对国内党组织确定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没有产生影响。“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是1920年11月7日之后，由上海的“共产党小组”提出来的。上海“共产党小组”作为党的发起组织，担负着筹建、统一组织的任务，为此，上海“共产党小组”在1920年11月起草了党的第一个宣言，这个宣言就是《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创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共有、废除1日的国家机器、消灭阶级的主张。后来，据参与起草工作的李达回忆：“当时还曾起草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开信纸写成，约有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手段……”以上两份材料都采用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提法，从而说明我党当在1920年11月7日之后开始使用“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
“一大”召开前后准备工作
1921年6月，马林（荷兰人。1920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同年8月，受列宁委派前往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到上海后，和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了解到维经斯基来华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筹建的一些基本情况。马林认为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根据党的发起组织的酝酿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商量，一致认为条件基本具备，决定召开党的“一大”。于是，由李达写信通知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的地方组织以及日本和法国留学生中的党员，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大会。会前，李达把安排各地代表来沪食宿、选择开会地点、安全警戒的工作交给了自己的夫人王会悟。
当时年仅23岁的王会悟和其他筹备人员经过悉心优选，最后选中了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106号（解放前曾改为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住宅。开会地点确定以后，王会悟又忙着寻找代表住处。当时正值学校放暑假。她向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商借了一个统厢房和统楼共三间。“一大”原定于6月20日召开，但直到7月23日各地代表才全部到齐。
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李书城家的一楼饭厅里秘密举行。出席大会的中共代表共13人，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东代表陈公博；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出席了大会。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张国焘被选为主席，秘书为毛泽东和周佛海。党的创始人、“一大”的发起者陈独秀和李大钊没有出席大会。陈独秀当时正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提出辞呈尚未获准；同时，他还在筹集广东大学预科班经费，抽不出身，于是便派正从武汉赶来向他汇报工作的包惠僧代表他出席了党的“一大”。陈独秀还向大会写了《致出席代表信》，内容有四点：一是培植党，二是民权主义指导，三是纪纲，四是慎重进行征服政权问题。概括为思想、民主、纪律、夺权。可见，陈独秀对中共一大的召开是非常重视的。尽管陈独秀未能出席党的“一大”，可是代表们还是把他选为中央局书记。
李大钊为何也没有出席会议呢？据《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提供的资料，1918年2月，李大钊经章士钊推荐出任蔡元培为校长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29岁的经济学教授李大钊很快成为进步教师和学生的一面旗帜。1921年3月中旬，国立北京大学等8所学校为要求拨发教育经费而掀起教育风潮，这场风潮迁延了整整4个月之久。李大钊作为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代理主席、半月刊编辑，全力组织学校师生向政府请愿。频繁的事务，使李大钊无法抽身离开北京。况且党的“一大”是秘密召开的，而李大钊当时已是社会名流，他的行动一定会引起社会的关注，所以李大钊便请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代表，出席党的“一大”。
在7月23日晚的第一次会议上，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大会的意义，提出了大会应讨论和要解决的各种问题。共产国际代表向大会热情致辞。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汇报了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成立和活动情况，以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由董必武、李达、张国焘等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会议文件（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27日至29日，举行了第三、四、五次会议。代表们集中讨论了起草委员会提出的会议文件草案。在讨论中，虽然代表们各有己见，但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还是基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未出席这三次会议。30日晚，举行了第六次会议。
会场被搜查，却为何没有遭到任何破坏？
30日晚召开的第六次会议开始不久，会场突然撞进一位不速之客，自称是“走错了地方”。代表们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下，决定立即中止会议迅速离去（李汉俊和陈公博未离开）。十几分钟后，一群法国巡捕蜂拥而至，包围和搜查了会议地点，威胁警告一番后就撤走了。
这个突然闯进“一大”会场的侦探究竟是谁？在后来的70多年中始终无人知晓。1998年上海作家叶永烈在其所著《红色的起点》一书中，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那个穿灰布长衫闯进“一大”会场的侦探名叫“程子卿”，当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885年，米店学徒出身，读过三年私塾。程子卿臂力过人，与黄金荣（上海青帮头子）是结拜兄弟。1905年，经黄金荣介绍，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后升为探长。上个世纪30年代，程子卿同熟人谈及前往李公馆侦查中共一大这件事时曾说，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不知道是中共一大会议。因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期间，曾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建国后，经宋庆龄向有关部门说明当年情况后，程子卿未入狱。1956年，程子卿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
当年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106号不仅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的寓所，同时还是《新时代丛书》社通讯处。《新时代丛书》社是由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雁冰、陈望道等15人于1921年6月发起成立的专事翻译出版的机构。所以当法国巡捕来搜查时，李汉俊即泰然自若地以《新时代丛书》为借口与之周旋。巡捕走后，李汉俊对包惠僧讲当时的情况时说：“他们问我开什么会，我说是北京大学的几个教授在这里谈天，顺便谈谈编写现代丛书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开会。”既然是出版机构的通讯处，编辑成员在这里会商不足为奇，所以巡捕们搜查得很马虎，“写字台抽屉内有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没有来得及收藏，他们竟没有发现”。由此可见，当时党的“一大”会址之所以安然无恙，在相当程度上得力于《新时代丛书》社的掩护。
由于会议不能再在原址举行，代表们都汇集到渔阳里2号李达的寓所，商量转移会址问题。代表们众说纷纭，一时难以定夺。在一旁的王会悟（李达夫人）献上一计。她说：“我在嘉兴读过书，熟悉地理环境。南湖四面环水，湖畔一片芦苇，可用画舫游湖作掩护。万一发生意外，还可分散到我同学家里，比较安全。”代表们同意了王会悟续会的方案，于31日早上从上海北站乘坐7时35分的快车，上午10时25分到达嘉兴火车站。到嘉兴后，王会悟把代表们（陈公博没有前来，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因为是外国人太引人注目也没有来）领到张家弄里鸳湖旅馆，以刚游完西湖路过嘉兴顺便游览南湖为由，订了两个房间，并通过旅馆花了8块大洋租好了一艘中型游船和一桌酒菜。稍加休息后，王会悟领着代表们从城东门外狮子汇渡口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由小拖梢船接上王会悟预雇的开会游船。这条游船是一条单夹弄丝网船，长约16米，宽3米，船头宽平，内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右边有一条夹弄贯通。王会悟坐在船头放哨，并让船娘把船停泊在离烟雨楼东南方向二百米左右僻静的水域。上午11点左右，在游船上召开了党的“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当时，天空下起了小雨，游客稀少，条件十分有利。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纲领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铁的纪律。党纲明确规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这是党的第一个决议。会议最后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党的全国领导机构一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李达分管宣传。下午六点左右，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胜利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