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恩铭，又名恩明，字仲尧，贵州荔波人，水族。山东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代表山东共产党组织，赴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恩铭由此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中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也是最年轻的代表。
“男儿立志出乡关”
邓恩铭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六岁时，他人私塾读书，先生是荔波县城著名学者蒙旦初。邓恩铭聪明好学，深得蒙先生的喜爱。1911年，他进入荔波县模范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是一所七年制的新型学校，开设国文、历史、地理等课程。在学校里，邓恩铭结识了他的革命启蒙老师——高煌。高煌是清光绪年间贵州省第一批154名公费留学生之一。在日本留学期间，高煌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积极拥护辛亥革命，留学回国后即在荔波创办新式教育。他向学生们宣传民主、科学的精神，是荔波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邓恩铭在高煌老9币的影响下，开始将目光投向世界，并立志走“读书报国”、“科学救国”的道路。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荔波县城，百姓震怒。高煌带领学生愤然走上街头向群众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袁世凯的卖国罪行，邓恩铭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他和同学们向群众宣传爱国思想，大声疾呼各族人民团结同心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他把自己家用的东洋货当众砸烂烧毁，以示决心和愤慨。在一次演讲大会上，邓恩铭当众烧掉了穿在脚上的日本产的袜子，以实际行动抵制日货。这是邓恩铭第一次参加革命斗争活动，他年少的内心此时已埋下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种子。
高小快要毕业时，邓恩铭家里的日子愈发艰难，这使他无法继续读书。在困窘无助的时候，高煌老师劝他给远在山东做官的叔父（邓国瑾）写信求助。接到侄儿的来信后，邓国瑾立即回信表示支持他到山东继续求学。这封回信，彻底改变了邓恩铭的人生轨迹。邓恩铭怀着兴奋的心情去向同窗好友辞行告别。有的同学不理解他何必冒险千里他乡求学？邓恩铭像当年的毛泽东一样，借用日本人西乡隆盛的一首诗表达了自己的决心：“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当时，一个同学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询问邓恩铭何时才能回归故乡？邓恩铭笑答之后，当即挥毫写诗《答友》，抒发自己的志向：“君同归期未有期，回首乡关甚依依。春雷一声震天地，捷报频传是归期。”
1917年10月，邓恩铭到达山东济南。第二年，他以优异的考试成绩考取山东省立一中。当时的山东半岛租界遍布，邓恩铭虽然在这里看到了较先进的现代化工厂和建筑，却也目睹了巨大的贫富差距，人民生活在极端困苦中。正如他在调查报告中所述的日本工厂的情况：“厂中并无吃饭之休息时间，一面摇铃一面吃饭。‘中国奴’、‘亡国奴’是日监工平常辱骂工人之名词，殴打工人则拳足交加”。“冬天则捉工人之颈，置之冷水管之下而淋之，必至鼻破血流，浑身结冰而后已，此则尤为日厂之特刑。”正是有了这种亲身的体验，邓恩铭内心开始思考，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创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
1918年10月，山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发起成立“山东学生外交后援会”，组织学生参加救国活动，邓恩铭成为当中的活跃分子。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结识了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王尽美，并一起参加了“齐鲁书社”的活动。他们以书社为据点，联络各方面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读物。1920年6月，山东省立一中第三期学生自治会选举，邓恩铭当选为学生会的领导成员兼出版部部长，主编省立一中校报。不久邓恩铭和王尽美、王志坚等人发起组织了“康米尼斯特（即共产主义）学会”，进而组织成立青年学生的进步社团——“励新学会”。1920年初，邓恩铭开始在山东《通俗日报》上发表反映劳动者生活的文章，他从一个热心于救国救民的·进步知识青年，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在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并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和帮助下，邓恩铭和王尽美于1920年底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春，他们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创立了济南乃至山东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是通过“励新学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先进青年从事革命活动。“励新学会”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形成大致同时，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一个重要的活动阵地。“励新学会”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21年6月，许多会员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二是广泛接触工人，帮助建立工会组织。邓恩铭等人在斗争和学习中逐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因此他们的工作对象也随之转变为工厂工人。1921年5月，他们历经艰苦努力，建立起济南大槐树机车工厂工人俱乐部。三是出版《劳动周刊》。为了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五一”期间，邓恩铭等人在《大东日报》上开办了进步刊物——《劳动周刊》。《劳动周刊》与同时期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性质相同，都是当地党组织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推动工人运动发展的进步刊物。
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作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邓恩铭、王尽美全程参加了“一大”会议的召开。这是邓恩铭革命生涯中最光辉的起点。7月22日，各地共产党组织代表陆续到齐。为了安全起见，与会代表们大都以“北京大学暑期旅游团”的名义寄住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预先租下的博文女校。当时代表们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除了毛泽东住的是两条长凳架起的床板外，其他代表都是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
邓恩铭是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性活动，在这里，他遇到的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代表人物，是闪烁着时代风采的革命先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聚会，一个干载难逢的机缘，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的机会。所以，在等待开会的日子里，邓恩铭抵制住了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各种诱惑，抓紧时间阅读大会发起组准备的有关资料和代表们带来的各种进步书刊。他还逐一拜访每位代表，利用一切机会跟他们交流，跟他们畅谈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邓恩铭虚心好学的精神，给与会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由张国焘主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热情致词后，与会代表们讨论了大会的议程和任务。第二天，部分代表汇报了建党筹备工作的情况，分析了当前国内政治形势，对党的性质和纲领进行了详细的讨论。邓恩铭是所有参加会议的代表中年纪最小的代表，在发言中，他从容不迫、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让其他代表们看到了未来革命的希望。1936年，“一大”代表陈潭秋在《共产国际》上曾撰文回忆道：“山东济南的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那时王、邓两人是非常活泼的青年。”
1921年7月31日晨，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邓恩铭参与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一中央局。当天下午6时许，大会胜利闭幕。此时嘉兴南湖的湖面上已是暮霭沉沉，渔火点点。邓恩铭伫立船头，遥望远方，心潮激荡。他挥毫写诗《决心》，抒发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铮铮誓言：“读书济世闻鸡舞，革命决心放胆尝。为国牺牲殇是福，在山樗栎寿嫌长。”
1922年1月，邓恩铭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前往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了列宁倡导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并受到了列宁的亲切接见。列宁充满深情地对邓恩铭等人说：“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灿烂的！”在苏联的经历，让邓恩铭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希望，更加坚定了他投身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信心。
1922年6月，邓恩铭从苏联回到山东，即全身心投入到山东工人运动中。叔父发现邓恩铭参加革命活动的事情后，既惊又怕，于是极力阻挠，要他安分守己，求取功名。父母从家乡也给他定下了亲，来信催逼他回家结婚，想以此来阻止邓恩铭投身革命。邓恩铭明白亲人的用意，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明确表达了他在革命道路上义无反顾走下去的坚定决心。
1922年夏，邓恩铭赴上海参加了党的“二大”。1923年，遵照党中央会议确定的“山东党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工人运动”的精神，受党委派，邓恩铭到青岛开展党的创建工作。他以东镇小学教员和《胶澳日报》编辑的身份为掩护，深入学校、工厂、海港码头等地筹建党团组织，并先后担任中共青岛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领导了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胶济铁路大罢工和两次纱厂工人大罢工。1925年夏，邓恩铭离开青岛，调往济南担任中共山东地区委员会书记，领导全省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1927年，邓恩铭在武汉参加了中共五大。应毛泽东之邀，他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介绍山东工农运动。同年8月，邓恩铭回到山东，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邓恩铭辗转在济南和青岛之间，领导党组织开展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宣传工作的“三杆枪”
中共一大召开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广大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邓恩铭把这一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一是编写诗歌、歌谣，向群众宣传革命理论。邓恩铭的故乡贵州荔波，是一个水族、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这些民族的人们能歌善舞，邓恩铭从小就受到熏陶，读小学时，他就是学校里有名的歌童，不但唱歌谣，而且还创作了大量的歌谣。1922年4月6日，邓恩铭为了宣传革命，从山东济南给远在贵州的父亲写信，让他搜集家乡的歌谣，然后用挂号信的方式邮给他。
二是发挥绘画专长。在宣传革命时，邓恩铭用漫画为武器，充分地揭露敌人的反动本质。他创作的漫画《张贼宗昌之残忍》，画上的张宗昌一身戎装、满脸横肉，高举着血淋淋的屠刀，身下是一堆元宝和骷髅。漫画形象地刻画了张宗昌残暴、贪婪的反动本性，让人看后深有所感，赞叹、叫绝。
三是吹笛子、吹箫。邓恩铭不论到那里都随身带着这两样乐器。1922年1月，邓恩铭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联欢晚会上，王尽美弹三弦，邓恩铭吹笛子，二人合作演奏了中国乐曲《梅花三弄》和《高山流水》。演奏完毕后，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三次被俘和两次越狱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后，邓恩铭被派往青岛工作。在领导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时，引起了胶澳商埠和日本人的注意，他们派出大批暗探对邓恩铭进行跟踪、调查，在摸清了邓恩铭的具体住处后，于1925年5月4日将正在主持罢工工人领袖会议的邓恩铭逮捕。这是邓恩铭第一次被捕。
中共山东省委及青岛的中共组织得知邓恩铭被捕的消息后，立即进行营救，并号召纱厂工人继续罢工。在各方努力下，5月11日邓恩铭被释放，但同时也被地方当局驱逐出青岛。为了更好地开展和推动工人运动，不久邓恩铭又秘密潜回青岛。青岛地方当局为此进行了大搜捕，大街小巷张贴抓捕邓恩铭的通缉令。邓恩铭在群众的掩护下，机智巧妙地躲过了便衣一次又一次的跟踪和抓捕。
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不幸病逝，邓恩铭回到济南，出任中共山东地方执委会书记。11月7日清晨，邓恩铭正在主持会议时，数名警察闯了进来，邓恩铭第二次被捕。此时的邓恩铭已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入狱后，由于多次遭受酷刑，邓恩铭已气息奄奄，但他始终没有屈服。在中共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邓恩铭以“保外就医”的方式出狱。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邓恩铭来到了淄博矿区，担任一所小学的教员，更多的时间是指导矿区的中共基层组织工作。不久，他又由淄博去了寿光县，为农村夜校上课，同时开展党的工作。邓恩铭的行动逐渐引起了寿光当局的注意，为了他的安全考虑，寿光县党组织秘密护送他回到青岛。1927年8月，邓恩铭参加了中共五大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后，回到山东接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9年1月9日，由于叛徒的出卖，邓恩铭再次被捕，与他同时被捕的有十余人。邓恩铭被关押在济南省府前街的伪警察厅拘留所内，当时济南被日本人占领，伪警察厅对共产党人的审讯也十分简单，邓恩铭以“黄伯云”的化名骗过了敌人。
1929年4月8日，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中接管了济南。当时狱中关押了一大批直鲁联军的军官，个个体格强壮，而且胆子大，善于打斗，邓恩铭等中共党员就对他们大力宣传，鼓动他们越狱。4月19日晚7时许，直鲁联军军官李殿臣等人借上厕所之机打倒看守，缴获十几条枪后，冲出监狱。越狱出去的共有15人，他们逃出监狱后往章丘方向跑去。当跑到枣园停下来吃饭时，被赶来的追兵抓获，又被重新关进了监狱。只有中共党员杨一辰因身体虚弱，跑在了后面，混在市民中得以脱险。
1929年5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由泰安迁到济南，在山东各地抓捕的共产党员也由泰安转押到济南。邓恩铭得知接管监狱的国民党政府要清查共产党人的消息后，便和狱中党支部其他四人一起领导第二次越狱。根据狱友身体强弱情况，邓恩铭将他们搭配编成了三个小队，还从探亲的家属那里秘密要来打开镣铐的锯条等工具，邓恩铭安排大家将厕所中用于清洁的石灰粉装成一个个小袋，作为行动时的“秘密武器”。1929年7月21日是星期天。吃过晚饭后，趁着大部分看守都回家了的时机，邓恩铭亲自指挥第一队打倒开门的看守，冲出监牢。其他看守慌忙拿枪，大家将准备好的石灰粉抛了过去，又用棍棒猛打。看守们的眼睛被石灰遮住，看不见东西，糊里糊涂地被下枪。三个小队如决堤之水冲到街上，患重病的邓恩铭由一位身体强壮的狱友背着跑出去。济南当局马上调兵并联合警察追捕。邓恩铭和一些人因为身体虚弱，且身穿囚服十分扎眼，没跑出多远又被抓回来。三个小队总计18人，共有8个人越狱成功。这次越狱震惊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看守长以渎职罪被枪决。从此监狱看守严密起来，越狱已没有任何希望了。
“不惜惟我身先死”
在监狱中，虽然进行了多次审讯，但狱方只知道邓恩铭是“黄伯云”，并不知道他就是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真实身份。1930年10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任命山东国民党元老之一的张苇村为审判长，审讯共产党人。张苇村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就认识邓恩铭，当他看到狱中的“黄伯云”时，立刻明白了一切。于是他亲自提审“黄伯云”。在审讯室里，张苇村直呼“邓恩铭”，就这样邓恩铭的真实身份暴露了。邓恩铭知道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强忍着病痛给母亲写了一首诗《诀别》：
“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1931年4月5日，在山东省济南市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他身戴镣铐，怀揣着忠贞不渝的革命信念，与其他22名共产党员一起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当敌人冰冷的子弹穿透他的胸膛时，邓恩铭仍然发出最后的呐喊：“中国共产党万岁……”邓恩铭死后，他的叔父买了一口棺材，将其安葬在济南城外干佛山下的贵州义地，墓前有一块小石碑，写着“邓恩铭之墓”。一代革命赤子就这样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多年以后，同为中共一大代表、党的领袖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回忆说：“王尽美和邓恩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1949年，毛泽东对参加第一届政协的山东代表马保三语重心长地说：“革命胜利了，不能忘记老同志。你们山东要把王尽美、邓恩铭烈士的历史搞好，要收集他们的遗物。”1961年8月21日，中共一大代表、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在赴武汉视察途经济南时，想到了同为“一大”代表的邓恩铭和王尽美，写下了一首诗怀念和歌颂他们的革命贡献：“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邓恩铭的历史功绩。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省分别在济南市和青岛市建立了邓恩铭烈士纪念馆。中组部、中宣部、贵州省人民政府分别将邓恩铭烈士故居及母校“荔泉书院”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修建了邓恩铭故居陈列室。1991年9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为邓恩铭题词：“学习邓恩铭烈士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崇高精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题词：“邓恩铭烈士永垂不朽！”1994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题写了“邓恩铭烈士故居”的匾额。2009年9月，邓恩铭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2010年10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和邓恩铭诞辰110周年，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贵州省经济文化促进会、贵州盛缘演艺经纪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的献礼影片《少年邓恩铭》正式启动，将于2011年7月在贵州及全国上映，以此告慰烈士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