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底楼的餐厅里，15个人秘密围坐在一张长方形大餐桌前，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这便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与会的代表中，有13位是中共代表，还有两位是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
受列宁器重、来自殖民地的革命家——马林
马林，荷兰人，1883年5月13日出生在荷兰海港城市鹿特丹。当时鹿特丹是荷兰第一大港，贸易通商十分发达。在这个“欧洲的门户”里长大的马林，中学毕业后，即来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考入荷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并开始接触革命理论。1902年，19岁的马林加入了荷兰的社会民主党，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铁路部门从事工会工作期间，马林表现出极强的组织才能。1913年2月，30岁的马林远渡重洋，前往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从事革命工作。
在“干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马林在最为繁华的爪哇岛的三宝垄担任商会秘书。不久，他兼任三宝垄铁路电车工会机关刊物《坚韧报》主编。在东印度，荷兰人大都是殖民地的统治者，而马林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成为反抗压迫的组织者。1914年5月9日，在他的倡议下，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创办了荷兰文的《自由呼声报》。后来，他又创办了印尼文的《人民呼声报》，并亲自撰文，发表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7年，列宁成功地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喜讯传到荷属东印度，马林兴奋不已，一连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宣传十月革命。
荷属东印度总督将马林视为“眼中钉”，他的革命活动让荷兰殖民者寝食难安。总督不但下令四处通缉马林，还于1918年12月5日将马林驱逐出境。1920年5月，马林被迫从荷兰前往苏俄，以印尼共产党（印尼社会民主联盟于1920年5月23日改称为印尼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的筹备工作。
在莫斯科，马林见到了列宁。由于有在殖民地领导革命的丰富经验和超群的工作能力，列宁对马林格外赏识，一次又一次地会见他，跟他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马林的胆识、经验和对共产主义的赤诚，赢得了列宁的信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林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进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行列。列宁非常重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他亲自担任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主席，马林被任命为秘书。
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及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秘书之后，马林受命承担了共产国际赋予他的一项新使命一前往中国帮助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夏初，马林准备出发前往中国，但是在申请前往中国时，被奥地利警察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不久被驱逐出境。1921年4月21日，马林从意大利的威尼斯登上“英斯布鲁克”号轮船，朝东方进发，驶向上海，执行列宁和共产国际交给他的神圣任务。
1921年6月3日，“英斯布鲁克”号轮船徐徐驶入黄浦江。马林刚踏上上海码头，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马林住在上海大东旅社32号房间。翌日，他化名“安德烈森”前往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办理手续，他声称自己的职业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记者”。尽管密探的监视非常严密，但最终还是被老练的马林甩掉了。甩掉跟踪和监视后，马林立刻离开旅社，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后来他与中国人交往时，用了一个化名——“倪公卿”。
马林对中国共产党有两大重要贡献：第一，为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共一大上，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马林一开头便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马林还说起了列宁期望着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马林的讲话令会场的气氛变得热烈起来。第二，马林参与制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使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得以迅速壮大。马林是提出“国共合作”重大战略的第一人，是中国共产党统战战略的提出者和制定者。1921年12月23日，马林在翻译张太雷的陪同下，特地赴广西桂林拜望了孙中山。马林在孙中山那里住了9天，对国民党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孙中山向马林表示，虽然他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一致的地方。马林觉得，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类似于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前身），而中国国民党的情况则类似于东印度伊斯兰教联盟。当时，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又弱又小，而伊斯兰教联盟庞大而松散。马林在爪哇工作期间，建议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在保留自己原来身份的前提下加入伊斯兰教联盟。这样，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便迅速地进入伊斯兰教联盟的领导核心，这使东印度民主联盟的力量很快壮大。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保留自己党员身份的前提下，加入国民党，进入国民党的领导层，这样可以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
马林的这一战略性的意见极为重要。他在考察之后，给共产国际示执行委员会写了报告，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与孙中山合作。马林的意见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支持。其实，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上，马林就已经谈了自己的这一见解。但当时他的意见未受到重视。“一大”之后，马林再次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应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但是建议一提出就受到了中共党内成员激烈的反对。首先，时任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就坚决不同意国共合作，更不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于是，马林辗转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他在中国工作的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跟国民党合作的建议。
1922年7月27日，苏俄政府派出外交代表前往中国，共产国际派马林与外交代表一起来华。马林将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国支部陈独秀的指示，用打字机打印在他的一件衬衫上。马林一到上海，便会见了陈独秀，将衬衫交给陈独秀，衬衫上的文字如下：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
共产国际远东局
维经斯基
一九二二年七月 莫斯科
文件中提及的“菲力浦同志”，亦即马林。
陈独秀看完打印在衬衫上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文件后，久久沉默不语。中国共产党“二大”刚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这是组织原则。看来，必须照这衬衫上的文件执行。这件珍贵的衬衫，如今保存在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
为了统一思想，马林建议召开一次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陈独秀同意了。1922年8月29日至8月30日，中国共产党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中央全会，即“西湖会议”。出席会议的是五位中共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马林以及翻译张太雷也出席了会议。在会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他在发言中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尽管马林有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但在会上，他的意见还是受到激烈的反对，包括陈独秀、张国焘以及蔡和森。最后陈独秀表态说，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
经过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最终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实行国共合作。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在彼得格勒召开。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王俊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由英语流利的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重要发言：“为了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这一前提，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已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了，其形式是我们的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关于统一战线的决定公诸于世。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于是，才有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永汉路太平沙“看云楼”召开。这时，中共党员已有420人了。中共三大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的问题，作出了决议。决议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决定。
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时，在五人组成的主席团中，中国共产党负责人李大钊成为主席团成员。在国民党“一大”上，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国共产党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这样，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马林还凭借丰富的革命经验，果断判断，让“一大”会议得以转危为安。7月30日晚上，租界的侦探突然毫无征兆地闯入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场。马林以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果断地判断出，这是“包打听”（暗探的代称），建议会议立即停止，代表们迅速疏散。当时，中共一大的代表们尚缺乏地下工作经验。马林的当机立断，使代表们避免了一场灾祸。后来，代表们转移到嘉兴南湖上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开会，使得中共一大得以圆满完成。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马林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第三号人物。1923年10月，马林被调离中国。1924年初，马林回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因为与东方部领导人意见不合，1924年4月，马林向共产国际辞职，回到了祖国荷兰，参加荷兰共产党的工作，担任码头工会秘书。他在荷兰的公开身份是大学教授。
1926年后，马林的情况剧变：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及联共（布）内开展反对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的斗争。马林站在托洛茨基一边。这样，他无法再在荷兰共产党内立足，于1927年宣布退出。1929年，马林在荷兰建立了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此后，他以“革命社会党”代表身份参加荷兰国会。不过，1938年当托洛茨基组织第四国际时，马林拒绝参加。
1940年，德国法西斯侵吞了荷兰，作为一个强烈的爱国者，马林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中。他编辑并秘密发行了报纸《斯巴达克》，鼓励荷兰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1942年3月6日，马林因事故负伤被送医院时，落进了德国法西斯手中。在狱中，马林坚贞不屈。
1942年4月14日，马林走上刑场，倒在了德国法西斯的枪口之下，终年59岁。“一大”后行踪成谜的尼柯尔斯基
与马林同时抵达上海，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还有一位叫尼柯尔斯基的俄国人，他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的代表。
尼柯尔斯基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不久就返回苏联，此后跟中国共产党再没有接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了解这位与中国共产党有着重要关系的国际代表。以至于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陈列厅里唯独没有尼柯尔斯基的照片。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一直在寻找尼柯尔斯基的资料，但苦寻多年，却一无所获。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曾于1985年通过外交途径致信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请求帮助寻找尼柯尔斯基的生平资料和照片。苏共中央领导人对此非常重视，专门给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下达指令，寻找尼柯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和照片。1989年，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卡尔图诺娃博士在《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共一大的人》的文章。这篇文章颇有价值，因为它首次披露了尼柯尔斯基的身世。后来，随着苏联的解体，寻找尼柯尔斯基的生平资料和照片的工作就中断了。
2006年，关于尼柯尔斯基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依旧是卡尔图诺娃博士，她根据最新发现的史料，在同年第4期《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了另一篇关于尼柯尔斯基的文章《中共一大参加者——尼柯尔斯基》。
2007年6月29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6周年前夕，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历史教授阿列克赛·布亚科夫亲自将尼柯尔斯基的照片送到中共一大纪念馆。这张费尽周折找到的照片是从尼柯尔斯基的履历表上揭下来的，是尼柯尔斯基20世纪30年代的照片。2007年8月，从蒙古国传来喜讯，蒙古学者达西达瓦找到了尼柯尔斯基青年时代的照片。
原来，2001年时，蒙古国人民党的一位负责人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参观，他注意到尼柯尔斯基的照片空缺。回国之后，他请蒙古国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的学者达西达瓦关注这一问题。达西达瓦在2006年多次前往俄罗斯，在跟尼柯尔斯基生平相关的几家档案馆、博物馆细细查找，不但得到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还在朋友的帮助下，在鄂木斯克州档案馆里，发现了尼柯尔斯基的两张青年时代的照片。
2007年9月12日，达西达瓦特地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向倪兴祥馆长赠送了两张珍贵的尼柯尔斯基照片。倪兴祥馆长一眼就看出，其中一张跟布亚科夫教授提供的尼柯尔斯基照片一样，另一张则是新发现的，而这张新发现的照片是尼柯尔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的照片，更为接近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年份。于是，这张照片被放大，悬挂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随着尼柯尔斯基照片被找到，中共一大15位出席者，才终于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实现了“大团圆”。
其实，尼柯尔斯基在中国没有被遗忘。多少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怀念尼柯尔斯基——这位曾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位国际友人，希望有朝一日能知道他的身世和后来的经历。经过中国、俄罗斯、蒙古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今天，我们终于破解了尼柯尔斯基身世和下落之谜。
尼克尔斯基，1889年2月10日生于贝加尔湖巴尔古斯地区奇特坎村一个小市民家庭。1912年至1916年，他先后在赤塔市私人店铺和阿穆尔铁路斯贝尔格站商店当店员，并在赤塔商学院读完三年级的课程。1916年至1917年，在第十六西伯利亚步兵预备团当列兵，1920年4月转入苏联红军，1921年加入俄共（布）。
1921年，尼柯尔斯基在俄共远东区书记处中国处工作。1921年6月间，他代表远东国际间谍处、远东国际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这三个机构来到中国，接替维经斯基赴上海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并很快与当时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建立联系。尼柯尔斯基与共产国际另一代表马林一道，通过跟李达、李汉俊的多次晤谈，了解到中国先进分子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情况，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同年7月23日，尼柯尔斯基代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议上作简短发言，介绍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刚刚成立的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建议中国共产党重视工人运动。
参加中共一大之后，尼柯尔斯基即被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调往中国东北工作。1922年到1925年间，他在远东边区全权代表处间谍科工作，曾出任远东边区领导委员会外事处处长。1933年到1935年间，尼柯尔斯基在远东边区内务部管理处工作。1935年到1937年间，尼柯尔斯基为前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领导委员会第七处全权代表，还曾到中国从事过地下工作。1938年2月，尼柯尔斯基在哈巴罗夫斯克以“间谍罪”被捕，同年9月21日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1956年11月8日，前苏联最高法院为尼柯尔斯基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