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安排李作鹏、张秀川到海军
1962年4月，军委检查团检查海军结束后，检查团成员中的李作鹏、张秀川、还有其他几个人便留在了海军。按照林彪的安排。李作鹏担任海军常务副司令，主持海军工作；张秀川任海军政治部主任。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因为犯“错误”和“身体不好”便被安排到“三线”。
李作鹏、张秀川到海军工作是在军委检查团来海军之前，全军召开的组织编制会议上确定的。当时，海军接连发生的几起重大事故，使肖劲光颇伤脑筋，加上身体不太好，对出现的一些问题有点感到力所不及，为此，他曾向军委提过建议，希望能给海军增加力量。在全军编制会议期间，林彪找肖劲光谈话，当面交代让总参军训部部长李作鹏来海军当副司令时，肖劲光表示赞同。
肖劲光当时之所以赞同林彪的安排，倒不是因为他是军委的领导，主要是因为他对李作鹏是有些了解的，解放战争时期，他们都在东北打过交道。在东北民主联军中，肖劲光任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李作鸱任参谋处处长。后来李担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军长。在围困长春期间，李作鸱率领的部队负责打援任务，任务完成得还比较好。在肖劲光的印象中，他还是比较能干的。当然，林彪也是比较器重他的。可以说，他是林彪的一个“宠儿”。
肖劲光当时还考虑到，作为总参军训部的部长，主管全军的训练工作，对如何搞好部队训练应该说也算一个“专家”了，而海军出现的许多问题，大多都是在训练过程中发生的，总参的军训部长来海军担任副司令，对解决海军训练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无疑是极其有利的，但遗憾的是后来的事实却没有按照肖劲光司令的愿望发展。
李作鹏，张秀川来海军是命令未到人先到的。当时，虽然林彪有话让李作鹏担任海军常务副司令，但是因为没有命令，所以对林彪的“决定”肖劲光没有宣布。他认为，这么重大的问题，需等见到军委命令后才能宣布。这本来是正常的，也是完全符合组织原则的，但是却被林彪集团作为肖劲光对抗“林副主席指示”，“打击、排挤”李作鹏的“罪状”。
李作鹏、张秀川来海军后即参加了1962年底至1963年初的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在张秀川主持下起草的《关于坚决执行林彪同志的三条指示，加强海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提出，为了加强政治建军，在一定时期内，应有计划地多搞点政治。并认为“只有政治搞好了，军事工作和其它工作才能搞好。”从这之后，他们便以这个决议为根据，在海军开始了所谓“加强政治建军”的工作。
在李作鹏他们看来．1963年以前，海军是“四个第一”没有摆在第一。既然是“四个第一”没有摆到第一，那就是军事训练摆到了第一，军事训练摆到了第一就是单纯军事观点，而单纯军事观点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军事路线，是与毛泽东的革命军事路线相对抗的。在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逻辑指导下，从1963年以后，他们以林彪的所谓“三条指示”为“尚方宝剑”，全面否定海军建设十几年来的工作，大搞“端正海军工作方向”，全力贯彻林彪的“四个第一”和突出政治。
为推行林彪的“一套”，他们一方面互相吹捧，一方面对海军或舰队领导中一些坚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任意扣上“单纯军事观点”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大帽子，并且横加批判。这不仅造成了海军上层领导的紧张气氛，也使当时海军部队相当一些干部产生了抓政治工作怕“偏”，抓抓军事工作怕“单”的思想顾虑。
“三·二”会上的争论
1965年I1月，海军党委在北京召开了三届二次全会（以下简称“三·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李作鹏等一手挑起了一场公开争论。
肖劲光提出：总结检查1963年以来的工作，必须以实践为标准。但是肖劲光的意见却被李作鹏等认为是“态度是怀疑抵触的．实际上是思想不通”，并在“三·二”全会上挑起了争论。
按照他们的说法，“常委领导存在的问题，集中地反映在肖劲光、苏振华、刘道生三同志与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等常委之间原则性的争论上，主要表现在对1962年林副主席三条指示、军委检查团报告、1963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与争论。”在这方面，他们认为肖劲光是存在着严重问题的。并给肖劲光列了十多条“罪状”，其中主要的是：“对海军工作方向偏的结论不满”。说既然是林彪批评了肖劲光，“就应该向林副主席写一检讨。向毛泽东写信，是应付差事的检讨，轻描淡写、未接触思想实质，未真正承认错误，对林副主席的三条指示中指出的重要问题只字未提”。“实际上是坚持错误的挡箭牌，是以此来抵制林副主席的批评。”他们让肖劲光定期向林彪汇报请示工作，肖劲光不去。对此，他们说肖劲光“反映了对林副主席不满的态度”。
他们还将肖劲光向罗总长反映问题和写信说成是告“李作鹏的状”，是“搞鬼”。对此，肖劲光在会议的发言中驳斥了他们。肖劲光说：我对李作鹏在工作中有一些意见，曾向总长汇报过，今天来看，向上面去谈也是应该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告状”和“搞鬼”问题。并当面讲了事情的经过。
在李作鹏看来，“三·二”会上的争论，“问题并没有解决”。他们认为肖劲光和其他犯“错误”的人。今后可能有三种态度：一是承认错误，决心改正。二是表面接受，实际不通；三是拒绝批评，坚持错误。”并说：“我们希望和欢迎第一种态度，但是第二、第三种态度也是可能有的，因此，今后还会有斗争，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在“三·二”会议的报告中还引用了毛泽东同志当时对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指示的一句话，提出：“在工作中一定要时时刻刻警惕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并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1966年5月召开的海军三届三次全会上，他们认为时机已到，便策划了一起更大的阴谋。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3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和1965年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上争论的问题，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左”的思想的发展及其必然引起的斗争。党内“左”的错误在不断发展，海军的这场争论也不可能完结。如果是作为党内不同思想认识的斗争，本来是可以通过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途径来解决的，但是，随着“文革”大气候的逐渐形成，这场争论中所蕴藏的不正常之点，却越来越扩大了。
1965年12月，海军党委“三·二”会议正在进行之中，肖劲光接到通知去参加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以批判罗瑞卿为中心议题的。罗瑞卿同志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职务。从这年的下半年开始，军队的领导同志陆续听到过一点关于罗瑞卿有“错误”的说法，但对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对罗瑞卿问题的性质，肖劲光是一无所知的。在去上海前，中央工作会议似乎已经在更小的范围里开了一段，肖劲光去参加的是扩大了一点的会议，仍有打招呼的性质。使肖劲光感到突然的是，会议传达的罗瑞卿的问题，竟已不是一般性质的问题，而是冠之以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推行单纯军事观点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有个人野心，想篡夺军委领导权几项帽子，甚至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批判。这是肖劲光所没有想到的，在内心深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
大约是在离开上海的前一二天，肖劲光接到林彪处打来的电话，说林彪请肖劲光去谈一谈。待他如约到达林彪住处的时侯，接待他的却是叶群。她说林彪近些天来身体很不好，正在睡觉，委托她来谈一谈。
当谈到李作鹏等揭发的肖劲光与罗瑞卿的关系问题，叶群说：“你这些年来在突出政治问题上反对林彪，希望你起来揭发罗瑞卿的问题。”
肖劲光对林彪避而不见的做法，不能不有所考虑。而且，他感到有些问题是不便与叶群谈的。所以，肖劲光只是一般地说：“自己在工作上是有‘错误’的。”同时，对李作鹏等揭发信中的一些情况做了些说明，请叶群转达林彪。
临走时。叶群弦外有音地对肖劲光说：“你身体不好，工作上的事情就不要多管了，让李作鹏他们干去。”还说：“你回去后，不要参加‘三·二’会议了，你放心，李作鹏不会夺你的权。”
这些说法不能不使肖劲光领悟到林彪让自己向李作鹏交权的用意。
1966年2月底到3月初，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工作小组，召集了全军范围内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内容是贯彻上海工作会议精神，布置“批罗”的工作。
在会上，李作鹏、张秀川多次地捡先发言。他们又再次分别搞了肖劲光与罗瑞卿问题的“十六条”和苏振华与罗瑞卿问题的“十一条”，重蹈上海会议的覆辙并加以发展，企图在海军搞罗瑞卿分子。
3月5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预备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肯定了肖劲光和苏振华同志在海军中的工作，指出有缺点错误是工作上的问题。因为，当时已把罗瑞卿当作敌我矛盾了，中央领导同志把他们的问题划到了另一范畴，显然是否定了李作鹏等的意见。
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山雨欲来风满楼”，随即到来的，便是持续了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击败林彪集团的一次夺权尝试
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之后，为了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布置海军的“批罗”工作，海军党委决定召开一次党委全会。 常委会议决定起草一个联系海军实际，“肃清罗瑞卿影响”，以党委名义作自我批评的文件，并初步决定党委检查的重点放在1963年以后。这个文件主要批判了罗瑞卿“干扰破坏”海军贯彻林彪三条指示，搞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的问题，检查了海军党委建军方向偏，军事第一、技术第二，党委主要领导（指肖劲光）犯了严重的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这些批判和检查，自然是在当时“左”的错误影响下的产物。
然而，这些批判和检查的基调又是很难适应当时“左”的需要的。经过反复讨论，海军党委常委会议作出决议。在这次党委全会上不扯内部团结的问题。这期间，李作鹏称病在庐山休养，没有参加海军党委常委会议。当常委会议就这一决议征求他的意见的时侯，他没有反对，并从庐山写信结党委常委会议，表示同意全会不扯海军内部团结问题。
1966年5月27日，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三·三”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一段会议期间，张秀川背着多数常委，会外开会，找了若干同志谈话，散布肖、苏问题严重，跟罗跟得紧，海军争论问题是路线问题，甚至违反会前党委不扯团结问题的决议，说“团结问题一定要扯，杀头也要扯。”更为恶劣的是，他们搞地下活动，操纵着会议，却借下边的同志之口，给中央和军委写报告，要求扩大传达范围。为此，肖劲光在领导小组会议上拍了桌子，中途退出会场。
会议陷入了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会程一拖再拖。
6月15日，海军“三·三”会议领导小组开会。由于前段会议某些人的活动，左右了会议的形势，反映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则是矛盾进一步的公开化。会上有人提出全会不要再延长了，因为常委思想不交锋，文件再改也只能作些修修补补，不会产生好文件，决定把党委检查材料作个“引子”、作个“线索”、作个“资料”，印发扩大会议。同时做了撤销原来常委会议关于不扯团结问题的决议，认为该决议是压制民主，是错误的。提出在下一步的党委扩大会议上，要广开言路，畅所欲言，不管什么问题，不管对谁的问题，都可以大胆揭发批判，要突破一切框框，打破一切清规戒律，提倡有什么说什么。这些说法却是有所指的，目的是推翻常委会议“不扯团结问题的决议”，把会议纳入李作鸱等预先策划的轨道，在海军搞“罗瑞卿分子”。
从维护党的团结出发，为了开好党委扩大会议，也为了争取主动，在扩大会议上，肖劲光作了表态性的发言。提出：“为了节省时间，集中解决主要问题，这次会议重点是检查我们海军党委，特别是肖、苏我们两个一把手的问题，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通过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之后，肖劲光和苏振华结合自己几年来的工作，检讨了自己和罗瑞卿的所谓“关系”以及执行罗瑞卿“错误路线”的问题。
随着会议的进展，肖劲光与苏振华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被动。肖劲光所作的多次检查均没有被通过，原因无非是上“纲”不够高，检查不深刻。肖劲光看得出来，有人非要把他打入反对林彪、是“罗瑞卿分子”之列。
6月17日，党委全会转入了党委扩大会议。在李作鹏控制的会议领导小组以党委名义向军委的报告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海军内部长期存在着两种建军思想、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虽经1963年1月党委扩大会议和1965年12月”三·二”会议等多次批判斗争，但始终未得解决……问题不能解决与罗瑞卿的影响干扰有极大的关系……海军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一定要在这次党委扩大会上，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彻底地揭盖子，摆问题……不论是谁，不论他的错误有多大，是什么性质的，都要彻底查清，明辨是非……”
在这种有意识的引导下，会议便以重炮对着肖劲光和苏振华，批判他们在海军执行罗瑞卿路线。以后批判的热度越来越高在简报上刊登对敌斗争的语录，要他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7月2日，有三个小组提出肖、苏是批判重点，要王宏坤出来领导会议。这个情况也被登在了简报上，实际上是公开提出了撤换领导的问题。
这种不正常的举动引起了军委联络小组的注意。在这期间，莫阳、刘德润、朱光找了参加会议的海军各级领导同志谈话，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将会议情况用简报形式向中央军委、向叶剑英作了报告。后来，莫阳说：“我们来的时侯，叶剑英同志亲自交代的任务是，带着耳朵去，多听大家的意见，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不要随便表态发议论。我们不了解海军党委过去的争论情况和背景，没有任何框框，如果知道，也许还不敢那样鲜明地发表意见，汇报情况。我们只是凭着党性，凭着自己几十年来的工作经验，从党的传统、军队的传统观点出发，感到他们一个副司令，一个政治部主任，操纵着党委扩大会，搞‘地下活动’，抓住党委第一、二把手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一定要往敌我矛盾上整。甚至想通过会议罢官、夺权，这种作法很不正常。”
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这些情况又很快引起了中央和军委的重视。同样，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则又反映了党内当时的斗争。7月3日，叶剑英打电话给海军，提议会议休息一天，重新印发毛泽东同志1963年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批示：“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
当晚，叶剑英给在大连休养的林彪通了电话，汇报了海军的问题，提出通过这样一个会议撤换领导是极不正常的。林彪作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表态。一方面，他不得不说“海军现在领导不能改变，肖、苏两同志的领导不能改变”。“通过这样一个会议，把肖、苏撤了，全军就会乱了，此风不可长。”并说了“海军每个人”，“要自己洗澡，互相擦背，提高思想，但不能夺权”的话。另一方面，指出“李作鹏、张秀川同志3年来工作是有成绩的，工作上是好的”，“如果撤换李、张，实际工作又没有人做”，提出“肖、苏要支持李、张去工作，李、张要维护肖、苏的成信”。林彪的这些指示，是叶剑英7月8日亲自来海军传达的，他在传达中连林彪说的“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两个直接电话讲的”都作了传达。
从后来揭发的材料看，海军“三·三”会议的每一步，都是通过了李作鹏的，而李作鹏是直接受控于林彪的。因此，林彪对海军“三·三”会议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些情况，估计叶剑英同志有所察觉，所以将林彪的上述指示原原本本的加以传达。今天看来，林彪的这些“指示”，显然是在当时海军夺权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搞的一个暂时的退却。这是由于叶剑英同志是旗帜鲜明的，他坚决反对李作鹏等违反组织原则的作法，迫使林彪不得不苟同。很明白，叶剑英同志是用林彪表态中的“此风不可长”，“但不能夺权”等说法，来制止夺权活动的。
叶剑英与林彪通话以后，又将情况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7月4日，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刘少奇同志在会上严肃地指出：“夺权是第一位的错误，其他错误都是第二位的”。会议由邓小平同志亲自记录，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讨论的意见，对海军的会议作了三条指示，（一）不能够也不允许搞地下活动，应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公开讲自己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二）肖、苏等已经进行了自我批评，应欢迎。不够的，以后再讲，其他同志也应该洗洗澡；（三）由会议本身作出决议撤换领导，这种方式是错误的。
7月7日，海军9名常委列席了军委52次常委会议，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军委常委参加会议，并特请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同志参加。由叶剑英同志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林彪的上述指示，叶剑英同志作了长篇讲话。他说：“肖劲光、苏振华两位同志，在海军工作10多年，对他们的成绩和缺点如何看？这几年，海军一开会就搞这个问题。……一个人，除非他不做工作，只要做工作，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总会有错误。”
叶剑英同志还指出：“海军的问题，肖、苏作为领导的一、二把手，要负主要责任。但是，有人想把肖、苏推到黑帮里去。按照这种搞法搞下去，就是要把肖、苏搞成黑帮分子，是黑帮分子就要罢官，肖、苏罢官，王宏坤上台，黄袍加身，这意味着什么呢？”“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很危险，危险的不是肖、苏，危险的是引导会议把肖、苏搞成黑帮分子的个别同志。你们利用群众的压力罢了肖、苏的官，这说明什么呢冷天我不是说王宏坤同志想伸手夺权，我不这样说。”
叶剑英同志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王宏坤是一个老同志了，但他由于严重的个入主义，放弃了党的原则。李作鹏利用王宏坤的老资格和其海军工作时间较长，把他推在前台，自己在后边摇鹅毛扇。
7月8日，时剑英同志亲自来到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林彪的指示以及军委52次常委会议精神，及时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叶剑英同志还指示肖劲光和苏振华要高姿态，注意掌握会议，不要矫枉过正。这样，在以后的会议中，肖劲光和苏振华都主动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对前一阶段会议向异常方向发展承担了没有挺身而出的责任，并指出，个别同志想把党内斗争搞成敌我矛盾的斗争，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能“以牙还牙”重复他们过去的错误。要坚持原则，要吸取这个经验教训，对他们采用党内斗争的方法，防止再来偏向。在这个方针指导下，会议对他们搞地下活动、罢官夺权的问题进行了揭发和批评，他们都作了检查。但不愿意承认搞了地下活动而会议揭发的材料却又明白地证实了他们搞了地下活动。例如，找了各舰队的同志个别谈话，打招呼，在张秀川家和其他一些地方开会、串联，用暗语打电话，操纵简报组等等。
参加地下活动的张秀川检查说：“那些不正当的作法，这次会议发展最严重，去年‘三·二’全会有，平时也有，李作鹏等议论过肖、苏，没有议论怎么能写出‘十条’。”这些检查，尽管一再避重就轻，也还是暴露了他始终在窥测方向，顽固地坚持错误的立场，他说：“本来有多少次应该放弃自己认识上的错误……上海会议，肖、苏参加了，求应放弃，中央工作小组会议我参加了，中央打招呼不提肖、苏问题，而后彭真问题一揭，又加深了对问题的看法。当中央指示不扯高级将领问题，自己还不改变。本来中央有指示，‘十条’不向下传达，自己也没有放弃认识。”由此看来，他们在这一段会议中的动作的确是预谋已久的。
张秀川并没有真正认识错误，在后一阶段的会议中，他情绪低落，称病归田，但背后又在布置退却，甚至威胁知情人说：“事情牵涉林副主席，讲不得！”的确，随着地下活动的揭露，事情便很自然地与林彪有了瓜葛。
这样，在8月13日，已是副统帅了的林彪，搞了一个所谓对李，王、张的“高度评价”，说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干劲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对罗瑞卿是有劲的”，还说“肖、苏是反对我的”，并于8月13日、15日，17日连续三次向海军党委常委传达。18日，从大连回京的林彪突然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几个老帅和肖华、杨成武等同志以及海军党委常委开会，提出会议到了“火侯”，立即“停战收兵”。实际上是防止把自己牵进去，也保护了李作鹏等人。“三·三”会议对他们的批判揭露就这样停止了。尽管林彪插了手，但它毕竟是以一次失败的夺权尝试而告终了。
终于汇入一场内乱之中
“三·三”会议结束的时候，已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了。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已形成浩大的声势，海军内部也开始了动乱。原来海军打算在“三·三”会议上，海军党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一起认真学习中央和军委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领会精神，做一个部署。
从9月1日开始，有领导有步骤地在海军开展“文化大革命”。可是历时两个月的会议，一直集中在批罗联系海军实际上，发展到搞地下活动、夺权，没有能够研究海军的文化大革命如何搞的问题，而在会议后期，形势的发展使会议又没有了继续开下去的可能。因为从海军院校开始的“四大”已经影响了机关的正常工作。一些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不断有从下边部队、院校来的群众组织的代表冲击党委扩大会议，要求揪斗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干部。党委扩大会议不得不仓促结束，各级领导干部急匆匆地各返其位，去迎接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迅猛发展的形势，打乱了预定部署。在这以后的10多天里，各级领导都陷入了极端被动的地步，无法控制局面，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几乎都是群众自发地搞起来的。当时海军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很着急，连连召开党委会议，研究运动的情况，极力想跟上形势，领导运动。
这年10月，肖劲光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大部分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运动的冲击，不亚于坐在火山口上，所以会议气氛很沉重，几乎人人做检讨。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一些同志对这次革命很不理解，因为时间短，是可以理解的。自己也没估计到运动会搞这么大，一个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搞起来了。”
会议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到刘少奇、邓小平同志身上。在传达中央10月工作会议时，李作鹏说，原来有些人认为“文革”要刹车了，可现在要大搞。
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也搞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文革”运动的“紧急指示”，批判了前一段对运动“压制”的做法，很快掀起了一个运动的高潮。院校的群众组织大规模地串联，到处炮打司令部。
1967年1月8月，肖劲光接到军委的通知，与苏振华、李作鹏一起去军委，由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出面与他们谈话。这时，肖劲光才知道1月6日李作鹏给扬代总长写了信，针对海军领导机关和院校有可能串联起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李作鸱等人，认为现在海军的局面是“颠倒是非”的，为扭转这个局面，他提出三个方案，一是请军委对海军“三-三”会议决议表态，把问题揭开，看究竟谁搞刘邓路线，二是将林彪在1966年8月13日对李作鹏等的评价公布，三是把所有的问题重新揭开，进行大辩论。
杨成武对肖劲光说：“他把此信送给了林彪，林彪又让他转送毛泽东、周总理。主席、总理的意见是按第二个方案办，请肖劲光同志出面传达一下。”
事情很清楚，海军批张秀川，紧接而来的将会是李作鸱、王宏坤，再引深就会涉及林彪，这与当时的整个形势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刹车。那时侯对毛泽东、林彪的指示谁也不会有异议的。但传达这一评价将在海军中引起的后果是明白的，那就是，推翻“三-三”会议的决议，造成整个形势的大转折。
1月9日，李作鸱让秘书送来了他亲笔起草的传达提纲及其说明。说明是这样写的：“肖司令，我上午有外事活动，下午又有会议，因此替你讲话写了一个短提纲（我认为不需要讲得更多）．能不能用，请你考虑。”以下，便是以我的名义起草的传达提纲。关于“高度评价”全文是：“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拥护毛泽东的，是突出政治、旗帜鲜明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对罗瑞卿是有功的。”
一个党委第一书记，传达“副统帅”对第三书记的评价，这本来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一非常时期才会出现的怪事，而且还要由被评价人代传达人起草讲话提纲，更是怪上加怪。这说明当时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已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1月9日晚上10点钟，在西苑旅社礼堂召开的海军17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肖劲光传达了李作鹏写的这个传达提纲。果然，形势来了一个大转折，李作鹏借着这个“高度评价”翻了“三·三”会议的案，“合理地”夺了权，接着以是否支持李作鹏等划线，一大批干部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在李作鹏的指使下，肖劲光被造反派劫持到了天津。过不几天，肖劲光又被带回北京，正赶上1月27月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海军万人大会。这次万人大会是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在海军开创了残酷迫害干部的恶劣先例。会上被揪斗的海军领导同志是苏振华和杜义德同志，司令部、政治部、装技部、航空兵部各有一个代表人物，是傅继泽、李右彦、罗斌、赵晓舟同志，斗争会一开始，火力就很猛．6个人坐着“喷气式”上来，挂着牌子，被揪着头发，强行弯着腰，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批斗中间，拳打脚踢，打倒在地，用脚在头上身上乱睬，围着体育场拖着斗。每个人都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肖劲光儿乎认不出他们的模样，真是惨不忍睹。
不久，又是在海军大操场的30000人参加的大会，斗彭德怀、黄克斌、罗瑞卿、吴自立等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一条腿断了，用筐抬到现场。批斗过程仍旧是加以拳打脚踢。
肖劲光看着这些曾经与自己并肩战斗过的老首长、老同志被斗，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即便是对真正的反革命，党的政策也不允许这样体罚啊！
但是在当时，和大多数老同志一样，肖劲光只能听之任之，一方而是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不理解又不敢怀疑，一方面也是怕招灾惹祸。有谁能阻止这场灾难呢?肖劲光一时找不到答案。
海军的“文革”，终于汇入不这场无可扼止的全国性大潮流之中。接踵而来的是“一月夺权”，“二月决战”，“三月总攻”，“四月围歼”……在这4个月里，李作鹏、张秀川等在海军组织的千人以上的斗争．大会就有30多次，中小斗争会不计其数。党委十个常委有半数以上的被整，有的被打倒，有的靠边站。海军第三届党委委员37名，立专案的16名，受批判斗争的7名。参加“三·三”会议的130多名师以上干部，除了十几个人外，几乎都因反李、王、张挨了整。
李作鹏擅自决定，开展“四大”的单位，立专案不要经过党委批准．这导致下边更多的干部被揪，被整。海军成了“文革”的重灾区。
1971年9月13日晚，林彪折戟沉沙，李作鹏一伙受到了人民审判，得到了应的下场。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海军一些曾受打击迫害的老同志、老领导被彻底平反，肖劲光也和其他同志一样彻底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