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军长征一直到西柏坡，我是九死一生，是从地狱里爬回来的。”在中央军委空军机关西区那座静谧的营院里，笔者专访了空军原副司令员王定烈少将，感受到一个曾浴血沙场的老兵那风趣、幽默而豁达的一面。他的一生真可谓波澜壮阔，跌宕起伏。
80多年穿草鞋的难了缘
采访时，只见王定烈脚穿草鞋，胸前佩戴着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毛泽东像章。一问才知他“从小就穿草鞋，穿了80多年了。现在每年夏天爱穿草鞋，透气、舒服。草鞋，要么是家乡人送我的，要么是我自己买的，半年换一双，北京还没有卖的哩”。
1936年7月，王定烈所在红四方面军第五军开始穿越草地。一年前，兄弟部队就从这里经过，路上仍时时可见累累白骨。王定烈和战友一边行军，一边组织“收容队”掩埋遗骨。18岁的王定烈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面对死亡的恐惧。
进入草地的第3天，面黄肌瘦的王定烈突然发起“羊毛疔”（急性胃炎），痛得他浑身大汗。他一面捂着肚子，一面前进。他知道，绝对不能掉队，否则就再也不能起来了。
草原上缺医少药，王定烈在痛苦中煎熬着。一天他突然想起在老家时母亲给哥哥治“羊毛疔”的土法子。于是他坐在草地上，从软帽上取下别着的针，想着母亲当时的办法，把胸口处的皮挑破，将一根线绳般粗的筋挑出来，咬牙使劲挤出紫黑色的血。虽然他痛得差一点晕了过去，但很神奇的是他居然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
谁知祸不单行，王定烈又息上了重感冒，两天两夜，一直发着高烧，人事不省。两天后，朝夕相处的师长兼团长郭锡山（后来在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战斗中当了可耻的叛徒）见他的病情没什么好转，借故战斗情况紧，机关责任重大，亲自动手用刀把王定烈绑在马背上的绳子割断，把他丢在了荒野之上。这时，幸好团政委万汉江赶来，和郭大吵一顿，几乎动了枪，才又把插翅难飞的王定烈从荒野找了回来。王定烈回忆说：“那个狗日的叛徒好狠心啊！要不是团政委赶来，我王定烈旱就尸陈荒野了。”
接下来的两天下大雨，部队不得不在原地滞留下来，这给王定烈宝贵的休养时间。病情稍微好转，王定烈便拖着马尾巴，又走在茫茫征途上。
放牛娃成了红小鬼
王定烈出生在川东宣汉县得胜场下王家屋。五六岁的时候，和许多穷苦孩子一样，当上了放牛娃。
10岁那年，上王家屋办了一个私塾。母亲就送王定烈上学，并规定他夜晚不得早睡，亲自伴读。
1932年，王定烈考上了离家15里的岩门场初级小学，因无经费办高小班，第二年转到70里外的蒲家场第五高级小学上学。幸运的是，王定烈考试都在前三名内，免交了每学期两块现洋的学费。
“到了15岁那一年，我就上高小了，才过一个多月，红四方面军进了川陕苏区，发动了宣达战役，和我们家乡的川东游击军会合了。当时，因为战争，小学停办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出路，恰好红军‘扩红’，干脆参加红军。于是，身着单衣单裤、脚穿破草鞋的我从得胜场爬山越岭走了4天，来到南坝场三十三军军部，再到上八庙九十九师二九五团报到。”15岁的王定烈成为一名“红小鬼”，开始了南征北战的漫漫之旅。
直到1951年，时任航空兵二十三师师长的王定烈才在南昌见到阔别18年、辗转找来的母亲。
参加红军的第一天起，王定烈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定烈”，意在坚定信念、轰轰烈烈闹革命。王定烈还记得：“我的第一个武器是大刀，再有就是长矛。长矛是用四川的竹子削尖以后，再用火烘干，其实是梭镖。我们当兵哪里有武器装备呀？红军当时武器装备是靠消灭敌人，从敌人那儿缴获过来装备我们。开始我到连队，以后当了一阵传令兵，就是现在的通讯员。
在革命年代上，王定烈有记日记的习惯。“长征路上，我曾记下过不少的日记，最终都丢了，只是留下了一条命！”
一颗子弹留存在腰闻16年
1936年10月底11月初，国共两党的一场激战在黄河两岸展开。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已经被滔滔黄河水拦腰斩断，隔分为了河东、河西两个部分。中央决定成立西路军，目标是“打通河西走廊”，争取得到苏联的援助。此时王定烈的身体已经恢复，他也被编入红三十军二六八团五连二排，随西路军出征。此后，西渡黄河的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和河东红军渐行渐远，独自向河西走廊挺进，也开始了与西北军阀浴血拼杀的悲壮历程。
1937年3月14日，是西路军历史上重要的一天，也是王定烈记忆中最为难忘的一天。此时，两万大军只剩下不足3000人。部队突破马家军重围，退守到甘肃一个名叫石窝山的雪岭上。
14日上午10时许，敌人占领了二六八团右翼高地，向五连猛烈侧射。王定烈所在的第二排本来只剩12个战士了，在敌人的猛烈侧射下又牺牲了3名战士。王定烈和其他8名战士还在顽强抵抗，几乎不是用武器而是用生命在抗击敌人。恰在这时，一颗子弹飞来，王定烈猛然觉得右胸像挨了一拳，血从胸膛里淌出，打湿了胸前衣裳。他顿时感到天旋地转，眼进金星，昏倒在地。
旷野里狼嚎声不时传来。王定烈到半夜苏醒过来后，剧烈的疼痛使他全身像通电一样颤抖，看到的只是战友的尸体——西路军余部已经分兵突围。他挣扎着站了起来，想走下山去，双腿却像两根铁棍，沉重麻木得迈不开步。他后来才知道，那颗子弹没有出来，从胸膛钻进了腰里，横搁在脊梁上，压迫着脊椎神经，使他的下肢麻木。他只好爬，用上肢带动下肢，一步一步地离开染满鲜血的战场，朝山下爬去。
王定烈回忆说：“我当时做好了向马克思报到的思想准备。这次受伤一时使我完全丧失了战斗和行走的能力，只得忍着疼痛爬行。”于是，衣服被撕成了条条，全身也被山石、荆棘划破—道道血口子。
“走走”停停，巧遇一些负伤的战士，他们不谋而合：“寻路下山，讨乞要饭，爬也要爬回陕北！”
第二天，王定烈和二三十个伤员隐藏在一间小屋内，被敌军发现。敌军对我伤员一阵机枪扫射，又挥刀乱砍，王定烈头、臂、手4处中刀，一群伤员中，仅王定烈一人幸免于死。采访时，笔者还能清晰地看到王定烈身上当年所留下的刀印。
王定烈大难不死，继续找部队，由于伤势严重，两三个钟头才走了近200步。天黑了，王定烈睡着了，几只狼围了上来，被惊醒的王定烈用棍子敲打身边的石头，把狼吓走了。
王定烈在找部队的路上被捕。5月上旬，敌人将王定烈在内的300多名红军俘虏押解到武威。已经投敌的师长郭裼山前来劝降，王定烈当时因身体内部有一颗子弹横在脊梁处，腰直不起来，为了在叛徒面前直起腰来，他拼命直腰，当时疼得昏厥于地，可是这样一来竟将横在脊梁上的6毫米粗、30毫米长的“七九”步枪子弹顺了过来。腰从此能够挺真，能够使劲了，好似动了—次手术。
当年在河西走廊上击中王定烈的一颗子弹在他的腰间呆了整整16年，伴随他一直走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
被监禁了7天，又被押往永登县城编入“补充团”。6月下旬，他们被押去修筑新（疆）兰（州）公路，变成了“劳役团”。一天，汽车过六盘山时出了车祸，一车人被甩出车外，王定烈被摔得不省人事。老天也仿佛垂青英雄，王定烈居然还是活了过来。王定烈因此得了个“死不了”的绰号。 “七七事变”后在党组织的营救下，王定烈从西安回到延安，被派到一一五师三四三旅警卫连当班长，不久给萧华当警卫员，随萧华挺进冀鲁边。
峥嵘岁月难忘“夺牛战”
1944年，26岁的王定烈是八路军梁山支队队长。当时，正是我军节节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垂死挣扎之时，不仅到处杀人放火、强征粮食、棉花，抓青壮年去日本当劳工，还想出一个新招数，就是抢走老百姓的耕牛。碉堡战、游击战，王定烈一一亲历，让他难忘的还有一场“夺牛战”。 这年春天，敌人在东平县计划抢500头牛，并勒令限期在东平城内集中，再经汶上到济宁，装上火车运走。“还说，谁敢反抗，皇军就要叫他‘死啦死啦’。那些汉奸、走狗忙着下乡，见了谁家牛长得肥大，牵上就走。谁要说个不字，当场就得挨鞭打，还要罚你亲自送进城才算了事。”
原来，日本鬼子在东三省有个牛肉加工厂，他们将抢去的牛宰杀加工做成罐头，专供侵略军食用。牛赶进城里后．敌人就在牛的右后大腿上，打一个大圆圈火印，里面有个“军”字，以表示是给日军专用的。“这是敌人最恶毒的经济掠夺。我们决定以牙还牙。”
3月6日晚，王定烈率支队第三中队在粱山东北的西柳村宿营。半夜里情报员跑来报告说，日本鬼子在城里集中了100多头牛，第二天就要押到汶上去。因接到情报太晚，当王定烈率部赶到汶上县沙河镇北面的公路上时，敌人已经无踪无影。“经察明：原来是东平县伪军两个小队60多号人，赶了120头牛，他们怕我军伏击，半夜三更就出城，向南去了。这次让敌人占了便宜，我们很不甘心。我断定，敌人既然南去，就一定会北回17号晚，我们东去30里，一面让敌发现我们向安驾庄方向走，一面留人就地监视敌人动向。8号晚，我们又隐蔽地断回沙河附近设伏。”
果然不出所料．9日上午近10点，那两个小队的伪军摇摇晃晃地从汶上方向回来了。正巧，钻进了伏击圈内。王定烈率部突然开火，敌人猝不及防，死的死，伤的伤，“没死没伤的，举起双手乖乖地投降了，一个也没跑掉。打了这个小胜仗，总算解了心头之恨。可是，那批牛毕竟被敌人弄走了，而且抢牛的事，还在到处横行。我们耐心地等待新的时机”。
20多天过去了。4月1日，王定烈又得悉：敌人第二天要押送160多头牛去汶上。经第一次打击之后，敌人就谨慎多了。这次是日军一个小队加伪军两个中队护送。“这次，我们得到的消息早。我一、三两个中队一起，兵力也多一倍。当天黄昏出发，一夜走了70多里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敌据点东面两里远的乔村。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早已严阵以待，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还有八路。2号9点半左右，我站在乔村西北角砦墙上，用望远镜一看，嗬！敌人浩浩荡荡地从三官庙方向来了。队伍拖得很长。尘土飞扬。原来敌人把牛3头一组编在一块，160多头就是50多组，加上200多日伪军，离离拉拉地拖了足有两三里长的一字‘长蛇阵’。”
敌人快接近时，王定烈一声令下，快速进入战斗。“在我突如其来的前后夹击下，敌人只顾抵抗，哪里还顾得牛呢？说起来蛮有意思，那些披枷戴索的畜生，被枪声惊作一团。我们那些穿便衣的侦察员们冲人牛群，砍断绳索。它们好像明白自己解放了一样，翘起尾巴，跟上那些穿便衣的八路军，狂奔起来。那群押送的日伪军，被我们活捉了30多入。有的只顾逃命。有的钻进‘乌龟壳’（碉楼）里打枪………我看看怀表，指针已过10点钟了，就令司号员吹起‘收操号’（即撤出战斗）。那些不会说话的‘劳动者’，边跑边哞哞地叫个不停，也不晓得它们是因没遭受宰割之苦而高兴呢，还是肚子里没有东西饿了。回来后，我们动员群众，把牛腿上的‘军’字刮去，分散到各村各户，再回到农民家中耕地去了。而敌人呢？第一次虽然占了便宜得了牛，却丢了人和枪；第二次既丢了牛，又丢人丢枪，只好躲在‘乌龟壳’里，再也不敢出来抢牛了。”
在抗日战争中，王定烈历任指导员、骑兵连政委、营教导员、营长、昆张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八团副团长。1945年王定烈率八团南下豫东，建立了豫中根据地，10月率八团突破平汉路，长驱700里．8天打了13仗，加人中原军区序列，编为一纵四团，王定烈任团长。中原突围时，王定烈率四团5次当前卫、5次当后卫，为掩护大部队突围做出重大贡献。中原突围后，王定烈所在的四团，转战湘鄂西，回到豫皖苏，驰骋于江汉地区。
同朱毛短暂的会见成为终生难以褪色的红色回忆
1951年10月下旬，空军召开新组建的第5批航空兵师师长、政委会议。23日，新组建的航空兵第二十三师师长王定烈和政委魏国运到达北京。王定烈回忆说：“我们都是初次到北京。任何名胜古迹都可以不看，但必须争取拜访敬仰久别的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我们同中央办公厅主任叶子龙通了电话，约定星期六下午到中南海。”先到叶家，由叶带他们到朱总司令家。朱德在他那古朴简陋的寓所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一见面，王定烈说：“老总您好，我俩这次来京开会，特意来看看老人家。”朱德说：“谢谢你们，我很好，就是进城之后，拉拉杂杂的事多些，又加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打一年了。内忧未全平，外患又起。这叫‘祸不单行’啊！”他们无拘无束的谈笑着，真有回家之感。正说话间，秘书来告：今晚中直机关组织舞会，请老总去宽松宽松，休息脑子。开饭了，几个人吃了一顿辣味十足、简朴的晚餐之后，朱德说：“你们两位来一次不易，也去参加参加好吗？”王定烈和魏国运都说：“好！”稍停王定烈又说：“好倒是好，可是不会跳呀！咋办？”朱德笑笑说：“不要紧，一看就会，胆子大一点，只要不踩人家的脚就没事，走吧！”
当晚，王定烈俩就和朱德一同走进只有百十平方米的小舞厅。—边看着眺舞的人们，一边焦急而又激动地等待主席的到来。王定烈回忆说：“第一轮舞刚罢，毛主席过来了，大家不约而同都站起来让座。他身着浅灰色衣裤，身材魁伟，比在长征路上和延安时期都显得高大魁伟。”
毛泽东环视左右，向大家招手示意，最后把目光落在他们两个陌生人身上，操着浓厚的湖南口音问：“这两位同志是……？”叶子龙立即介绍说：“他们是初建的空军航空兵二十三师师长王定烈、政委魏国运。来京开会，特来看看主席和总司令的。”
“啊，都请坐下。不错，今天还有糖果、瓜子招待，你们先吃后跳。”毛泽东说着，随手抓一把递过来，“不要拘束，回来一趟，吃块糖也不过分嘛！”然后就查起“家谱”来了——多大年龄啦，哪里人啦，何时参加革命，上了几年学啦……王定烈俩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又询问王定烈：“你学过飞行没有？”王定烈说：“没有，如果领导安排，我可以学的。”毛泽东说：“那好，当师长能带头飞当然好，不过组织指挥那一套，你们总是有经验的嘛！慢慢就会熟悉的。我们新搞这么一个军种，给战士们插上翅膀飞上蓝天，保卫祖国领空安全，实属于必要……你们看，美帝飞机在朝鲜战场上十分猖狂，又是炸部队，又是炸交通运输线，他们称之为‘绞杀战’咧！还不时窜到我东北上空。台湾蒋介石在他的帮助下，有几架飞机，也不断在东南沿海一带骚扰。”王定烈感觉到，主席谈话似乎不是在晚会舞厅，而像是刚从办公室出来，又办起公来了。不觉已谈了20多分钟。
告别了两位伟人，他们依依难舍地走出门外。
凄风苦雨过后是晚霞映满天 “王定烈同志，为加速空军建设，支援抗美援朝，总干部部决定你调离现职，组建航空兵第二十三师。”1951年8月的一天，时任恩施军分区司令员的王定烈接到湖北省军区拍来的电报。
无数次挥戈征战，饱尝了敌人飞机的淫威肆虐，多少战友血肉横飞，多少次盼望我们能拥有自己的空军，展翅冲天，纵横翱翔。自己能成为人民空军的一员，王定烈怎能不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奉中央军委命令，以湖北军区为主，抽调湖南和江西3个军区及四十一军、四十五军的一批干部组建空军航空兵第二十三师，任命王定烈任师长、魏国运任政治委员。当即，王定烈等启程赶赴南昌，接受3区人员，投入紧锣密鼓的组建工作之中。
汇聚南昌的这2000多人，全部是来自陆军部队的人员。“尽管他们一个个都曾是冲锋陷阵的英雄好汉，都是勇往直前的勇士，现在当了空军，可连飞机究竟是啥样子都根本说不清——想当年，敌人的飞机轰炸扫射，我们领教过。”王定烈说，那一幕幕血泪斑斑的史实，始终深深地铭刻在自己的脑际，多么渴望着有朝一日我们也有一支强大的空军。
空军是一个技术密集的新军种，为尽快熟悉和掌握相应的知识，王定烈等聘请了航校的教员当“先生”，来部队讲授航空理论知识。
11月，中南军区空军在汉口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安排下一批航空兵师参加志愿军赴朝实战锻炼。会后，王定烈被调任十八师师长。“十八师在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作战中屡建功勋，‘航空兵英雄中队’就出自这个师。”
1952年2月，空军电示，赋予十八师执行第三批轮战任务。王定烈介绍说：“从6月21日至11月30日，我师编队共出动74批´614架次，飞行424小时。空战中，击落敌机6架，在空战中摸清了敌人的特点，掌握了规模不同的组织指挥手段，以及各种保障方法，为后来提高战斗力和国土防空作战奠定了基础。”在朝鲜战场的那些日日夜夜，使王定烈铭记心间，难以忘怀。
1967年6月6日，在广空党委五次扩大会议上，一位负责人突然宣布时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王定烈是“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勒令停职反省，关押劳改。
接着，广空召开有300多人参加的五次扩大会议。会议期间，连续斗争王定烈3天，动员与会人员每人必须揭发他5条“罪状”。王定烈说，所幸的是，没有挨打、没有下跪坐喷气式。当时，规定他学习毛著，触及灵魂，交代罪行；每天半日劳动，改造思想，不准自由行动，不得与别人接触，写交待材料。这种颠倒是非的行为，完全违背了党实事求是的作风。王定烈在“检讨书”上用毛笔写下了：我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广大群众……然后，挥笔一连写了100个“毛主席万岁”。
专案组负责人对他说：“你为什么写97个‘毛主席万岁’？这是别有用心！”王定烈说：“你当众数一遍好吗？那是100个，你正好掉了一行。“那是什么意思？”他咄咄逼人。“就是万万岁嘛！”你很不老实！”王定烈气愤至极，拍案叫道：“你颠倒黑白，罗织罪名，陷害同志，就是革命吗？就是老实吗？”
从此专案组对王定烈看管得更严了，这期间王定烈先后向军区领导写过3次申诉信，均石沉大海。王定烈只好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和空军党委上诉，要求澄清事实，请求恢复工作。直到1968年12月30日，调王定烈到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那顶“三反分子”的帽子也不明不白地飞掉了。
王定烈痛心地说：“我这个贫苦娃子十几岁就参加了红军，跟着共产党、毛主席，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东征西战，拼杀于战场，经历了多少曲折坎坷，经历了几多生生死死。没有想到30多年后，突然在一夜之间成为‘反革命分子’，这让我痛苦、困惑。”
1968年2月，刘少奇、邓小平、萧华等11人被打成叛徒集团。所谓萧华是叛徒，是有人揭发，萧华某年某月某日在山东只身逃跑，下落不明。后来调查到萧华当时的警卫员王定烈，声色俱厉地说：“你是关键人物，要老实交待。”一时间，王定烈如坠雾里。王定烈翻开当年的日记，发现那天萧华正在给党政机关上政治课，专案人员启发王定烈，要他好好考虑考虑。第二天专案人员又来了，王定烈原话回之，并以党籍担保。专案人员威胁说：你不要顽固到底，不然死路一条。王定烈也火了：共产党员讲的是实事求是，我说的话我敢负责。说完，王定烈写了个申明：“……我没有亲身经历或亲眼看见过，萧华被人缴枪、被扣押的事……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是我包庇了萧华的错误和隐瞒了自己的错误的话，我愿受党纪军纪制裁，并愿与萧华同罪……”王定烈说，当时心想，自己之所以敢写那样的证明文字，“其实也不复杂，无非是被打成萧华死党，我也心甘受诛，再回地狱去算了”。
两年的境遇和莫须有的“罪名”，让王定烈犹如生活在地狱一般，饱受了精神和肉体的煎熬。这期间，王定烈曾多次致信空军党委，要求澄清事实、分配工作，为部队建设和党的事业多做些贡献。
1968年12月，王定烈调济南军区空军任副司令员。1975年8月王定烈由济空奉调军委空军任参谋长。1982年11月，王定烈任空军副司令员，分管空军科研装备兼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的工作。1985年7月S日，中央军委任命了新的空军领导班子，司令员张廷发、政治委员高厚良，副司令员何廷一、王定烈等全部退居二线。1988年，王定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作为一个贫苦孩子出身的王定烈，离休后难以忘怀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他多次故地重游，访问他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耳闻目睹老区人民的衣食住行和生活状况。他说：“老区人民仍然是那样淳朴，那样热情。改革开放，使我国广大地区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老区的经济发展依然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仍然徘徊低谷。”有生之年能为老区人民办几件实事，正是王定烈和许多老同志共同的心愿。
已是耄耋之年的王定烈生活非常简朴，他的心中始终装着老区人民，只要是有益于老区发展的各种活动，他都身体力行，积极支持参与。中国革命的成功深含着老区人民无畏的奉献。“我是老区农民的儿子，是喝着老区的水长大的，为老区人民做些工作是我最欣慰的”。王定烈的肺腑之言充满了对老区的深情。几年时间，他先后在湖北、江苏、河南、河北、山东、四川等省市农村调研考察，耳闻目睹了老区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老区的经济发展依然缓慢，王定烈和许多老同志为革命老区的发展不断地奔走办实事，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献计献策。
“我的老伴是2005年5月9号呜呼了。我很痛苦，但也没办法，这是自然发展，谁也抵抗不了。马克思、毛主席都抵抗不了。很多老战友也都已经离开了。我觉得，人不要老计较生和死，这是自然法则，你去计较没有用。”王定烈的妻子刘醒亚小他1l岁，出生在河南西华县城一个书香之家。“她父母都是早期的中共党员，她幼年时就成了烈士遗孤，不到16岁就当兵，进入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八团军政干校，参加过著名的中原突围，曾经身遭囹圊，在敌集中营受尽磨难，后经组织营救归队。”
王定烈与刘醒亚是在战友的撮合下走在一起的，当时在抗日根据地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从此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王定烈眼里，妻子刘醒亚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勤劳俭朴的一生和不断奋斗的一生”，特别是“在随部队行军作战期间，在敌人集中营里，她都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意志挺了过来，很不容易”。
“有的同志老说，哎呀，我不行了。不过，我赞成一句话，生命在于运动，人不运动不行。从我记事一直到现在，我从来没睡过懒觉。最近这几年我每天早上5点半出去，6点半回来，在院里走来走去。要说活动，过去除了打仗来回跑，解放以后不打仗了，我有一个习惯，天快明时就醒了。我每天晚上lO点钟左右睡，躺下一会儿就睡着了。5点钟左右就醒了，我屋里的钟表我从来不看，一起来一开灯，一看就是那个时间。”据悉，王定烈早年爱好球类运动。他说：“在战争年代，那时候年轻．20来岁的人，有篮球打篮球。解放以后，有条件就打篮球。哪个地方有网球，我也参加打网球。但是踢足球我很少踢，因为足球的范围太大了，也没有时间。运动很重要。过去他们练什么功、打什么拳，我都参加。前两年，我还打打太极、舞剑，现在只是在院子里走走步。”
习文学书，王定烈自幼情有独钟。参加革命后，转战南北，飘忽不定，王定烈无暇提笔。解放后，诸事缠身，王定烈同样无时细究翰墨。离休后，他偶尔提笔学书。“从头学习书法便成为我晚年生活的一件乐事。我参加过老年书法学习班，重新当起了小学生，老师布置的作业，我不敢懈怠，认真去完成。游山玩水，我没有多少雅兴。每得知哪里有书法展、美术展，无论多忙，也总要去瞧上几眼，有些乐此不疲。”如今，他有“将军书法家”之称，但他还是笑称自己的书法是“小学水平”。
王定烈自嘲地说：“我的生活，8个字——读书看报，吃饭睡觉。有一个战友又送了我另外8个字——不吵不闹，不给不要（不想当官、不想挣钱、不想‘闹’事，不要什么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