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之白华”之瞿秋白

作者:睢城 来源:党史纵横 发布时间:2016-07-06 阅读量:0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曾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慷慨就义,时年36岁。

向列宁提问的中国记者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官宦世家。因家道中落,天资聪慧的瞿秋白只读到中学就被迫辍学,母亲也因不堪家庭的贫困而服毒自尽。瞿秋白后来在表舅母的资助下来到汉口,寄居在堂兄瞿纯白家中。1917年春,瞿秋白随堂兄瞿纯白到北京参加文官考试,但是没有考取。随后,他在北京大学旁听。同年9月,他考入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

1920年秋,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大事,决定向英、美、俄诸国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因为瞿秋白在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学习过,且翻译过不少俄国文学作品,所以被选中赴苏俄采访。就这样,瞿秋白成为中国新闻界在十月革命后派往苏俄采访的第一批记者。在俄国工作的两年间,瞿秋白两次见到列宁本人。他也成为中国记者中唯一与列宁交谈过的人,最早向中国民众描绘列宁形象的人。

1921年6月,瞿秋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们对来自东方古国的记者十分热情,大家都聚过来问长问短。当瞿秋白对大家说中国先进分子准备走俄国革命道路时,一些代表兴奋了,高声叫道:“呀,中国的革命者来了,把他举起来!”在欢呼声中,瞿秋白被众人高举过头,抛向空中。这时,瞿秋白看到一个秃顶的小个子男人站在走廊上,正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啊,是列宁!”瞿秋白兴奋地挣脱人群,来到列宁身边。

“列宁同志,请问你对中国有何感想?”瞿秋白迫不及待地问道。

列宁认真地回答:“俄国人民,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一致认为中国是我们在世界上最亲密的友邦,我们两国人民面临着协力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欺骗的共同任务。”

接着,瞿秋白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中国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蚕食,苏维埃俄国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对于东方民族,是平等看待的,对她的文化尤其感兴趣。”列宁停了一会儿,又补充说:“对于过去沙皇俄国依据不平等条约攫取的中国领土和特权,苏维埃俄国已经声明全部放弃。这是我们平等地对待东方民族的最好证明。”当时,列宁已被誉为“世界革命的导师”,但他却像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样平易近人。他的谦逊、博学和睿智,令瞿秋白钦佩不已。

1922年1月,瞿秋白参加了在彼得堡召开的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在会上,他又见到了列宁。列宁称他为“老朋友”,与他合影留念,鼓励他和所有的中国同志奋发努力,掀起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狂澜。列宁的鼓励令年轻的瞿秋白无比激动和兴奋,这次经历促使他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2年2月,经同乡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瞿秋白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

1922年11月5日到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中共方面派出由陈独秀、刘仁静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大会。大会期间,瞿秋白作为中共代表团的翻译,一直跟在陈独秀身边负责口译会议讲话和笔译文件、大会简报等工作。在那段朝夕相处的时间里,瞿秋白给陈独秀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陈独秀回国时,力邀瞿秋白回国工作。就这样,瞿秋白随同陈独秀回到了国内,投身到中国革命斗争的洪流中。

一波多折的革命之路

1927年,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公然背叛革命,相继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倒在血泊之中,一些意志薄弱者纷纷脱党甚至叛变。许多人的思想混乱、迷茫、消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夭折了。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认为,中国的革命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背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否则,对莫斯科的威信影响太大。鲍罗廷认为,应由中共中央尤其是陈独秀负这个责任。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一周之后,共产国际决定由瞿秋白加入并主持临时中央常委会。在白色恐怖下,瞿秋白主持筹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为党制订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之前,瞿秋白凭着政治家的敏感,已看到武汉潜在的杀机。他曾叮嘱宣传部的同志说:“我们极可能被‘逼上梁山’,同志们要在思想上积极准备,增强党性,严守党纪,一切听从党的决定。”7月29日,汉口全城戒严,湖北省总工会被解散,《工人日报》被勒令停刊。7月30日,时任国民党35军军长的何键,在汉口下令逮捕共产党员。8月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各军制裁共产党人。在万分危急的时刻,中共中央于8月3日秘密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程。

在着手筹备中央紧急会议的过程中,瞿秋白协助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尤其是参与起草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具体负责“八七”会议的会务工作。

由于白色恐怖日甚,交通阻隔,音讯不畅,许多代表无法通知,一些已接到通知的代表却无法赶到。直到8月7日,出席会议的人仍没有全部到齐,中央委员的人数也没有超过半数。时间紧迫,多等一天就意味着多一份危险。临时中央针对这种情况,当机立断:只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负责人等20多人开会。

“八七”会议的主要议程有三项:第一项议程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作报告,瞿秋白担任翻译。罗明那兹强调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就《告全党党员书》的内容作了长篇发言。在讨论中,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等人作了重要发言,他们一致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决议。第二项议程是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瞿秋白在报告中强调说,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我们包办国民党和国民党消灭我们两条路。过去,党的领导机关犯了错误,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的手段来争得民权,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他在报告中还指出,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极好的机会,这极多的力量,我们必须要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进行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与会代表们听了瞿秋白的报告,都热血沸腾,他们表示坚决拥护报告的精神,并一致通过了会议的一系列议决案。会议的第三项议程是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选出了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提名的、由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瞿秋白正式开始主持中央工作。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危急关头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八七”会议以坚定的革命方针重新团聚了受到重创的革命队伍,扭转了在党员和工农群众中弥漫的悲观主义情绪,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也深深地刺痛了国民党当局。瞿秋白被捕后,国民党坚持要杀他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八七”会议后暴动不息,他们认为瞿秋白是动乱的罪魁祸首。

但是,瞿秋白也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他认为中国革命正处于高潮阶段,要不顾一切地发动进攻。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很快陷入了“左”倾盲动主义。随后,各地相继爆发起义、暴动,但均以失败告终,革命力量受到了巨大损失。刚刚有起色的中国革命再次遭到沉重打击。

对于“左”倾错误,作为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确实应当承担责任,后来他本人亦承认这一点。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共产国际在这里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却把苏俄革命的一套简单搬到中国来,并对中国共产党指手画脚。瞿秋白的错误既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顺从国际代表的责任。中共“六大”召开后,瞿秋白留在了莫斯科。

处理“立三”问题埋下隐患

瞿秋白离开后,李立三被选为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中央实际的负责人。但他无视“左”倾错误的教训,仍然拒绝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期,反而开始酝酿他的中国革命高潮期的理论和实践。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个决议要将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火车头。李立三说:“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在这一最后的决战当中,可以取得我们的完全胜利。”他提出,以武汉为中心,从南到北,发动武汉、广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青岛、大连、哈尔滨的城市大罢工和总暴动,并引起帝国主义与苏俄的战争,以实现世界革命的到来。

当这个决议被送到莫斯科时,瞿秋白大为惊讶:“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共产国际也大为恼火,派出代表来劝说,可是李立三居然不买账。在共产国际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李立三擅自部署了武汉、南京和上海的总暴动。可想而知,暴动一开始便严重受挫。红军在攻打武汉时,16000人的部队损失了15000人;丢失了洪湖根据地;中共地下组织相继被敌人侦缉和破坏;白区党的工作,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立三路线”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针对中国革命出现的新危机,共产国际不得不先后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处理,并解决李立三的“左”倾错误问题。1930年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在血的教训面前,不得不承认了错误。在处理李立三的问题时,瞿秋白只要求李立三作了检讨,而对追随“立三路线”的干部,一个也没有追究。在组织调整时,瞿秋白也是基本维持原先的中央政治局,包括李立三在内,仍然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也就是说,瞿秋白只是对事不对人,实际纠正了李立三的一些具体错误,而不是把李立三“一棍子打死”。这种做法自然不能为共产国际所理解,因为在共产国际看来,李立三不听共产国际的话,就不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而是政治路线的背离,他们希望瞿秋白的处理方式更为严厉和坚决。

果然,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来信,信中明确指出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背着“调和主义”的罪名,瞿秋白不可能再担当中共中央负责人。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由于李立三当时已去莫斯科,瞿秋白便成了打击的主要目标。会议最终决定撤销李立三和瞿秋白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随后,共产国际将“最出色、最有才华”的王明,推到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位置上。

遭到遗弃不幸被捕

王明控制党中央后,立即对犯有“政治路线”错误的干部进行处理。当时处理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放逐到莫斯科去,冠以学习或者休养等名义,陈独秀就曾经被建议去莫斯科,但被他拒绝了;二是扔到某个角落或者高危地带,让其自生自灭,瞿秋白就是第二种处理方式的牺牲品。

1933年底,临时中央来电,要瞿秋白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1934年2月5日,瞿秋白抵达瑞金后,立即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教育部,任教育部长。当时,毛泽东也正遭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打击,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共同的境遇,让瞿秋白和毛泽东有了共同的感受,因此二人在这一时期接触交往很多。那时,毛泽东对瞿秋白很有感情。有一次,他们谈了一个通宵,十分投机。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利,战争形势越来越紧张,隆隆的枪炮声震撼着人们的心弦。逃避战事的难民越来越多,红都瑞金一片忙乱,拆卸机器、打点行装、销毁文件,人喊马嘶……这时,瞿秋白的肺结核病又犯了,发着高烧。一天,瞿秋白的好友吴黎平眉头紧锁、满面愁容地走了进来。他先是问询了瞿秋白的病情,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说:“秋白,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了,中央决定撤出瑞金,向西转移。”

“向西转移,到哪里去寻找红色根据地呢?”瞿秋白急切地问道。

“这个问题会上没有说明,我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吴黎平无奈地回答。

“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瞿秋白又问。

“具体时间也没讲,从情形上判断大概就在这几天吧。”吴黎平只能如实说。

“那我得赶快再准备一下。前几天只是听说了一下,不知道是真是假,只草草地收拾了一番。现在既然决定下来了,我得仔细收拾一下。”瞿秋白说。

吴黎平低着头,只得把当天中央的决定告诉瞿秋白:中央要你继续留下做后方的宣传工作。瞿秋白听完吴黎平的话,默默地闭上眼睛,躺在床上久久没有说话。对于中央的决定,他心知肚明,但是他又能说什么呢?

第二天,毛泽东来到瞿秋白的住处看望。他关切地问:“秋白同志,你还好吧?”瞿秋白答道:“这个时候,你能来看我,我从心底万分感激。”过了一会儿,瞿秋白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你们走吧,我会听从组织的安排的。我从青年时代起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1922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虽犯过错误,但对革命、对党是忠心耿耿的,全党同志有目共睹。你们走后,情况一定十分艰难,但我可以坦言,无论碰上怎样的逆境,我都会坚信马克思主义,此心可表日月。”

一队队红军离开,瞿秋白继续留在根据地负责宣传工作。他把高尔基戏剧学校留下的学员编成苏维埃剧团,又把苏维埃剧团分成三个团,分成三路各自独立地在划定的战区内进行演出和创作活动。文艺战士们人人都拿起了梭标、大刀和钢枪、手榴弹等武器,随时准备战斗。根据地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兴国、瑞仓等地相继失守。在严峻的形势下,瞿秋白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秘密撤出,跟随留守部队上山打游击。在异常紧急的关头,中央分局不得不把部队化整为零,将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人转移后出发。

1935年2月11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启程前往福建,再转道广东到香港或去上海。2月24日,他们到达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这时,何叔衡已跌落悬崖牺牲,邓子恢被打散不知生死,身染重病的瞿秋白,一个人躲在乱石山上的灌木丛中。国民党军队和地主的“义勇队”一遍又一遍地搜索,瞿秋白和另外两位女同志张亮、周月林最终没能逃过敌人的搜索,不幸被捕。

浩气恸天刑场饮弹

当晚,在一间特别的刑讯室里,国民党军官对瞿秋白进行了审讯。

瞿秋白坦然地坐在木椅上,按事先商量好的口供,缓缓地答道:“本人林洪祥,江苏无锡人,现年36岁……共产党军队打进漳州,把我掳去,送往瑞金,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

“那两个妇女和你是什么关系?”敌人问道。

瞿秋白神态自若地答道:“那个胖的叫周莲玉,是香菇客商的太太;另一个叫黄秀英,当过红军护士,是和我一起从瑞金逃出来的。”

敌人听完供词,看到没有得到自己需要的任何信息,气得脸色铁青,大喊:“来人,给我带下去用刑,用刑!”瞿秋白被带到刑讯室,吊在大木架子上,两个士兵不停地用皮鞭抽打他,一边打一边继续拷问。瞿秋白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半点我党的秘密。不久,瞿秋白就被打得口鼻流血,昏了过去。正是由于瞿秋白的坚贞不屈,才使敌人逐渐相信了瞿秋白的供词。后来,瞿秋白的保外就医要求也得到了批准。

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瞿秋白被捕的消息泄露了。这一重要情报立即在敌营引起了巨大震动:曾任中共最高领导、主持过著名的“八七”会议的瞿秋白已被捕。电令很快传到看守瞿秋白的保安第14团,已保释出狱的张亮、周月林被重新收押,瞿秋白则被重兵押往长汀。

驻守长汀的第36师师部组成了特种军事法庭,会审瞿秋白。面对审讯,瞿秋白仍坚持原来的供词。军法处长吴松涛突然站起来,指着瞿秋白诈问道:“你不是林洪祥,你姓瞿,你是瞿秋白,民国十六年我在汉口听过你的演讲。”见瞿秋白仍然不承认,吴松涛大吼道:“来人哪,把郑某人给我带上来。”郑某人名叫郑大鹏,加入红军后曾在苏区人民委员会工作,认识瞿秋白。郑大鹏被捕后很快叛变投敌。郑大鹏走上法庭后,一边用手指着瞿秋白,一边献媚道:“他就是人民委员瞿秋白,我敢用脑壳担保。”吴松涛一边看着,一边狞笑起来。法庭上的瞿秋白沉吟片刻,突然站起身来,昂起头坦然说道:“既然已经指认了,我就不用‘冒混’了,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担保。我就是瞿秋白……”此后,国民党第36师师长宋希濂几次想劝降瞿秋白,都遭到他的拒绝。

1935年,5月15日晚,宋希濂以36师师部名义给南京国民政府发了一道密电。南京国民政府接到电报后,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处置瞿秋白。会上,虽然蔡元培等人反对处死瞿秋白,但在戴季陶等人的力谏下,还是达成了一致:瞿秋白纵然学贯中西,才华横溢,但不能为我所用,留下无异于养虎为患,只能杀不能留。当晚,蒋介石口授一道密令:“着将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如有悔悟,仍可申请免刑。”

当然,让瞿秋白“悔悟”是不可能的。所以中统派王杰夫、陈建中等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降,最终也是以失败收场。1935年6月17日,宋希濂派参谋长去瞿秋白的住处传达了蒋介石的密令:“最高当局决定把你就地处决,明天上午执行。”

6月18日上午,国民党第36师师部戒备森严。瞿秋白像往常一样起床梳洗。梳洗完毕,他坐到桌前写下了绝笔。这时,特务连长来到囚室,向瞿秋白出示了枪决令。瞿秋白从容面对着枪决令,咏叹道:“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瞿秋白整理了一下衣衫,在来人的押送下,步入临时军事法庭。宋希濂等100多个官员早已拥立在两旁。庭长向瞿秋白宣读完蒋介石签署的枪决令后,瞿秋白便被押往中山公园。

在中山公园的八角亭里,已为瞿秋白准备好了送行的四碟菜肴和一壶酒。瞿秋白来到亭内,神态自若地坐下,独斟自饮,边饮边笑着说:“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饮毕,瞿秋白站起身,昂起头,满怀豪情地作诗一首:

满地铺红心始甘,

为君何法治民癌;

慷慨赴死原属易,

从容就义亦何难。

诵完,瞿秋白用俄语高唱《国际歌》。在《国际歌》声中,他慢步向刑场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