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乐然，名光宇，字乐然。1898年12月8日出生在吉林省龙井村（现龙井市）一个朝鲜族贫苦农民的家庭。1919年，韩乐然在延边参加了“三·一三”反日运动后，遂到苏联探求革命真理，并参加了高丽共产党初期的创建，是朝鲜独立运动的先驱。1921年3月，韩乐然考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并于1922年结识了蔡和森，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他被组织派到东北工作；1929年秋赴法国等进行国际宣传和调查研究；1937年回国后受周恩来重托致力于统战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投身于敦煌艺术的挖掘、保护工作；1947年7月30日因飞机失事罹难，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韩乐然是著名的艺术家，更是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在中共党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位拓荒者，是最早进入东北地区的共产党人之一，为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奉天建党第一人
在近代，东北是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主要目标，被称为“亚洲的巴尔干”。东北人民在奉系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断将我党的优秀干部派到东北地区开展工作。当时奉天（沈阳）作为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党组织开展活动的重点区域。
1924年1月，韩乐然受党中央的派遣，赴东北筹建党组织。由于奉系军阀对革命组织采取严厉镇压政策，作为当时奉系军阀统治的中心，奉天地区党组织的建立更加困难，同时也更为重要。韩乐然通过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以到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为名，到奉天进行建立党组织的“拓荒”工作。
韩乐然到奉天后，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的帮助下，以给奉天贫儿学校筹款名义，举办了轰动奉天的个人绘画作品展览。展品有油画、水彩、粉画、铅笔画等百余幅，多数取材于现实的写生，这在省城奉天是破天荒的。这次画展别开生面，给古城奉天带来一股新鲜的气息，受到了美术爱好者的喜爱，特别是开阔了中小学师生的眼界。每天前往参观者成群结队，张学良也曾前往观看。此举得到了奉天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重视，扩大了韩乐然的社会交往，也提高了他的社会声望，求学者络绎不绝。
之后，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韩乐然租用奉天城外西南角省议会门前的民宅，创办了奉天美术专门学校，以此作为革命活动的基地。不久，韩乐然带领奉天美专的画家们创办了一个以讽刺画为主体的《大亚周刊》，专门刊载以反帝、反封建军阀为内容的美术作品，启发民众的反帝爱国思想。这个奉天美术专门学校在东北具有极大的影响力。1925年春，时任吉林陆军第四混成旅一团三营书记长的李向之，毅然辞职，慕名考入奉天美专，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可以说，奉天美专不仅促进了东北地区近代美术的发展，还为党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与此同时，韩乐然还利用青年会活动场所，组织当时在奉天美专任教的上海著名话剧演员欧阳予倩等人公演话剧，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当时，张光奇（沈阳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和女师同学也参加了青年会组织的话剧团，演出了《秋瑾和徐锡麟的故事》、《孔雀东南飞》、《少奶奶的扇子》、《谁之罪》、《求婚》等剧目。这些进步话剧宣传了新思想、新文化，在奉天的进步青年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韩乐然在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青年事务所的苏子元接触后，将其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并与当时在沈阳的李震瀛共同对苏子元进行考查。韩乐然通过党组织从上海给苏子元寄来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在“星期三会”成员中广泛传阅，不久后建立了以高子升为中心，有郭纲、吴竹村、何松亭、巩天民、苏子元等人参加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该小组不仅利用基督教青年会会址及高子升供职的满洲银行宿舍进行座谈、传阅进步书刊、研究问题，还翻印进步书刊在奉天学生中散发。1924年10月，吴丽石从上海去哈尔滨途中到达奉天，按党中央指示，他通知韩乐然去苏联学习，并与韩乐然将奉天的5名团员组成团小组。
1924年秋，韩乐然指导苏子元在爱好新文学的学生中组织了“文学研究会”，成员有：青年会的苏子元；第一师范的王梦遥、王纯一、周畅春、杨予秀、高洁心、赵石溪、周筠溪、赵冰魂、郭心秋等；医专的高启福、杨宜、吴执中；文会中学的马骥、李耀奎；一中的宫韵青、刘厚纯；三中的郝畅若、赵鲜文；一工的李正蔚、佟汝励；女师的张景珍、顾晋文等，共30余人。每到星期日，大家便在青年会聚会，漫谈读书心得、感想及个人创作并介绍书刊。每次散会后，都会分发由韩乐然通过党组织从上海寄来的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通过该会，教育和培养了一大批知识青年，这些会员后来大都成为沈阳革命斗争的骨干，有的还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奉天地方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人。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沈阳，韩乐然经过与刚到奉天不久的任国桢沟通、商量，指示苏子元出面组织发动各校学生，举行了声援“五卅”运动的奉天“六十”学生运动。这次在沈阳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学生运动，给东北带来了反帝爱国的新气象，其影响极其深远。同时，它培养和锻炼了大批愿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强战士，在思想和组织方面，为奉天地区建立党团组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十”运动后，根据革命形势需要，党组织通知韩乐然去哈尔滨进行革命工作。韩乐然随即将其发展的共青团员、积极分子和其它工作关系转交给任国桢，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党在沈阳的第一个地方组织——中共奉天支部。
开创北满革命新局面
1925年7月，韩乐然来到哈尔滨，通过时任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督学兼教育科长的高崇民的介绍，在普育中学（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担任美术教员，以此为掩护进行革命工作。韩乐然在三中地下窒宿舍居住，那里即是他的专业画室，同时也是党支部开会、研究工作的所在。在三中，韩乐然不仅把从上海寄来的《中国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分送给同学们阅读，还向同学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北京五四运动的经过和重要意义，并注意吸收进步学生加入党团组织。著名抗日英雄傅天飞和其兄傅天钧都是韩乐然在普育中学发展入团的。
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韩乐然同楚图南、赵尚志等还积极组织青年读书会，办平民夜校，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宣传马列主义。1925年末，韩乐然与楚图南在哈三中和六中学生中组织起“读书会”，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想，并在学生中发展团员，成立共青团支部。此外，他们又在店员中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团员，成立了店员团支部。团支部书记纪幼柏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号召店员们联合起来，取消一切不合理的规条。
1926年4月，韩乐然与吴丽石将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改组为中共北满地方委员会。10月，北满地委由中共北方区委领导改为直属中央领导。鉴于革命形势迫切需要一张大型报纸，宣传国民革命，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扩大我党的影响，韩乐然与吴丽石等决定，以国民党的名义创办《哈尔滨日报》，并委托原《晨光报》编辑穆绍武（穆景周）出面筹办。1926年6月初，《哈尔滨日报》正式创刊，办报人员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主。该报作为革命的舆论工具，起到了打击敌人，团结人民的积极作用。
同年，孙乐天在哈尔滨道里中国八道街开设了乐天照像馆。韩乐然既搞美术又懂摄影，他经常与孙乐天在一起交流摄影技巧，在理论上指导孙乐天，使其照相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成为哈尔滨照相业的佼佼者。通过接触和了解后，在韩乐然的启发教育下，孙乐天走上了革命道路，哈尔滨乐天照相馆也成为了我党的秘密联络点。
1927年农历新年，吴丽石和韩乐然决定利用春节之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群众宣传活动。韩乐然特意设计了一款美观新颖的贺年片，正面是“恭贺新禧”字样，背面则印有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宣传中国共产党纲领、宣传反帝反封建军阀、号召劳动群众起来斗争的内容。除夕之夜，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分头将贺年片投入各家各户及居民大院和商家的信箱，大年初一一大早，人们发现后，争相阅读。正月十五元宵节，他们又发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在哈尔滨道外大街小巷的墙壁和电线杆子上，粘贴了很多书写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的标语，一时轰动哈尔滨全市。
北满地委成立后，领导长春以北、哈尔滨及中东路沿线各地的党团工作。经过韩乐然和吴丽石等北满地委成员的努力，北满地区的党团组织不断发展。到1926年12月，哈尔滨已有三十六棚支部、大学支部、警察支部、道外支部、皮鞋支部、偏脸子支部等，党员30余人；外地有双城支部、安达支部、长春支部、吉林支部、横道河支部、牡丹江支部，党员40余人；中东铁路沿线各站段共有党员30余人。全北满共有党员100余人，团员60余人。特别是1926年5月，北满地委派苏子元、王纯一到绥芬河开展党的活动，在绥芬河建立了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交通站，负责接送来往共产国际的同志，为培养和输送大批党的优秀干部，发展壮大党团组织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共满洲省委的优秀成员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为扩大革命力量的回旋余地，粉碎国民党妄图消灭共产党的阴谋，建立统一的东北党组织以加强东北地区的革命力量，成为挽救中国革命的重要组织措施之一。
1927年10月24日，陈为人在韩乐然和吴丽石等的积极协助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共满洲省委。满洲省委成立后，通告各地党组织“立即进行改组和恢复组织”。根据这一指示，中共北满地委改组为中共哈尔滨市委员会，隶属满洲省委。1928年1月下旬，中共哈尔滨市委召开会议，改组为中共哈尔滨临时县委。
当时哈尔滨文化界的党员均以中学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韩乐然为东省特别区第三中学美术教员，楚图南在哈尔滨的吉林省立第六中学（当时哈尔滨隶属吉林省管辖）教国文史地课程。1928年，韩乐然和楚图南指导吉林省立第六中学的学生效仿上海左翼文人，成立了“灿星文艺社”，集资创办了《灿星》文艺月刊，开辟了现代文学园地。韩乐然亲自为《灿星》月刊设计版面和画插图，并与楚图南共同参与编辑工作。《灿星》第一期出刊后，不仅受到广大文学青年的欢迎，也得到报界的青睐。在《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编辑赵惜梦的帮助下，《灿星》成为《国际协报》副刊之一，每周印发一个对开版，稿件由灿星文艺社自己编辑，报社加印200份作为稿酬。后来将其合订成册，由韩乐然绘制封面，在哈尔滨各书店出售。灿星文艺社的活动，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许多人由此走上革命道路。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为了接待和护送“六大”代表安全赴苏参加会议，4月初，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中共哈尔滨县委设立护送“六大”代表接待站。中共“六大”代表分3批出发，从4月初开始陆续来到哈尔滨，之后重新编组，随时安排去中苏边境。期间，哈尔滨护送“六大”代表接待站共接待了40多位代表，他们全部安全抵达莫斯科，其中包括瞿秋白、张国焘、罗章龙、周恩来、李立三、夏曦等。
1928年10月，参加中共“六大”的周恩来、罗章龙、王德三由苏联回国。他们是通过绥芬河入境的，由于昼伏夜行，又逢大雨，衣服和捆在腰间的文件都被打湿了。路经哈尔滨时，他们决定暂住几天，进行休整并烘干文件。为安全起见，哈尔滨县委为他们分别安排了住处，周恩来住在原天津南开同学吴玉如家里；罗章龙住在韩乐然的宿舍；王德三是云南人，被安排住在楚图南家里。在哈期间，罗章龙在韩乐然的住处（普育中学地下室）向教员党支部同志传达了中共“六大”会议精神。
1928年10月，奉系军阀不顾各阶层爱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与日本秘密签订了《满蒙新五路协约》。消息传出，广大爱国青年学生中立刻掀起了怒潮。时任中共哈尔滨县委书记的任国桢在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下，对青年学生的爱国斗争给予了特别关注。与此同时，满洲省委派韩乐然临时接管共青团哈尔滨县委的工作，他与任国桢共同领导和组织了以爱国学生为主体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劫夺中国路权的哈尔滨“一一·九”反修五路运动。哈尔滨“一一·九”运动的胜利，打乱了日本掠夺中国东北路权的企图，使日本帝国主义开工修筑“五路”的野心没能得逞，同时极大地推动了东北民众反日爱国斗争热潮的深入发展。1929年初，韩乐然根据革命需要，离开哈尔滨到齐齐哈尔继续开展工作。
中共满洲省委建立初期，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革命，不断发展和壮大地方党团组织，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开创了东北革命的新局面。韩乐然作为其中的一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29年秋，韩乐然肩负特殊使命，离开东北经上海赴法国，至此圆满完成了在东北的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