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第一大将粟裕的军旅人生波澜壮阔，军事斗争实践丰富多彩，而军事谋略艺术也极其精湛，其精髓多与《孙子兵法》意合。粟裕大将之所以具有高超的军事谋略，很重要的一条是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注重研究新情况，善于借鉴古兵法。当年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记得：“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大堆书，多数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还有《孙子兵法》等。”
争取群众，政胜为本
《孙子兵法》有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通俗地说，就是让老百姓与国家、军队一条心，可以与国家、军队共存亡，并且义无反顾。粟裕非常称道这句话，从而形成了“争取群众，政胜为本”的谋略思想——用自己的模范行动争取群众参加革命斗争，首先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这是最根本的。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粟裕一直身体力行。
1936年初冬的一天，天将拂晓，粟裕率领红军挺进师来到浙南深山的一座古庙前。山区的夜寒气袭人，战士们轻轻叩门，想进庙里避风休息。庙里是所小学，教师从门缝张望，借着月光，看见门外站着一批衣衫不整的带枪的人，以为来了强盗，吓得不肯开门，任凭粟裕和战士们怎样解释也没有用。个别指战员按耐不住，准备硬闯进去。这时，粟裕严令：不准违反群众纪律，大家靠在墙脚下避风。夜风习习，寒彻肌骨，战士们谁也没有一点睡意，粟裕遂从口袋里掏出多年来一直随身携带的口琴吹奏起来。粟裕吹的是许多人熟悉的《苏武牧羊》乐曲，深沉的琴声，吹奏出了西汉使臣苏武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战士们先是静静地听着，继而和着琴声低吟，最后放开嗓门高歌。琴声、歌声，抒发了红军战士的坚贞不屈的豪情壮志。乐声歌声刚停，庙里响起喝彩声，接着庙门打开，一名青年教师神情激昂，手提灯笼走了出来，后面跟着两鬓斑白的老校长。校长连声说“请”，把大家招呼进门，不住称赞：“我在山里教书多年，从来没有见过纪律这么好的军队！这位老兵的口琴吹得太好了！你们一定是红军吧！”粟裕和老校长、青年教师彻夜长谈，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老校长和青年教师频频点头拥护。后来，这所小学校成了挺进师的联络点和情报站。通过小学校师生，粟裕收集到各种新出版的报纸和书刊，从中掌握了许多国内外重要情况。
1938年4月下旬至6月下旬，以粟裕为司令的新四军先遣支队奉命到江南敌后作战略侦察。期间，他特别强调部队一定要严格执行铁的纪律，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表明新四军是民众的队伍，取得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当时，江南群众由于深受国民党长期的反动宣传，对共产党、新四军不了解。所以，先遣支队初进江南时，群众不让他们进村进屋，队伍一靠近村庄，群众自卫组织就开枪。粟裕发话：人民的军队怎能打人民？不准回击。有时无法进村做饭，先遣支队便以干粮充饥，在野地露宿。遇到下雨，没有地方躲避，个个都成了“落汤鸡”。但是，粟裕身体力行“三大纪律十项注意”，并反复教育官兵：对群众不能直呼“老百姓”，要亲切地尊称“老乡”。很快，先遣支队以秋毫无犯的模范行动赢得了江南群众。以前，江南群众中流传这样一句话：“出门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这时，他们把这句话改成：“遇到新四军，亲如一家人”。新四军的美名很快传遍江南，乡亲们把战士们请到家里作客，协助先遣支队送信、带路、打探消息、捕捉敌探、破坏敌人交通，还出现了牺牲自己生命救护新四军伤员的动人事迹。短短两个月时间，先遣支队与江南人民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6月前后，当陈毅指挥新四军第1支队由皖南东进时，沿着先遣支队开辟的路线向敌后挺进，通过宣（城）芜（湖）路封锁线，顺利抵达苏南的高淳。一路上，人民群众敲锣打鼓迎送新四军，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并反复询问指战员：你们能经常见到粟司令吗？面对此情此景，陈毅欣然地说：“先遣支队之行，战略侦察任务完成得好；更重要的是，宣扬了新四军仁义之师、威武之师形象，须知‘政胜为本’啊！”
示形动敌，张网以待
《孙子兵法》讲过：“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大意是说，善于调动敌人的指挥员，他只要采取一个佯动，敌人一定会被调动过来；给敌人一点甜头，敌人一定会照单全收。用小利调动敌人就范，再部署部队痛击敌人。粟裕经常揣摩“以利动之，以卒待之”之道，并琢磨出自己的“示形动敌，张网以待”战法——用佯动来调动敌人就范，布下大网把敌人一网打尽。
1935年4月下旬，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省庆元县斋郎地区，这里地处庆元、龙泉、景宁3县交界，山高林密，重峦叠嶂，是打伏击战的好地方。粟裕命令部队抓紧时间抢修工事，然后就地休息，养精蓄锐，自己带了几个参谋登上海拔1248米的主峰，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周围地形，一个“示形动敌，张网以待”的作战方案很快在心中形成了。于是，部队在斋郎地区大造声势，家家户户墙上写满了“打土豪，分田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等大字标语，有意让国民党军发现红军踪迹。国民党军发现挺进师活动地点后，立刻命令附近保安团从三个方向分进合击斋郎。其中，浙江省保安第1团团长李秀最为猖狂，他指挥1200多人一马当先，妄想得胜邀功。4月28日早晨，李秀率部窜到了离斋郎5里地的黄麻岭，他自以为所部人多装备好，坐在轿子里指挥作战，骄纵轻进。粟裕早已派出一支小部队，在黄麻岭一带和李秀部若接若离，似打似走，引诱李秀一步步进入了挺进师预先安排好的大网里。敌人进入伏击地域后，挺进师居高临下，灵活机动作战，利用有利地形隐蔽杀敌。李秀部1200多人挤在一条狭窄山谷里，兵力施展不开，优势变成劣势。结果，激烈的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傍晚，李秀部终于不支，残部慌慌张张向斋郎东北方向的景宁县英川溃逃。粟裕命令全师出击，战士们一直追到5公里外的温堆，来不及逃跑的敌人纷纷缴枪投降。这一仗，打死打伤敌人300多名，俘虏200多人，缴获长短枪150多支，轻重机枪5挺，子弹10000余发。斋郎战斗，是挺进师挺进闽浙边的关键一仗，此战胜利迫使国民党保安团在以后一段时间内由进攻转为退守。由此，挺进师获得了开辟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有利时机。
1947年初，国共两军战局继续以华东战场为中心展开，主战场转入山东解放区境内。当时，蒋介石主持制定了一个“鲁南会战”计划，企图南北对进，迫使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于临沂地区：南线，欧震指挥20个整编师（旅）为主要突击集团，从陇海路向北进攻；北线，李仙洲指挥9个整编师为辅助突击集团，从胶济线向南进攻。当时，南线敌军重兵密集，难以分割歼灭；而北线敌军则乘势南下，于2月4日进占莱芜，威胁华野后方。面对这种形势，身为华野副司令员、负战役指挥全责的粟裕全局在胸：敌人在战略指导上因循守旧，认为临沂为我山东解放区首府，我军非在临沂决战不可。如果我军放弃临沂，主力隐蔽北上，歼击北线之敌，既可置南线敌人强大兵团于无用之地，又可出其不意地歼灭北线的李仙洲集团，粉碎敌人南北夹击的企图，改变华东战场态势。他把自己的想法和陈毅一说，两人不谋而合：“示形动敌，张网以待”。为了迷惑和调动敌人，粟裕采取了一系列“示形于南”的佯动，既让南线敌军步步小心，更主要的是调动北线敌军放胆南进：
一示决战之形。主力部队协同地方武装，在临沂及其以南构筑三线阵地，摆出决战架势。在主力部队北上后，仍留下两个纵队于临沂以南地区虚张声势，阻击和钳制敌人，造成华野主力仍在南线的假象；二示失利之形。主动放弃临沂，使敌人产生我军连战疲惫，不堪再战的错觉；三示西进之形。组织地方武装进逼兖州，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在黄河边筹集渡船。这样一来，即使敌人发现我军主力离开临沂地区，也会错误地判断华野西进与刘邓部会合，而难以辨明我军北上作战的真实意图。
2月10日，陈毅、粟裕、谭震林发出在北线“张网”的行军命令，集中7个纵队向莱芜战场集结地域隐蔽开进。很快，一张天网在莱芜附近布下，猎物是放胆南进的李仙洲集团。莱芜战役于2月20日打响，只用3天时间就大获全胜，消灭国民党军5.6万余人，生俘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当时，陈毅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莱芜战役的空前大胜，“证明了我军副司令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记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敌进我进，攻其必救
《孙子兵法》提出：“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也就是说，如果我想敌人出来和我打，敌人即使城墙再高、护城河再深，它也不得不出来找我打，是因为我攻击了他必须要救的要点。粟裕曾经教导指战员：“要想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不能不记住这句话。”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他领会出了“敌进我进，攻其必救”的用兵之道。
1935年夏天，粟裕率领红军挺进师已经在蒋介石老家浙江西南部地区打开局面，部队由500人迅速发展到近1000人，并在浙西南5县之间建立起纵横百余公里的第一块游击根据地。蒋介石不能容忍后院起火，下令调主力部队入浙“围剿”。这年8月间，国民党军方指派第18军军长罗卓英指挥63个正规团，向挺进师大举进攻。敌人大兵压境，粟裕却更加冷静，他给同志们分析：中央苏区反“围剿”时，尽管红军在总体上处于劣势，但是仍然有可能集中相当数量的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来犯敌人。那时的情况是，只要有一路敌人被打败，敌人的“围剿”也就被粉碎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只是一支游击队，一次最多只能消灭敌人一个营，而敌人整团整师压过来。还有，我们的根据地纵横只有100多公里，不能老是“敌进我退”啊！那么游击战该怎样打呢？面对着大家殷切的目光，粟裕侃侃而谈：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虽然有时也主动进攻，但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方针。现在敌人压过来，我们留下一部分部队就地坚持，主力部队迅速跳出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进到敌人后方去，攻敌所必救，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开辟和建立新的根据地，这就叫“敌进我进，攻其必救”。于是，大家依计行事，部分武装就地坚持斗争，和敌人周旋，粟裕率领大部队向南挺进到闽浙边境地区活动，以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在浙南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他率领部队在浙闽边界进进出出，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到浙江，吸引和打击敌人，支援浙西南斗争，寻找和收拢在敌人包围圈里艰苦战斗的战友。“在粟裕指挥下，……白天隐蔽，晚上行军；有时突然来个‘回马枪’，引诱敌人‘狗咬狗’自己打自己。挺进师一路上打土豪、‘请财神’，把地主家的粮食、衣服分给贫苦农民，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乡保长、土豪劣绅，越过浙赣铁路，直指天目山麓。围困浙西南根据地的敌人坐不住了，终于被粟裕‘牵’了出来。”
1941年4月20日，苏中军区在拼茶镇正式成立，粟裕以新四军第1师师长兼任苏中军区司令员。这年7月下旬，日军南浦襄吉旅团从驻地泰州倾巢出动，裹胁李长江部伪军，集中1.7万人的兵力，四路合击新四军驻地盐城，想把新四军首脑机关一网打尽。面对严重危局，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发出了“保卫盐城”的号召。粟裕二话没说，立即派出第2旅日夜兼程北上，专门负责保卫军部、直接协助第3师作战。这时，其余两个旅也积极请战，要求火速北上，粟裕气定神闲地说：“其余部队不用向苏北跑了，咱们来个‘敌进我进，攻其必救’！敌人要我们的后方（指盐城），我们就直捣他的后方，看他能撑多久！”他指示部队以凌厉的攻势，在苏中南部的泰兴、如皋、南通、靖江地区广泛出击，袭击日伪据点和交通干线，使北进之敌时有南顾之忧，有力地打击和钳制了敌人，陷敌于顾此失彼的被动地位。更绝的是，乘南浦旅团倾巢而出之机，他大张旗鼓地挥师进攻泰州，迫使南浦旅团仓皇南撤。当时，粟裕曾形象地说，“敌人集中兵力在北线‘扫荡’，南线就空虚了，好比光着屁股等着挨打。我们就狠狠地打他个皮开肉绽。”对于第1师采取“敌进我进，攻其必救”之策，新四军军部给予充分肯定。9月17日，新四军发言人在关于苏北反“扫荡”的谈话中指出：“由于我军在南线发动凌厉攻势，迫敌南调，我北线部队乘机大举反攻”，“敌向我盐阜区‘扫荡’之主动权完全丧失”，“军部仍巍然屹立于敌后”。
猛虎掏心，中央突破
毛泽东一向强调：“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避免被动。”粟裕深以为然，并以此为指导打了许多胜仗。难得的是，他能够因敌制胜，因情用兵，敢于先打强敌，以求摧枯拉朽，这就是他经常念叨的“猛虎掏心，中央突破”战法。
1941年1月，日伪军出动3000多兵力占领黄桥，并向黄桥以北地区“扫荡”。2月13日，国民党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在江苏泰州城挂起太阳旗，率领所部6个纵队1万余人变身伪军，本人宣布就任伪军第1集团军总司令。2月18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发出讨伐李逆长江命令，任命第1师师长粟裕为讨逆军总指挥。当天，粟裕就指挥第1师所属3个旅发起讨李战役。开战前，日伪高层普遍认为：新四军如果开打，“必采先弱后强的惯技”，最后会攻泰州。指挥部设在泰州的李长江更是猖狂，他竟然大放厥词：“粟裕也可能会到泰州城！当然，那是他被活捉之后！”结果，粟裕大出李长江意料，采取“猛虎掏心，中央突破”的战法，指挥部队沿海（安）泰（州）公路及其两侧向泰州攻击前进，命令第1旅直取泰州，第2、第3旅从南北两翼围歼李长江主力。开战第二天-2月19日午夜，粟裕就带领参谋和侦察、通信人员数人前进到泰州城郊指挥作战。他命令第2旅一个主力团利用暗夜突入城内，直捣李长江的指挥所，打乱敌人的指挥体系，使敌军丧失组织抵抗的能力，然后与其他攻城部队里应外合攻克泰州。这一着完全出乎敌人意料。叛军猝不及防，乱作一团，李长江翻墙逃跑。经过3天激战，第1师部队攻克泰州城及姜堰等重要据点，俘虏李长江叛军5000多人，并争取两个支队（团）的叛军反正。讨李战役胜利结束，粟裕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泰州，李长江却差点被活捉！消息传来，陈毅称赞：“先打了强敌，又争了主动，难得！”
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拼凑了三个兵团，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未经严重战斗就占领了临沂、新泰、莱芜一线，遂错误地判断华东野战军“攻势疲惫”，把“稳扎稳打”的战法改变为“稳扎猛打”，企图围歼华野主力于沂蒙山区，或者把华野主力赶过黄河。当时，敌汤恩伯兵团以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74师为主要突击力量，在两翼和后续强大兵团掩护下实施中央突破，企图一举击中华野指挥机关驻地坦埠，围歼或瓦解华野主力：以第74师为中心，第25师、第83师为左右翼；又以第65师保障第25师翼侧，桂系第7军和第48师保障第83师翼侧。5月11日，汤恩伯限令第74师于12日（后改为14日）攻占坦埠。这时，冒进的第74师与左、右两翼距离拉大，约有1至2日行程。
粟裕运筹帷幄，成竹在胸：第74师是这次重点进攻的骨干和急先锋，一旦被歼将会给敌人以实力上精神上最沉重的打击，可以立即挫败敌人的进攻，迅速改变山东战场态势。这次，敌人采取挟重兵以求中央突破的战法，估计我军不是主动后撤就是被突破。我们如一改先打薄弱之敌、孤立之敌的传统战法，以中央突破对付敌人的中央突破，打最强的第74师，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必将大奏奇效。从兵力对比上看，敌人在鲁中山区集中有17个整编师（军），我军在鲁中只有9个步兵纵队加一个特种兵纵队，敌人占有很大优势；但是，第74师已经进入我军主力集结的正面，我军在第74师正面已经形成5比1的绝对优势。另外，第74师虽是强敌，但也有其弱点：它是重装备部队，进入山区，地形对其不利，机动受到限制，重装备不能发挥威力，甚至成为拖累，其强的一面就相对削弱了。同时，该师十分骄横，与其他敌军矛盾很深，在我围歼该敌又坚决阻援的情况下，其他敌军不会奋力救援。经过和陈毅商量，“猛虎掏心，中央突破”的战法敲定：以中央突破对付敌人的中央突破，充分利用山区地形，采取正面反击、两翼楔入，断敌退路、阻击援敌的战法，把第74师从敌人的重兵集团中分割出来，予以全部、干净、彻底的歼灭。栗裕立即把他的想法向陈毅汇报，陈毅当即表示赞同：“好！我们就是要有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第74师的覆灭命运，就这样决定了。5月16日，第74师3.6万余人全部就歼于孟良崮。捷报传来之后，陈毅紧紧握住粟裕的手说：“老伙计，这个仗，你硬是越打越神了！”
利用矛盾，孤立首敌
毛泽东有句名言：“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错综复杂的军事斗争中，粟裕始终善于“利用矛盾，孤立首敌”——利用敌人或对方营垒之间的矛盾，采取巧妙灵活的策略，达到孤立首要敌人的目的。
1940年9月初，在新四军进占黄桥后，苏北国民党军各部都虎视眈眈：反共顽固派韩德勤部，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部，税警总团陈泰运部。在反共、防共上，他们有共同利益，但在夺取苏北主导权上，他们之间又勾心斗角。于是，为打开苏北抗日局面，粟裕支持陈毅采用“利用矛盾，孤立首敌”之策，集中力量对付反共积极分子韩德勤。9月中旬，粟裕指挥部队从韩德勤手中攻克苏北重镇姜堰。姜堰地处运盐河上，素有“金姜堰，银曲塘”之说，有着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是周围有名的粮、棉、盐、油主要进出地，曾是陈泰运部防区，被韩德勤夺占。为保持政治上的主动，陈毅、粟裕张弛有度，再次向韩德勤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这时，韩德勤要陈、粟退出姜堰，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在他看来，新四军以鲜血换来的“金姜堰”是决不会退出的；如果不退，他就有了向新四军进攻的借口。当时，中间人士都非常担心，认为韩德勤要价太高，新四军必不答应，和谈必将失败。9月下旬，陈、粟在姜堰公开宣布：为团结抗日，新四军将退出姜堰，交由李明扬、李长江部接防。“二李”白白捡到“金姜堰”，喜出望外，立即派部队单独接管姜堰。至于陈泰运，痛失“金姜堰”于韩德勤，却得到陈、粟赠送的100多条好枪。于是，“二李一陈”皆大欢喜，深感新四军讲信义，向陈、粟保证：如韩德勤进攻新四军，他们决不参战，并答应给新四军提供情报。在这轮较量中，陈、粟运用“利用矛盾，孤立首敌”政策，让韩德勤什么也没有捞到，反而加深了与“二李一陈”的矛盾，为随后的黄桥决战歼灭韩德勤创造了条件。回顾这一段尖锐复杂的斗争时，粟裕精辟地指出：“让出姜堰，对我是‘一举三得’，既揭露了韩德勤积极反共、破坏抗战的罪恶阴谋，在政治上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同情，造成我党我军完全有理的地位；又加深了苏北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还使我适时集中了兵力，在军事上对付韩顽的进攻处于有利地位。”
1943年春天，日伪军又大举“清乡”。这时，日本侵华派遣军总部决定，参加过苏南“清乡”的小林元师团北调苏中，接替屡遭失败的南浦襄吉旅团主持苏中“清乡”，这使长期盘踞苏中的南浦襄吉惴惴不安，他既怕小林元插足分肥，又怕被远调到太平洋作战，所以企图维持现状，对“清乡”采取一定程度的消极态度。粟裕获悉这些情况，多次强调要“利用矛盾，孤立首敌”。这年3月1日，他专门就反“清乡”的策略、方针问题，对第1师各旅、苏中各分区发出指示电．高屋建瓴地指出：“反‘清乡’的总的策略方针，是团聚一切反‘清乡’势力，集中力量反对敌人‘清乡’。对于曰伪‘清乡’阵营中之对‘清乡’不满的消极分子，不论其出发点和立场如何，也不论其力量之大小与时间之久暂，我们均应争取，以便孤立主持‘清乡’的敌人。”6月上旬，苏中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他又重申“利用矛盾，孤立首敌”，并明确把工作拓展到日军方面，认为首敌是小林师团。“粟裕指出，要利用南浦旅团与小林师团之间的矛盾，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着重打击主持‘清乡’的小林师团，而对南浦旅团的打击适可而止，促使南浦旅团对‘清乡’采取消极态度。”事实证明，粟裕及苏中军区的策略是正确的、有效的：“南浦因为对日本派遣军总部委任小林主持‘清乡’不满，在换防时不等小林部队到来就开走，连工事、铁丝网都破坏了。苏中区民兵乘机收复了许多小据点。‘清乡’开始后，南浦又采取不合作或消极服从态度，作战不力，后来被召回日本国内。”
攻坚打援，两面开花
借鉴《孙子兵法》中“攻其所必救”的用兵思想，粟裕从军事斗争实践中摸索出“攻坚打援，两面开花”战法——攻打敌人据守的坚固要点，吸打敌人援兵，力求攻坚、打援取得双胜利。
1943年2月，日军调集重兵兵力向车桥、泾口地区发起了“扫荡”，并在方圆数十里内建立了以车桥为中心，包括周庄、泾口、蚂蚁甸、曹甸、太仓镇等在内的10多处据点。车桥坐落在涧河（又名菊花沟）两岸，东西长2里，南北约1.5里，河道上有5座桥梁，从高处俯瞰全镇，形如繁体的“卓”字，是以得名。敌人在车桥镇上驻扎日军1个小队（约40余人）、伪军1个大队（约500余人），另筑有53座碉堡，构成绵密的交叉火力网，四周围墙高达2丈，外壕宽1.5丈，壕中积水深7、8尺，且与界河相通。易守难攻的车桥，严重威胁苏中军区后方。1944年春天，粟裕组织发起车桥战役，并为这次战役定下了“攻坚打援，两面开花”的方针——坚决攻占车桥，并歼灭敌人一批增援部队。为达成作战目的，安排打援的部队还多一些：以第2纵队负责猛攻车桥，迫使守敌狂呼增援；以第1纵队担任对淮阴、淮安、涟水方向之打援任务；以第3纵队担任对曹甸、宝应方向之援敌任务。3月5日凌晨，攻坚车桥战斗按预定计划打响，进展神速；至下午3时半，日军1个小队大部被歼，残敌继续作困兽斗，并狂呼增援。于是，附近日伪军援兵纷纷前来送死。5日午后，曹甸方向日军100余名最先出动，行至大施河，触发第3纵队埋设的地雷，丢下几十具尸体后狼狈退回。在第1纵队方向，战况特别激烈：从5日下午3时至6日凌晨3时，淮阴、淮安、涟水方向日军近600人分四批出动增援。在打援部队的痛击下，日军增援部队付出了三泽大佐以下460余人毙命、山本一三中尉以下24人被俘的代价。7日，车桥残敌10余名在援军接应下狼狈逃窜，车桥回到人民手中。攻坚、打援都收到预期效果，参战部队受到新四军军部通电嘉奖。
1948年6月，国民党军妄图在鲁西南与华野决战，急令“五大主力”之一的第5军主力北返，并且增调4个整编师加1个旅投放到鲁西南地区，企图与华野渡黄河南下部队决战。此时，鲁西南地区蒋军兵力集中，队形密集，不易分割；华野兵力不足，地形不利，前有重兵，左有运河，右有黄河，形势严峻。这时，华野有两个纵队已经进至离开封只有1日行程的通许、睢县、杞县地区，并且又得到开封守军兵力薄弱的重要情报。粟裕当机立断，把战场由鲁西南转向豫东，实行“先打开封，后打援敌”的作战方案，求收“攻坚打援，两面开花”之效，这就是著名的豫东战役。
攻打开封是“攻其所必救”，根本目的在于打援。整个战役分为攻城和打援两个阶段，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从6月17日到22日，只用5个昼夜，华野就攻克了蒋介石吹嘘“绝可确保无虞”的开封，全歼守敌3万人，并在阻援方向歼敌1万人，共歼敌4万余人，取得了豫东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这时，在蒋介石硬逼下，国民党军援军四至：东面，邱清泉兵团向开封攻击前进，新组建的区寿年兵团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北面，正增援兖州的黄百韬兵团掉头南下；西面，孙元良兵团兼程东进；南面，胡琏兵团兼程北上。要不要按照预定计划打援？在华野前指内部，有人认为部队打得太疲劳了，应当转入休整，不宜再打援。显然，如果就此罢手，上下左右都会满意。粟裕不为所动，坚持按照预定作战计划：一面分路迟滞援敌，一面集中优势兵力，寻歼援敌于运动之中。为诱敌大胆冒进，华野部队6月26日又主动撤出开封。这时，东面援敌出现漏洞：邱清泉骄狂成性，急于进占开封以捞取资本，多疑的区寿年则在睢（县）杞（县）地区犹豫徘徊，原本互为掎角的邱、区两兵团一夜之间拉开了40公里距离。粟裕及时抓住这一战机，不待查明敌军的具体部署，就指挥隐蔽集结于睢杞地区的华野主力部队，迅速楔入邱、区两兵团之间，围歼战斗力较弱的区寿年兵团，并在战斗中进一步查明敌军部署。经过6天激战，彻底歼灭区寿年兵团，并给驰援的黄百韬兵团以歼灭性打击，共歼敌5万余人。随后，华野部队又在多路援敌进逼下，一下子跳了出来，进入鲁西南预定地区休整。从开封攻坚到歼区（寿年）创黄（百韬），粟裕顶着压力取得豫东战役大胜，陈毅曾由衷地赞叹：“粟裕同志浑身是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