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革命岁月，特别是在一些历史的紧要关头，为了党的事业，王稼祥和毛泽东总是同心协力，鼎力相助，他们崇高而伟大的友谊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中央苏区首次会面，王稼祥与毛泽东一见如故
1929年底，远在苏联学习的王稼祥听说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建立了红色政权，国内革命形势有了蓬勃发展，决心回国投入革命的洪流。1930年，他转道西欧回到上海。
1931年1月王稼祥出席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向中央提出要到根据地去工作。正好当时根据地急需领导干部加强领导，中央便派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三人，加上两个共产国际驻华人员，一起前往江西瑞金。
3月15日，他们一行经过秘密交通线，安全到达福建西部永定县的虎岗，这是中共闽粤赣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随后，他们在红军的护送下，来到江西宁都县的青塘。这时，中央苏区已经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胜利，正在筹划如何粉碎敌人即将开始的第二次“围剿”。三人随即以中央代表身份参加了在青塘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朱德等苏区党和红军领导人，他饶有兴味地观察和倾听着毛泽东等人的言谈，为自己能置身于他们中间感到高兴，
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对敌我情况和作战形势作了详细的说明和分析。他那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特别是与会红军将领们对他的信服之情，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会议间隙，他忍不住走过去对毛泽东说：“泽东同志，我刚从白区来，很多情况不了解，对打仗更是外行，听了你们的发言，深受启发。会后我再向你专门请教，可以吗？”
毛泽东忙点点头道：“自己同志，莫客气，我也正想向你请教呢！”
会后，中央局和指挥机关离开青塘，转移到五六十里以外的龙冈古镇。这里是第一次反“围剿”首战告捷，并活捉敌师长张辉瓒的地方。古镇虽然不大，却倚山面水，五六百户人家散住青山绿水之间，三两座大桥横贯南北。
王稼祥住下不久，就被请到毛泽东的住处。两人热情握手之后，王稼祥说：“毛委员，我早就看过你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井冈山的斗争》等重要文章，真是得益匪浅。”毛泽东说：“稼祥同志，我也拜读过你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颇有见地。”
两人没有过多地客套寒暄，一落座就促膝交谈起来。善于调查研究的毛泽东首先提问，从王稼祥的个人经历问到莫斯科的情况；从马列著作中的某个观点问到斯大林的一些看法；从四中全会的经过问到他初进苏区的印象。王稼祥一一作答，然后也迫不及待地开始请教起对方。他从湖南的农民运动问到井冈山的斗争；从陈独秀右倾主义的结果问到后来“左”倾盲动的失败；从红军的壮大问到根据地的发展。两人又从前几天会上的争论，谈到党和军队工作中的问题，特别是一些使人不安的内部纷争，以及当前对中央指示和四中全会精神的理解等。
尽管他们的见解并不都很一致，但却都能坦诚相待地各抒己见。最后他们从红军的作战原则谈到面临的反“围剿”战斗。毛泽东兴奋地坐到桌前，打开墨盒，在铺好的土造毛边纸上，提起笔如行云流水般写下两行字，然后不无得意地对稼祥道：“来，请你欣赏一副对联。”
王稼祥凑近一看，果然一副佳对：“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王稼祥反复读了两遍，忙要抄下来。毛泽东提起对联道：“不必了，这张就是专为你写的。不过不是请你欣赏书法，是为了便于你记得这几句口诀。我们苏区军民，特别是红军指挥员，可算人人背得，并且就是靠这个打赢敌人又发展自己的。”
王稼祥边看边听，连声赞道：“好，好得很！概括得简单明了，言简意赅。你的书法也很有功力，自成一体，令人佩服！”
毛泽东也笑道：“见笑了，比不得你们留过学吃过洋面包的学问家。不过，我这副对联可是哪个洋学堂也学不到的哟！”
王稼祥忙说：“对，对。”接着又认真地说：“你一直在与敌人斗争的第一线，阅历深而广，经验极丰富，我得好好向你学习。”
毛泽东说：“自己同志，莫要客气嘛！我可以介绍些文件材料，请你抽暇看看，可以从中了解我们的工作和许多情况。有的是本人所执笔起草，也请你不吝指教。”
王稼祥也真诚回道：“是，我们都不必客气。”
毛泽东笑道：“好，一言为定，从今有什么说什么，还可以争论、吵嘴，不过，君子动口不动手！”说罢从文件箱中取出厚厚一叠材料，一一点交给王稼祥，其中有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红军部队和根据地各县有关军事、政治和经济情况的报告和总结材料，内容很广泛。
毛泽东一边热心地介绍着文件材料，一边伸手去摸烟，谁知掏出来的只是个空烟盒。原来，他们刚才边谈边抽烟，不知不觉一包烟已抽完了。王稼祥一见忙说：“哦，我这里还有一包好烟呢！”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从上海带来的用以掩护身份装阔气的名牌烟。
毛泽东一见高兴地说：“好！三炮台，真难得！”王稼祥打开烟盒一看，不禁摇摇头：“唉！真遗憾，只剩下最后两支了！”
毛泽东道：“那正好，你我二人分而食之。”
正在说笑间，外头忽然传来嘹亮的号音。毛泽东道：“哦，起床号，天亮了！我们畅谈一夜，误了你的好觉，抱歉，抱歉！”
王稼祥也深感歉意地说：“不，该道歉的是我，我影响了你的休息，实在惭愧！”
“深夜长谈，我是常事，只要你有兴趣，本人乐意奉陪！”
“不，不！我告辞了，你快休息一下吧！”王稼祥抱起文件材料，匆匆告别。
走到河边小桥头，但见晨雾弥漫，队队红军正破雾列队出操，户户乡亲已开始下地耕作，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王稼祥回想着与毛泽东的彻夜长谈，联想到自己进入苏区的第一个地点叫虎岗，此地又叫龙冈，虽然这里山高林密，地图上也找不到，但是却有着生龙活虎的工农武装和人民群众，更有着毛泽东这样的群“龙”之首。虎岗、龙冈，真不愧是藏龙卧虎之地。
毛泽东遭王明路线排挤，王稼祥出语惊人：“指挥重任，非毛莫属”
到苏区后，王稼祥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委员。1931年10月中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决定，苏区中央局的书记由毛泽东代理，王稼祥则担任了原由毛泽东兼任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之职。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随即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王稼祥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27日，在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王稼祥任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同时，又成立了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在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中央苏区的形势越来越好。可就在整个苏区军民积极备战第四次反“围剿”的紧张时刻，身在上海的王明却发来了《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临时总前委的指示信》．提出了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强令苏区中央局和红军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来实行国际和中央的一切指示”。在赴苏联前，王明推出博古作为临时中央负责人，继续推行他的“左”倾冒险主义。博古不负“重托”，随即以临时中央名义，发出一个由王明起草的，题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重申并发展了王明的那一套极左方针。
苏区中央局根据这些指示，于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会议通过了一个全面接受王明“左”倾主张的《政治决议案》。由于毛泽东对“中央指示”持反对态度，极左派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
进入苏区刚半年多的王稼祥，觉得上海临时中央这种做法不甚妥当。但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对王稼祥等的不同意见不仅不予理会，反而发来一份措辞更为严厉的电报，指责和攻击毛泽东是“纯粹防御路线”、“游击主义”，是“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等等，并要求在党和红军中，“公开讨论毛泽东的观点”。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依据临时中央的错误指示，全面反对和根本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把毛泽东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战术，攻击为“守株待兔”、“游击主义”，是“右倾主要危险”。会议最后竟有人提出要毛泽东离开前线，到地方去做政府工作。
在这种极不公正、很不正常的情况下，王稼祥勇敢地站了出来，明确表示继续支持毛泽东。他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东西。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此，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导人。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毛莫属！”
王稼祥力排众议，出语惊人。看到自己发言后的会议气氛有点紧张，他又和缓地淡淡一笑道：“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不赞成王明等同志的做法，反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相信不会被人认为是搞什么‘小团体’或‘宗派主义’。因此我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郑重考虑我的意见。”
尽管如此，王稼祥的意见最后还是被拒绝。会议仍然决定，撤销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责成他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这实际上宣布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
毛泽东在离开前线时，对王稼祥说：“你和我是少数，不服从也不行，我只好到后方去了。好在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哪里工作都是一样。你就别争了吧！”两位在斗争中相识相交的亲密战友，就这样暂时分开了。由于反“围剿”战事的紧迫，王稼祥很快赶回了前方，会同周恩来、朱德紧张地筹划着下一步战斗。
一天，王稼祥等转移到乐安县四面环山的谷冈村，在山边一座破庙里，他主持召开了一个战前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彭德怀、谭政、萧华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后，来了两架敌机，转了两圈后飞走了，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到了上午9点多钟，敌机又来了。王稼祥和大家在敌机和防空号声中，若无其事地继续开会。突然，敌机朝他们的头顶俯冲下来，并扔下第一批炸弹。王稼祥急忙收拾起桌上的文件喊道：“请大家立即跟我到外头隐蔽。”说话间，敌机又转了回来。王稼祥抢先冲到门外，一边招呼一边观察情况说：“快跟我来！”就在这时，敌机又投下一批炸弹。被王稼祥挡在身后的周恩来连声高叫：“稼祥卧倒，快卧倒！”但已经来不及了。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王稼祥当即倒下。大家迅速将王稼祥抬到安全地带，医生发现弹片穿进了王稼祥的右腹部，伤到了肠子，胯部骨盆里也进了弹片，加上脑震荡和耳膜出血，伤势十分严重。周恩来立即决定，护送王稼祥到瑞金红军总医院治厅。
做手术时，手术室外站满了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也都来到了医院。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太差，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手术一连做了8个小时也没有找到体内的弹片……直到第三天清晨，王稼祥才悠悠地醒转过来。在他昏迷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一个接一个赶来探望。毛泽东站在病床边，默默看着，眼中含着泪水，长时间不忍离去，担心老战友再也醒不过来了，所幸，王稼祥最终战胜了死神。
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毛泽东关键一票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这时，王稼祥还在因伤休养。红军队伍即将开拔时，他才得知军委给他派来了几个担架员和专门照顾他的医护人员，还送来了马匹，准备用马和担架交替带着他行军。后来得知，博古等在研究转移人员的安排时，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老百姓家养伤，把毛泽东也作为身体不好的留下。许多同志为他们力争，说毛泽东是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绝对不能留下。毛泽东等得知王稼祥也要被留下，也都为他争辩，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博古这才同意他们一道随军转移。了解到这些情况的王稼祥，既为自己终能参加长征而庆幸，又为毛泽东等在关键时刻这样关怀和帮助自己而深怀感激。10月11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编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长征。
王稼祥感动地对毛泽东说：“我们是不能离开部队的。”毛泽东坚定地回道：“是啊！革命还需要我们这些赤胆忠心的党员来努力争取胜利呀！”
一天傍晚，红军队伍在一个山村停下来。前面传下口令：原地休息。在一间没有门的柴草屋里，警卫员在地上铺了些干草，让王稼祥和另外几个同志进去躺下休息。过了一会儿，又有几个入朝革屋方向走来，为首的是毛泽东，他身后的人抬了一副空担架。一个警卫员模样的小战士跑到草屋门口朝里问道：“同志，里头还有空地方吗？”毛泽东忙走上前拽住他，轻声说道：“莫喊叫，影响人家休息，我们就在外头吧！”王稼祥一听声音，忙朝外问道：“是泽东同志吗？快请进来。”毛泽东高兴地说：“哦，是稼祥同志呀！”王稼祥说：“请进来休息吧，还有地方，外头太冷了！”“好，多谢你！就和你在这‘广厦’一间，作个户外‘寒士’吧！”毛泽东诙谐地边说边跨进门来，王稼祥已为他腾开地方。毛泽东在王稼祥旁边坐下，关心地问道：“你的身体如何？伤口有否还发炎？”
王稼祥反问他：“你呢？你的病怎样了？可要保重啊！”此时，毛泽东患恶性疟疾刚治愈不久，体质还很虚弱。
毛泽东说：“生病能挺，可打败仗的心病难治啊！”王稼祥听言正点着自己久积心头的大事，索性坐起来问道：“泽东同志，正好请教你一下，你对当前局势怎么看？”毛泽东顿了一下，反问他道：“你呢？你是何等看法？”
“我吗？”王稼祥慢慢地说：“一句话，再让李德他们这样指挥下去，可不得了！”毛泽东紧接着说：“那么依你之见，该如何摆脱面前的困境呢？”
王稼祥说：“我正在考虑，这样败下去是不行的，所以要请教你。”毛泽东稍一考虑，凑近他笑道：“那么我就先谈谈自己的看法吧，然后再听听你的高见。”随后就从目前我军的行动方向、转移路线，谈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前几次反“围剿”的获胜，指出了两种军事思想和指挥方针的分歧，以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
这时的毛泽东，虽然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还是政治局委员，却不得过问军事，在中央毫无发言权，空有正确主张却无法实行。在进入湖南西部边境的通道县以前，毛泽东和王稼祥两人更深入地谈起如何摆脱当前困境的问题。毛泽东对王稼祥说：“蒋介石已经布置好了一个大口袋，引诱我们去钻，我们的发号施令者，就是看不见这个危险，非要去钻，你说他傻不傻？”
停了停，毛泽东接着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生路。”他抬手一指西去山路，对王稼祥小声说：“我们从已得到的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操劳扑个空。”
王稼祥点头说道：“这情报我也知道了。真是的，博古本来就不会带兵，李德虽有军事学识，却对目前形势视若无睹，进入苏区以来尽瞎指挥！”
毛泽东说：“问题正在于此。李德那些军事学识从何而来？是本本上来的，是西洋外国来的，是从一般战争以至帝国主义战争中来的。而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是在革命根据地，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进行的反‘围剿’战争，环境不同，条件不同，战争性质更不同。他拿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和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以前的战例战法来硬套，焉有不败之理？”
王稼祥道：“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毛泽东自嘲地说：“可惜，我现在处于毫无发言权的地位。”王稼祥说：“未必，我看现在很多同志都会赞同你的意见。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告给他们。”
于是，王稼祥先找到张闻天，详细谈了毛泽东和他自己的观点。张闻天听了，明确表示同意。而且他还来到王稼祥和毛泽东身边，利用行军和休息时继续交谈。这样，三人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必须改变红军的前进方向和路线，不能让博古和李德再这样指挥下去。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也谈了话，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红军一进通道县，毛泽东就向中央提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部队立即改向贵州前进。1934年12月12日，中央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建议。由于这一建议有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和张闻天等的支持，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方案。几天后，中央又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等力主避开正面敌人，转兵向西，到川黔边境去另建革命根据地。虽然李德等极力反对，但由于毛泽东的主张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同志的赞成，加之主持会议并具体负责作战指挥的周恩来也明确表示赞成，会议最终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行动方针。红军坚决地挥戈西指，一举突破乌江天险，进而占领黔北名城遵义，使敌人在湘西围歼红军的计划全部落空。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按照会前的决定，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总结报告。博古在报告中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全部推到客观方面，对自己“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毫无认识。随后，周恩来、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紧接着作了重要发言。他用前四次反“围剿”获胜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对“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有力的批判。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撤退时的逃跑主义。这样，在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摆到桌面上！会场鸦雀无声，情绪紧张。
关键时刻，王稼祥旗帜鲜明地表示，他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随后，又严肃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军事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李德进入苏区后，军委的一切工作都由他个人所包办，博古只听他一个人的，集体领导已经不存在了。李德等一再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毛泽东等同志在长期斗争中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正是这种恶劣的领导方式，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王稼祥最后强调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紧接着，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也在会上发了言，批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会议最后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后来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在延河烽火中，王稼祥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王稼祥带着伤病继续着繁忙工作。
一天，他在批阅文件时突然晕倒。中央知道后马上组织医疗小组为他治疗。毛泽东、周恩来等几次看望他，千方百计地为他提供医疗条件。1936年12月，中央送王稼祥去苏联治疗，病愈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职务。
1938年春，中央批准王稼祥回国工作的要求，改由任弼时接任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之职。7月，在王稼祥正式离任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约见王稼祥和任弼时作了重要谈话。季米特洛夫说：“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全力支持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季米特洛夫说完这段话，又马上补充了一句：“也应该告诉王明同志，不要再争吵了！”“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依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
当年8月，王稼祥刚一回到延安，毛泽东就找他作了长谈，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在苏联以及回国路上的情况和经过。王稼祥一一作了回答，然后将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以及从苏联带回的武器物资清单面交毛泽东，随后郑重地将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口头指示作了认真的传达和必要的说明。毛泽东与其他领导同志商定，由王稼祥在中央的会议上，正式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决定王稼祥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中央的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3年6月的一个下午，在延安枣园，毛泽东以商量的口吻对王稼祥说：“党成立22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是不是请你抽空儿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好。我完全可以写一篇。”王稼祥说，“纪念党成立22周年，又正值抗战6周年。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不是轻而易举取得的，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结果。”
毛泽东郑重地说：“我看把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方面作为文章的中心内容。党的历史，是一部不平坦的斗争历史，针对世界局势、全中国的局势，可以抓住几个问题来谈。你以前和我交换过的那些意见，我看都可以写进去。”
后来，王稼祥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证明，毛泽东思想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由于中国革命运动正在不断向前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保证。
文章写好后，王稼祥将它装进大信封，叫警卫员马上将这封信送给毛主席。对这篇文章，毛主席没有多加修改，用电话告诉稼祥：“文章看过了，写得很好，准备交给《解放日报》发表。”
7月8日，《解放日报》在第一版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大标题全文发表王稼祥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王稼祥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这是王稼祥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对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为中国革命制定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概括，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篇重要文献。
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时，王稼祥因病未能参加。后来选举中央委员，补选的中央委员很多，出人意料的是王稼祥落选了。毛泽东得悉后，十分惊讶。第二天，他立即在会上讲了话，指出：王稼祥虽然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但他是有功劳的。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最后，毛泽东说：“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稼祥同志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代表们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增进了对王稼祥的全面了解。大会在投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时，王稼祥获得了全数票。陈毅同志在华东小组会上高度评价了王稼祥，他说到遵义会议时把王稼祥比作楚汉相争时的韩信——韩信归汉则汉胜，归楚则楚胜，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奉毛泽东之命，王稼祥出任新中国驻苏联首任大使
1949年春，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全国胜利前夕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正在东北局工作的王稼祥出席了会议。会间，毛泽东拉着王稼祥的手，亲切地说：“看你这个外表，已无病态了。你在东北局管理城市工作有成绩。”吸了一口烟，他又问王稼祥：“我们定都何处？你有什么意见？历代皇帝定京城于西安、南京、北京，我们呢？”王稼祥拂了一下前额的短发，沉思片刻道：“是不是定在北京？”
“你的理由？”
“我认为北京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南京太靠东南，西安似乎偏西了一点儿。”王稼祥持重地回答。
“嗯，有道理。”毛泽东笑着点了点头。
会议开了一个多星期，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报告（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会议着重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在这次会上，还作出了定都北京的决议。
会议闭幕的第二天，毛泽东和王稼祥单独谈了话。
毛泽东说：“会议开完了，接着就要进行人事安排。你也不必回东北局了，有两项工作，中央想让你去做，一个是中央宣传部长，一个是出任驻苏联大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时间紧迫，两个工作都很重要，都适合你来担任。”
“主席，请你给我一天时间考虑一下。”王稼祥慎重地说。
“好，你考虑好了就告诉我。一到北平就要宣布了。”毛泽东叮嘱道。
王稼祥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宣传工作与外交工作自己虽都可胜任，但从党的需要而言，出任苏联大使，比在国内搞宣传工作更有实际意义。为此，王稼祥向毛泽东表明了出任苏联大使的愿望。
1949年10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斯大林，信中说明委派王稼祥去苏联的使命是，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资格与斯大林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随后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王稼祥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当天找到毛泽东，说：“主席，这次全会选我为中央书记处的书记，这是个重任，我有愧接受，请党中央把我这个位置让给比我对党更有贡献的同志来担任。”
毛泽东笑道：“你为什么不能担当书记处的书记？早就该当了，你为党做的贡献还少吗？不要谦让了！”
“主席！以我的资力和能力来说，我的确不能……”稼祥诚恳地说。
“你还有其他的事情找我吗？”毛泽东不让他再说下去了。
“我就为这件事来的。”
“那不必谈了。接受任务吧！”毛泽东温和地挥着手微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