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不但搞乱了地方，还要在军队“放火烧荒”，分别于1974年1月24日、2月25日在北京擅自召开万人大会，搞“三箭齐发”，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
2月8日，在一次会议上，王洪文、张春桥攻击“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2月25日，江青在会议上大喊：“总参问题太多了，要放火烧才好！”张春桥对她言听计从，心领神会，紧跟附和：“是要烧一烧。”3月6日，王洪文借听取总参谋部汇报之机，杀气腾腾地说：“要揭总参的盖子”，“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大有乌云压顶之势。3月15日，他又公然诬蔑总参作战部有“维持会”，“总参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都齐全。”阴谋把总参谋部整垮，把军队搞乱。于是，接二连三地在总参谋部制造问题。
“山东问题”，是“四人帮”硬把风马牛不相关的两件事联在一起，把正常的战备工怍，说成路线问题制造冤案。
1972年8月6日，济南军区报告，x舰队未经请示报告，擅自批准浩亮、刘庆棠、于会泳和随带的医生、护士在青岛等地看了军队的导弹、各型舰艇和军事设施，又提出要看空军的导弹。总参作战部认为，这样做不妥，提出了不同意再参观的建议。8月7日，报告张才干副总长同意，张在作战部呈送的电话记录上批示： “呈叶（剑英）副主席审示。我意对x舰队所发生的事应通报沿海军区，要严守国防秘密，不允许随便参观和介绍情况。”
叶批示：“问题是不请示，不报告，应批评。”
总参作战部把张、叶先后的批示传达给了济南军区和海军。
总参作战部的建议，完全是出于工作，张、叶的指示完全正确，无可非议。
然而，事有巧合，相隔一月之后，总参作战部部长王扶之，请示叶剑英批准，带领工作组10余人赴华北、东北、山东勘察地形。行前，叶副主席交待了任务。
9月6日至11日，王扶之一行在胶东勘察期间，听到部队议论，浩亮等人参观军事设施、吃喝玩乐，游山玩水，摆官架子，住招待所打扑克至夜半，吃夜宵嫌不好，还训斥部队出操影响他们睡觉等。王扶之听到后，除提出浩亮等人不应该看导弹的意见外，对其他均未表态。在返京后，跟随王扶之勘察的防突办参谋顾永忠，出于好意，将听到对浩亮等人的反映，写信给周总理、江青，这种做法是正当的，无可挑剔。
但是，“四人帮”却硬把王扶之履行的正常职务，与山东的所谓路线斗争联在一起。
内长山要塞区司令员曾绍林，是王扶之的老同学，曾私下对他说：“浩亮等人是上面派来的，当地对接待工作很重视，为欢迎他们，专门组织了文娱晚会，演出结束，请他们上台同演员见一下面，但他们置之不理，使得地方上很不满意。”王扶之在内长山也看了同样的戏，谢幕后他被请上台同演员握手，表示谢意。“四人帮”硬说这是他与“中央唱对台戏”。
这期间，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到内长山、烟台检查工作，他根本没同王扶之见面，而“四人帮”却诬称王扶之与袁升平遥相响应，“反对中央”。于是，总参作战部“山东问题”的冤案就这样被炮制出来，王扶之首当其冲，但“四人帮”的目的并不止于此，而是要找出王扶之的“后台”。
张春桥看到作战部呈报的电话记录上有叶剑英、张才干的批示，就抓住不放，逼迫作战部多次写检查报告，均不予过关。1973年1月30日，他在报告中针对叶剑英的批示批道：是你们认为x舰队“不请示、应批评，你们这种态度我不同意”。并质问作战部了解x舰队的路线斗争吗？了解浩亮等同志是什么人吗？难道这种工作性质的人就不能看望海军吗？不能看导弹吗？你怀疑他们是干特务吗？等等。一连批了19个为什么？
浩亮是何许人也？浩亮等人是“四人帮”的亲信，难怪张春桥会为此动心了1 3月15日，在总参的一次会议上，张春桥当着叶剑英的面点“山东问题”，说什么山东的“谣言一直刮到总参”，有人“把谣言集中起来向中央写信”，这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革命不革命这些问题上……站在错误的一边”。
1974年2月8日，张春桥再次质问总参领导：“你们好多问题都没有搞清楚，许多事都没有一个结果，作战部的‘山东问题’解决了？”把事隔一年半的所谓“山东问题”又提了出来。
王洪文还派在党校学习的孙XX等人，到总参作战部以指导运动为名，多次找王扶之谈话，反复地追问：去山东勘察地形叶帅还有什么交待？目的是压服王扶之供出他们整叶帅的材料，所谓“罪状”。然而，凡涉及叶帅的事，王扶之根本不讲，使他们无隙可乘。“四人帮”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搞“山东问题”，是要把总参谋部搞乱，把叶剑英打倒，乱中夺军权。
总参谋部于1974年派出“山东问题”组调查的结果，并未发现王扶之与袁升平有什么联系，他也从来没有议论过浩亮等人的事情。为此，济南军区陪同王扶之勘察的同志，在1974年11月30日，都写了证明材料。
司令部副参谋长李遂英证明：
“总参作战部王扶之等同志于1972年9月6日至11日对长山列岛和蓬莱至成山头地区进行了勘察，我和作战部的同志陪同。（沈阳军区作战部汪部长，旅大警备区沈副参谋长、旅顺基地高副司令员陪同至烟台）。
“6日从大连出发，在北隍城岛听了当地驻军的汇报，尔后到大钦岛听取汇报和看地形，由于时间短促，午饭后接着就休息，未听到议论浩亮等同志在长山的情况。下午在海上勘察了沿途各岛，到南长山岛吃晚饭，晚上看了吕剧《双剑岛》，在此期间未听到谈论浩亮等同志不上台接见演员的事。”
“8日在XX岛参观时，未听到陪同人员议论浩亮等同志参观过这个XX的情况，也未听到王扶之同志讲过什么。”
“在蓬莱、莱阳时，均未听到王扶之同志讲过‘无关人员不能参观’的话。”
“勘察计划原拟去青岛，9日到威海后，王扶之同志提出要急于回北京汇报，而且还要勘察渤海湾，时间不能再拖长了，因此决定不去青岛。在莱阳召集有关人员较系统地谈了这次勘察的意见。11日下午就离开莱阳。”
军区作战部副部长郭辅周、科长尤锡纪、参谋易元秋、崔政佑证明：“总参作战部王扶之同志于1972年9月6日至11日对长山列岛和蓬莱至成山头地区进行了勘察，期间我们四人陪同进行保障。”
“6日从大连出发，到火钦岛后待一小会就吃中午饭，我们4人吃饭的位置距王扶之同志较远，饭后立即算账，分配休息位置和准备列岛地图，未听王扶之同志与陪同的人员议论浩亮同志的事。” “当天下午到南长山岛，晚上看《双剑岛》的戏，我们4人有3人看了戏，其中2人是演戏中间去的，并且座位在王扶之同志后两、三排，未听到陪同的人和王扶之同志讲什么事情。”
“8日在XX岛参观XX时，我们4人都没有听到陪同人员讲浩亮等同志也来参观过，没有听王扶之同志讲，无关人员不能参观的话。”
还有内长山要塞区司令员曾绍林、政治委员刘汝贤等也写了证明材料，都证明王扶之“从未议论过浩亮等同志来长山的情况。”
可是“四人帮”不顾事实真相，硬性插手“山东问题”，使总参作战部从部长到司机达2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有些受到了严重打击。
一波未平，又起一浪。从“山东问题”又引出了“防突办问题”。总参作战部处理浩亮等人看导弹之事．是当天值班的主管防突工作的副部长左勇和防突办公室主任及两位参谋，其中3人与防突办有关，后来顾永忠又写信反映浩亮等人的问题。
于是，蓄谋要搞乱总参的“四人帮”，在1974年3月15日作战部向军委领导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会议上发难，张春桥借口防突工作是林彪提出来的，并利用防突办个别人的错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地说：“防突办过去是林彪搜集情报的机构，现在变成向我们袭击的办公室了”。
王洪文紧密配合，即刻响应，接过话题说：“防突办是林彪搞起来的，是向我们中央领导搞突然袭击的办公室，是反革命机构”。“要采取措施”，“前段处理不彻底，今天要研究处理。”就这样，给防突办扣上帽子，打成了反革命机构，当天就抓走5人，左勇被停职审查。制造了“防突办问题”，搞扩大化审查，无限上纲，打击迫害干部，炮制出轰动总参，震动全军的冤假错案。
防敌突然袭击问题，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就两次提出过。1961年3月，林彪虽然也讲了这件事，但他并未提出要建立什么机构。而是同年5月军委在天津会议上提出要成立各级防突机构，9月8曰第104次军委办公会议上正式决定成立总参防突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并同意了总参草拟的《关于加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工作的规定》。9月12日，军委向军区、军种、兵种、各总部转发了上述《规定》，全军防突机构相继成立。
防突办组建以来，做了大量工作，对中央、中央军委了解敌人战略动向和加强我军战备，都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周恩来、叶剑英对防突办的情况研究工作很关心，从1962年至1974年3月15日，作过40多次指示和批示。
“九一三”后，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并兼管总参谋部工作。“四人帮”则捏造事实，把防突办打成反革命机构。其目的要从防突打开缺口，把作战部搞乱，把总参搞垮，再把矛头指向叶帅、周总理，阴谋篡党夺权。
“四人帮”在紧锣密鼓地编制“山东”、“防突办”问题后，乃不死心，又在1974年4月捏造出一个“北兵南调问题”。勒令总参作战部五一节后进行清查。把锋芒直接对准周恩来总理，并涉及军队的一大批干部。
1971年，为加强东南沿海战备，保障中美会谈，防备蒋帮窜犯捣乱。周总理对各项工作作了周密部署。6月，周总理主持了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敢战方能言和，谈和更需战备”的方针。
7月13日，总参谋部根据周总理指示，经毛主席批准，以军委名义发出指示，要东南沿海的几个军区和海空军，做好应付蒋帮袭扰窜犯的准备。
“九一三”后，总参作战部揭发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大量罪行，但是根本没有涉及东南沿海战备有什么问题，也不存在什么“北兵南调”的问题。所谓“北兵南调”，是1972年下半年，海军的常委扩大会议期间有人提出的。
对这一问题，周总理、叶帅都很重视。1972年10月，周总理派总参作战部部长王扶之带工作组到海军调查了半个月，“查阅了海军有关部队调动的所有文件，都是根据军委、总参的指示进行的，没有问题。“有关军区和海、空军，在那个时间里，侧重抓一下东南沿海战备工作是必要的。”
然而，批林批孔开始后，“四人帮”却蓄意策划，制造谎言，大放厥词，把那次战备工作说成是“北兵南调”、“是个大阴谋”，并四处活动，煽风点火，下令追查。
1974年2月21日，王洪文私自派秘书到总参作战部，把根据周总理指示和批示承办的文电34份全部调走，直到周总理逝世后（1976年5月13曰），才退给作战部。4月1日，王洪文指使徐海涛等人也到作战部要走那次战备的全部核心机密文件，在他们手里控制了半年之久。
4月26日，王洪文、张春桥强令作战部“五一”后清查“北兵南调”。张春桥甚至说：“北兵南调”“是利用合法的形式搞阴谋，要从正常中找不正常。”5月4日，王洪文亲自到总参作战部布置清查“北兵南调”说：“北兵南调问题要作为一个重点”，“搞北兵南调问题，同你们现在清查林彪反党集团在首都搞政变阴谋是—致的，有联系的”。在清查过程中，王洪文还说：“北兵南调肯定是阴谋，再查性质也变不了，问题在于把情况搞清楚，把他们如何策划搞清楚。”
“四人帮”阴谋把周总理参加那次战备工作的有关领导及总部、有关军区海空军的负责人，都同林彪反党集团捆在一起，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乌云终于散去。对“四人帮”放火烧总参，给作战部蓄意制造“山东问题”及“防突办问题”、“北兵南调问题”由中央及中央军委部署指示，坚决予以平反。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撤销了一些同志受“九一三”事件影响所做的错误结论，公开为遭受迫害的同志平了反。到年底，总参谋部为在“文革”中受审查批判的1500多人落实了政策，为400多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