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振同，1901年5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沧县狼儿口村。先在冯玉祥领导的军队里服役，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所率的二十六路军第七十四旅被派往前线“剿共”，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工作下，季振同和二十六路军其他进步军官一起，带领二十六路军在宁都光荣起义加入红军。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后，他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1934年红军长征前夕，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击下，不幸被杀害，成为一大历史冤案。1981年12月10日，第一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肖劲光，在纪念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诞生50周年之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发扬宁都起义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文。他说：“宁都起义的精神是永世长得的。”在同一天《人民日报》上，姬鹏飞、黄镇、王幼平、李达、孙毅、苏进等六同志撰写了《纪念宁都起义五十周年》一文，说：“刘伯坚同志在固厚的欢迎会上，曾引用列宁关于‘起义是一种艺术’的话，高度赞扬了这一大规模起义的重大胜利和圆满成功。他还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宣布，授予起义部队以红五军团的番号，任命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从此，红军又一支坚强的战斗骨干力量迎着革命的风暴光荣地诞生了。”对革命有过贡献的人，党和人民都不会忘记他。季振同的冤案时过50年后终于得到了昭雪。
追随冯玉祥
季振同出生在一个祖辈是当地有名的富户家里，1919年春，他慕名参加了冯玉祥的“模范军”，在模范连当学兵，一改富家子弟的习气，经受住了西北军严格的军事训练和艰苦的军队生活。1920年，模范连扩充为学兵营，季振同当了班长。1922年，他又被升为学兵团骑兵连排长。
季振同十分仰慕冯玉祥，处处注意照着冯玉祥的样子做，以自己的示范行动来训练、影响士兵。不论严冬还是盛夏他从不间断操练。尤其在体操课目中，如单杠的曲身上、直倒立、大回转等动作，数他做得最漂亮，最引入注目。他的马术表演也曾名噪一时。驻防丰镇时，有一次冯玉祥在苏联顾问的陪同下视察部队的军事训练。季振同表演的马术，无论跳障碍、劈杀、马上射击，都十分精彩，博得部队上下一片喝彩声，苏联顾问也对冯玉祥说：“了不起，这种骑术在哥萨克也不多见。”
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后，力量大增，部队改称国民军，由一个师扩充到六个师，共8万多人。他自己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这时，季振同以办事反应快速，干脆利落，效率高，有魄力，且能吃苦，受到各级指挥官和冯玉祥的器重，由排长逐级晋升为连长、营长、团长。他担任冯玉祥的卫队团团长时，已成为冯玉祥的重要部属。
1926年8月，为了响应北伐战争，冯玉祥由苏联考察回国，同来时有中共党员刘伯坚和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部队改称国民军联军，宣布接受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响应北伐战争。同时，在国民军联军各级组织中成立政治机关，委任刘伯坚为总政治部副部长，以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从此，季振同与共产党人有了直接的接触，特别是共产党人刘伯坚在他的心目中留下极深的印象。他曾感慨地说，西北军的军官个个都能象刘主任那样，我们西北军就天下无敌！
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将冯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1927年5月，第二集团军由陕西东出澄关参加北伐，6月在彭武地区，受到奉军阻击，情况十分危急。冯玉祥不得不把他的卫队团也拉了上去。季振同率领卫队团英勇作战，指挥果断，因而能够实现中间突破，迅速扭转战局，军心大振，受到冯玉祥和苏联顾问的赞扬。季振同在战斗中颈部受伤，被送至北京协和医院医治，冯玉祥曾亲往医院看望。不久，季振同与冯玉祥的侄女刘玉芝结婚。季归队后，调任手枪旅旅长。 就在这时，冯玉祥开始附蒋排共，“礼送”在西北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季振同对此表示不能理解，流露出惋惜和苦闷的情绪。
1928年初，季振同调任将校团副团长，协助兼任团长的冯玉祥工作，具体负责全军营、团级军官的训练事宜。4月，战端重开，将校团解散，季振同仍回手枪旅任旅长。1929年，冯玉祥旧部的不少将领成了封疆大吏，占据着青海、甘肃、宁夏、陕西、河南、山东等六个省，但内部日趋腐朽，矛盾不断激化。季振同对此十分不满，曾向冯玉祥说：韩复榘、石友三离总司令的要求太远了。冯听后极为赞赏，并送给他一部《资治通鉴》，要他把部队训练好，将营以上军官组织起来读书。季振同不负所托，因而得到军官和士兵们的赞赏。
寻找出路
1930年4月，爆发了蒋冯阎战争。10月，冯阎失败，西北军全部瓦解，冯玉祥将残部——高树勋的第十二师、董振堂的第十三师、季振同手枪旅改建的第十四师、李松昆的第十五师，都交给自己的亲信将领孙连仲。孙连仲将这四个师集结于黄河以北焦作一带，后来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指定开往山东荷泽、济宁一带驻守。整编后的第二十六路军，由孙连仲为总指挥，下辖第二十七、第二十五两个师，高树勋任第二十七师师长，孙连仲兼第二十五师师长，原来的师长分别降任旅长，董振堂为第七十三旅旅长，季振同为第七十四旅旅长，赵博生为总部参谋长。1931年1月，蒋介石为排除异己，又将孙部调离山东，开往江西“剿共”前线，企图以杂牌军来消灭红军，又借红军的力量来消耗杂牌军，以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
第二十六路军的官兵绝大部分是陕甘籍，其余为直、鲁、豫人，对南下作战惊恐不安，有许多士兵开了小差，特别是七十三旅第一团在济宁与兖州之间的孙氏店车站哗变，对整个二十六路军的军心影响很大。
二十六路军刚进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前沿宜黄、乐安一线时，便看到红军写的标语“打倒帝国主义！”“打土豪，分田地！”“欢迎白军的弟兄们拖枪来当红军！”“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这些标语、口号，使许多官兵想起西北军时与共产党人相处的难忘岁月。
有一次，季振同对身边的几个卫兵说：“有人说共产党是‘赤党’，共产党的军队是‘赤军’。五原誓师后，我们也被人称之为‘赤’，‘赤’是红色的，真心为国家做事的人才真‘赤’。”接着他问其中的一个卫兵：“谁是真正的工农革命武装呀？”不等这个卫兵答话，他又说“得劳苦群众之心的军队才是真正的革命工农武装。”士兵们望着他们的旅长，会心地笑了。
5月，蒋介石命令二十六路军分两路参加对红军的第二次“围剿”，右路的二十七师前进到永丰县中村地区时，先头部队被红军团团围住，歼灭一个旅，师部也遭受重创。这次受挫，在全军引起很大震动，官兵们个个忧心忡忡，感到前途难卜。
季振同想同中共建立联系，曾派旅政训处处长胡景陶（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党员，后与党失去了联系）秘密回山西找冯玉祥或鹿钟麟。胡景陶从山西汾阳带回冯玉祥的话：“只能与共产党做朋友，不能为敌；要掌握好部队。”季振同十分高兴。
二十六路军进驻宁都县城后，广大官兵厌战、思乡、恐惧和因受蒋介石嫡系部队歧视而增长的不满情绪迅速蔓延。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是打仗屡屡受挫；二是薪饷没法发足，而且每况愈下，久拖不发；三是供给困难，每天连米菜都买不到，靠盐水下饭；四是士兵不适应南方气候，发疟疾的、泻肚子的、皮肤长疗疮的很多，又没有药吃，甚至士兵死了买棺木的费用亦被少数官长私吞了，有的士兵被迫自杀，仅三个月，士兵自杀的就有十几个。宁都城外馒头堆似的坟地，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所有这些，使得士兵生活上、精神上的痛苦简直到了极点。一些有正义感的军官看到这种情况都很气愤。季振同旅的第一团团长黄中岳在城外看到一片新坟，气愤地对团副苏进说：“要按老子的性子，把那些卖假药喝兵血的家伙一个个都斩了，拿他们的脑袋来祭这些弟兄的亡灵！”
季振同也知道，现在二十六路军是处在伤的没有药治，活的没有饭吃的境地！意识到不另找出路是无法挽救这一危局的。
坚定起义决心
九一八事变后，二十六路军的广大爱国官兵纷纷要求回北方抗击日寇。二十六路军中的中共地下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在官兵中宣传局势的恶化和官兵的痛苦都是蒋介石、孙连仲造成的，现在只有回到北方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才有出路，自己才有出路的道理。因而士兵要求抗日的情绪更加高涨起来。季振同旗帜鲜明地站在士兵这一边。他多次给士兵讲话说：我们不当亡国奴，我们国家不当殖民地，我们要自强，雪国耻，收复国土和主权，要有勇气回北方去，坚决抗击日寇去。他还公开提出，打电报给蒋介石，让我们回北方打日本，保卫家乡，保卫祖国。广大士兵都赞同季振同的主张，并说：“谁不让我们去，谁就是卖国。”
孙连仲迫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同意一面由季振同领头发电报给蒋介石，一面令部队北返。可部队刚走到离宁都60余里的胡岭嘴，就被蒋介石“死守宁都”的电报挡了回来。
孙连仲受到蒋介石的训斥之后，大骂季振同等“太猛浪”。这件事使士兵的对抗情绪更加激昂起来。这时，孙连仲托病去上海。临走前，委七十五旅旅长李松昆为二十五师师长，代理总指挥之职。李松昆不学无术，旅团长们一向看不起他。季振同也气得脸色铁青跺脚大骂。李松昆设宴请客，他拒不参加。孙连仲走后不久，季振同的七十四旅第二团一营三连的一个班，发生了集体携械投奔红军的事件。为应付上级的追查，季振同不得不把一营营长王子久撤了职。七十四旅是二十六路军实力最强的旅，装备精良，每人都配有马枪、手枪和大刀，训练素质较好，季振同在官兵中的威望又比较高，是一支在二十六路军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共在二十六路军的地下工作始终没有停止过。1931年10月，总部参谋长赵博生经中共中央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由赵去做季振同、董振堂的工作，促进季、董之间的交往。中共地下党组织认为，只要季、董两人掌握的第七十四旅和第七十三旅联合起来，就可以促成二十六路军的起义并取得成功。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季振同和董振堂的隔阂消除了，他们的来往也增多了，两入的认识一致了，他们还争取到许多下级军官的支持，起义的条件逐渐成熟。
11月底，在二十六路军工作的中共特派员王超在南昌被捕，致使二十六路军中的党组织暴露。12月5日，蒋介石从南昌行营发来“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匪分子，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的急电。当时，主持日常工作的参谋长赵博生获悉后，立即与中共特支的同志以及季振同等共同商议，决定：一、由于这一事变，使事情变动更加紧迫了，必须立即举行起义；二、分工刘振亚、王铭五、李青云负责士兵和党员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三、立即派人去瑞金，向苏区中央报告请示组织暴动的事宜。董振堂派郭如岳、季振同派卢寿椿、刘振亚派袁汉澄等三人，分别作为七十三旅、七十四旅和党的特支的代表一同前往；四、赵博生负责应付南昌行营的追查并联合季振同等人做好起义组织计划工作；五、加紧“对七十三旅的学兵连李青云、特务连姚湾春，二十七师八十旅董俊彦连、卢子美连”等四个连的训练和武装准备工作。根据这一决定，赵博生一面向南昌行营拍去“遵令照办”的电报，一面按计划进行暴动前的一切准备。
12月初，为了使此起义成功，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三人共同商量，派郭如岳给刘伯坚送信联系起义领导组织事宜。刘伯坚回信说：“你们要共推革命领袖。”赵等三人于12月12日10时，借打猎为名到宁都城南山上开会。会上，赵博生、董振堂一致推举季振同为革命领袖，并确定袁汉澄、卢寿椿为董、季的代表，保持同刘伯坚和红军的联络，及时向中革军委请示报告工作。这次会议后，二十六路军的中共党的组织根据中革军委代表的指示，决定起义定为12月14日晚上7时。
赴中央苏区汇报工作的郭如岳、卢寿椿、袁汉澄三人，受到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领导同志的热情赞扬和鼓励。12月7日，刘伯坚以中革军委代表的身份给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等回了信，信中说：“欢迎在中国革命中奋斗多年的诸位同志，来同红军共谋劳苦工农的解放；同时把将要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中国夺回来，交给全国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群众手中。这是何等光荣何等伟大的历史际会啊！”又说：中共“十分热烈的企待着诸位同志前来共同携手为革命奋斗。”信中指出，只有“高举着苏维埃的红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作一拼命的死战，才能求得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统一。”“我代表他们（指中革军委各负责同志）热忱的欢迎来同诸位同志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接洽一切。”这封信转达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对季振同等人的亲切关怀和期望，更加坚定了他们起义的信心和决心。
宁都起义
就在刘伯坚给季振同等复信的同一天，蒋介石又派飞机用通讯筒空投了一份密令：“据捕获共犯王超等二名供称，系在二十六路（军），除将该犯所供共犯分别拿查外，仰即该路（军）严密防范为要。”这一密令使赵博生等感到起义已刻不容缓，于是再派卢寿椿等人到中央苏区报告，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针对这一情况，决定由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复信作出如下的具体安排：
关于起义后部队番号与领导人，将转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季振同同志为工农红军第五集团军总指挥，董振堂同志为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同志为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同志为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军长。”这个领导机构在起义过程中，直接接受中革军委对起义的指示！保证全军起义工作统一行动、统一指挥。
关于具体行动部署，中革军委确定“暴动时间必须在拾叁号拂晓。因为此事的发动，到拾叁号还有八天，为时已久恐被泄漏，多延长一分钟即多有一分钟发生危险的可能。”“依照我们及革命历史上的许多暴动的经验，必须在抓住可能的条件后很坚决地说干就干，不容有丝毫犹豫”；并代拟了以下政治口号：“打倒‘喝兵血’的孙连仲……李松昆！”“打倒蒋介石及一切军阀！”“打倒国民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共管中国！”“打倒帝国主义！”“要想回北方只有当红军！”
对起义中一些具体问题，中革军委提出的行动方针是，对于反动军官，强调在暴动时，“必须解决其他中级军官中的反动分子”，如“不在暴动时解决，以后便难于解决。同时他们在暴动过程中及暴动以后，都可以发生反革命作用，因此在暴动时必须很速决的解决他们。”对于如何带领起义部队，强调“暴动开始后，每分钟都要有进攻的行动和取得胜利。在解决某几部后，拿几句简单的鼓动话（如要回北方只有当红军……）”，“把士兵带出城，到指定地点驻扎……留着不动必然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住在环境复杂不便作战的城市中，更不能有片刻停留。”这些部署，对于保证这次起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正在季振同、赵博生等加紧进行起义准备时，传来一个消息：二十六路军的两万套棉衣，11月份的薪饱和经费已经到了广昌，不日即可运到宁都。季振同认为：如果按原计划日期起义，棉衣和饷款就运不到宁都，这是一笔很大的损失。如果能让全军穿上棉衣，领到晌款，使他们暖暖和和、高高兴兴地去当红军，这是一桩锦上添花的事。他坚决主张把起义的时间推迟一天。这意见得到赵博生、董振堂的赞同。于是，他们一面派人秘密去彭湃县向苏维埃政府和中革军委的代表报告更改起义的日期（但因没有找到苏维埃政府而没有联系上），一面派七十四旅旅部副官李达率领骡马大队赶到广昌，兼程运回棉衣和经费。12日晚，运输大队一到，立即向全军分发棉衣和薪饷，宁都城顿时出现异常炽热和紧张的气氛。
起义总指挥部设立在城东的西式楼房里。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在行动前，只有季振同一人在此应付情况。他象往常一样，一面联络牌友，动员军官们按时参加赵参谋长的宴请！一面了解部队动态，询问有无异常现象发生。
14日下午2时，季振同按照预定计划，召集全旅营以上军官开会。他神情严肃地对大家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窥伺华北，我们祖国的命运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都是正规军人？我们要求抗日，打回北方去，蒋介石却热衷于打内战，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我们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坚决要求北上抗日，蒋介石不准许，我们就绕道广东，然后再打回北方去。”
他刚讲完话，黄申岳、苏进首先表态：“听旅长的话”、“照旅长讲的办”，其他军官也纷纷表示同意。季以威严的目光环视了会场一周，然后布置了具体任务。
第一团，由团副苏进指挥。4时，由三营营长严图阁率领接替总指挥部特务营的警戒。6时以前，全团集合在县衙大院内待命。在会上，季振同没有明确宣布起义和参加红军，只将起义的具体任务秘密下达一、三两营营长，由三营长控制总指挥部电台（二十五师师部电台由七十三旅负责，蒋介石的特务电台由刘向三率总部特务营负责），起义后禁止发报，一营长卢寿椿率部去苏家词堂解决二十五师师部及代总指挥李松昆。
第二团，由团副吴子罕指挥。6时，各派一个连警戒城内两、南、北门（东门由七十三旅的二个营警戒），把各城门的岗哨全部换下来。8时，切断由城内通往城外的电话线，全城戒严，关闭城门，任何人不准随便进出，并启用新口令。
旅部的手枪队，派一连包围总指挥部，并坚决地解决反动军官。
最后，季振同要求大家明确任务，分头执行，按时交接，果断处置，不得始误。
黄昏，赵博生参谋长按照预定的部署，在总指挥部举行宴会，除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外，全军旅以上军官一个也没有漏掉。
总指挥部的问题解决后，季振同、赵博生等立即返回七十四旅旅部，指挥全军的统一行动。只是派去包围二十五师师部的部队，因距离较远，总部枪响时尚未赶到，致使李松昆越墙逃跑。事后得知，他带走了城北四十里处驻砍柴岗的一个团。
15日凌晨2时，起义胜利了。起义部队包括一个军部直属队、两个师部直属队、六个旅部直属队，共十一个团、1.7万多名官兵。8时，迎着东升的朝阳，各路起义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集结地点——宁都城外东南角的高塔下。沿路张贴着大幅标语：“打回北方去！”“打倒阻止我军北上抗日的蒋介石！”部队到达塔下河滩后，总指挥季振同首先庄严宣布起义胜利，并带头把国民党的帽徽、胸章扯了下来，当众撕毁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这时，部队群情激昂，口号震天：
“打倒蒋介石！”
“打倒祸国殃民的国民党！”
“打倒军阀！”
接着，部队跨过梅江，向东前进。董振堂带着七十三旅为前锋，走在最前列，季振同带着七十四旅殿后。这一支新生的队伍，浩浩荡荡，走向工农红军的行列！
红五军团总指挥
起义部队一踏上苏区的土地，就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使起义部队感受到人民的温暖，感受到当红军的光荣。季振同看到这种热烈的场面，感慨地说：“昨天，人民群众看见我们躲得远远的，不理睬我们，今天，人民群众看见我们笑脸相迎，慰问我们，为什么？这是因为：昨天我们是国民党军队，今天我们是工农红军呀！”
下午，部队到达固厚圩—一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同志的迎接。刘伯坚同每个领导人紧紧地握手，并激动地说：“昨晚我一夜没有睡觉，以为你们几个牺牲了，谁晓得你们搞这样大的规模！列宁讲过，暴动时机成熟了，一分钟都不能迟延的。我真替你们担心哪！后来才知道，你们把暴动的时间推迟了一天。”
这天，季振同等领导人和中革军委的代表共同讨论和修改刘伯坚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当天晚上，电台向全国播发了这一宣言：
“我们原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受国民党蒋介石的压迫，开到江西‘剿共’。但是我整个两师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红色的江西彭湃县城（即旧宁都县城）实行革命的暴动，消灭了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走狗反革命的军官，扯毁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帜，高举着苏维埃的红旗，加入工农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了！我们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完成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统一。”
“看呵！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国民党改组派的广东政府以及一切反动军阀的统治，都迅速的崩溃日趋灭亡，苏维埃政权却日益巩固和扩大。这两个政府的对立与消长，明白的指示出我们全国工农兵的出路，只有在苏维埃红旗下奋斗；明白的指示出苏维埃是解放全国工农兵唯一的政权，也就是工农兵自己的政权。”
为工农的解放而奋斗！具有历史意义的宁都起义胜利了！光荣的红五军团诞生了！
第二天清晨，部队操练，刘伯坚宣读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革军委的决定，授予起义部队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接着，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讲话。他说，半年多来，我们亲眼看到了苏区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把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对共产党和红军的造谣揭穿了，亲眼看到了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得到了保护，士兵得到了解放，亲眼看到了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受到干百万劳苦大众的热烈拥护，因为苏维埃政府是解放工农兵的政府，红军是工农大众自己的军队。最后，他代表全军团指战员表示：我们为中国的真正独立与统一而英勇奋斗！
部队经过几天的行军，开到了石城县的秋溪、尤岗、横江及瑞金的壬田、九堡、沿坝等地。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五军团开始了整编工作。在整编过程中，季振同认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带头帮助党派来的政治干部搞好整编、改造工作。他曾对人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泽东；第二是相信刘伯坚。
当时，五军团中有一部分起义军官对红军很不了解，有的抵触情绪比较大，甚至有的军官跑到军团部要求离开部队。针对这些情况，政治委员肖劲光和季振同研究决定在九堡召开会议，肖劲光对大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说，宁都暴动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来的，我们表示欢迎；如果你们认为这儿不好，自愿回去，我们表示欢送。
季振同赞成毛泽东的指示，认为我们自己要坚决革命到底，但能这样对待要离队的军官，我们大家才好做工作。与会同志很快统一了思想。他向要求离开部队的军官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表示欢送，并给路费。他甚至把自己以前积蓄的200块银元都当路费送给要走的军官。对于那些自愿留下的军官，则分别把他们送到红军各学校去学习，帮助他们学会做红军的领导工作。在整编期间，党组织接受了季振同的入党申请，由朱德、周恩来介绍，经中革军委批准，季振同于1932年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1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季振同、卢寿椿、苏进在刘伯坚陪同下，到瑞金叶坪去见毛泽东、朱德和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的其他首长。这是季振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和朱德，谈话十分亲切、热烈。当苏进建议今后多给部队上政治课、多演戏时，季振同插话说：“毛主席，能不能请贺子珍同志给我们演演戏？”他的话引得大家都笑了。
毛泽东也笑着说：“好，我尽量动员她去。”
不久，贺子珍来到九堡，和季振同、肖劲光三人同台给部队演了一出独幕剧。季振同扮演“军阀”，肖劲光扮演“帝国主义”。他们演得十分认真，指战员们看得十分高兴。事后，季振同和肖劲光在一起开玩笑时，一个喊“军阀”，一个喊“帝国主义”，关系十分友好、融洽和信任。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编工作，红五军团焕发出高昂的战斗激情。1932年2月，红三军团攻打赣州的战斗正酣之际，红五军团奉命参加围攻赣州之敌。季振同、肖劲光率红五军团赶到赣州，立即和红三军团一道组织了第四次爆破攻城的战斗。这次爆破炸开了城墙，震慑了敌人，迫使蒋介石急调陈诚部队援赣。援敌被红一军团堵截。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发动了第五次攻城，虽未打下赣州，但给敌人以重创。赣州战役，使红五军团经受了整编后的第一次考验，表现了这支年轻的红军队伍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
陨命瑞金
赣州战役之后，季振同感到自己没有在军事院校深造过，军事理论水平较低，特别是缺乏指挥红军作战的本领。他为了适应新的领导工作，为了提高自己的军事理论水平和才干，为了将来对党和人民多做贡献，向党组织请求去苏联学习军事。他曾向政治委员肖劲光说：“请你放心，我不会再回蒋介石那里去。我已经带着部队起义了，做了红军的总指挥，又是党员了，回去肯定要杀头的。我不会去把头送给他们杀，我也不会回冯玉祥那里去，我就是想去苏联学习军事。”
肖劲光将他的请求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批准季振同出国深造。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兴奋，主动要求离开红五军团领导岗位，办理手续，等待出国。
但是，敌人是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的。自季振同领导宁都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派人来找季，想策动他仍回到国民党营垒中去。季为人光明磊落，对国民党的阴谋诡计作了坚决的抵制，并将情况及时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也交出了一些信件。可是，由于当时斗争环境的艰苦，情况的错综复杂，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根据地的执行，使季振同蒙受了不白之冤。他们把季振同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对党的赤诚忠心，说成是“投机革命”，把季振同在宁都时秘密派人去寻找中共党组织的行动，说成是“企图拖枪反水进攻革命，颠覆苏维埃政府”，错误地给季振同定了罪。
毛泽东曾经说过，季振同同志是参加宁都暴动的组织者，对革命不无相当功绩。令人十分痛心的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在1934年红军长征前夕，竟把这位忠诚的革命战士杀害于瑞金叶坪，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宁都暴动是人民军队历史上一次成功的、重要的武装起义，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国民党军队开展兵运工作的一次壮举。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热情，壮大了红军力量，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增强苏区军民革命胜利的信心，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宁都起义六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并亲笔为合影题字：“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