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文化交流促进国家间关系的改善，在中日关系史上是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的二十多年里，中日之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广泛地展开了“半官半民”式的多渠道交流。这期间取得了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缔结，如LT贸易的成立（1962年）、实现互派常驻记者（1964年）等。这一系列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为邦交正常化打下了不可或缺的民间基础。
日本民间积极行动
战后，日本政府与美国结为“同盟”，并且承认台湾政权，与中国政府长期对立。连日本的媒体也发出“我国政府的立场明显违背了国际潮流”的批评。日本民间的许多有识之士在新中国成立之时就开始为改善两国关系而不懈努力，他们成立了许多面向中国的组织与团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友好团体就是日中友好协会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
1949年10月10日，日本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界代表会集在东京，召开了日中友好协会的设立准备会。经过一年的筹备．1950年10月1日，文学家丰岛与志雄、实业家内山完造、华侨总会会长林炳淞、爱知大学校长本间喜一、京都市长高山义三等约一千人聚集东京一桥会馆，宣告日中友好协会正式成立。日中友好协会的宗旨是：日中两国人民必须要建立正确的良好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两国的和平与安全、才能使日本的经济在和平中得以重建、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幸福与繁荣才会得到保障。我们相信这是我们为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的唯一前提条件。日中友好协会在这样的宗旨下，一边坚决反对日本政府的中国政策；一边与日本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相配合，在日侨归国、送还中国劳工遗骨等反面做出了积极努力。
1955年11月，日本前总理大臣片山哲、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议长藤田藤太郎率领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代表团访问了中国。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代表团一行。之后，代表团与中国文化、工会等团体的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流。最终双方在三个方面达成了共识：第一，以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两国间的所有问题；第二，通过工会运动及工会团体的交流来确立和平环境并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三，双方共同努力，在广范围内积极促进文化交流。
代表团回到日本后，与日中友好协会等团体积极讨论磋商。1956年3月，一个专门为了促进两国间文化、体育交流的团体—一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诞生了。第一任会长由片山哲担任，理事长是中岛健藏。这样，从学术、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到出版、媒体、体育等，在日本民间形成了一个范围广阔的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积极态势。
中日友好协会的成立
50年代中期，日中友好协会曾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中国方面能够设立相应的民间机构。中国政府也在1954年红十字会代表团实现了访日之后开始了积极的探讨。可是由于后来的岸信介内阁采取进一步敌视中国的政策以及长崎国旗事件的发生，在中国设立对应机构的设想受到了阻碍。“LT贸易”成立后，中日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文化交流也相继得到了恢复与发展。日本的诸多团体重新实现了对中国的访问。在日中友好协会的斡旋下，中国围棋代表团及中国文化友好代表团分别于1961年6月和11月访问了日本。中国方面设立对应机构的时机日趋成熟。
1963年10月4日，在北京的政协礼堂召开了中日友好协会的成立大会。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等，政府、工会、青联、妇联的各界代表也参加了大会。日本方面的与会人员有前总理大臣石桥湛山及日中友好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等组织团体的代表。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代表19家团体宣布了中日友好协会的人员构成：名誉会长郭沫若，会长廖承志，副会长南汉宸、赵朴初，秘书长赵安博，副秘书长孙平化、王晓云等。另外，中日友好协会的常务理事及理事由张香山、冰心、田汉、夏衍、许广平、周培源等人担任。名誉会长郭沫若在祝词中说：“中日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精神的前提下，开展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中日友好协会的成立是一件大事，揭开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光辉一页。”
需要强调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始终是由周恩来总理（建国初期兼任外交部长）担任“总指挥”的，对日本的一切活动的实行与展开，也都是周恩来精心安排与直接指导的。中日友好协会的所有人员的配置就深刻地体现着周恩来的深思熟虑。新中国成立后，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为了补助与加强政府间的关系，也为了促进民间的交流与合作，以民间团体的形式设立了一些友好协会。比如中苏友好协会、中印友好协会等。而与日本这样没有外交关系，甚至长期对立的国家之间专门地设立一个友好协会，这在中国的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具体地说，中日友好协会的设立可以说是周恩来的“民间先行，半官半民，以民促官”的对日外交政策的一个策略与步骤。
丰富多彩的中日文化交流
中日友协成立后，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各个领域的交流频繁。最重要的是，每一项交流都与中日政治关系的改善密切相关。
1965年8月和11月，从39个团体中选定的473名日本青年分两批访问了中国各地，这就是被称为“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交流活动。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日本青年与中国青年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深入的交流。9月15日，在上海举行欢送第一批日本青年回国的盛大集会上，专程从北京赶来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兴高采烈地说：“中日青年大联欢在中日两国人民的生活中决不是一件小事，是一件壮举。”同年11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接见了第二批访华的日本青年。11月19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北京市长彭真在欢迎宴会上对“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鼓励大家说：“让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友好，共同努力，实现亚洲与世界的和平。”
1965年5月，泷泽修率领的日本新剧团访问中国。《郡上农民起义》和《日本的幽灵》等新剧目在各地演出数十次。其间，周恩来和郭沫若等人不但亲自观看了演出，而且还热情地接见了剧团的所有演职人员。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感慨地说：“此次的日本新剧团是由从15个剧团中精选出的81人组成的。这对日本的艺术界来说，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1971年6月，以白石凡为团长的日本文化界访华代表团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分别会见了代表团。另外，代表团在访华期间，与中国的文化、体育各界诚挚地交换了意见，对正在中国举办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就是开始于此）上中日运动员的友好交流，给予了“增进了友谊，使中日友好的基础更加巩固”的高度评价。
1972年5月12日至29日，应日本乒乓球协会及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以徐寅生为团长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男女运动员共14人）访问了日本。日本乒乓球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日本各界友好人士一千余人参加了欢迎会。日本乒乓球协会代理会长、亚洲乒协主席川上理三表示：“我坚信通过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来访，对民族间的理解与友好有着积极的意义。”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说：“乒乓球虽轻，两国的友好却很重。”徐寅生团长以“我们来日本就是为了中日友好而来”的言辞作了回答。
1972年7月10日，以孙平化为团长的上海歌舞团在日本巡回访问演出了36天。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以及钢琴协奏曲等共上演20场，日本的观众达四万余人。其间，刚刚就任日本总理大臣的田中角荣会见了孙平化团长。代表团回国时，中日还首次利用了直飞上海的包机。与上海歌舞团同行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长白土吾夫在飞机中，望着碧蓝的天空，十分感慨地说：“新中国成立后，我38次访问了中国，每次都是经由香港，这次是第39次，终于可以从东京直接飞上海了。如果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和中国就会更近了！”
中国政府方面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通过中日友好协会，与日本的日中友好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配合，在两国政府间既没有外交关系又极为对立的时期，进行了不间断的、积极友好的文化交流，为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做出了贡献，也为两国政府间后来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打下了坚实的民间基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民间基础的功能甚至超过了正式的外交机构。连日本第一代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都深有感慨地说：“民间有着大使馆与中国外交部这一途径以外的途径。”
关于六、七十年代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特征，应从中国和日本两个视角来归纳。日本方面：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政府几乎没有丝毫涉足日中文化交流事业；日本方面的中坚力量是日中友好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以及一部分各界的代表人物。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可以列举出片山哲、黑田寿男、官崎世民、中岛健藏、宫川寅雄、清水正夫、白石凡、白土吾夫、宇都宫德马、西园寺公一等。中国方面：政策的最高决策者当然是毛泽东，但具体的策划及执行者是周恩来；郭沫若、廖承志等人与周恩来一道，始终如一地支持了中日文化交流事业，从而也就使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时期，都没有中断停止，为后来中日间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