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共有26位秘书，其中江华、谢觉哉、叶子龙、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戚本禹等为人所熟知。江华是毛泽东的第一任秘书，1928年上井冈山时便跟随在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1975年，毛泽东曾提名江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一职。毛泽东的第二任秘书是古柏，这个名字可能许多人都不知晓。1930年5月，吉柏曾协助毛泽东作“寻乌调查”，为毛泽东思想的早期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这段经历，古柏随后被调到了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当时古柏很年轻，只有24岁。中央红军长征时，古柏被博古、李德留在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3月6日，在广东龙川上坪鸳鸯坑战斗中，古柏壮烈牺牲，年仅29岁。
与众不同的学生时代
1906年1月，古柏出生在江西省寻乌县篁乡（今寻乌晨光镇）塘背村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古光明是一位乡村私塾先生。因为家境贫寒，古柏很小就被送进外祖父家寄养，他的外祖父名叫梅洪馨，是寻乌大田乡的一个大地主。因为占柏天资聪慧，很小就深得外祖父的喜爱。后来，古柏和同辈的几个小孩一起进了位于寻乌县城的新式小学堂爱群小学读书。在学校里，古柏很讨厌他的这几位阔绰的亲戚，厌恶他们身上的那种纨绔子弟的习气，而对学堂里那些勤奋学习、生活简朴的学生走得很近。古柏虚心好学，而且才思过人，尤其是在文学方面非常有天赋。据古柏的妻子曾碧漪后来回忆，一次村里搞迎神赛会，大家就请年少的古柏在庙门口题一副对联。古柏略加思索，就提笔写了一副对联：占人田地，谋人妻子，残害鳏寡孤独，这样凶徒，任其烧香都无益；孝于父母，悌于兄弟，和睦乡里亲邻，若果良民，到来不拜也何妨。对联表达了少年时代的古柏对豪绅恶霸的痛恨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1920年，14岁的古柏在外祖父的资助下，进入与寻乌县临近的广东梅县一所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一广益中学读书。在这里，古柏开始接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思想上趋于激进，不久他与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求学的寻乌籍激进青年一起创办了《寻乌》杂志，积极宣传进步思想。这本刊物对广大寻乌青年起到了革命启蒙的作用。1924年，古柏还参加了广益中学爱国学生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学潮。学潮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古柏等200多名学生被迫退学。为了继续求学，古柏和一些进步学生创办了学艺中学。在教学上，他们采取高年级同学教低年级同学的办法，除学习文化课程外，他们还阅读《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学艺中学成了梅县传播革命思想的主阵地。通过学习，古柏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一边读书，一边兼任梅县女子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在经济上取得了独立后，他便拒绝了外祖父的资助。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古柏领导梅县学生声援“五卅”运动，这期间，他认识了许多共产党员，同年12月，古柏在梅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很快古柏就成了梅县和寻乌两个县的学生运动领袖，他组织在广东读书的寻乌青年，在广东梅县成立了留粤校友会，组织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后来针对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留粤校友会成员中的一部分富豪子弟叫嚣“工农运动过火”，并起来反对革命，于是，古柏就挑选留粤校友会中经过革命考验的激进青年，组织了寻乌平民合作社，并作为学生运动的核心组织。
古柏趁假期回家期间，还抽空积极向农民进行革命宣传教育，据古柏的妻子曾碧漪后来回忆，有一个长辈曾经劝告古柏说：“自古以来，时代之变迁，政党之初期发展，一定要牺牲不少青年，为党铺平道路，党之主义才能实现。古柏，难道你愿意做共产主义的铺路石吗？”古柏听后，坚定地回答说：“我愿意这样做！没有铺路的人，哪里有康庄大道可走？”这位长者惊讶地看着他，又问道：“难道你不怕死吗？”古柏坚定地回答说：“信者无惧！”
领导“三·二五”暴动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八七会议上，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举行武装起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秋收起义。
古柏的故乡寻乌是江西最南端的一个县，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山高路险、土地贫瘠，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同时也是聚集和发展革命力量最好的地区。基于这种情况，一些在外地求学的寻乌籍共产党员被派回家乡秘密开展革命工作，古柏就是其中的之一。他受中共东江特委派回寻乌发展革命力量。一同回籍的还有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的邝才诚，年轻的共产党员刘维铲、刘维锷兄弟等人。1927年冬，古柏联络这些共产党员在寻乌城外的潘茂修花园秘密集会，成立了寻乌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中共寻乌支部，潘叶煌任支部书记，古柏、刘维铲为支部委员。
为了便于开展农民革命运动，古柏利用自己丰富的办学经验，在寻乌城南的石溪书院创办了中山学校，聘请当时颇有社会地位的开明绅士曾有兰为校长，许多共产党员到校担任教员。在课堂上，他们以教师合法的身份，巧妙地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为了扩大革命的影响力，古柏还在黄乡、车头、龙图、南桥、留车等地设立中山学校分校，为寻乌农民暴动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
1928年春，中共赣南特委指示中共寻乌支部在全县发起农民暴动，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在寻乌的反动统治。当暴动的准备工作进入最为紧张的3月23日时，发生了意外：在留车张官寨小学以教员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的邝世芬不幸被捕，党的组织和暴动计划面临泄露的危险。紧急时刻，古柏决定将暴动提前到3月25日凌晨举行。暴动前，古柏做了周密的布置，他在寻乌全县成立了暴动总指挥部，以刘维铲为总指挥，古柏、刘维锷等4人为副总指挥，暴动队分六路同时进行，古柏负责指挥城郊四乡农民及中山中学学生攻打寻乌县城。
3月25日黎明，寻乌暴动开始了，古柏提着短枪，指挥中山中学的学生和四乡农民攻打寻乌县城。暴动队员个个手持大刀、长矛、鸟枪、童子军棍，冲进县城南门，占领县署和电报局；打开监狱，放出被捕的革命同志。反动县长弃城而逃，寻乌县城的暴动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留车、牛斗光、黄乡、龙图、吉潭等五路队伍也举行了暴动。全县参加暴动的革命群众多达四五万人。在庆祝暴动胜利的大会上，古柏兴奋地说：“同志们，我们胜利了，但这胜利还只是开始。我们要彻底翻身，还要继续斗争。我们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
暴动胜利后的第三天，即3月28日，寻乌、会昌、安远三县的国民党军队、地主武装，联合向暴动队伍疯狂反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古柏率领暴动队伍主动撤出寻乌县城，为革命保存力量。古柏在鹅子湖新村召开各路暴动队伍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当时参加会议的不少人，出于对敌人屠杀政策的愤恨，主张继续同敌人硬拼；还有不少人害怕回去会遭到敌人的屠杀，提出全体上山隐蔽起来。古柏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同敌人硬拼，只能招致不必要的牺牲。如果数万人的暴动队上山，不仅目标太大无法隐蔽，而且给养也无法解决，最终会不攻自破。古柏提出了化整为零、保存力量、等待时机、恢复革命的建议。最终大家同意了古柏的意见。在分散隐蔽的途中，刘维铲、刘维锷等暴动骨干分子不幸被捕，英勇就义。根据党的决定，古柏转移到广东梅县，担任共青团梅县县委宣传部长一职。
1928年夏，古柏根据党的指示从广东梅县回到寻乌。当时正值夏收时节，地主们都到田间向佃户逼租，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骂他们是“禾头鬼”。古柏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斗争。他先联络在“三·二五”暴动后失散的同志，在大田、兰田一带秘密恢复农协组织。大田的地主见佃户们不交租，就带着武装家丁到田间抢谷，贫苦农民在秘密农协的组织下，手持镰刀、禾杠、土枪，土铳，把地主们打得头破血流，这一斗争迅速扩展到寻乌全县。这就是古柏领导的寻乌“禾头鬼”．运动。此后，古柏从“三·二五”暴动与“禾头鬼”运动中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革命的武装，来对抗反革命的武装。他从“三·二五”暴动中挑选出骨干分子，组成了一支精干的游击队。组建时间不到三个月，游击队的规模就发展到60余人，拥有枪20余支。这支队伍以阳天嶂大山为根据地，不断地打击地主武装。
与毛泽东初见
1929年1月31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沿途游击来到寻乌葛蒲圩。古柏闻讯后，从几十里外的游击区赶来迎接，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朱德汇报了寻乌党组织领导革命的一些情况。毛泽东听后十分满意，并指示古柏要发展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红色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毛泽东还从红四军中留下部分同志，帮助寻乌地方党组织发展游击战争。古柏将原来的游击队和红四军留下的部分同志扩编为红军第21纵队，以阳天嶂为根据地，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争及打土豪活动。
红军第21纵队的游击斗争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寻乌的地主武装联合对21纵队进行了疯狂的剿灭。在红21纵队处境极其艰难的情况下，1929年10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游击赣南闽西途中第二次经过寻乌。在红四军的帮助下，古柏的红军21纵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为了适应革命新形势的需要，在阳天嶂成立了寻乌县军事委员会，由古柏任主任委员，中共寻乌支部也扩大为中共寻乌县委员会，古柏任第一任县委书记。
成为毛泽东最信任的秘书
1930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三次来到寻乌，并一举攻克寻乌县城。当时，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对此党内、红军中的部分同志盲目乐观，认为全国的革命高潮就要到来，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在党内有所抬头。针对这一现象，毛泽东决定做一次大规模的农村社会调查。毛泽东认为寻乌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占柏的协助下，毛泽东在寻乌城南门外马蹄岗的一所医院，召集寻乌各阶层共11人，其中有中下级干部、手工业工人、农民、店员、商会长、失业小官吏和穷秀才等，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就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以及土地斗争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这就是著名的“寻乌调查”。
为了协助毛泽东开好调查会，古柏不辞辛苦地日夜工作着。会前，他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寻乌的政治、经济情况，然后深入各阶层认真仔细地挑选参加调查会的代表，特别是推荐了熟悉寻乌情况的郭友梅、范大明等人参加调查会。在调查会上，因为寻乌方言不好懂，所以古柏不仅担任记录员，有时还要给毛泽东作翻译。会后，他协助毛泽东整理调查记录，研究分析调查资料等。这些工作为后来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还写了《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在文章中，毛泽东首先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主张“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一年后，毛泽东将这次调查结果整理成后来著名的《寻乌调查》。
寻乌调查结束后，古柏的忠诚和才干令毛泽东印象深刻。他要古柏夫妻一起到红四军前委工作。就这样，古柏被调到了毛泽东身边，担任中共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全力以赴协助毛泽东工作。工作中，古柏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成为毛泽东最信任的秘书之一。
1930年10月下旬，蒋介石纠集十万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这期间，国民党为了瓦解红军的战斗力，企图挑起红军内部的斗争，曾经找人模仿毛泽东的笔迹，给古柏写了一封信，然后派人送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信的内容大体上是：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叛变投敌，要进行秘密捕杀。这封信一下子就被彭德怀识破了，可见当年毛泽东对古柏的信任程度。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和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战略方针，5天内歼敌13000余人，还活捉了国民党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红军就地处决了张辉瓒。张辉瓒被处决后，在收缴的遗物中有一枚印章，由于工作需要，后来这枚印章移交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古柏对它进行了改造，磨掉“张辉瓒印”四字，重新刻上“古柏之印”四字。此后，古柏一直将这枚有纪念意义的印章带在身边，直到牺牲。
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被定为“左”倾教条主义者，被解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被选人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同年9月，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遭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在去苏联前指定中共中央由博古负责。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召开的党代会前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鼓吹“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应该向着中心城市发展”，古柏则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向“敌人力量弱的地方”发展，肃清苏区内部的白色据点，以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还否定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而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左”倾方针和政策。古柏则坚决执行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主张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按入口平均分配，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配原则。除了古柏，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三人也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因此他们都遭到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压。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撤消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并离开了红军，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休养。当时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正好也在这里养病，面对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毛泽东向罗明建议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的主力。罗明出院后，向福建省委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博古等人既没有军事经验，在江西苏区又无威望可言，为了压服在江西苏区毛泽东等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人，他们掀起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1933年2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明确宣布福建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1933年3月，反“罗明路线”之风刮到了江西，博古等人把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位同志，诬称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有政纲的反党派别小集团”。
在1933年4月16日至22日召开的江西党的全省三个月的工作总结会议上，王明路线的执行者集中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吉柏等人进行“残酷的斗争”，还要古柏他们“彻底地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式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会上，古柏不但没有放弃原则，而且继续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左”倾领导者以“开除党籍”对古柏进行威胁，对此古柏泰然处之。古柏被撤职后，曾经被分配到会昌县担任扩红运动的突击队长。工作中他继续抵制“左”倾教条主义者在扩红运动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做法，并因此再次受到“处分”。1933年12月14日，在中央局突击运动检阅会议上，古柏被错误地撤销了突击队长职务，1934年1月5日，《中央关于突击月总结的决定》中提出：将古柏“交中央党务委员会讨论他的党籍问题”。同年春，古柏被分配到苏维埃中央政府粮食部负责粮食征集工作，取得巨大成绩，有力地支援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在长征没有出发前，周恩来、博古、李德组成了所谓的“三入团”，决定着长征的一切大小问题，一般所有的问题都是由博古、李德提出建议，而就周恩来的为人而言，他虽然对一些建议有异议，在非常时期他也不便说什么。就这样，古柏被留在中央苏区继续坚持游击斗争，并担任闽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一职。由于环境日益险恶，古柏把大儿子寄养在一位乡苏维埃主席家里，同时留给他两件东西：一件是古柏一张相片的底片；一件是古柏当年磨掉“张辉瓒印”四字，重新刻上“古柏之印”四字的那枚印章。后来，这位乡苏维埃主席被国民党杀害后，他的妻子背着古柏的大儿子，带着这两件遗物，历尽干辛万苦，直到1936年才找到刚从九江监狱出狱的古柏的爱人曾碧漪，并将他们的儿子、照相底片和那枚印章一并交给了曾碧漪。曾碧漪几十年来一直珍藏着那枚印章，直到1963年，才将它献给了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
当国民党军队进入中央苏区后，对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屠杀，古柏的父亲古光明以“匪属”罪入狱，最后惨死在狱中。不久，中央苏区全部被敌人占领，古柏率领的闽粤赣边的红军游击队被敌人分割成几股，分散在深山密林中坚持斗争。1935年初，古柏从赣南出发，去广东联络东江游击队，在广东龙川的鸳鸯坑被龙川反动民团包围，古柏壮烈牺牲，至于古柏牺牲的经过和原因，许多年来一直是个谜团。
直到1937年秋，古柏牺牲的噩耗才传到延安，悲痛之中的毛泽东亲笔为他最信任的秘书题写了：“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亲自为在江西中央苏区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打击迫害的“邓、毛、谢、古”四人平反，并恢复名誉。
毛泽东亲自下令彻查并严惩凶手
关于古柏牺牲的经过及原因，许多年来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认定。1956年初，毛泽东得知杀害古柏的凶手仍未抓获时，亲自下令给公安部门：迅速查清古柏被害的经过，并严惩凶手。1956年5月，广东龙川县公安局接到广东省公安厅的通知，要求龙川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对杀害古柏的案件进行了认真详细的调查，必须侦破此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案件终于真相大白：古柏牺牲的原因是由于叛徒的出卖所致，而杀害古柏的凶手是国民党龙川县县警大队第三中队第三小队队长黄居成、第二小队队长黄卓，恶霸地主王福全、王福均，叛徒王应湖几人。古柏遇难的具体地点是龙川的鸳鸯坑。在这5个凶手中，除恶霸地主王福全病死外，其余4人分别被龙川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
专案组通过调查还还原了古柏遇难的具体经过：1935年农历2月初，古柏身穿棉袄，腰挂“曲尺”，由一个姓廖的同志陪同，从江西安远县出发，去广东联络东江游击队，来到了广东龙川县的鸳鸯坑。当天晚上，古柏召集会议，向五兴龙游击大队的队员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并作了进一步的指示。几天后，掌握了古柏行踪的中共龙川县交通站交通员王应湖叛变，在龙川当地恶霸地主王福全、王福均的指使下，到上坪乡公所向国民党伪乡长告密。第二天一早，黄居成、黄卓带领50多名国民党龙川反动民团自卫队员，由叛徒王应湖、恶霸地主王福均带路，包围了古柏所在的鸳鸯坑。危急关头，古柏立即组织突围。他带头从纸厂冲出去，但仅走出几丈远，便中弹倒下。一名红军游击队员背起受伤的古柏继续突围，但是伤势严重的古柏在路上就停止了呼吸。
1985年，经上级批准，江西寻乌县委、县政府决定兴建“古柏烈士纪念碑”，纪念碑建在镇山公园内，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亲自题写了“古柏烈士纪念碑”、“古柏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