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笔者通过电话，向四川教育学院教授邵英侠了解了抗日航空烈士邵瑞麟的事迹。他告诉笔者，他家珍藏有《空军忠烈录》以及几份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复印件等珍贵资料，并向我讲述了抗战中其父邵瑞麟烈士的悲壮故事。
毅然报考中央航校
邵瑞麟，满族，辽宁省新民县西蛇山子人，少时聪明好学，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欢。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沈阳读中学（洋学堂），亲眼目睹了曰寇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抢掠的罪恶行径，于是愤然报考了中央军校，就读骑辎科，期望学成后挥刀跃马御外侮。然而，当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后，面对日寇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猛然意识到，只有用先进的武器才能将侵略者逐出国门。于是，他又毅然报考了杭州笕桥中央航校第三期，毕业后留校当了飞行教官。任教期间，他随中国空军代表团赴苏，接收苏联援华的轻型轰炸机30架，并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回国后，他被委以重任，前往新疆伊犁肩负训练中国抗日空军人员的特殊任务。这期间，他的妻子阎萃英带着3个孩子住在成都。那时，日军飞机经常对成都和重庆进行大轰炸，阎萃英便常常一个人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随着人群躲进防空洞，在胆战心惊中度日如年。
挺身请战血染长空
1941年底，邵瑞麟请缨担任中国率军第二大队11中队队长，率队驻成都太平寺机场，那是我国当时最重要的空军基地，担负着保护大西南、滇缅公路上空和南亚抗日的艰巨任务。
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1月，短短48天里，邵瑞麟率空军二大队1 1中队出击数十次，会同空军一大队、美国飞虎队和英国皇家空军轰炸越南、泰国境内的日军机场和战略目标，并在仰光、河内、昆明上空阻击曰军飞机，创造了以寡敌众，我方损失战机5架，击毁击落日军飞机90架的辉煌战绩，掌握了滇缅公路及东南亚的制空权，使援华抗战物资和中国抗日远征军畅通无阻。
这里，笔者摘录刊登于1988年12月31日《团结报》，由韩明阳撰写的《血洒蓝天报中华——空军烈士邵瑞麟为国捐躯纪实》的报道：
1942年1月24日，我滇缅战区司令部命令中国空军第一、第二大队起飞轰炸敌军事重地河内以东的嘉林机场。出征时刻临近，原定第二大队总指挥第三十中队队长潘万全因故未到机场。即将出征的机群没有指挥员，怎能升空作战呢？危急时刻，十一中队队长邵瑞麟挺身而出，向王叔铭司令员请战，愿意领队出征。王叔铭当即毅然决定二大队的总指挥由邵瑞麟担任，副指挥按部署由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姜献祥担任。邵瑞麟不顾自身座机机械故障尚未排除的困难，紧紧抓住天气恶劣、能见度低、不宜飞行、日军毫无戒备的有利战机，率队起飞。
10时10分，空军一大队9架斯巴-3型轰炸机，在副大队长杨仲安、领航主任杨槐的率领下顺序起飞。紧接着第二大队9架飞机在队长邵瑞麟、领航主任陈竟筠的率领下也按顺序起飞了。掩护的机群是美国陈纳德将军领导的志愿航空队9架P-40型战斗机。轰炸机和战斗机混合编队，组成一个大机群，好像在万里蓝天上出现了一把锋利的宝剑，犀利地刺向敌人心脏。邵瑞麟抓住战机，下达攻击命令。顷刻间，驱逐机俯冲扫射，轰炸机低空投弹，共倾泻炸弹20余吨，十多架敌机遭到毁灭性打击，许多敌机来不及起飞便葬身火海。
在第一大队领航主任杨槐下达返航的口令后，第一大队顺利通过了敌人的高射炮区。而当第二大队领航主任陈竟筠下达转弯口令之际，正碰上敌人的高射炮火力网，邵瑞麟、陈竟筠驾驶的飞机被击中起火，冒出滚滚的黑烟。在即将下坠的最后时刻，邵瑞麟向旁边飞机里的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副指挥姜献祥挥手示意，让他把飞机带回基地。姜献祥向邵瑞麟点了点头，含着眼泪接替了率领机群返回基地的使命。着火的飞机在白纱帐似的卷云层上拖着长长的黑烟，像一条黑龙在翻滚。突然，机翼向左猛地一沉，机头冲向大地，飞机轰然爆炸。姜献祥是邵瑞麟多年的同学兼挚友，目睹这悲壮的一幕，他含泪从机舱中向邵瑞麟挥手永别。其他驾机的战友也纷纷举起右手，向邵瑞麟庄严送别。坠地的1 982号战机上除了邵瑞麟外，还有领航员陈竞筠、年仅18岁的投弹手凌春堂。
烈士身后的妻儿艰辛
邵瑞麟牺牲时，家中最小的孩子刚刚满月，妻子阎萃英闻此噩耗悲痛欲绝，一连几天饭水不进。沉重的打击使她的精神有些失常，一冲动就往空军大队部跑，哭闹着要见烈士的尸骸。在她的执意要求下，部队只好如实向上通报，最后通过国防部出面与法国殖民当局交涉，才从越南的山林中找回一包烧得残缺不全的证件、怀表和已经烧成坨的飞机残骸，这些遗物后被存放在四川博物馆里。
在烈士的女儿邵英子、邵蓉子的回忆文章中说：1942年下半年，阎翠英把家搬到了成都东部赖家新桥“空军荣誉新村”，这是当时专供烈属居住的地方。那时虽然政府每月都发放生活补贴，但当时物价飞涨，发放的生活补贴远不能维持温饱。为了养活4个孩子，阎萃英不得不劳苦奔波，到离家数公里以外的空军医院做勤杂工。由于生活压力大，她的精神病就越来越失控。生活的艰难和疾病的痛苦双重折磨着她。 抗战胜利后，烈属大院的几十户人家在政府的资助下，都陆续回老家了。阎萃英一直与东北老家联系不上，全家人只得留在烈属大院里。政府的补贴断了，柴米油盐都成了问题，阎萃英就带领孩子们开荒种菜。有时没饭吃，孩子们饿极了，就爬上树，摘未成熟的又涩又酸的青果吃；没有菜吃，就吃苋菜、马齿苋等野菜吃；没柴烧，孩子们就割草、打柴禾。 解放后，在政府的关怀下，学校减免了孩子的学费，孩子们上学了，生活上的重担也减轻了，阎萃英的病也大有好转。可是好景不长，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阎萃英又被推向了痛苦的深渊。土改时，村里把阎萃英一家赶出了荣誉新村。为了生存，阎萃英白天干繁重的农活，晚上为别人纳鞋底、做鞋挣几个小钱，还养鸡鸭贴补生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我们国家困难时期，几个孩子陆续毕业并各自成家。为了不拖累孩子，阎萃英独自一人回到了沈阳老家。为了生计，她每天天不亮就背着纸箱批雪糕沿街叫卖。晚上，她还要在灯下为服装厂绣衣、挑边、锁扣眼，挣些钱给孩子们贴补用。
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给邵瑞麟颁发了烈士证明书，阎萃英也享受到了政府发放的抚恤金。而这时她已经积劳成疾，病魔缠身，看不清烈士证上的字迹了。但这一纸证书，却让她了却遗限，体面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历程。
烈士后人的深情缅怀
“每次出征，爸爸都忘我地战斗，还曾冒着极大危险驾机到日军老巢侦察拍照、撒传单。当爸爸载誉而归时，广大官兵夹道欢迎，热情称颂他为‘孤胆英雄’！”邵蓉子自豪地说，“爸爸每次训练，妈妈阎萃英都要替他整理军装，千叮万嘱好一阵，当他走后，就悄悄落泪，怕出意外。”
“父亲牺牲时，母亲带着我们共4个子女住在成都赖家新桥，最小的妹妹出生才42天。”邵英侠回忆说，姜献祥此后成了4个孩子的义父，他经常为孩子们讲生父的故事。后来，国民政府追授邵瑞麟为空军中校，赞誉为抗日空军英雄。1944年，冯玉祥将军到成都赖家新桥空军遗属新村慰问，当他看到邵瑞麟留下的4个孤儿时，忍不住流下热泪，双手抱起邵英侠，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孩子们报仇！”
1991年民政部追认邵瑞麟为革命烈士后，他的名字被刻在了南京中山陵抗日空军烈士墓。作为烈士的后代，邵英侠老人一家格外看重这份荣耀，每年9月3日到抗战纪念碑前祭奠，已成为他们家族不成文的家规。
2011年6月的一天，笔者同邵英侠老人的女儿邵华通电话时得知，她刚从美国回到大连，已经结了婚，现在大连生活。她骄傲地说：“她的这份姻缘是她牺牲的爷爷赐予的。”
原来，聪慧美丽的邵华曾在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当英语教师，由于父亲经常要参加一些抗战纪念活动，与美国一些老空军及后人交往比较频繁，而父亲又不会英语，她有时就“客串”翻译。就在这种机缘下，她认识了现在的美国丈夫——也是当年美国“飞虎队”成员的孙子。结婚后，由于丈夫工作调动，两人离开成都到大连生活。“爸爸在家里经常把爷爷挂在嘴边。”邵华虽没见过爷爷，但通过爸爸的讲述，“对我来说爷爷一点都不陌生，好像从小就陪伴在我身边”。她还经常对自己的美国丈夫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娶了我，你就是中国人，爱国就是爱中国！”
现在，年事已高的邵家兄弟姐妹有一个愿望，就是决心到越南去找回父亲安葬在河内附近的遗骸，希望葬身异国他乡的父亲英魂重归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