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国共交往的历史上，有两位当事者的交往殊值一记。一位便是举世闻名的周恩来；另一位却是鲜为人知的张冲。这两位分属于不同营垒而又有过怨隙的人物，却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捐弃前嫌，走到一起，在国共间架起和谈的“桥梁”，为抗日救亡事业，为国共二次合作，留下了令人动容的篇章。
少年志大 曾涉“赤嫌”
张冲原名张绅，字淮南（又字怀南），浙江省乐清县茗屿乡官头村人，生于1903年1月18日。张冲少而聪慧，文思益广，作文常引证故事，洋洋大篇，自抒怀抱。他自言“平生最信仰范仲淹”，常常高声朗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名句。还时常以诗言志，直抒情怀。登雁荡山，他赋诗曰：“万方多难此登高，一览群山意气豪。四海生灵尚涂炭，澄清天下敢辞劳？”谒岳王坟，他吟诵道：“岳王坟上草离离，松柏南枝亦一奇。草木有情知向背，佞臣底事不思危。”可见其志。
1919年下半年，张冲考入设于温州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受五四风暴鼓舞，发起组织“醒华学会”。60多名学会会员都是学业优秀、思想进步的同学，大家推举张冲为理事长。他们经常聚会研究新文化，讨论新思想，上街演讲时事，唤醒同胞“复兴中华”。张冲还常率领同学到温州各轮船码头检查、抵制曰货，积极参与爱国活动，是温州学生界的活跃人物。
1922年夏，张冲考入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是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他以官费生转入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次年又考入哈尔滨政法大学。期间，张冲曾秘密进行反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活动，担任过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1927年3月，军警在张冲住处搜出油印机和宣传品，遂以“赤嫌”罪名将其逮捕，幸赖母校哈尔滨政法大学校长雷殷庇护，才免一死。“皇姑屯事件”后，少帅张学良继掌东北军政。经多方营救，张冲得以出狱。
1929年，张冲返回南京，由同乡同学萧铮、郑亦同等引荐，始受知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先后担任国民党哈尔滨党部特派员、天津市党部委员、南京特别市党部书记长等职。因才华出众，熟谙俄语，又通晓苏联事务和党务，张冲深得陈氏兄弟器重。上世纪30年代初，他又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
穿针引线奔走坛坫
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忽然又醒目地刊出一则寻找“伍豪”的启事，要求被寻者见报后务必于6月6日去上海北口川路新亚酒店某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谓有要事相商。这则“寻人启事”仍然出自张冲之手，但却不是故伎重演，而是出于民族大义，为国萁合作计，与当年的“伍豪事件”不可同日而语。
张冲受命放出这只“试探气球”不是没有缘由的。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为团结抗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首次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当晚，张冲即将属下收听到的该电文抄送蒋介石和其他国民政府要员。此后，由于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变化，也由于中共和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努力，国共两党关系有所松动，秘密交往有所增多。张冲在“中统”调查科任上，曾竭尽全力出谋划策，大搞特务活动，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情报资料，事实使他逐渐认识到共产党并非是“杀人放火”的“洪水猛兽”。特别是《八一宣言》对他触动很大，使他对蒋介石“攘外须先安内”的政策产生了怀疑。他曾对部下说：“当前日寇侵略日亟，共产党也是有爱国心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呢？”
《申报》的启事登出后，张冲派员昼夜守候在酒店的房间里。鉴于几年前的教训，我党经慎重考察，几经曲折，终于由潘汉年出面与张冲取得联系。此后，潘汉年与张冲等在上海、南京多次接触，商谈有关国共合作事宜，双方达成了一定的谅解。随后，潘汉年于8月8日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此次会晤的有关情况。3天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变化，毛泽东建议将我党“抗日反蒋”的总方针及时改为“逼蒋抗日”。
就在国共代表初步开始往来以及中共调整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之际，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冲等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亦被扣押，失去了自由，国共双方亦一时失去了联络。不久，事变在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的斡旋下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有了新的转机。在西安，蒋介石亲口向周恩来许下了联共抗日的承诺，并以“领袖人格”相担保。但他又要避日本人和“亲日派”的耳目，所以国共间的往来还是采取秘密方式进行的。此时的张冲则日益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脱离了“调查统计”工作。这位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委奔走坛坫，穿针引线，成为代表国民党蒋介石同延安及莫斯科秘密联络的专使。
五次会谈折冲樽俎
1937年2月初，潘汉年带着作为南京政府谈判代表之一的张冲重返西安，介绍他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见面，商谈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这次引荐为两党举行西安谈判铺平了道路。
2月9日，国共在西安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等，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张冲、贺衷寒等。会谈历时1个月，其间，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谈者张冲带着蒋介石的意见，与周恩来朝夕相处，接触频繁。这时，国民党内有人放出口风：“淮南过于冒险，这样的事干好了千好万好，如果做得不好就会成为千古罪人。”张冲闻听十分坦然，说：“调查科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但事至今日，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年年围剿，节节失利；强邻虎视，外债高筑；民不聊生，国将不国。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
会谈最初较为顺利，达成了一些协议。张冲还向周恩来建议，中共应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当即电告中央。这年4月中旬，蒋经国从莫斯科抵达上海，毛泽东、周恩来即派李克农同张冲到上海会见蒋经国，希望蒋经国以民主思想影响蒋介石。而西安会谈最终虽因顽固派推翻已达成的协议而未取得理想结果。但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描述的那样：“总司令派赴西安的使者张冲将军和共方在西安的代表周恩来谈判的结果，在四、五、六月里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经济封锁取消了，红军和外界建立了贸易关系。更重要的是，双方悄悄地恢复了交通联系。在边界上，红星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象征性地交叉挂在一起。’
由于西安会谈收获不大，中共认为有必要与蒋介石直接谈判。于是，双方商定在杭州再次举行会谈。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由西安飞抵上海，在潘汉年陪同下从沪抵杭，同正在西湖休养的蒋介石直接会谈。会谈前一天，周恩来在上海已先同宋美龄、宋子文等会晤，并通过宋美龄将中共意见转交给蒋介石。西湖会谈事关重大而又极其机密，谈判地点选择在西湖烟霞山那“一角夕阳藏古洞，四围岚翠遥接村”的烟霞洞。会谈开始，周恩来单刀直入，提出中共建议，表示了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蒋介石也显得很爽快，同意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但紧接着，蒋介石话锋一转，提出中共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而是与他个人合作，称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具体问题都是枝节，容易解决。很显然，蒋介石的目的在于取消中共的独立性，把中共合并于国民党。
周恩来早已洞悉蒋的用心。他据理反驳，力陈我党的主张。双方你来我住，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艰苦谈判。最终，蒋介石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搞个共同纲领规范两党行动的建议，并商定由周恩来回陕北起草这个纲领。
中共中央对首次国共最高级正式会谈所取得的结果表示满意，认为“结果尚好”。而此次西湖会谈，张冲做了许多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加深了他与中共的谅解与友谊。周恩来为表诚意，特地与张冲在下榻的别墅前单独合影。
从1937年2月到1937年9月，国共双方共举行了6次正式谈判，历时7个月（其中周恩来与张冲进行过几十次会晤磋商与正式会谈），终于扫除了重重障碍，终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作为自始至终全程参加这场历史性谈判的国共两党代表周恩来和张冲，前者充分展现了政治家的杰出才能和外交家的非凡天赋；而后者正如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的贺耀祖（后调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解放后回归祖国，曾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所评价的：“他洞然于民族的危机，抗战的需要应取得之途径。在辅助总裁从事内部团结工作，在南京、陕北间曾多次作善意的努力。”后来，周恩来在《悼张淮南先生》中这样回顾道：“我识淮南先生在西安事变之后，但淮南先生奔走两党团结却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临潼变作，淮南先生亦被羁留近两个月，我于事后知之，以不及谋面为憾。事平，先生复入陕，遂得相见。为商两党团结事，几朝夕往返，达三四月。彼时，甚至以后，参与其事者固不仅先生一人，唯先生为能始终其事。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
在这段谈判时期里，有一件事对张冲的思想影响很大。那是1937年6月下旬，由张冲出面与中共牵线搭桥而组成的国民党考察团访问延安。张冲随考察团参观考察了延安的机关、学校、工厂；毛泽东也在一周内4次会见考察团成员，阐述中共的方针政策。延安军民在艰难困苦的生存条件下所表现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满腔热忱的敬业态度，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和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都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使得久居都市、沉浮宦海的张冲为之耳目一新。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与他的几次单独长谈，气氛友好，关系融洽。中共领袖情真意切，光明磊落，使张冲深受教益，切身体验到中国共产党为国为民的殷殷诚意；而周恩来豁达大度，不咎既往，不记个人怨仇的博大胸怀，更使张冲十分感佩。事后，他悄悄告诉好友：“中国不会亡，民族大有希望，人民大有希望，这是我去陕北后亲自领略到的。”这说明，此时他的思想、感情与顽固派已有了明显差异。张冲此次延安之行，还与中共建立了秘密的电台联系。此前西湖会谈时，蒋介石就已将一部密码交与周恩来带回陕北，以供两党联络之需。
张冲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后，亲自布置“中统”香铺营电台与延安定时联络，沟通信息。凡有陕北来电，张冲必守着译电员译好，随即拿去面交蒋介石。蒋介石有什么答复，口授要点后，他当即拟成电文，待蒋点头认可，立刻赶到香铺营电台，守着译电员译码，等到报务员发完后才放心离开。
一天夜里，张冲拿来蒋介石给毛泽东、周恩来的回电交给译电员后，因身体不适离去。谁知电报只发了一半，译电员就去睡觉了。次日清晨，张冲赶到电台一看，大惊失色，狠狠地训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电报关系着抗日救国的大事？关系着民族存亡的大事！并且，这是蒋委员长亲自字斟句酌修改好的要电，如果不给我即刻发出去，我要找你们算帐！”电讯人员看到平时和颜悦色的张冲如此声色俱厉，感到问题严重，马上用多部发报机一齐呼叫陕北，但一直得不到回应。张冲下了死命令，叫不应也要把电文发出去。一小时、二小时、半天、一天……直到第三天早晨，延安才突然答应呼叫：“你们发的‘盲电’都收到了，当即送给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昨天因我们的发报机发生故障，只能收报，不能发报，所以无法答应你们的呼叫。”至此，双方的电讯联络又沟通了。张冲这才如释重负，向电讯人员拱手道：“你们辛苦了！”风雨同舟力维
大局
张冲最初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创建的“中统”的干将、“CC派”的成员，后来成为陈立夫办理对苏外交和与中共谈判的副手，最后脱离“调查统计”工作，直接受蒋介石指挥，成为国共间联系的“桥梁”。
张冲与周恩来频繁接触的6年多（1936年至1941年）时间里，虽然各自代表所属党的立场和观点，但正如周恩来在《悼张淮南先生》中所言：“我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然自相识之日始，直至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坚持国策，至死不移。淮南先生诚五年如一日。”“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而张冲也十分钦佩仅长他几岁的周恩来的为人和才干。他曾说：“周恩来先生是当代出色的政治家。如果共产党取得政权，担任外交部长的一定是周恩来先生。”当然，他们之间的接触交往不都是一团和气、一帆风顺的，但每当遇到问题发生争执时，双方都能以“敌人所欲为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的准则互相勉励，互相提醒，进而增进了信任，加强了友谊，为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张冲精通俄文，熟识苏联的风土民情，他的第二位夫人还是苏联人，故从1932年起就参与了对苏外交。1936年春，张冲与孙科、冯玉祥、陈立夫、邵力子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张冲担任理事。该会在汉口推请张冲创办俄文专修学校。张冲不顾教学俄文有担“赤化”的嫌疑，慨然应允，为联苏培养了许多专门人才。
1937年8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1 1月，张冲又作为赴苏“实业考察团”（实为军事代表团）副团长（团长为驻苏大使杨杰将军），奉命直接与斯大林会谈，议定苏联援华办法。深居简出，很少与外人接触的斯大林单独约见张冲达6小时之久。这次出访，争取到了大批军援，如后来保卫大武汉时唯一的一支国际空军部队，就是由苏联空军组成的。
回国后，张冲即被蒋介石遴选为军事委员会顾问处中将处长，专司对苏事务，成为国民党内主张联苏的中坚分子。他与冯玉洋、贺耀祖、邵力子、张治中等“亲苏派”时相往来，与驻苏大使邵力子（接替杨杰）以及被称为“国共夫妻”的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倪斐君夫妇的关系更非一般（张冲逝世后，丧仪及生平事略均由贺耀祖主持和撰写）。张冲内引外联，广揽人才，积极开拓，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深得苏联专家青睐，为争取外援做出了贡献。因而周恩来谓其“在国，国内合作成，出国，国际强援树，去国事顿，回国势转，先生虽非决最后大计者，然其任事之勇，奔走之劳，已匪异人任了。”为此，苏联总顾问回国述职返回重庆时，还带来了斯大林送给张冲的一件高级西装大衣，以示问候。张冲则以顾问处名义向斯大林回赠了一件珍贵的水獭皮大衣。
与此同时，张冲仍尽心尽力地从事国共的联络工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置顽固派的攻击陷害于不顾，多次真诚地给周恩来的工作以帮助。在重庆，凡周恩来对蒋介石提出要求和见蒋，或蒋介石要见周，都由张冲代为转达和安排，并居中周旋，从大局处努力。在顾问处常可听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而张冲接电话时通常总是用这样的话开始：“喂，我是淮南，你是恩来吗？”关系融洽由此可见一斑。
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的住处处在特务的重重监视之下，张冲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证周恩来顺利进出，开展工作。有时实在没办法，就将他们的会晤地点放在重庆枣子岚垭张冲的寓所“乐庐”。一次，重庆都邮街发生了所谓“民众”捣毁苏联驻华使馆事件，张冲即于大风大雨中陪伴周恩来在现场勘查，以保护中共代表的安全。周恩来之所以能在1939年春到安徽、浙江等地视察慰问新四军、回乡省亲等，同年夏天又顺利返回延安议事，都与张冲的大力协助分不开。
是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已同意周恩来北返延安，但当周恩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借故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否则不准离开重庆。双方争执之时，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的张冲眼见情况有异，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侍从室，找到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到蒋介石手令后，又亲自送往机场，直至周恩来上飞机才放心。事后，张冲愤愤地说：“这是顽固分子在捣乱，蓄意制造国共分裂！”
在交往中，周恩来对张冲的影响和帮助也是很多的，除了对他的一些错误观点给予及时指正外，还特别注意用事实纠正其偏见。如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屡遭特务破坏干扰，周恩来开始向张冲提出这个问题时，张冲不以为然，认为是夸大了事实。周恩来就陪他去现场勘察。在亲眼目睹了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的情景后，张冲也感到气愤，随即采取了力所能及的制止措施。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爆发。张冲闻讯，痛心疾首地对部下说：“生死存亡之时，还做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耻！可悲！”他看了国民党《中央日报》关于事变的报道，对其歪曲事多、颠倒黑白的一派胡言非常不满，当众将报纸摔在地上，双手交于背后，在办公室踱来踱去，许久不发一言，气得饭也不吃。当时，我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以及有关社论报道，揭露事件真相。国民党顽固派于是指使特务无理没收报纸，殴打报童，去《新华日报》门市部捣乱。1月18日，《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涂国林被特务拘捕，周恩来当即通过张冲迫使当局将人放回。2月中旬的一天，《新华日报》发行部又遭破坏，张冲亲自陪同周恩来赶赴现场，于寒冷的黑夜里，在曾家岩十二小学的宪兵队门前盘桓交涉达两个多小时，最终迫使宪兵队退还被扣压的报纸。周恩来随即将报纸当场分发给围观的群众。当夜，我党干部陈家康（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送张冲上车回家时，张冲问陈家康对近日之事作何想法。陈家康说：“成功，是国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坚持到死不变。”张冲听后喟然长叹：“我死必在君先！”
张冲出此悲言，不是没有道理的。从远处看，国共合作“五年来国内外风波频起，淮南先生尤首当其冲，而风波之险，谣诼之多，甚且浸及先生。但淮南先生辄处之泰然，绝未以一时‘行情’动其心态，变其神态。且困难愈甚，而先生之努力亦愈多，奔走亦愈勤”（周恩来语）；由眼前说，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一月事起，二月报事随之，三月为参政会期，四、五月有中条山战役，此中风浪之险，环境之恶，为五年来所创见。先生劳神焦思，力维大局，备极憔悴”（周恩来语）。张冲力促国共合作的如此作为，自然深遭顽固派之忌恨，意欲除之而后快。在国民党的一次高级会议上，当张冲阐明国民党应继续与共产党合作的观点时，与会的一个死硬派反共人物竟破口大骂，猛然还将茶杯向张冲掷去，幸而未中。张冲遭此侮辱，颇为灰心，加之对时局的担忧，自感回天无力，心情沉重，甚至准备必要时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心态。张冲对周恩来说：“一朝之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
这一时期，张冲的处境确实是很艰难的。他既不满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想极力弥合两党裂痕；又必须不折不扣地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周旋。己所不欲者而为之，矛盾而又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因此，他在蒋介石和中共代表间频频穿梭往来，以期双方都能作些让步。但中共历来不拿原则做交易。一次，为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一事，张冲又与周恩来连续谈了3个小时。他苦苦肯求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等出席参政会，甚至说为了国家计，他跪下请求也可以。周恩来马上劝道：这不是个人问题，政治压迫、军事进攻、人身伤害，我们确实无步可让。后经过中共的坚决斗争和国际进步舆论的影响，蒋介石才软了下来，又是召见周恩来，又是由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来，国共关系才趋向一定的缓和。
然而，虽然蒋介石还要用张冲做挡箭牌，对他“慰勉有加”，并委任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副部长；虽然张冲仍置顽固派的攻击陷害于不顾，为国共继续合作而奔走呼号，但他已预感到国共关系将跌入低谷，自己也可能遭受顽固派的毒手，心情至为沉重。一天，张冲叫来顾问处会计叶玉刚，郑重嘱咐：“顽固派对我在国共两党间的折中很有意见，近来我的行动已受到监视，说不定哪一天会被他们暗杀。”说完，取过信笺，给家属立下遗嘱，并交代道：“我一旦身遭不测，你必须把保险箱里我和周恩来先生历年往来的信件全部烧毁，不能留下一书半纸。”张冲逝世后，周恩来也嘱咐叶玉刚，将他与张冲的往来信件烧掉。迫于形势，大量珍贵的信件被毁，殊为可惜。
劳神焦思英年早逝
张冲虽未遭顽固派的毒手，却不幸于1941年6月染上恶性疟疾。他起初没有介意，仍力疾从公，为国共团结奔走操劳。周恩来多次前去探视，在病榻前轻声慰问，关切备至。张冲于病榻上仍不忘国共合作，询问两党关系近况。最后，他自知不起，嘱周恩来与自己的后继者（军令部二厅副厅长郑介民）保持联系，免使国共关系冷淡。当时，日军飞机日夜不停地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加之气候炎热，医护不周，政敌刁难，8月1日，张冲在重庆郊外40里的云龙旅馆山洞内病逝，年仅38岁。
斯人即逝，国共两党都为之痛惜。两党主要领导人纷纷致电家属唁慰。中共中央还批准周恩来的提议，对张冲追悼会捐送了3万元，并委托周恩来、董必武拟送挽联。11月9日，张冲追悼会在重庆夫子池新运服务社大礼堂举行。会场内外挽幛高悬，哀乐低回，冠盖云集，备极哀荣。蒋介石亲临祭奠，并撰送哀辞：“赴义至勇秉节有方，斯人不永干将沉光。”
在众多挽联中，中共领导人的几幅特别引人注目。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联名致送的挽联是：“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周恩来的挽联是：“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朱德、彭德怀的挽联为：“国土无双斯人不再，九泉可作万里相招。”叶剑英、李克农送的挽联日：“豹虎尚纵横，大局岂堪重破坏；巴渝多雾瘴，忠魂何忍早游离。”
与张冲从对手到密友的周恩来，对张冲的过世尤感哀痛：“先主既逝，联络乃似中断。嗣每遇风波，辄增先生不在之思，而每念先生，更兴安危谁共之感。”为此，他写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既表哀思，更忧时局。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与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潘梓年等共产党人一起参加了追悼会，并在会上发表了历时20分钟的演讲。讲到后来，情绪激动，语不成声，闻者无不动容。事后，特务头目徐恩曾感叹道：“周恩来真厉害，做宣传工作竟然做到我们家里来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指示当日的《新华日报》刊出悼念张冲的专页，并撰写了两干余字的纪念文章《悼张淮南先生》，作为《新华日报》代论，肯定张冲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劳神焦思”，“奔走坛坫”；称颂他“独持正义”、“力维大局”。指出：“抗日还在坚持，团结更须加紧……前线的血还在流，怎能分得出属于何党何派？碧血丹心，精忠报国，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而淮南先生正是其中杰出的一个。”代表中共和人民表达了对一位爱国志士的高度评价。追悼会后，张冲的灵枢暂厝于重庆歌乐山，本来准备在抗战胜利之后迂回原籍雁荡山安葬，后因战乱而未果。
解放后，周恩来仍未忘记张冲这位“安危与共，风雨同舟”的朋友。1949年开国大典时，周恩来遇到张冲的同乡、著名医学专家洪式闾教授，还特意提起张冲，说张冲是他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