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辽宁锦西发生一起轰动整个东北的政治事件——富隆山村政权被一小撮坏人把持5年之久，致两名村民冤死，26人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后在当时的辽西省政府副主席仇友文亲自挂帅督办下，省委检查组进驻富隆山村深入调查，很快弄清了事件真相，为当地百姓伸张了正义，冤情得以昭雪。
穷苦人翻身得解放，不料想坏人把了权
1947年秋，我党在锦西县（今葫芦岛市连山区）北部山区富隆山一带建立起民主政权，周围方圆百里成了解放区。当时锦西处于敌我割据的战争状态，民主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搞生产，筹备军粮军鞋，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积极支援前线。而当时富隆山村党支部书记李广东、村长刘凌举都是穷苦农民出身，没有文化又不善言讲，一下子很难掌握工作方法，难以适应工作需要。但当时的形势很紧张，农民生活也很艰苦，上级派下来的军需任务又催得急，所以富隆山村的工作不免有些落后，区工作组很是着急。这时，一个叫包海山的人引起了工作组的注意。
这个包海山50多岁，能说会道，颇招人听。见村干部工作不得力，他主动上前帮忙；区工作组进村开展工作，他表现得也很积极。有一回征收军鞋，一名村妇交的军鞋不合格，包海山当场把鞋用剪刀挑破，并厉声训斥道：“你这是糊弄谁？糊弄共产党就是帮助国民党，糊弄八路军就是帮助花子队，你这不是诚心搞破坏嘛？！”渐渐地，他的这种激进言行博得了一些上级领导的好感，说包海山是个人才。此外，包海山还时常给工作组支个招，出个主意，有些还真见成效。加上包海山的贫农成分，工作组于是把他视为“阶级弟兄”。与此同时，村民们见包海山能言善辩敢说话，遇上点什么事儿也来找他帮忙。一来二去，包海山不但入了党，不久还当上了富隆山村的村长。
但当上村长后，包海山很快便把几个跟他气味相投的人弄进了村里当上村干部。曾经做过反动会道门头子的李广生当了财粮委员，父亲当过土匪头子的史广学当了民政委员，对包海山言听计从的刘香合当了公安委员。包海山和这几个人串通一气，架空村党支部书记，逐步把持了村政权。见自己的势力已稳，包海山一改过去穿戴朴素的农民模样，出门在外手里提根文明棍儿，鼻梁上架副墨镜，作风霸道，仗势欺人，种种劣迹全都暴露出来了。60多年过去了，当地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一提起包海山至今仍然愤恨不已。97岁！高龄的刘李氏说，包海山那小子坏透腔了，坏掉底儿了，一点好勾当也没有。有一次村里开村民大会，刘李氏因给孩子喂奶晚来了一会儿，包海山一见恶狠狠地喝道：“谁让你来晚了，罚你10块大洋！”那时，村民们普遍觉悟不高，又惧怕包海山的势力，包海山成了说一不二的土皇帝，他想咋地就咋地。10块大洋在当时能买两头毛驴，一个壮劳力干半年也挣不出来。刘李氏家里穷，根本拿不出10块大洋，可又不敢硬顶，东挪西借又托人向包海山求情，最后交了5块银元才算了事。
为了攫取钱财，包海山经常借上级派任务之机擅自扩大征收数额，所得财物除了极少部分分给同伙，大多中饱私囊。但借机敛财仍不能满足私欲，包海山还公开向村民勒索财物，明着说借，借了就不还，跟他讨要还会遭来一顿斥骂。村民们谁家杀猪宰羊都得给他送去几斤肉，若是不送，他就打发亲信刘香合前去硬要。刘李氏的儿子说：“你不给，他就给你小鞋儿穿！”后来查证，仅1949年，包海山就与刘香合联手贪污银元237块、粮食8000多斤。按当时市价，237块银元能买40多头毛驴，8000多斤粮食相当30个人一年的口粮。刚刚获得解放的富隆山农民，不曾想又遭一场霜，真是苦不堪言。
官僚主义蒙蔽视听，蒙冤群众死不屈服
面对包海山等人的恶行，深受其害的富隆山百姓恨得牙根直痒，只是苦于无人敢出面领头抗争。1950年春，村党支部书记李广东再也看不下去了，为了维护党在群众中的声誉，保护全村人的利益，他会同几个有正义感的村民向区委反映了包海山的种种不法行为。但区里部分干部对包海山的印象一直很好，因为自包海山当上村长后，富隆山村的各项任务都能及时完成，有时还超额完成，特别是区干部下来都能得到包海山的热情款待，因此认为这样一位能干的村干部有点小毛病是难免的，不至于像李广东等说得那样严重。他们甚至怀疑李广东是嫉妒包海山的才干，因此没有予以重视。李广东等见所反映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求人写信给锦西县委，向上一级控告包海山的问题，联名群众有50多人。但锦西县委接到控告信函后，却按一般上访信批转给区委处理，区委于是责成区委副书记黄金镒负责查办。然而，黄金镒来到富隆山后，就一屁股坐到包海山的炕头上。包海山对李广东等人揭发的问题当然一口否定，还倒打一耙，把矛头指向参与控告他的农民李长雨，污蔑说李长雨本应是地主成分，错划为中农，但他本性不改，对党反攻。黄金镒对包海山一向印象不错，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于是，包海山下令把李长雨绑在庙里，向群众宣布对他管制4年。接着又召开党员会议，黄金镒和包海山先后发言，指责李广东“立场不稳，拉拢坏人告状”。李广东老实厚道少言寡语，见区委副书记都包庇包海山，心里气得直冒烟，嘴上却分辩不出一句话，只能暗自憋气看着包海山继续为非作歹。
1951年春，包海山向村民李杰臣提出借钱，李杰臣知道肯定有借无还，再说他手里也真没有，就拒绝了。自当上村长以来，包海山这是头一回遭拒，因此便怀恨在心。没过几天，包海山在村民大会上宣布李杰臣是中农成分，其贫农成分是假的，土改时分给他的4亩地是村集体所有，暂时租给他种，现在不但要收回，还得让他交出5石粮的地租。村民们担心李杰臣硬顶吃亏，就一起帮着说情，最后交了1石9斗粮食，交还4亩地才算过关。没多久，在一次村民大会上，包海山催促村民交棉贷粮。村民们知道，包海山又在假公济私搞额外摊派了。因为他们向外村村民了解过，上级根本没有这份任务。但大家都惧怕包海山的淫威，所以没有人敢出面说话。李杰臣忍无可忍，当场提出反对意见。包海山于是诬陷李杰臣当过国民党花子队，出于反动本质故意破坏会场，命令民兵把李杰臣绑上。村民们实在气不公，纷纷站起阻拦，几个民兵才没敢动手。
包海山擅自摊派，任意增加群众负担，还随便诬陷好人，一时激起民愤。当晚，有26名村民陪李杰臣走了20多里路，赶到区政府告状。到了区政府已是半夜，值班人说什么也不肯开门，村民们在寒风里冻了一夜。天亮后，区政府开了门，村民们涌进院子想找个地方暖和一下身子，没料想却遭到区政府文书于德荣一顿呵斥：“你们富隆山人顶难整，吃几天饱饭撑的，闲着没事瞎告状，都给我出去！”村民们连话都没机会说就被赶了出来。大家愤愤不平，不甘心就这么回去，当即推举李杰臣、刘恩有等3人去县里控告，其他人返回村里等消息。包海山听说这个情况后，伙同几个亲信在村里大摇大摆地说：“告吧，看谁干过谁。我只要写二指宽那么大一张纸条儿，县里就能把这仨小子押起来。”村民们不服气，决心抗争到底，又组织了30多人，带着干粮行李赶去县里集体上访。然而锦西县委并未加以重视，认为是一般的民事纠纷，上访群众故意夸大其辞，劝上访群众先回去，听候区里处理。但有了上一次的教训，群众已不相信区里，坚持在县里等候处理结果。
不久，区委接到县委指示，再次派副书记黄金镒带着区公安助理曹品卿去富隆山调查。但和上次一样，黄金镒到了富隆山，又一屁股坐在了包海山家的炕头上。这两位区干部只听包海山一面之词，根本不深入调查了解，找来的几个村民也都是包海山的亲属，按包海山事先教好了的话说。很快，黄金镒和曹品卿代表区委拟写一份调查材料上报县委，称“富隆山花子队李杰臣煽动群众包围村干部，企图抢枪暴动推翻村政权”，最后要求逮捕“罪犯”李杰臣。锦西县委见事态严重，遂将此案批转县公安局处理，县公安局局长张晏亲自审理此案。在县公安局，20多个村民跟包海山当庭对质。但包海山巧舌如簧，把他的恶行说得条条有理，还装出一副为党为民挨累不讨好的委屈架势。公安局长张晏先人为主偏信区里意见，认为集体上告必有主谋，见李杰臣态度倔犟言词激烈，便认定李杰臣是上访人的头儿。于是分头审讯挨个过筛子，追查是谁鼓动群众上访告状，最终扣押了李杰臣和刘恩有。
村民们愤愤不平，决定另寻出路解决问题。那时，锦西县新庄子驻有一个军队干休所，村民们相信解放军一定会帮助他们。于是，村民们推举军属李长金带着李杰臣的妻子来到干休所，向解放军求助。干休所领导听了村民的控诉很是愤慨，当即派了几名官兵来到区政府了解情况。没料想，出面接待解放军的仍是区委副书记黄金镒，还有公安助理曹品卿。黄金镒敷衍说告状的人都是地主、花子队，是坏人搞破坏，富隆山村村长的工作有成绩没问题。于是，几位解放军官兵又来到富隆山，可一进村就让包海山和他的几个亲信围上了，左拦右挡根本不让他们跟群众接触。解放军官兵见包海山等村干部跟黄金镒等区干部说法一致，又觉得军入不便干涉地方事务，最终无功而返。
解放军前脚刚走，包海山便露出凶相，指使手下亲信把上访的骨干村民李长金、王文学、刘荣凯3人捆绑起来，押送到区政府，和黄金镒、曹品卿等对3位农民严加审讯，逼迫他们承认受花子队拉拢，诬告村干部。3个农民被折腾得爹一声妈一声地惨叫。当时，区委书记徐绪文就在区政府院里，但他偏听黄金镒、曹品卿两人的汇报，对刑讯逼供非但不制止，还认为不把这股告状风压下去，今后的麻烦事少不了，最后竟还打电话给县公安局，把3个农民送进了监狱。
不久，县公安局为了结案，特派二科科长孟庆义等人，会同区委副书记黄金镒、区公安助理曹品9即，来到富隆山村进行了为期5天的所谓案情调查，但调查结论仍然是“地富分子和花子队拉拢贫雇农和军属，妄图推翻村政权”。调查组在离村前召开群众大会，公布李杰臣等人的所谓罪行。一些村民当场揭发包海山勒索群众、乱搞女人等罪恶事实，孟庆义不但不听，还反问村民：“谁给你们翻的身啊？”群众回答：“共产党，毛主席！”孟庆义说：“你们谁见过共产党什么样？见过毛主席什么样？不是村长给你们翻的身吗？”村民们气炸了，纷纷反驳孟庆义：“当了村长就能给大伙儿翻身？没有共产党办得到吗？满洲国的村长咋不给我们翻身呢？！”孟庆义无言以对，拿着材料灰溜溜地回了县城。紧接着，县公安局着重审讯李杰臣当过花子队的历史。李杰臣本就冤枉，自然不能承认，案子一时无法定性。县公安局于是向区里要李杰臣当过花子队的证实材料，区公安助理曹品卿伙同包海山3次伪造证词。第一次，他们强迫村干部每人写一条李杰臣的罪行。包海山和他的几个亲信十分积极，公安委员刘香合写的是“李杰臣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供给敌人武器”；财粮委员李广生写的是李杰臣“煽动群众抗拒和破坏征粮征草”；包海山自己则写李杰臣“聚众叛乱，指挥百姓推翻村政权”。第二次，包海山把各生产组组长的手戳骗来，照上述材料抄写一遍，然后盖上了各组组长的名章。第三次，曹品卿对包海山说：“你一定得咬住李杰臣是花子队，官司能否打胜这是关键。”于是，包海山指使亲信刘香合，把干过花子队的村民李广忠的名章骗来，捏造了一份李杰臣同他一起干过花子队的证实材料。这些伪证被送到县公安局，经审核认为，证实李杰臣干过花子队过于空洞，但确定他“操纵群众诬告干部，企图推翻村政权”还是可以的。1951年10月，案卷报送辽西省公安厅、辽西省法院，请示判决李杰臣有期徒刑10年，省法院批复判5年。同案在押的刘恩有等人都以协从罪名，分别被判1年或8个月的刑期。后李杰臣气火攻心积郁成疾，于1952年3月冤死监狱。
这起冤案在定案的后期，锦西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李明德受组织委派，来到富隆山村核实案情。但李明德也听信了区、村干部的片面汇报，没有做深入调查，致使案情真相再次被掩盖。这之后，区政府派人在富隆山村召开“打击告状歪风”村民大会。区公安助理曹品卿在大会上宣布了“今后不准再提干部贪污；不准再谈上告的事；不准开小会；不准和告状的人说话”等1 0条禁令。区委副书记黄金镒在会上大讲特讲压制告状风的成绩，鼓励村干部工作要有魄力。村民刘恩义说了句反驳的话，被副区长石宝纯当场揪出，说刘恩义“又有新的活动和企图”，还指着刘恩义的脸辱骂：“就你这个癞蛤蟆样儿还告状？”随后下令把刘恩义捆绑起来，送区政府关押一夜。
李杰臣被判入狱，家人和乡亲们感到冤沉似海，绝望地哭成一团。包海山一伙却像办喜事一样高兴，大张旗鼓地庆贺胜利，村里出钱在前后两屯各唱皮影戏5个晚上，还大摆酒席邀集臭味相投的人吃喝了一天。酒桌上，这些人磕头拜把子，推举包海山为“老大”，相约有事互相照应。庆贺结束后，包海山觉得不解恨，还要出几口“恶”气，于是纠集亲信制定了实施报复的计划。村生产委员刘香亭曾帮助村民写过上访信，包海山一直怀恨在心，这时成了他新的打击对象。去年村里库房漏水，致使库存棉籽遭受损失，包海山硬说管库房的刘香亭故意破坏，逼迫刘香亭赔偿，否则就押送区政府。刘香亭被逼无奈只妊卖了一亩地，把卖得的23块银元送给了包海山。但包海山还不罢休，因刘香亭的儿子刘广仁曾参加过集体上访，包海山就以刘家土地多，将其贫农成分升到中农，逼迫刘家划出一亩三分地，分给包的亲属。刘香亭生活没有着落，愤怒郁闷，导致精神错乱，不久气病而亡。与此同时，包海山还与刘香合密谋，把参加上访的村民刘恩洪、刘恩有的成分升为中农和富农，并捏造刘永和、刘恩洪等人当过过花子队，宣布对几人实行群众管制。接着，又撤掉李长云、刘恩民的生产组长职务，3个月内不准进会场。就这样，当时富隆山村遭受包海山等人直接迫害的村民，前后共有26人之多。包海山还每天晚上派民兵持枪到上访的村民家里查夜，搞得全村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省委调查组为民做主，富隆山事件奇冤一雪
然而，富隆山村民并没有屈服，他们暗地里凑钱给李杰臣的妻子，支持她继续申冤告状。村民刘李氏主动陪她到省城上访，两位小脚村妇骑着毛驴搂着孩子，一路风尘赶到辽西省省会锦州。可两人到了锦州却忘了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告状，说还说不明白。幸亏一位摆写字摊儿的老先生帮她们写了一封控告信，并嘱咐她们带回村里让全村人签名按手印，然后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说肯定有好的效果。几天后，一封有百余名村民签名和手印的控告信寄往了设在沈阳的中共中央东北局。
1953年1月，辽西省委根椐东北局的指示，成立了富隆山事件调查组，省政府副主席仇友文亲自挂帅督办此案。然而，省委调查组进驻富隆山村后，村民们虽有反响却一点也不热情，调查组找谁谈话谁都躲。因为村民们看到以前到村里办案的县区干部在里面，而这些人都跟包海山穿了连档裤，受害群众早已对县区一些干部失去了信任，惟恐再次遭受包海山的打击报复。然而事实让村民们最终打消了顾虑。调查组的人谁也不去包海山家里吃喝，都到群众家里吃派饭，而且到谁家吃饭帮谁家干活儿，吃完饭还给留下饭钱，说话态度也和蔼可亲。于是省委调查组终于获得了群众的信任，很快查清了富隆山事件的真相，以及包海山的真实面目。
经查，包海山是边外（今朝阳市朝阳县）黄土坎子人，年轻时就到山里入伙为匪，匪号“平八”，任大柜，负责掌管匪巢里的钱粮事务，是个很重要的角色。八路军挺进东北后，包海山所在那伙土匪被剿灭，他侥幸逃命，怕在家乡被民主政权追究，就领着妻小来到百里开外的富隆山，投奔岳父的表姐落了脚。村里成立民主政权后，他伪装进步，骗取上级的好感和群众的信任，从而混入党内篡夺了村政权。之后采取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等手段把几个区、村干部拉下水，成为其帮凶。本来经土地改革划定的阶级成分，以及按政策平分的土地，任何个人和基层组织都无权改动，可是在他那说改就改。在把持村政权期间，他贪污腐败，勒索欺压百姓，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恶霸行为。而一些县、区干部由于作风浮躁，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严重，丧失了警惕和阶级立场，让包海山钻了空子并且受其利用，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政治声誉。
历时两月有余，省委调查组将富隆山事件和一些涉案干部的责任都搞清了。省委领导专门立会听取了调查组的汇报，一致认为冤案必须纠正，造成冤案的责任人无论是谁都必须追究责任。锦西县公安局局长张晏，是从晋察冀抗日根椐地过来的老革命，但也没有得到从轻处理的照顾。辽西省委决定案件在哪里发生，就在哪里挽回影响。惩处坏人，纯洁党的组织，洗雪冤案，聚拢民心，重新树立党和人民政府的信誉和形象。
1953年3月18日，辽西省政府和省法院在锦西县第六区沙锅屯召开公判大会，来自东北各地新闻机构的记者，辽西省各县区的代表及本县区干部群众3000多人参加了大会。辽西省政府副主席仇友文及省法院领导分别在主席台上就座。台下，包海山背插死囚牌，被五花大绑地跪在群众面前。受刑事追究的人背绑双手，受其它处分的人垂着双手，均在警察看押下在会场前站成一排。包海山这个在富隆山为非作歹5年之久，曾经不可一世的恶人，如今面如死灰，脖子好像被抽了筋一样，再也抬不起脑袋了。被捕时，他还幻想曹公安和黄书记一定会搭救他，满不在乎地告诉家人：“我没事，过几天就回来。”没想到已是恶贯满盈活到头了。在群众一遍遍高呼“枪毙包海山”、“打倒官僚主义”、“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省政府副主席仇友文讲话指出：“共产党永远是老百姓的主心骨，永远不允许坏人篡夺我们的政权，永远不允许官僚主义败坏我们的党风！”随后，省法院领导宣读判决书：原富隆山村村长、中共党员包海山，出身土匪，篡夺村政权，陷害无辜群众致死，开除党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原富隆山村公安委员、中共党员刘香合，与主犯合谋陷害好人，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原第六区区委委员、公安助理曹品卿，多次参与主犯作案，罪行严重，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10年；原区委副书记黄金镒，与主犯同流合污，丧失立场，品质恶劣，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10年；原中共锦西县委委员、公安局长张晏，扣押好人，发现疑点不纠，造成人命，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2年。此外，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有：区委书记徐绪文，县公安局第二科科长孟庆义，中共锦西县委书记杨平，富隆山村财粮委员、中共党员李广生，副区长石宝纯，锦西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李明德，区政府文书于德荣。这些人分别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记大过等处分。
几天后，《东北日报》、《辽西日报》、省广播电台均详细报道了富隆山事件。历时3年之久，轰动整个东北的富隆山事件，至此画上了令人惊叹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