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五四运动，做出留学苏联的人生抉择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天津等地爆发时，正在长沙私立育才学校学习的刘少奇被运动所吸引，积极投入其中，很快成为育才学校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和带头人。
当时，湖南军阀张敬尧对学生运动极力进行阻挠和破坏，以“过激主义”罪名恫吓学生，通令各校停止行动，诬蔑学生的·行动是“激于一时意气，抛弃学业，牺牲光阴，扰乱秩序，名为爱国，实为祸国”，威胁要对不听劝阻的学生以扰乱治安罪加以逮捕。同时，他命令各校提前考试、提前放假，以瓦解学生组织。湖南学生看穿张敬尧的用心，立即针锋相对地做出决定，“既经罢课，绝不受试”。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进一步激发了刘少奇的革命激情。他发誓：好男儿应立下少有的奇志，为拯救国家，重整山河大干一番。于是，他将原来的名字“刘渭璜”改为“刘少奇”，寓意“少有奇志”。在此期间，刘少奇一面参加学联组织的小分队“务期普及”宣传活动，一面积极做到北京看一看北京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全国性的大斗争的准备工作。
1919年6月，刘少奇来到北京。这时，五四运动已近尾声。但刘少奇仍然积极参加了北京、天津等地的学生活动，并在天安门广场露宿了几天。刘少奇在北京的日子里，面临着个人前途的抉择：是考著名的高等学府，还是进军事学校投笔从戎，或是出国留学找别的出路。这时，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革命理论，是五四运动前后先进知识分子认定的救国道路。国内许多地方，都掀起了一股留法热潮。湖南省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当时正搞得红红火火，这使刘少奇产生了留法的念头。于是，刘少奇拜访了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发起人李石曾、范静生，并在他们的推荐下进入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高等工艺预备班第三班学习。
保定育德中学是一所进步学校，刘少奇在这里读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东方》和育德中学自办的一些进步刊物，学习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进一步了解了国内外形势和俄国十月革命及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这使他原定留学法国的想法渐渐起了变化，转而对红色苏联十分向往。
1920年6月，刘少奇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回到北京筹措留法勤工俭学的费用。而这时，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正在衰落之中。刘少奇在北京、天津找不到留学法国的门路，又因直皖战争爆发，交通阻隔，欲回湖南不成，身上的钱也快用完了，只好滞留在北京鼓楼附近的一位同学家里。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进步刊物，对马克思主义、对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有了进一步的向往。正在这时，长沙《大公报》报道了毛泽东、何叔衡等创办俄罗斯研究会，组织革命青年到俄国勤工俭学的消息。于是，刘少奇下定决心，去苏联留学寻求国家和个人的发展道路。
8月，直皖战争结束，主意已定的刘少奇急匆匆返回湖南。他通过原玉潭学校的老师梅怡成，在长沙找到何叔衡，再通过何叔衡找到长沙俄罗斯研究会并认识了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10月，刘少奇经贺民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他立下了留学苏联，学习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经验的决心。不久，贺民范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推荐他到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俄文，做留学苏联的准备。
上海外国语学社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9月创办，负责人杨明斋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刘少奇到上海后，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六号，这是一座二上二下的石库门弄堂，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所在地。在这里，刘少奇与同是从湖南来的任弼时、萧劲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罗亦农、卜士奇等人相识。由于刘少奇的年龄要大一些，且成熟和持重，大家都把他作为老大哥看待，很敬重他。刘少奇也和大家相处得很好。这群热血青年朝气蓬勃，乐观向上，每天上午学习俄文，下午听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俄国革命情况的介绍。期间，他们听过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陈望道讲授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李达、陈独秀、沈雁冰、上海《国民日报》总编辑邵力子等所作的报告。
由于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临时性质的，条件很艰苦。上课的课堂除了挂一块黑板，没有课桌，只不过临时放了各种各样的凳子；住宿条件也很差，都是睡地铺；吃饭是包伙，4个人合伙包5个人的饭，省下一个人的饭费来做5个人的杂费。
生活的艰辛不算什么，最大的难题是学俄语。因为要在短时间里掌握必备的俄语，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此，刘少奇在学习中十分刻苦，给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萧劲光曾回忆说：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也不随便上街，我们虽不住在一起，但是看见他的时候，他多是在学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的问题。
刘少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期间，还是工读互助团的负责人之一。他与其他人一起，经常参加陈独秀等发起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和上海马克恩主义研究会的活动，帮助《劳动界》刊物和华俄通讯社做些抄写、刻蜡版、校对的事情。有时还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印传单，参加各种纪念日的游行，散发传单，声援工人的罢工斗争，到小沙滩劳动补习学校讲课等。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丰富了刘少奇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坚定了他走苏联革命道路的决心。
怀着“以俄为师”的憧憬，踏上充满艰险的留学苏联之路
1921年4月，刘少奇和同学们结束了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半年的学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把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分别派往苏联留学。这样做的目的是缩小目标，行动起来方便。刘少奇与任弼时、萧劲光、曹靖华等十几个人分在一个小组。
出发之前，大家都精心化了装，打扮成从事各种职业的旅客，表现出的气质也尽量与各自的“职业”相适应。刘少奇、萧劲光化装成裁缝，任弼时化装成理发师，曹靖华化装成新闻记者。大家都装作互不相识，只是暗地里互相关照，以眼神来“说话”，以约好的动作来示意。
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极端仇视。为了防范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从1918年起，黑龙江省督军就封闭了中俄边境，切断了中俄交通。所以，刘少奇等只能从海路取道当时仍被日本占领的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赴苏。1921年5月，刘少奇一行通过上海外国语学社负责人杨明斋的联系和安排，带着陈望道、李汉俊和维经斯基写的介绍信，离开上海取道日本长崎和海参崴奔赴苏联。
刘少奇等都是初次远行到北方，5月从上海出发时天气已比较暖和，也没想到带御寒的衣服。哪知5月的海参崴气候依然寒冷，到处冰天雪地。刘少奇一行人抵挡不住寒冷刺骨的天气，只好找了当地一家中国居民开的小旅馆住下来。
此时，苏联红军已经控制了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与日本控制的海参崴形成对峙。因此，当刘少奇等一到海参崴，就被北洋政府驻海参崴领事馆注意上了。他们怀疑这伙人是孙中山派往苏联的，便借故把他们几个人抓了起来。刘少奇等不知道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纰漏，只好见机行事。
领事馆大厅里摆开了阵势，审问者端坐案桌前，首先提问刘少奇。因事前有精神准备，特别是对自己所带这一组人有着巨大的责任感，刘少奇极力保持着镇静，故意用浓浓的湘音回答问题，不露半点破绽。他说自己是湖南人，因家乡严重受灾，衣食无着，迫不得已背井离乡，出来做手艺谋个生计。
审问者问他会什么手艺，刘少奇连说带比划，说木工活、铁工活、缝纫都拿得起来。审问者将信将疑，把刘少奇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并命人上前察看刘少奇的双手。好在刘少奇在留法预备班工厂实习了近一年，手掌上的老茧还没有完全蜕掉。一双做工的手使审问者没有什么再问的了，挥挥手，把刘少奇喝退一旁。
刘少奇的应对自如，给其他人壮了胆。当审问者再问其他人时，大家都说是做某种手艺的，只要有活干，哪儿都去。由于大家恰到好处的回答，审问者找不到怀疑的证据，就把大家都放了。经过这场波折，同伴们都对刘少奇愈加佩服，对他更加信任了。
刘少奇一行机警脱险后，迅速与共产国际驻海参崴的秘密联络机关和海参崴大学的教授伊凡诺夫接上了头。伊凡诺夫一听他们曾被海参崴中国领事馆审问过，觉得他们不宜在此久留。于是告诉他们，红军驻守在伯力，他们应马上去伯力，以免节外生枝，发生不测。当即还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张用俄文打印的秘密通行证，并告诉他们要妥善保管好，不遇红军切忌暴露，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在伊凡诺夫的安排下，刘少奇一行登上了去往伯力的火车。火车在风雪中行驶得很慢，经过一整天才到达乌苏里。乌苏里是苏联红军和日军防线的交界处，伊曼河大桥横贯南北。桥南是白区，即由日本控制的区域；桥北是红区，即苏维埃俄国控制的区域。由桥南去桥北，各要口都有日本兵把守着，检查很严格。
刘少奇急忙招呼大家下车，仍按原来三三两两的分散形式，夹杂在人群里挤过检查站。向前走了一段路后，在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任弼时，但又不敢寻找，刘少奇心中暗暗叫苦。正当大家万分着急时，一辆既不打灯又没有鸣笛的火车缓慢驶来，大家来不及多想，一个个纵身跃上这列只有3节车厢的火车。
列车人员发现有人爬上车来，便上前进行盘问。刘少奇他们担心对方是白匪，回答时有点吞吞吐吐，行动也不自然，这更引起列车人员的警觉。他们吓唬这些年轻人，说如不老实交代就要把他们枪毙。刘少奇他们只好静静地坐下来。
列车人员见此情景，便开始对他们进行严格检查。就在这时，一位同学身上的机密证件掉下，列车人员仔细看了一看，没有做声，刘少奇等顿时紧张起来。突然，这位列车人员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打破了凝滞的空气。他拍拍刘少奇的肩膀，亮出了苏联红军军官的标志。
刘少奇等弄清了眼前的列车人员就是红军以后，都不约而同地把身上的秘密证件掏出来，眼里闪动着激动的泪花。这位苏联红军军官把刘少奇他们带到列车长室，饱饱地吃了一顿饭菜，然后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之后，他们已经顺利到达了伯力。这时，任弼时也脱险赶到了伯力。
虽然到了伯力，但艰辛的旅程仍未结束。伯力以西地区，因战争破坏严重，许多路段还在修复之中，刘少奇他们一时还不能启程。在伯力休息五六天后，一行人才又改换行装重新启程。为保证路上的安全，他们决定分水陆两路出发：任弼时等人坐火车西行，刘少奇等人乘轮船西行，到布拉戈维申斯克会合后再乘火车前行，经赤塔去莫斯科。
去布拉戈维申斯克的这一段水路也不太安全，有时走的是中国水域，有时走的是苏联水域，因此经常发生鸣枪停船检查的事。刘少奇作为领队人，始终保持冷静从容，使大家有了一种安全感。 按照原定计划安排，刘少奇等顺利找到了布拉戈维申斯克的红军驻军司令部，并与先期到达的任弼时等人会合。在红军的帮助下，一行人乘坐一辆装载货物的闷罐车，继续前往莫斯科。此时，西伯利亚的残雪依然未消，车厢里非常冷，大家只好紧紧挤靠在一起，互相温暖。一路上，战争给苏联城市和乡村造成的创伤随处可见。火车在旅途中，也很难得到像样的供给，刘少奇细心地观察到，列车长也穿着一双破旧的长简靴。
由于供煤不足，火车靠烧木材提供动力，运行得很慢。另外，由于苏联国内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经常有残匪袭扰火车。因此，火车的行驶异常小心，有时遇到敌情要在一个地方停留许久。经过漫长的艰辛旅行，刘少奇等好不容易到了赤塔。
赤塔四面环山，是苏联新建立的东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首府。刘少奇他们在这里得到补给后，经过贝加尔湖继续西行。一路上，苏联土地上的战争创伤随处可见，断壁残垣，满目疮痍，惨不忍睹。与此同时，刘少奇也由衷钦佩苏联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排除万难，意气风发地战胜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积极发展国民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革命精神。最使刘少奇感动的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尽管如此困难，自己的人民吃不饱，却还拿出面包来给他们这些寻求革命真理的中国人，帮助中国革命。这种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使刘少奇更加坚定了要像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一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
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921年7月，刘少奇一行到达莫斯科，恰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刘少奇他们被分配到代表们住的一个旅馆里，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轮流参加会议，旁听这次隆重、庄严、神圣的世界性大会。这种安排，使刘少奇等兴奋不已。会议期间，刘少奇亲眼目睹了列宁的风采，聆听了列宁震撼人心的讲演。
刘少奇后来回忆说，他看见列宁坐在主席台上，虽说与自己坐的位子距离甚远，但还是感到非常兴奋。由于他的俄文水平较低，列宁报告中的内容还难以听懂，但心中却是久久不能平静。他们兴奋至极，有的站到椅子上，有的站到桌子上，尽情地鼓掌欢呼，觉得能与列宁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商讨革命大事，真是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刘少奇等即被分配进入于1921年5月成立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在学习期间，为了避免危险和将来回国参加革命时方便，每个中国学生都取了一个俄文名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课程都由苏联教员任教，由于刘少奇等中国学生大都是初学者，又只有一点俄文基础，因此学习很吃力。再加上俄文教师中大多数不懂中文，很不适应教学对象，教材也属自编内容，学员们的学习也只能靠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很粗糙的《俄华辞典》作为翻译工具。当俄文的新名词、新术语堆在大家面前时，同学们就弄不明白了。为了让这些历尽艰辛、冒着生命危险到苏联寻求革命真理的中国青年能学好课程，学校请来了当时正在苏联采访的瞿秋白任教。瞿秋白根据中国留学生的实际情况，认真备课，讲得通俗易懂，帮助同学们克服学习上的困难，使中国学生的学习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刘少奇虽然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过几个月的俄文，但听、说、写的能力还是很差，不过他勤奋努力，刻苦钻研，很快就可以坚持自学了。
除了学习之外，刘少奇等中国学生还担负着学校的保卫工作。他们白天上课学习，晚上参加站岗放哨；星期六、星期天还要参加义务劳动。尽管体力消耗大，但得到的给养却很不足。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学校为照顾中国留学生，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学生们享受的是红军战士的战时共产主义同等待遇，而红军的战时共产主义待遇是当时苏联人民最好的待遇。当时苏联教授给留学生们讲课后的报酬，就是得到一块黑面包。相比较而言，中国留学生们的待遇，应该还是比较好的了。 那时，刘少奇他们穿的衣服，大都是欧洲工人阶级捐赠的。当时的条件就是发给大家什么就穿什么，谈不上尺寸大小，也顾不上是否合体。住宿也不宽敞，中国班的40多名学生挤住一大一小的2间平房里，冬天的夜里常常冻得大家不能入睡。在这种“日日饥饿连，夜夜寒相逼”的环境中学习和生活，有少数同学经受不了艰苦，思想发生动摇，感到苦闷与后悔，提出要求回国。其实，这些同学原来只是听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当家做主了，很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但到这里看到的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好，无产阶级贫穷和落后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于是对一些现象看不惯也想不通。
刘少奇则始终表现得很坚定。他对同学们说：苏联的困难是暂时性的，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所不可避免的。天上掉不下来美好的生活，劳动人民要活得像个样子，除了革命，还得自己去建设。怨天尤人是不能改变现实的。艰苦的生活可以锻炼人的意志，激发人们强烈的革命事业心。一个革命者，要担负起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造世界的重任，就必须自觉地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意志，提高修养。因此，他鼓励同学们团结互助，共同克服眼前的暂时困难。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专心致志，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积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以及推翻中国人民的敌人，建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国家的途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同年冬，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刘少奇与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萧劲光等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刘少奇任中共旅俄支部委员，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由于中共旅俄支部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俄共（布）总支的一个支部，因此刘少奇也是俄共（布）的一名党员。刘少奇在支部里担负学员中的党的工作，他不仅努力地使大家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且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生活作风等方面，都要严格要求，按照布尔什维克党员的标准进行训练。
1 922年元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组织新年联欢会，要求在校学习的各民族和各国学生，都要出一个节目。中国班排练了一出反映罢工故事的独幕剧，内容为中国的封建军阀和资本家是如何镇压工人运动以及工人如何英勇反抗的。刘少奇不会表演，但为了带动大家积极参加联欢活动，便报名当了这部剧的工人主角，其他同学也都在戏里扮演了不同角色。由于属自编自演的剧目，每个演员都按自己的想法和方式来演出。因此在排练时，大家都热烈地争论着各个角色应当如何演。刘少奇扮演的工人角色，流着鼻涕，破衣烂衫，耸着肩膀。有人说这种扮相不好，但刘少奇却说，中国的工人苦难深重，应当就是这个形象。对于这次演出，刘少奇回忆说，这虽然是一次舞台艺术创作，却成为他从事工人运动、组织无产阶级开展武装斗争的契机。
参加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会议，为中国革命取回马列“真经”
1922年1月，莫斯科举行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也称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最为庞大，有44人，占全部代表的近三分之一。中国代表团的代表来自各个方面，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张太雷，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俞秀松，以及一些无党派的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等，总团长是张国焘。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除出席大会外，还担负着大会的一些文书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协调各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也为共同镇压战后远东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掀起的民族民主革命浪潮，在美国的极力倡导下，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及中国代表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会上签订了调整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美、英、法、日《四国条约》，美、英、法、日、意《五国海军协定》和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协同侵略中国的《九国公约》。这次会议，实质上是巴黎和会的继续和发展。
为了对抗帝国主义企图瓜分远东地区的图谋，揭露华盛顿会议的帝国主义性质，促进远东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共产国际决定针锋相对地召开一次由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参加的代表大会。经过准备，这次会议终于在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
大会开幕式是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的。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被推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大会共举行了12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和远东形势》的报告。报告号召远东地区各国被压迫民族在苏联和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下，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代表团有5名代表在大会上作了中国形势问题的报告。张国焘是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报告人，他介绍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处境、土地关系、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方面的情况。刘少奇等参与了张国焘主要报告的起草工作。
2月2日，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会议最后通过一项宣言。宣言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罪恶行径，谴责了帝国主义列强对远东特别是对中国、朝鲜的侵略和掠夺，控诉了帝国主义在远东各国的暴行，表达了远东人民奋起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建立公平的劳动制度和工农当家做主的革命政权的愿望和要求。宣言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在苏联和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下，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宣言号召：“我们要对剥削中国的封建军阀宣战，我们要对日本武人宣战，我们要向诡诈式的美国帝国主义和贪婪的英国投机家宣战，我们不得胜利，誓不休止！”为了实现上述革命任务，宣言提出：建立国际和国内的统一战线，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结成远东劳动者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努力奋斗，去实现伟大的事业。
刘少奇能作为正式的代表参加这次庄严、隆重的国际性大会，心情激动。他和其他代表的思想认识，在会议上都有了很大的飞跃。他们了解了华盛顿九国会议召开后远东地区的形势，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了解到中国国内在他们离开后的许多方面的情况，更深刻地明确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明白了要取得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形成统一战线。刘少奇他们还认识到，摆在劳动人民面前的敌人不仅是强大的、凶残的，而且具有世界性；它们也将遭到各国和世界人民的反抗。哪里有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侵略和压迫，哪里就有人民起来反抗。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会议，使刘少奇进一步领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谛。这为他后来投身于中国革命洪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春，刘少奇在参加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后不久，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提前结束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习，回国到上海党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不久，又被派往湖南，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区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到湖南后，被任命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刘少奇在苏联留学虽只有一年时间，但经过努力学习和考察，他懂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思想理论；懂得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建立坚强的战斗的政党和依靠这样的党去胜利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问题；懂得了共产主义事业是“百年大计”，它在各种不同的国家，需要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战胜各种不同的敌人，才能逐渐地最后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懂得了工人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无产阶级只有经过武装斗争才能取得工农苏维埃革命政权，工人阶级只有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等阶级才能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精髓。对此，刘少奇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发展最伟大的新时代，指出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道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由于有了苏联的强大存在，由于有了苏联的榜样和援助，革命斗争就能够获得胜利。
1948年7月1日，刘少奇为纪念党的生日给干部作报告时，回忆这段历史说：“到西天取经，只有一年就回来了。在苏联时间不长，也算取了经。．取到的经不多就是了。当时我们学得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
1949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刘少奇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他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必须学习苏联革命斗争经验，并作了精辟的概括论述。他说：“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在过去就是学习苏联，‘以俄为师’，所以能够获得今天的胜利。在今后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短短一年的赴苏联留学生活，虽然时光匆匆，但却是青年刘少奇早期革命生涯的重要篇章，也是他在后来常常提及的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
1948年11月，在刘少奇50岁生日的祝寿晚会上，朱德曾即兴写了一首五言诗：“少奇老亦奇，天命早已知。幼年学马列，辩证启新思。献身于革命，群运见英姿。人山人海里，从容作导师。真理寻求得，平生能坚持。……”朱德的这首五言诗，也是对刘少奇早年留苏联学习生涯的精辟总结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