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波，中央苏区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对很多党史爱好者来说，是一个比较熟悉的名字。张健甫，一个比较著名的近代史专家，但对大多数党史爱好者来说就可能比较陌生了。其实，这两个名字是同一个人。只不过是从江汉坡到张健甫，从一个职业革命者到一个知名学者，这是源于我党早年一次会议对持不同意见者的错误批判与处分。
中央苏区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
江汉波的真名叫张幄筹，又名张怀万、张云汉、张健甫。江汉波是他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化名。除这一化名之外，中央苏区时期他用的比较多的另一个名字是张怀万。他1898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城关镇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92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北伐军某部党代表，1927年任中共平江县委宣传部长，是中共平江县委负责人之一。1928年3月在中共平江县委书记毛简青的领导下，参与发动了平江县著名的“三月扑城”暴动。暴动失败后，随毛简青转赴上海。后奉中央委派，先后在中共河南省委、安徽省委工作。1929年8月任中共江西省委秘书长，同年10月下旬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的身份赴赣西南指导工作。
作为钦差大臣的江汉波，来到赣西南后，和当地的领导同志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策反了罗炳辉起义，发展了红军和赤卫队，扩大了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把赣西南的革命斗争推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但同时由于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在工作中他同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毛泽东连襟，贺子珍妹妹贺怡的第一任丈夫）存在严重的工作分歧。一是在攻打吉安问题上，赣西特委提出了攻打吉安的口号。而江汉波则认为攻打吉安条件不成熟，主张取消为攻打吉安而成立的总行委及红军总司令部，主张红军独立二、三团分开行动；二是在土地问题上，刘士奇和曾山主张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田，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多的群众。而江汉波和李文林则根据中共六大的决议，主张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以劳动力为标准进行分田，即“谁种得多谁就可以多分土地，谁耕种能力少或无耕具的雇农就可以少分或不分土地”，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三是在红军建设问题上，赣西特委于1930年1月把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3、第4、第5团与永新、莲花、宁冈等县游击队合编，组成红军第6军，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兼任政治委员。江汉波虽然赞成组编红军第六军，但认为编组红军，须经省委及中央批准，召集下级党部同志决定才能执行；四是在政权建设问题上，刘士奇认为赣西南临时苏维埃的产生是适合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成立的。而江汉波则认为赣西南苏维埃临时政府是“草率成立”的，应该“先宣传后组织”，“要有很好的宣传才能组织”；五是在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合并问题上，刘士奇认为合并前征求了江汉波的同意，但江汉波认为正式开会作出决议时他没有出席，不符合组织程序等。
需要说明的是，江汉波和刘士奇的之争既非个人恩怨之争，也非权力之争。正如《刘士奇同志给曾觉非同志信》中所说的：“至于以个人感情言，我同江汉波同志在五六年前同在一块儿工作（安源），那时我同他是很接近的……我同江同志的私人感情是永远存在的，决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粉饰自己的门面，坏人家讲坏话隐蔽同志的缺点，使同志走向极端不正确的道路，避免党内斗争。”刘士奇还在《赣西南特委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讲到：他最初代理赣西的特委书记，是由江汉波同志指定的。可见，两人的友谊和感情较好。
被迫离开党组织
江汉波与刘士奇等人的这些争端，致使当时许多工作“停顿在半生半死的状态中”。此时恰好红四军前委率军由福建来到江西，到达赣西的永丰。赣西特委马上派人去找前委汇报情况。前委听了汇报后，决定在吉安东固召集红四、五、六军委和赣西、赣南、湘赣边界特委联席会议，讨论赣西南的形势与任务。后因故提前到2月6日至9日在陂头（今吉安市青原区）召开。因会议期间正逢“二·七”大罢工七周年纪念日，故称二·七会议，也有人称二·七陂头会议。
二·七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次比较重要的会议。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向斯诺谈到二·七会议时，对此次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说这次会议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有助于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参加会议的除前委代表团毛泽东、宋裕和、熊寿祺外，还有当地的党、政、军代表共四十余人。从总体上来说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它统一了思想，确立了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三大任务。制订了比较科学的《赣西南土地法》，端正了赣西南地区土地革命的方向，对攻打吉安作了战略部署，整顿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的领导。当然这次会议也存在一些历史局限性，如对政治形势分析过分乐观，提出了“没收一切土地”和“攻打南昌”的口号；对赣西南党和干部队伍现状的估量存在严重失误；对党内持有不同意见和犯有错误者，惩处过当。
此次会议对江汉波来说，则是他政治生命中的一场“滑铁卢之战”。在会议中，由于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同刘士奇等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说刘士奇和中央巡视员潘星元“脾气太大，喜欢骂人”，致使江汉波在会议中受到了错误的批判。虽然在会议中，他的观点得到了李文林等人的赞同，但毕竟孤掌难鸣，势单力薄。会议最后给江汉波扣上了一系列罪状：不同意攻打吉安是取消主义；反对没收一切土地和平均分配土地是走托洛斯基、陈独秀道路和富农路线；认为组编六军要经省委和中央批准是利用组织的招牌实施他的取消主义；认为苏维埃的成立要先宣传后组织是他取消主义的一贯表现；对形势的判断是“有眼如瞎”，在“在政治上犯了极端取消主义倾向、机会主义的路线”，“代表了一部分右倾分子”，等等。会议最后决定由前委负责开除江汉波党籍，报中央批准及省委执行。会议之后，江汉波就赣西南的工作向党中央作了专门汇报，写出了两万多字的《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江汉波）巡视赣西南给中央的综合报告》。
一个职业革命者被迫转身成为知名学者
至于前委是否超越权限开除了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的党籍及中央和江西省委是什么态度，目前已无资料查实。所以有的学者说他在二·七会议上被前委开除了党籍，有的学者说他在二·七会议后自行脱党。不管哪种说法，总之在这次会议之后，他离开了党组织，离开了革命队伍。正是这次会议使得他由一个职业革命家向知名学者的转变。离开党组织和革命队伍后，他专注于文化教育事业，不过他不再用江汉波和张怀万这两个名字了，而是用张健甫、张幄筹等名字。开始在中华书局任编辑，期间与他人创办了“新中华”月刊。之后又在福建、桂林等地的中学任教。抗日战争期间，经常向知名刊物《读书生活》撰写一些国难史方面的专稿。1951年回到家乡工作，任湖南农学院政治教研组长、民盟农学院支部书记。1953年任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1955年因病在杭州逝世，葬于杭州凤凰山公墓，享年57岁。
张健甫投身文化教育事业后，著作颇丰，实现了一个职业革命者向知名学者的转身。至今仍可在网上查的到著作有：《中国近百年史教程》（1947年出版）、《中日关系简史》（1937年出版）、《国际形势讲话》（1937年出版）、《近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1938年出版）、《广西省训练团教材一中国近代史》（1948年出版）、《战时的文化工作》（1937年出版）。解放后，可以查到的学术论文有发表在浙江师范学院学报上的《胡适派实验主义的反动本质》（1955年）。
历史是公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界对二·七会议的研究力趋公正、客观、深入，扣在江汉波身上的罪状早已被党史学家洗清，对江汉波和刘士奇之间的分歧也早已作了定性。历史还了江汉波一个迟到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