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30日，正当国共两党已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合力抵抗外辱之时，国民党顽固派却在山东省博山县太河村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反共事件，无辜杀害和抓捕八路军指战员200余人，鲍辉等多名八路军山东纵队高级干部遇难。惨案引起毛泽东的无比愤怒，他在1939年9月16日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的谈话中，不仅提及该惨案，痛斥惨案制造者“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而且代表中国共产党严正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反摩擦”斗争原则和策略。
制造惨案震惊全国
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抗战和反共，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自抗战以来在政策上有了重要转变，蒋介石集团把政策的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国民党开始执行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
1939年2月5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反共顽固分子沈鸿烈在蒙阴县鲁山村召集了全省军政联席会议，抛出了他酝酿已久的“统一划分防区、统一行政事权、统一粮秣征收”的所谓“三统”方案，其阴谋不仅妄图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在经济上卡脖子，困死饿死八路军，而且妄图借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不久，沈鸿烈又疯狂地叫嚣“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 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 打”等反动透顶的口号。在其蛊惑下，山东 各路国民党顽固派纷纷出动，对坚持抗战 的八路军大搞摩擦，其中尤以秦启荣和王 尚志部为烈。
1939年3月底，急切为反共“建功立业”的秦启荣和王尚志，终于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
山东省博山县太河村位居胶东半岛淄河上游东岸，四周群山连绵，独特的自然地理地形，使得这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清河与鲁中三大根据地的交通枢纽，实乃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38年夏季始，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和四支队经常在此附近活动。秦启荣亦对此地垂涎已久，1939年3月初，秦指示王尚志部强行进驻太河村。冯毅之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新一营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大局，避免国共两军内部冲突，让日本侵略军坐收渔利，遂主动撤出了太河村。
1939年3月，在鲁北清河地区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奉中共山东分局之命，选派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团长潘建军等62名优秀指战员，在营长吕乙亭率两个连的八路军护送下，前去鲁南“山东军政干部学校”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博山县太河村是途中必经之地。
为避免我军途经太河时与王尚志部引发冲突，鲍辉在我军还未到太河之前，就派人前去王尚志部联系，说明意图，王尚志表示可以通过。哪里想到，王尚志将此报与秦启荣知晓后，两人竟暗地设下毒计。
3月30日凌晨，我军270余人自井筒村列一路纵队出发，四连做先锋，七连做后卫，中间为受训干部。队伍到达离太河村8里远的同古村时，从太河方向来了四五个骑马的人，便衣短枪，径直拦住去路，自称是王尚志的联络人员，要我军停止前进，等待答复。大约两个小时后，他们又来传达上司命令，要我军沿着太河村西围墙通过。
太河村南北狭长，周围有一丈多高的石围墙。围墙与淄河之间，是一条三四米宽的通道。我军在中午时分来到村西北角，顺着狭窄通道往南走，就听到围墙上有人在不怀好意地嚎叫：“老乡啊，太累了，歇息歇息再走吧！”营长吕乙亭果断命令部队“肩枪”，高唱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抗日歌曲继续前进。当大部分人员走近太河村西门外的围墙时，一架架机关枪突然从围墙上露了出来。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用猛烈的火力将我军压制在毫无遮蔽物的狭窄河滩上，带领尖刀班走在最前面的吕乙亭营长当场中弹牺牲。
在这危急时刻，鲍辉、潘建军仍然采取克制态度，命令“不要还枪”，并且向围墙上敌人高喊“枪口不要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正义的呼声没有唤醒敌人已经泯灭的良心，随着太河村西门大开，村内敌人与南山、北山、西山的敌人从四面向我军包抄过来。四连长许子敬与受训干部孙晓东等果断向东南方向冲击，打开一个缺口，率领38人突出重围，其中包括5位受训人员。没有进入西围墙下的后卫部队20多人，也从河滩上向北逃出虎口。除60余人脱险外，210名干部战士落人敌人的魔掌。鲍辉、潘建军、邓甫晨、张林、陈大学、赵华川、徐效礼、张琴书等八路军的优秀干部英勇不屈，誓死不降，被残酷杀害，其余战士或被遣散，或被杀害，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
惨案引起毛泽东的极大愤慨
太河惨案的制造者逆历史潮流而动，激起抗日军民的群起声讨。山东省淄川、益都等地民众72人联名致电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要求查明真相，严肃处理；博山县推举王寿卿、李东鲁等7名代表，前往省政府请愿；蒙阴、沂水等县的许多工、农、青、妇抗日组织以及各界爱国人士，发动召开太河惨案遇难烈士追悼会；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通电全国各政党、团体和同胞，申明惨案真相，并且致电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蒋介石，提出严正抗议，并提出三点要求：一、制裁秦、王，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抚恤死难烈士家属；三、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倒退。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也刊发太河惨案专版，强烈谴责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然而，国民党方面却对强烈的社会反响置之不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不仅对制造惨案的凶手不予追查，而且还张贴标语庆祝所谓“太河战斗大捷”。沈鸿烈还假惺惺地对请愿群众说：“沈某一向主张团结抗日，团结是生路，分裂是死路。”并佯装派员调查。但请愿群众刚走，沈却又对其属下讲：“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日寇侵略，而在于共产党。日寇是癣疥小疾，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嘴脸。
1939年4月上旬，忍无可忍的八路军遵照中共中央“对一切顽固分子的无理进攻，必须以严重态度对待，坚决进行反击，坚决消灭之”的指示精神，组织兵力对王尚志部进行反击。4月4日，八路军冯毅之部首先在马鹿一带与王尚志部交火。而后，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三、四支队分别自南、北、东三面发起攻击，激战一周，歼王尚志一部。王率其残部南逃，到临朐鹿皋一带躲藏。八路军随后收复了太河、峨庄、下册一带。
张经武、王建安等山东纵队首长和杨国夫、廖容标等所率部队在太河村胜利会师后，全体指战员和当地群众在淄河滩上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愤怒声讨秦启荣、王尚志有预谋、有计划地伏击我受训干部和护送部队的滔天罪行，沉痛悼念捐躯烈士，誓为他们报仇雪耻。国民党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也派代表视察太河惨案现场并参加追悼会。秦启荣等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极大愤慨。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痛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分子秦启荣是“摩擦专家”，“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并提出我军对反共顽固派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讲中，再次以山东秦启荣制造太河惨案等事例，号召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太河惨案的罪魁祸首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沈鸿烈积极反共的结果是在山东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蒋介石见他在山东实在难以支撑下去了，于1941年秋调任其为农业部长，沈鸿烈灰溜溜地结束了主鲁生涯；1943年秋天，八路军攻打安丘县敌据点，恶贯满盈的秦启荣被八路军复仇的子弹当场击毙；双手沾满八路军指战员鲜血的刽子手王尚志，为逃避八路军的打击投降了日寇，成了彻头彻尾的汉奸，1947年病死，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烈士铮铮铁骨受到后人敬仰
20世纪50年代末，金鸡山水库开始在太河惨案发生地修建，太河村正处于水库区内，居民全部迁走，历史上的太河村已经不复存在。只有连绵的群山和水库中化作一座小岛的高地，屹立于烟波浩淼的水面之上，见证着20世纪30年代末那一段残酷的历史。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20世纪60年代初，为纪念太河惨案烈士，开工不久的金鸡山水库更名为太河水库；1984年6月28日，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政府公布太河惨案纪念地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政府设立石质标记；1985年8月，淄博市人民政府在太河水库附近建起一座“太河惨案死难烈士纪念碑”，碑高13.58米，通体用白色花岗岩砌成，象征着烈士们纯洁而高尚的革命情操。碑座四面各有一幅浮雕。
在太河惨案牺牲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湖北省麻城县鲍家湾人。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红四方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四方面军历任排长、指导员、教导员、特派员、师医院政委、独立团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1937年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4月毕业后由延安来到八路军山东纵队，同杨国夫筹建四支队教导队，任政治协理员。1938年7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
在太河惨案中牺牲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另一位高级指挥员潘建军，1904年生，山东省长山县三区和家庄人。15岁到冯玉祥部警卫团当兵，任少校团副。后因冯被蒋排济，解甲归田，“九一八”事变后，潘建军曾赴天津，投吉鸿昌，因吉被害，只好再次重返故里。1932年冬，被聘为长山县民训团教练，一年后回家。1937年12月，日军侵占长山、周村后，地方士绅以维持地方秩序为名，组织百余人的维持会武装，聘他为中队长。1938年2月，他带领部队参加了抗日队伍，被编入山东人民救国军第五军第一支队第二十九中队，任中队长，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特务团副团长、团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党组织决定送他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不幸途中遇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太河惨案”那些牺牲的烈士们和他们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确实值得后人永远地敬仰和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