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陈杰是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党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1925年，胡陈杰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曾随朱德入川作战，担任郭汝栋部队的政治部主任。1930年，胡陈杰受中央派遣，化名“胡慎己”，进入洪湖苏区，先后担任红军大学校长、新六军参谋长、红九师和红八师参谋长等职。1932年在苏区扩大化的“肃反”运动中被杀，年仅29岁。
胡陈杰是四川省铜梁县土桥场人，1903年12月12日出生于一个封建家庭。1924年夏，胡陈杰从铜梁中学毕业，考入苏州东吴大学法科学习。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胡陈杰积极参加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斗争。正是由于这场斗争，促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胸怀救国之志投考黄埔军校
1925年8月，胡陈杰来到广州想要投考黄埔军校。此时正值“沙基惨案”发生不久，广州街头声讨帝国主义暴行的红色标语满街都是；背着步枪、带着红袖套的工人纠察队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这种景象和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南京、武汉等地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胡陈杰找到了投考黄埔军校的报名处，不久就在广东大学（现在的中山大学）参加了考试。被顺利录取后，胡陈杰被编入第四期入伍生第二团。原来，黄埔军校从第三期开始设立了入伍生制，即新生入学前先接受三个月的入伍训练，期满经考试合格后，才能成为军官生。
经过三个月的训练，胡陈杰入伍成为一名黄埔四期的学生。入伍后不久，经一个队长介绍，胡陈杰参加了国民党。8月20日，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遇刺。这件事使胡陈杰清楚地认识到：广州革命根据地轰轰烈烈的表面现象后面，还存在着严重的斗争。即使是在黄埔军校内部，也是不平静的。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胡陈杰将希望放在了真正革命的共产党身上。一天，一个同学悄悄地塞给他一个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油印着共产党的文件。这时，胡陈杰明白了这个同学是共产党员，他立即向这名同学表达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不久，胡陈杰就在一个星期日登上一艘小船，在小船上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1月，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但以后各期习惯上仍称“黄埔”），并进行升为军官生的甄别考试，胡陈杰被分配到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政治大队队长开始时是胡公冕，后来是熊雄。在政治科任教的教官除了周恩来以外，还有恽代英、于树德、李合林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胡陈杰在这里学习了《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分析》、《社会科学概论》等课程，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炮制的“中山舰事件”在黄埔政治大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5月15日，蒋介石又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6月7日，蒋介石在军校纪念周上讲话，提出“现在中国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同志，应该退出共产党，完全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在这场对我党信念的考验中，胡陈杰表现得十分坚决。他主动到政治大队各队去稳定某些同志的动摇心理，并和一些坚定的同志一起带头填表退出国民党。在他的影响下，政治大队3个队的共产党员都一致退出了国民党。胡陈杰也在这一次斗争中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和尊敬。
1926年6月上旬，为了储备随军北伐的政工人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在广东大学开办了一个为时一个月的政治干部训练班（又称“特别训练班”）．在黄埔学生中挑选300余人受训。被选中者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胡陈杰也被选中了。
特别训练班学习的内容有“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长江一带的军事形势”、“宣传要领和方法”等。任课教师都是临时请来的：毛泽东讲“农民问题”，恽代英讲“宣传要领与方法”，白崇禧讲“军事形势”。周恩来也从东江前线赶回来作了一次题为《革命军部队政工与农民运动》的讲话，其中关于“部队政工是革命军队的灵魂，是民众工作的桥梁”的概括，给胡陈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学习结束前三四天的一个晚上，队长突然给每个人发了一个调查登记表，并且交待在填表时不准互相交换意见。表上有“家属”、“通讯处”等栏，特别有一栏问“是否跨党”，还注明“如果你只能参加一个党，你选择哪一个？”胡陈杰看后，毫不犹豫地写下“参加共产党”5个大字。
7月8日，特别训练班举行了结业仪式。7月下旬，北伐军到达衡阳后，为了适应与吴佩孚主力决战的需要，总政宣传大队决定临时抽调部分人下部队担任连级党代表。胡陈杰被派到第四军的一个先头部队。8月中旬，胡陈杰的连队进抵蒲沂县境。一个深夜里，遇到了敌人的偷袭，连长不幸牺牲。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胡陈杰拔出手枪，接连打倒了几个敌人，指挥部队泅水突围。胡陈杰这种机智勇敢的行动，受到了上级的表彰。后来，他又率领这个连队参加了攻克汀泗桥的战斗。
随朱德入川作战
1926年9月中旬，胡陈杰来到了被北伐军攻克不久的汉口。接着．他被通知和其他一些同学跟随朱德入川。原来，当年7月朱德从苏联回国后，因他以前和杨森都是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中的同事，党组织就派他去策动杨脱离军阀吴佩孚，参加国民革命军。9月中旬，国民政府决定委任杨森为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军司令，朱德为二十军党代表，并决定由朱德带领40多名政工干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入川，以便在杨部建立党代表制度。胡陈杰等就是被挑选来跟随朱德前去任职的。在家乡读书时，胡陈杰就听说过朱德这个护国军旅长的大名，以为他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可是一见面，就感到这个同乡老大哥非常平易近人。
10月上旬，胡陈杰等跟着朱德乘船来到了万县。为了说服杨森，朱德几乎和他辩论了几个通宵，但丝毫没有效果。最后，杨森只同意让这些从黄埔出来的政工人员，到他所开办的专门训练低级军官的军事训练团上课，而且只允许讲民族主义，不能讲孙中山的其它主义和政策。一天晚上，胡陈杰来到朱德的卧室，要求派他到四川的另一个军阀郭汝栋的部队里去。当时郭汝栋是二十军的一个师长，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川鄂边防军副司令，驻涪陵。胡陈杰说，郭也是铜梁人，是他的同乡，这个关系对他很有利。同时据他所知，郭当时和杨森有矛盾，比较倾向革命。朱德非常支持他的建议，并且热情地赞扬了他的主动精神。第二天，朱德以党代表的名义给胡陈杰写了介绍信，命他到涪陵郭部报到。
胡陈杰到涪陵后，发现这里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好些。郭汝栋的政治部主任尹肇州是曾经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共产党员。胡陈杰被安排在政治部工作，并通过尹接上了组织关系。胡陈杰的精明和才干很快显露出来，并且受到了郭汝栋的赏识。不久，胡陈杰便被任命为政治部上校副主任。1927年7月初，郭汝栋因急于投靠刘湘，运用极端卑鄙的手段诱捕了他的老师李蔚如，并押解至重庆杀害。尹肇州因是公开的共产党员，便请示党组织批准，辞职以示抗议。胡陈杰便接替了尹的政治部主任职务，以后又担任了地下党支部书记。
1927年10月，刘湘为了削弱杨森的力量，抓住杨森收容败退到四川的北洋军阀吴佩孚这个把柄，上告杨“勾结吴佩孚，潜谋不轨”，并推荐郭汝栋取代杨为二十军军长。郭汝栋得知此事后，派胡陈杰等到南京活动，并许诺事情办成后将任命胡为团长。胡陈杰及时将此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经研究，党组织认为这是胡陈杰进一步取得郭的信任、掌握兵权的大好时机。胡陈杰到南京后，通过他在黄埔的关系积极进行活动，终于促使国民党政府在1928年初明令撤销了杨森的职务。不久，郭汝栋被任命为二十军军长。郭汝栋为此对胡陈杰感激不尽。但是由于郭汝栋的下属怀疑胡陈杰是共产党员，所以郭答应任命胡陈杰为团长的许诺并没有兑现。后来，郭汝栋任命胡陈杰兼任他的副官长。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胡陈杰利用自己这种特殊地位，在情况允许的范围内，在组织和发展党的队伍、保护同志和开展兵运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四川的土地革命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1927年初，胡陈杰利用郭汝栋急于扩大自己力量，以摆脱杨森和刘湘的控制的心理，促成郭在蔺石场建立一个随营军官学校，培养中下级指挥人员。郭自任校长，胡陈杰任副校长并负责实际工作。他抓住这个机会，将黄埔毕业的地下党员刘道盛、饶绘丰、袁镜铭、徐孔嘉等调到随营学校担任营、连长和教官，并通过他们向受训的青年军官灌输革命知识，发展党的组织。
1927年4月第一期学员毕业的时候，胡已经发展十几个党员了。1928年1月，胡陈杰在设法得到郭汝栋的认可后，又将随营学校改为政治训练班，自任大队长，广泛吸收青年学生，为党培养了一批政工干部。如：省立四中的彭天叙学习结业后，先后任郭部一师一团、二师六团的政治指导官；县中的陶正（杨克明）后来成为四川二路红军中队长、红三十三军政委。同时，在学校中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小组，并且开设了马列主义课程，宣传革命真理，从而引导不少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7年秋，杨森指令郭汝栋厉行“清党”，指名要逮捕地下党员陈同生等人。胡陈杰得到消息后，便设法将陈等五六人安全地由郭部转移到万县、武汉等地。次年春，当时担任团副的袁镜铭在传递情报时被捕。郭汝栋对此事十分气愤，准备处以死刑。后经胡陈杰大力援救，才幸免遇难。1928年6月，罗云土地会（即农会）暴动，领导骨干钟方仪被团防局逮捕，判了死刑。后经胡陈杰疏通地方当局，使钟方仪绝处逢生，并继续参加革命斗争。
1928年9月4日重庆《国民公报》报道：涪陵郭部“政治部主任胡陈杰公布大举清共，连日在学校、铺户搜查，数日未获一人。”这引起郭汝栋对他的怀疑。同时，社会舆论也对他不利。一些师旅长也要求郭汝栋对胡陈杰加强防范。在这种困难的处境下，胡陈杰为了掩护党的组织，完全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1929年7月，郭汝栋命令胡陈杰对涪陵城镇、乡村、学校、店铺进行突袭性大搜捕，企图一举破获涪陵党组织，并暗中窥探胡陈杰是否通共。在这危急时刻，胡陈杰巧妙而迅速地传递出了情报。在17日的大搜查中，除搜到少数书刊材料外，郭汝栋要抓的共产党一个也未抓住。
1930年4月中旬，郭汝栋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率部出川，到湖北阳新县进行反革命内战。与此同时，蒋介石对这个军阀部队也加强了控制，如撤销政治部成立政训处，并选派特务担任政训处长。这样一来，郭汝栋的两面派伎俩再也玩不下去了。一天晚上，郭汝栋请胡陈杰到他在汉口的家中吃饭。餐后，郭汝栋将胡陈杰请入内室，对他说：“老弟，你知道今天为啥请你吗？我是为你送行的！”接着郭汝栋告诉他：新任的政训处长要胡陈杰等人登“反共启事”，不然就要逮捕他们。郭要求胡陈杰出国到日本留学，避一避风，等将来有合适的机会再回来。当晚，郭汝栋派副官给胡陈杰送来600块大洋的“路费”。郭汝栋告诉他，出国的一切手续都由他找人负责办理。胡陈杰知道，所有这些都不过是这个军阀做的表面文章。出国留学谈何容易。胡陈杰作为一个党培养的革命军人，真正考虑的还是另一条道路——到革命根据地去继续战斗。
躲过暗杀再战上海
1930年6月下旬，胡陈杰回到故乡铜梁，但是不久就又要离开开始新的战斗。7月9日拂晓，胡陈杰由弟弟陪同离开了故乡，取道重庆前往上海。可是，军阀刘湘已在重庆制定了暗杀他的计划。据胡陈杰在重庆的一个老同学说：7月10日左右的一天傍晚，胡陈杰来到他在重庆黄家垭口的家中小坐片刻，连晚饭也没有吃即匆匆离去。胡陈杰刚走，就有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来到他的家中，口称要找胡陈杰，并在室内到处寻找，徘徊良久。不一会，又来一个穿便衣的中年人，也称要找胡陈杰，迟迟不愿离去。晚饭后，这位老同学出门窥探，只见街道两头都有人暗中监视。几八月以后，这个老同学才从刘湘部下一个军官那里得知，当时刘湘下令他的特委会（特务机构）不论在哪里见到胡陈杰，即用手枪暗杀，然后以“不幸遇刺”公诸社会。多亏胡陈杰警惕性高，特意住在城郊的一家小旅店中，第二天黎明即登上一只开往上海的日本船离开了重庆，这才幸免遇难。
胡陈杰到达上海以后，为了便于活动，仍然以国民党高级军官的面貌出现，下榻于爱多亚路一个豪华的旅馆之中。通过组织上规定的联络渠道向中央表达自己到革命根据地参加战斗的愿望。他将郭汝栋送给他的“路费”大部交给一些在上海读书的四川进步学生，资助他们开了个豆花饭店，作为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这时，原在郭部的地下党员邓济时、曾庆华、周见非、王文钦等也相继到了上海，胡陈杰便安排他们住在南京路国际饭店附近，并按上级的指示，组织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如“飞行集会”，抛洒革命传单等。不久，党中央决定派胡陈杰去湘鄂西根据地工作。1930年7月底，胡陈杰化名“胡慎己”，由上海溯江而上，进入洪湖苏区。
此时，湘鄂西地区的革命运动在周逸群和贺龙的领导下，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1930年夏，根据中央的指示，由贺龙领导的红四军（后改为红二军）和由孙德清、段德昌领导的红六军合编为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贺龙和段德昌分任二、六军军长。红二军团成立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建立红军大学，培训中、下级军政干部。胡慎己一到苏区，便被任命为红军大学校长。他带领教职工因陋就简，很快地就做好了开学前的准备，并且亲自制定教学计划，兼任政治课的教学工作。苏区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工作也是十分繁重的，这对于胡慎己这样一个长期在国民党高级军官中生活的人来说是一个新的考验。但是，胡慎己凭着自己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很快地适应了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在这个时候，党中央要求红二军团渡江南下占领岳州，配合一、三方面军进攻长沙。红二军团于10月末渡过长江后，才发现一方面军早在9月就已撤出长沙外围，退往赣西活动，根本没有再次进攻长沙。同时，红二军团在攻打津市和临澄的战斗中遭受了很大损失，胡慎己领导的红大也被迫北渡长江，到洪湖集中。
1930年11月，蒋介石任命其湖北省主席徐源泉为“湘鄂川边区清乡督办”，对洪湖地区开始了“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特委决定集中洪湖所有武装力量成立新六军，以段德昌为军长，陈培荫为政委，胡慎己为参谋长，担负起粉碎敌人“围剿”，保卫苏区的重任。新六军成立后，同优势的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避敌之锐，转移到江南，集中兵力在鲇鱼须歼敌一个营，再次攻克华容县城，士气为之大振。接着又返回江北，恢复洪湖苏区。1931年3月下旬，新六军掩护特委和苏维埃机关顺利地转移到洪湖瞿家湾一带，并且逐步扭转了困难局面。不久，新六军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师。
1931年1月初，红九师于应城附近的龙王集、陈家河包围了敌四十八师的特务团。敌军一个旅从花园、孝感前来解围，红九师便在汉川独立团的配合下，于公路两侧伏击来援之敌，全歼该旅，俘敌宫兵3000多人，缴获迫击炮20余门，轻重机枪60余挺，步枪3000多支。在这次胜利的基础上，省军委决定红三军独立团与回到洪湖的红九军二十五师主力教导团合编为红八师，以段玉林为师长，胡慎己被调为八9币参谋长。
卧底英雄惨遭错杀
早在1931年1月，党内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便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六届四中全会取得了领导地位，并派夏曦到洪湖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推行“左”倾错误路线。
1932年1月9日，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夏曦为了实现“与鄂豫皖苏区联成一片，包围武汉，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命令红三军向襄北发展，要求“不停顿地进攻”，打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正如段德昌指出的：“夏曦毫不懂军事，只会叫我们拼命。”1932年3月21日开始的七天七夜的瓦庙集战斗，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这次战斗中，胡慎己和八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等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这种打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的打法，认为还是应该把敌人放进苏区打游击战。但这些正确意见却遭到严厉批评。在七天七夜的血战中，胡慎己率领八师坚守阵地，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在整个瓦庙集战斗中，我军仅消灭敌人一个营，击落敌机一架，而自己则伤亡1000多人。这是一场典型的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瓦庙集战斗后，夏曦不但没有从自己的指挥上进行必要的总结和检查，反而将失利的原因归之于红三军中所谓的“反革命的活动”上，接着便发布了《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这个训令中说：“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和红四军（指红四方面军）肃反的教训，很严重地教训了我们，各种反革命的派别，如改组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托洛茨基派、罗章龙派。他们总是想打入红军和破坏红军”，“因此，就不能说红三军中没有反革命的活动，我们大家必须估计到反革命分子在部队中的捣乱。”这就是说，要借“肃反”之名，来打击那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所谓“捣乱”的同志了。个性爽直、爱提意见的胡慎己，理所当然的成了“肃反”的首要对象，事实也正是这样。
贺龙在《回忆红二方面军》中说：“红三军的‘肃反’是军部在吴堰岭时开始的。红八师的特务队长违反纪律，杀鸡宰牛吃。关向应同志把他捉来一整，他承认是‘改组派’，第二天就提了胡慎己。”5月26日，在夏曦控制下的湘鄂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中破获改逆（即改组派）最高领导机关——军事委员会，以胡慎己（红八师参谋长）负总责，以9人组织。”但夏曦在7月8日给中央的另一个报告中，胡慎己却又变成“第三党”了。报告中说：“红军中反革命派以第三党为主干，胡慎己1930年中央派来肘，已是第三党，是邓演达派来湘鄂西的。”逮捕胡慎己，只是“肃反”的开始。据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报告，仅在1932年5月至9月的第一次“肃反”中，就“逮捕约计干余人”。
继大规模的逮捕之后，便是大规模的处决。被逮捕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般是很难幸免的。因为那时关于处决“反革命”有明确规定：一是红军营以上的“反革命”都要处决，并且一律不允许自首；二是要“按照阶级的惩罚原则”，即大搞唯成分论。胡慎己既是高级干部，又出身封建家庭，当然是“在劫难逃”了。1932年9月，在红三军从洪湖撤退的前夕，胡慎己和他的师长段玉林，军参谋孙德清以及万涛、柳直荀和一大批党政军干部一起被杀害，当时胡慎已年仅29岁。在此之后，苏区又接着搞了三次“肃反”运动。在前后长达三年的四次“肃反”中，据贺龙回忆：“洪湖的县区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那时杀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了。”最后红二军团的“党员只剩下夏曦、关向应、卢冬生和我四个人。”
解放后，在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下，胡慎己被追认为烈士，他的遗属也得到了应有的照顾。但由于种种原因，胡慎己仍然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1958年建成的洪湖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上，就没有胡慎己的名字。在这个时期新修的《洪湖县志》上，甚至把胡慎己和潘家辰（又名潘克鲁）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贺龙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给当时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写信，说明湘鄂西在“肃反”中遇害的大批同志，“如胡慎己、潘家辰，就不是特务，而是被错杀的”，并且指出要为他们恢复名誉，并在革命史书中写下他们的斗争事迹，以教育子孙后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力拨乱反正，多年来的流毒正在被彻底清除，胡慎己等烈士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了。洪湖人民在瞿家湾为胡慎己修建了纪念碑，纪念碑上刻写了碑文：“胡慎己烈士殉难处”。洪湖革命纪念馆还展出了烈士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