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每当提起培养将帅的军校，大多数人只知广州黄埔军校。其实，最早培养军官的学校是位于云南的陆军讲武堂。云南陆军讲武堂不仅是洋务运动以来目前国内保留最完整、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著名军事院校，而且是中国培养将帅级别最高、数量最多的军校。历经百余年，云南陆军讲武堂如同承载着许多历史记忆的“老人”，向人们娓娓讲述着发生在那个年代的风云故事。
讲武堂的创建
云南陆军讲武堂坐落在美丽的昆明翠湖公园旁，占地面积达7万多平方米，是一座极其标准的走马式转角楼正方形建筑，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清朝末年，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腐朽统治，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湘军和淮军头目，掀起了“洋务运动”。清政府敕令全国编练“新军”36个镇（一镇相当于师），随后全国境内先后创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学校。如：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军械所，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等。当时，清廷的“新军”始建云南，亟需培养大批新型军官，云南藩台沈秉堑几经奏请清政府，获准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
讲武堂于1907年破土动工，1909年全面落成。同年中秋，讲武堂迎来了首批学员。云贵总督高尔登为总办（校长）。李根源为监督（教务长），实行校长负责制。护国运动时期，讲武堂为川军代办速成班两期，培养军官400余人。讲武堂还先后在贵阳、泸州、韶关、广州、徐州等地设主、分校，创国内军事学校在外省设分校先河。据记载，报考讲武堂的学员精益求精，最初设有甲、乙、丙3个班。甲班：学员选调第19镇队官（连长）、督队官、管带（营长），中文化较高者复训，分步、骑、炮、辎重4兵种，第一期66名，第二期49名共115名。乙班：学员选调巡防营中具“功名”者，如监生、贡生、武举等并经考试合格分别复训，第一期61名，第二期33名共94名，全为步兵科。丙班：除接收武备学堂和随营学堂生并入的学生200多名外，对外招考具有中等学堂学历且体检合格的青年录取142名。入校后与前者编为两个队，第一队187名，第二队155名，共342名。与甲、乙班复训军官不同的是：丙班接受“养成教育”。也就是说，学员必须进行从列兵、军士到军官的全面系统教育，同时还开设数、理、化及外语（英、法语）任选一门，考试合格后，分到第19镇各部受入伍期新兵三个月教育，期满后回讲武堂进行军官教育。为适应“新军”各部军官迫切需要，陆军讲武堂还开设了“特科班”（尖子班），朱德、范石生、金汉鼎等一大批名将，就是“特科班”的学员。
为办好陆军讲武堂，云南都督唐继尧可算是有功人物。他倡导“非练兵不足以御外，非练兵不足以强兵”的新思想，先后在校内创立了云南陆军高等军事学校及陆军将校队；文化课方面，在英、法文基础上又增设日文，学制均仿照日本陆军大学，以此抗衡北洋军阀控制的全国唯一陆军大学。唐继尧还结合滇军及学校实际，对教育、训练、管理和设备进行改进；在用人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减少不称职兼职教官，聘任军事学家杨杰等人为专职教官，特邀日本陆军上校米地四郎主授高等兵学，日本陆军中校铃木兵主授兵器学并兼任劈刺教官。在唐继尧等人的关心支持下，从1916年至1922年的第11期到第18期，讲武堂的教育、军训都日趋正规化、系统化。在此期间，爱国华侨也为学校捐助大量经费，学员的校舍得到改建，引进更新了武器装备，学校的火炮、枪支也开始现代化。加上讲武堂师生组织指挥的滇军在护国、护法战役中取得辉煌战绩，学校的声誉很快名扬海内外。那时，云南陆军讲武堂成为国内外有志青年保家卫国的梦想之地，前来报考的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仅第11期至第17期，朝鲜、越南、缅甸等报考讲武堂的青年就达200余人。讲武堂的学生在护法讨袁及北伐战争中，都发挥了冲锋陷阵的骨干作用。
并入黄埔军校
1924年1月24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创建军校的提案，孙中山正式下达命令：创办民国的第一所军官学校。因为陆军军官学校选址黄埔岛，所以人们习惯称军校为“黄埔军校”。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校长。 蒋介石在“四一二”事变中对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之后，为独揽军政大权，于1928年明令各省不得再开办军官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也在这种形势下，先后改名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和“军官教导团”。1935年，讲武堂被迫改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1938年，按黄埔军校系列定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5分校”。至此，云南陆军讲武堂结束了26年的光辉历史。截至1935年，云南陆军讲武堂前后共办19期，培训学生2万多人，其中华侨学生500余人，朝鲜籍学生30余人，越南籍学生60余人，缅甸籍学生20余人。
在黄埔军校创办初期，虽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但是学校在教育与管理方面的人员仍然严重缺乏。1924年9月，云南都督唐继尧收到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援助请求，于是立即派出讲武堂人员前往援助建校。首批派出的教官有刘耀扬、叶剑英、林振雄、王柏龄、帅崇兴等人，他们分别担任步、骑，炮、工兵四大兵种科长，同时唐继尧还派出一批带枪械的教官协助办学。这些教官到黄埔军校后发挥了模范作用。林振雄后升任教育长，王柏龄升任教授部主任，讲武堂第12期毕业生叶剑英担任副主任。曾任讲武堂兼职教员的国民党要员何应钦，也从上海赶到广州就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当时，黄埔军校所用的教材许多都来自云南讲武堂，教官也是云南讲武堂出身者为多。据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王柏龄回忆，教官中云南讲武堂占百分之六十，保定军校占百分之二十。从某种程度上说，黄埔军校就是云南讲武堂的“变身”。
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26年来，对学员实行刻苦训练，严格管理。《云南陆军讲武堂章程》特别规定：“总办（校长）必须对训育之得失，军风纪之弛张，后勤及内务之良否，均以身在其责。”对监督、提调、科长以及教官也作了明细具体的职责规定，要求他们“奉公守法，自为模范，力任其责”，并对他们实行“精选良师以从教，给予高薪以养廉”的方针，教官的月薪是白银100两，科长以上高达120两。学校实行严格管理，学员早上从凌晨5点起床训练到晚9点方可入睡，每日三餐后稍事休息即投入“课堂理论，操场演实战”训练，甚至夜间也开展不定时操练。尽管军事训练格外艰苦，由于各级教官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专心教学而无贪污腐化行为，所以每期学员都自觉刻苦训练，学习及军训成绩优良，校风正派。在这种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训练的“三严”制度下，学员们都养成了“服从命令为天职”，“应、对、进、退”均合规矩，内务、着装、军容、军纪一丝不苟，对百姓和善礼貌、公买公卖，决无扰民害民之行为等良好习惯。在护国、护法和抗战时，滇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主动当向导、抬担架，单食壶浆夹道相迎。有两个佐证：第一个是一位名叫常绍群的学员，有一次在昆明晓东街“福顺居”吃饭，因算账一事与店主打了起来，这店主哪是讲武堂军人的对手，几下被打得鼻青脸肿。事后，店主憋着一肚子气告到讲武堂，常绍群险些因此被开除学籍。只因他成绩优良，颇得教官偏爱，几经求情，被痛打20军棍，关一个月禁闭才回队训练，这充分说明讲武堂军纪严明。第二件是在护国战争的叙（永）、沪（州）战役中，工兵连长胡岳奉命率部死守龙头山，抗击数倍顽敌，全连官兵壮烈牺牲，阵地岿然不动，寸土未失。战后打扫战场发现，全体阵亡官兵着装、子弹带、绑腿、军风扣和平时操场训练一样符合规定，可见讲武堂学员素质的过硬。
云南陆军讲武堂对学员条件要求也是很高的。除复训军官外，报考生必需具备高中毕业资格，入校后兼学文、理各科，学制三年。当时，这所陆军讲武堂在国人眼中，与美国的西点军校、日本士官学校、法国圣希尔军校齐名。一位法国观察家1921年在《香港时报》发表评论说：“在我所见过的中国军队中，滇军战斗力最强。”著名的“上海凇沪会战”、“台儿庄战役”，滇军都视死如归，打出了国威、军威。
将帅辈出的摇篮
1909年末，李根源出任讲武堂总办时，一改之前承袭旧式武备学堂的陈规陋习，学校面貌顿时焕然一新。当时留学日本的唐继尧、李烈钧、罗佩金、顾品珍等进步学生，已在东京参加同盟会，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帝反封建革命。滇越铁路通车那天，李根源不顾清廷禁令，带着讲武堂的学生赶到昆明塘子巷火车站，他们高唱《云南男儿歌》，抗议法国帝国主义强行修筑滇越铁路。
正义的爱国热情，激励着总办李根源、李烈钧、顾品珍等一大批军官，他们在清军中掌握兵权并兼任讲武堂教官的军官。第19镇74标统带（团长）罗佩金、第2营管带（营长）唐继尧随时集会，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191 1年，讲武堂一期受过革命思想熏陶的数百名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各部队，掌握了清军第19镇和巡防营的大部分武装，为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是年重阳节，为响应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发动的辛亥革命，云南陆军讲武堂爆发了武装起义，成立了以蔡锷为都督，讲武堂主要军官李根源、唐继尧、顾品珍任要职的临时军政府，历史上把这次起义称为“重九起义”。起义后，讲武堂师生又组成“北伐军”，驰援川、黔两省起义，促进了各省的反清独立斗争。
更值得世人称颂的是，从这里走出的2万多名爱国将官中，有原缅甸联邦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将军、原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原朝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崔庸键大将。韩国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李范爽也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他在大韩民国成立的文告中，对已故云南都督唐继尧将军列名致谢。从讲武堂走出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将级军官数以百计，在教官和学员中有李根源、唐继尧、罗佩金、李烈钧、顾品珍以及贵州省主席兼黔军总司令卢焘，曾任北伐军总参谋长的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云南省主席金汉鼎、胡若愚、龙云、卢汉，热河省主席孙渡等名将。还有我党优秀将领，建国后被授予大将军衔的陈赓，在白山黑水中与日寇奋战的周保中将军，在云南起义和剿匪战斗中做出贡献的朱家壁将军等一批杰出共产党人。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培养的将帅中，最为著名的是朱德和叶剑英两位元帅，他们都曾是讲武堂最优秀的学员。1909年，21岁的朱德为追求革命真理，只身来到云南省会昆明报考陆军讲武堂。到校不久，朱德便参加了孙中先创办的同盟会。191 1年辛亥革命爆发，朱德随蔡锷率领的滇军参加推翻清朝的革命。武昌起义后，朱德被派往四川与清朝总督赵尔丰作战，由于讲武堂将士纪律严明，作战技术过硬，赵尔丰部被打得落花流水。1912年8月，朱德担任了讲武堂学生队长，教授战术学、野战学、射击术和步枪实习。1913年，朱德被升为蔡锷部下的营长，在法属印度支那边境驻扎两年。1915年，表现出色的朱德被提升为团长，后升为旅长，1921年被委任为云南省警察厅厅长。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攻占遵义后，为了调动滇军，朱德下令“佯攻贵阳”，果然吓坏了坐镇贵阳的蒋介石，他急忙命令滇军前往救驾，红军乘虚进入云南直逼昆明。尔后朱德又率红军虚晃一枪，直奔绞平渡。3万红军将士渡过波涛汹涌的金沙江。当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尾追到绞平渡，早已不见半个人影，只捡到红军丢下的几只破草鞋。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全军首次大授衔。有人提议毛泽东授兵马大元帅衔。毛泽东听后坚决反对说：“江山是朱老总率领三军将士打下来的，我只不过是坐镇指挥罢了。要说功劳，数朱老总最大。”就这样，国家没设兵马大元帅，只授予十大元帅、十大将军衔。德高望重的朱德成为十大元帅之首。1964年，朱德故地重游回到昆明，专门去陆军讲武堂拜访老校长李根源先生，共叙陆军讲武堂那段难忘的岁月。
为讲武堂争光的滇军将领
无论出师北伐和在抗日战场上，从讲武堂走出的将领个个都是出生人死的英雄好汉。他们的英勇壮举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一代名将蔡锷将军，在讲武堂兼职时曾编写了教材《曾胡治兵语录》，广受学员欢迎。1 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时，蒋介石将此书作为教材，印发学员学习，并亲自增加“治心”一章和序言再版印刷。此书后来被评为“中国十大兵书”之一。蔡锷在云南领导的护国运动中，与云南讲武堂的师生们一起，誓死捍卫共和国的旗帜，谱写了可歌的历史壮歌。蔡锷在武昌起义后的191 1年10月30日成功发动革命，夺取了云南政权，成立了云南都督府。袁世凯称帝后，蔡锷率先宣布云南独立，成立护国军政府举兵讨伐袁世凯。护国军历经数次血战，最终取得胜利。袁世凯死后，国家重新统一，召开国会一致通过，将1915年12月25日云南护国首义定为全国纪念日。
从云南讲武堂走出的军人们，最令人可歌可泣的壮举发生在抗日战场。滇60军四万五千官兵，高唱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谱写的《六十军军歌》，穿越贵州、广西、湖南远征抗日前线，参加血战台儿庄战役，这是中国军队首次在万人以上的战役中击退并重创日军。从此滇军转战全国，在抗日战场和解放战争中英勇杀敌，涌现出许多英雄事迹。
朱德的讲武堂同窗唐淮源时任第三军军长，中条山战役兵败后，唐淮源军长在笔记本上写下气壮山河的遗书，饮弹殉职，时年55岁。师长寸兴奇率敢死队与日寇奋力拼搏，不幸胸部中弹，当他得知唐军长以死殉国消息时，悲痛万分，用手捂住流血的伤口率军冲入敌阵，双腿被日军炮火炸断血如泉涌。他命令团长黄仙谷率众突围，用最后一点力气拔剑自刎。在场官兵谁也不愿当逃兵，以一当十杀人敌阵，全部壮烈牺牲。讲武堂出身的29军军长王本甲，在长沙保卫战中与日军肉搏，壮烈殉国。战斗后，当地老百姓发现王本甲军长脸上的刀伤露出骨头，腹部被刺刀戳穿，肠肚外流，但他仍挺直身子坐在一个亭子里，双目圆睁，怒视前方。在他身子周围，副官、参谋、卫士全部壮烈牺牲。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我们应当永远记住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以及从这里走出来的那些叱咤风云的军人们。199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前夕，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为讲武堂题写了“革命熔炉”的题词，以此缅怀讲武堂的丰功伟绩。如今，云南陆军讲武堂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历时百余年沧桑，云南陆军讲武堂几经修复，愈发展露出威严肃穆的风貌，成了人们观光旅游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