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仓库保卫战，八百壮士悲壮成名。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时刻，壮士们的英勇无畏和慷慨赴死的气概，成为那个年代的精神楷模。敌人的刺刀和枪口没能夺去八百壮士全部的生命，血与火中幸存下来的英雄们成为历史最鲜活的记忆。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的是，从战场上走下来的英雄，随着在人们视线中的渐行渐远，承受了许多不公对待，甚至是冰冷的抛弃，这让“八百壮士”体会到了战场下的另一种悲壮。1937年8月l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10月26日晚，守卫大场防线的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400余人（报界称“八百壮士”），在副团长谢晋元的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八百壮士”孤军奋战四昼夜，打退敌人十余次的进攻，击毙日军200多人，取得了“四行保卫战”的胜利。这场战斗的胜利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四行仓库一战也让全体中国人知道了英勇顽强、誓与民族共存亡的“八百壮士”的英雄气概。
战斗结束后，幸存的“八百壮士”于10月31日奉命撤退。然而令“八百壮士”们没有想到的是，等待他们的不是嘉奖而是当局政府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解除武装和软禁。这些在战火中孤军奋战、舍生忘死的英雄们在胶州路拘留营被整整软禁了四年。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8日，日军接管拘留营，先后将330余名的“孤军”（即“八百壮士”幸存战士）官兵押到月浦、龙华做苦力。1942年4月，汪伪政府为了拉拢这批孤军官兵参加所谓的“和平运动”，将他们全部转移到南京。对外则大造舆论，说这些孤军是到南京晋谒中山陵，拜祭先总理孙中山的。到南京后，汪伪政府用小包车带孤军官兵参观南京市区，并给每个人发放了优厚的慰劳金。然而孤军官兵深知汪伪政府的丑恶面目，大义凛然、不为所动，拒不接受汪伪的拉拢。汪伪政府恼羞成怒，将全部孤军关入老虎桥俘虏营（原江苏第一模范监狱）。
老虎桥监狱是一座人间地狱，以刑罚残酷而闻名。院内戒备森严，岗楼耸立，高墙上有铁丝电网。日军强迫孤军做苦力，挑大粪，百般折磨。在一次冲突中，士兵邓贵清用扁担将一个日本兵手臂打断，日军将整队孤军包围，以机枪威吓。雷雄团长毫无畏惧，质问日军：“我们不是战俘，为何将我们作俘虏看？”孤军的特殊身份使日军不敢轻易动手，表面上平息了事件，事后则进行了卑鄙的报复：一天，邓贵清被日军派到鼓楼做苦力，在一座桥上被日本兵用枪托活活打死。有一次，一名日本军官强奸了监狱内的一名中国女俘。孤军们派出代表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停止这种兽行。狂妄的日军非但不听，而且还对孤军代表施以酷刑。全体孤军闻讯后立即绝食，以死抗争。日本人没料到他们真的连死都不怕，在正义的压力之下被迫道歉，停止了对中国战俘的折磨和蹂躏。在俘虏营中，日军的看管极为严密，有一次12名士兵越狱逃跑，跑到南京中华门时被日军抓住，日军当即用刺刀将他们全部残忍地刺死。
由于战事趋紧，需征用大量劳力，同时也为了不让孤军团结在一起，日军实行分散看管，分别把孤军们押往裕溪口、杭州、孝陵卫、光华门等地做苦力。1942年5月，敌人从俘虏营中调出原四连代连长陈日升等100人去杭州南星桥外西兴镇养马，后又从中分出25人去江西上饶。这25人在原营部通信班长刘一陵的带领下成功逃脱魔爪。消息传到杭州，敌人将陈日升痛打一顿，罚孤军长跪一天，不给饭吃水喝，不久又将“孤军”聚集重新押回老虎桥俘虏营监禁。
1942年8月，70名孤军士兵被抽调到南京东郊孝陵卫日军战地士官学校做工。在那里，士兵们割草、喂马、换马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体力工作的强度很大。一个偶然的机会，细心的战士们发现所在地的电网没有通电。11月6日夜里，万连9即借故与看押他们的日军军曹打乒乓球，迷惑和稳住敌人，掩护其他人越过高墙上的铁丝网逃了出去。看7人成功逃出后，万连卿则不慌不忙地以上厕所为由，也逃出了孝陵卫。8人到达句容县茅山集中，得到了新四军的帮助，将他们送到安全区，经江苏、安徽、江西（注：在赣州碰到从杭州逃出来的陈祖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在穿越半个中国后，于1943年终于奇迹般地来到了重庆。9位脱险壮士分别是：施彪、陈德松、段海青、陈祖谟、徐文卿、万连卿、张永祥、黎时德、萧益生。在孝陵卫的其他人，有28人在赵班长的带领下于1943年2月初逃离看管，有的人还在茅山参加了当地的新四军游击队。
1942年底，敌人又从老虎桥俘虏营中派出100多人去安徽芜湖裕溪口装卸淮南煤矿的煤炭。这批人中包括孤军营代团长雷雄。为便于管理，这些人被分成3组，利用官管兵的办法，指定陈日升（连长）、杨德馀（即杨养正，排长）、陈岂凡（排长）三人为组长，并配发袖章以示区别。在装运煤炭的过程中，陈日升等人从称煤的司称口中打听到，裕溪口对面山上就是游击区。于是，雷雄等人就暗中组织以3人为单位的行动小组。1943年春节前的一天下午，准备收工的100多位战士举行了暴动，抢了敌人的机枪、子弹逃了出去。雷雄等29人逃到一个叫桃花乡的新四军驻地，受到了新四军的热烈欢迎，最后分两批回到了重庆。在雷雄领导暴动时，有10人留在营房未能参加行动，后来其中又有6人伺机逃跑，不幸被敌人发觉，开枪射击，一人中弹身亡，3人逃散，只有余长寿、曾和平两个人到达皖南新四军防地，得到安置，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
1942年秋，部分孤军被转到莫愁湖畔监禁，担任莫愁湖与周围各河的挖泥疏浚工作。疏浚时，战士们从湖内挖出了沉积的南京大屠杀的同胞尸骨，湖中遗骸至少在万具以上。1944年，日军将仍在孝陵卫等地的约120名孤军战俘迁到上海，1945年2月，孤军组织了集体逃亡，其中卫士班长景勘等33名官兵受到新四军在苏南游击队的接应，最后33人全部辗转到达重庆。期间成功逃脱的还有：1942年初，士兵姚连玉等两人从月浦逃出；团副上官志标在无锡就医时脱逃出去，后来担任了当地的游击队队长；1943年，在南京的日军派几十个人外出做苦工，郑俊、陶杏春、伍杰三人乘敌不备，冒充伪军官，各提着一捆标语随走随贴混出南京，到达重庆；被遣往浙江诸暨的一支孤军在我地下党配合下，跳出敌网，上山去打游击；被派往浙江萧山的20人杀死哨兵，冲了出去。
参加裕溪口暴动的陈日升等人先期到达重庆，他们要求重新入伍，恢复原孤军建制。但是军方认为孤军所剩人数过少，没有批准陈日升的请求。20多人无奈解甲归田回到各自的家乡。
杨养正到重庆后，因左眼失明住进长寿第九残废教养院，日本投降后入军官训练总队，任少校连长，1946年因不愿参加内战而主动要求退役；团副上官志标于抗战胜利后，任第三方面军政治部第一科科长、第一绥靖区政治部科长兼督导团组长，1947年8月被调往台湾台南县任兵役科长20年；郑俊1943年从南京脱逃后到了重庆，被保送入中央军校高级班学习，毕业后随第九十七军赴广西前线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军官第一总队少校区队长，1949年12月参加卢汉领导的云南起义；从南京孝陵卫脱险的壮士万连卿等人，在三个月集训之后被提升为少尉排长，被送入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深造一年，1944年回到八十八师留守处，参加中国远征军，随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对日作战，随后转战广西，收复柳州、桂林。
抗战胜利后，各地幸存孤军纷纷来沪。因为物价飞涨，生活艰难，政府对孤军也无适当处理，致使他们流落街头。1946年《文汇报》刊载了“在镇江有一壮士在街头流浪乞讨为生”的报道，让人们又想起了曾经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八百壮士。时任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曾在上海大光明戏院召集孤军官兵开会，封官许愿，动员他们归队服役。但壮士们早已对当局心灰意冷，以“仗我们已经打够了，不想再打了”为由，拒绝了汤恩伯的要求。对流落上海的孤军，国民政府仅发一点救济金，百余名穷困潦倒的孤军生活无着，实在找不到栖身之处，就闯进吴淞路一日本侨民住的三层楼，把日本人赶跑，住了下来。几天后来了一帮国民党军官，奉命接收日本人财产，双方发生争执，领头的军官见到门口挂的“四行孤军”牌子时，不禁肃然地向孤军们行了个军礼，然后忙赔礼道歉，灰溜溜地离开了。没过多久，救济金快用完了，吃饭又成了问题。孤军们的遭遇引起了居住在上海的谢团长的遗孀凌维诚的关心，她四处奔走，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社会各界关心流落在上海的孤军们的生活问题。在凌女士的帮助下，1947年3月市政府同意将大达码头交给孤军管理，让孤军们从事搬运工作，以劳力维持生活，同时又组织了四行孤军工业服务社，分总务、码头、运输、生产、福利五组，孤军们自食其力，还有的孤军找到了当门卫、车夫、街头清洁工、铁路警察等工作。
抗战胜利后，关在老虎桥俘虏营的80名孤军终于获得了自由。所有幸存的孤军官兵都不会忘记没能见到胜利的100余位战友。1946年，100余位幸存孤军齐集上海孤军营旧址，缅怀他们的老团长谢晋元。全国解放后，幸存的孤军官兵大多数回到自己的家乡以务农为生，也有的进入国有单位工作，直至退休。他们主要分布的地区有湖北、浙江、四川、上海等地，以湖北最多。解放前，孤军官兵中去台湾的有3人，九壮士之一的黎时德几年前还居住在香港。当年谢晋元的警卫员兼勤务兵万连卿先后在上海、安徽、新疆工作，直到1979年退休，才回到阔别42年的家乡湖北通城县黄袍乡。
新中围成立后，上海市长陈毅安排了一部分孤军的工作。“文革”中，这些孤军因参加国民党军队而受到冲击。蒲圻人田际钿当年被送到海外服苦役，九死一生才回到祖国，在“四清”、“文革”中因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成为冲击对象，还被作为兵痞子挂牌游行批斗；重庆的杨德馀（即杨养正）是重庆南岸副食品水产公司的职工，因所谓“历史问题”被下放，“文革”中被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伪军官拉去游街、批斗；一连代连长郑俊参加过云南起义，应该属于起义投诚人员，1959年却被判管制，1962年带着“历史问题”的帽子离开人世；居住在上海的张秋明是当年四行仓库战斗中最后一批撤出的，他左臂被炮弹炸断，身负重伤，是当年赫赫有名的独臂英雄，在“文革”中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这些抗日有功将士的功绩逐步得到了应有的肯定，一些冤案也得到了纠正与平反，有的还享受了一定的待遇。张秋明在北京找到国际友人艾黎，抗战时是艾黎推荐他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作的，1978年5月8日艾黎为他写了证明材料，他的问题得到厂解决，被民政部确认为国家一级残废军人，颁发“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并且享受国家给予的优待。万连卿回忆道：1983年落实党的政策，他受到了通城县各级政府的关怀、照顾，后来住进了福利院，党政领导和乡亲们都很尊敬他，使他过上安乐幸福的晚年。因受错误处理而去世的郑俊，在其离开人世22年后由重庆市有关部门撤销对其原判，为其平反。当年的战友、一连班长余长寿、四连班长李锦堂及谢晋元之子谢继民（三人均在上海）分别于1985年、1986年为他写了证明材料，谢继民在材料中写到：“郑俊同志是八百壮士之一，后进入孤军营与英租界帝国主义、日本侵略军、汉奸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保持了中华民族的崇高气节，为中国的抗日斗争做出了贡献。”这不光是对郑俊一个人的评价，也是对全体“八百壮士”的高度评价。
1987年5月，湖北蒲圻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李宗润，无意中得知田际钿参加四行保卫战的事迹，在《长江开发报》上做了报道。1989年3月，当地政府以在乡复员军人为优抚对象，每月补助25元。田际钿曾给当地的营里小学的学生们讲四行保卫战的故事，让孩子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1990年他还应邀出席湖北赤壁市政府组织的抗日战争胜利45周年座谈会。万连卿与上海有缘，解放前后在上海生活过十余年，退休后回老家通城定居，上海的四行仓库纪念馆曾派人专程前，主通城看望他。80岁生日时，在上海的谢继民还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中央电视台派出记者作了专访，7月9日在《新闻联播》中“抗日将士谈抗日”节目中播出了采访实况。田际钿曾写有《四行孤军报国记》一文，为了解“八百壮士”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四行仓库保卫战发生地——上海，也有不少幸存壮士。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李锦堂、余长寿、曹明忠、张春轩、张秋明、李春林等。1983年谢晋元墓迁到虹桥万国公墓，新墓位于宋庆龄陵园名人墓园里。同年4月15日上午，民革上海市委在新墓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除了谢晋元的亲属外，还邀请了一部分当年的“八百壮士”代表：李春林、余长寿、李锦堂、曹明忠等参加。1985年8月12日在“八·一三”淞沪抗战48周年前夕，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芮杏文同志在锦江宾馆接见了在上海的5位“八百壮士”代表，他们是：李锦堂、余长寿、周俊明、张春轩、张秋明。芮书记高兴地与各位当年的抗日老兵一一握手，仔细地询问了当年四行保卫战的情况及每个人的情况，向他们表示诚挚的问候，祝愿他们晚年幸福、健康长寿，最后与各位老兵合影留念。1991年4月18日，上海市黄埔同学会举行纪念谢晋元将军殉难50周年纪念座谈会，有近百人参加，当年目击谢团长遇害经过的“八百壮士”之一的李锦堂，讲述了谢团长被日伪收买的叛兵杀害的经过。上海的“八百壮士”于1995、1996年相继去世，壮士李锦堂也于2002年去世。
当年的420余位将士目前仅剩居住在重庆的杨养正老人还健在，他原名杨德馀，后来在逃亡途中看到一副对联“养天地正气，发卉今完人”，遂改名。他的事迹长期不为外人所知，2002年《重庆经济报》有过报道，今年重庆和四川的两家报刊又刊发了他的故事，才引起全国的瞩目。2002年7月4日，已经风烛残年、双目失明的老人受邀重回当年的战场——四行仓库旧址，在这里他“见”到了写有他名字的《孤军官佐芳名录》和在孤军营时期的照片。他还意外地遇到了当年他的连长、后任团副上官志标的儿子、来自台湾的上官百成，以及谢团长的儿子谢继民，三个人一同唱起那首《歌八百壮士》，共同回忆孤军的烽火岁月。这位最后的“八百壮士”于2010年12月16日逝世，享年96岁。